中央編譯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伊薩克‧多伊徹的三卷本托洛茨基傳《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解除武裝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鄭異凡先生的對此寫了《「先知」引起的話題》一文（下稱「鄭文」），該文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時有所刪節，我幸得全文，對「引起的話題」與鄭先生有許多不同的理解。

鄭文認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死後還沒有「公認的論定」。

其實，對托洛茨基早已有「蓋棺論定」了。斯大林在死後被揭發出的錯誤與暴行，尤其在八十年代蘇聯檔案資料公開，對斯大林也就有了公認的論定了。誠然，在中國，對托洛茨基的論定是有偏頗的（如李顯榮的《托洛茨基評傳》），但近年來也有公正的論定（如石翁、施用勤等譯《托洛茨基自傳》的《譯者前言》）。在中國對斯大林的評定有爭議。在中國早已宣稱要「維護斯大林」。（《讀書》雜誌編輯把鄭文中不利於斯大林的評述幾乎完全刪掉，就是為了「維護斯大林」。），既然定下了「維護斯大林」這個基調，也就不可能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對斯大林作出評定。既然托洛茨基、斯大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人物，我們也就應該以國際上普遍作出的評定作為「公認的論定」了。

關於國際上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就以多伊徹的《先知》為例，鄭文已經如此引述：

「伊薩克‧多伊徹在評價托洛茨基的一生時有如下一段評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豐富與輝煌，以至隨便拿出它的片斷都足以構成一個傑出歷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結束，大約與列寧同時，那麼留在人們記憶裡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領導人，紅軍的締造者和國內戰爭中的總司令，並且作為共產國際的導師，他以馬克思才有的力量與才華、以《共產黨宣言》以後人們再也未曾聽到過的語調向全世界的工人說話。他所主張的思想以及他作為1923-1929年反對派領導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爾什維主義與共產主義編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壯一章的總結和實質。他是本世紀最大一場意識形態論戰中的主角，是工業化與計劃經濟思想的倡導者，最後，他是布爾什維克黨內抵制斯大林主義抬頭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過1927年，他也在身後留下了一份思想遺產。這份遺產，時間將賦予它越來越重要的意義，而新一代蘇聯人將根據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多伊徹對托氏的上述「論定」，是他研究所得的簡要結論，這個研究成果寫入了他的三部曲中。鄭文認定：「這個三部曲可以說是研究托洛茨基的經典性著作。由於作者能夠看到並充份利用托洛茨基帶到國外去的大量資料，還有可能訪問托洛茨基的同時代人，因此可以說直到今天這部著作仍然是不可取代的。」

對於多伊徹這三卷《先知》的國際上評價，從康慨先生寫的《吹鬍子瞪眼的老頭》一文的如下評介可以見到：

「美國最大的網上書店Amazon.com有個獨樹一幟的讀者點評功能，用來讓讀者給圖書打分。類似於給酒店評級，Amazon的讀者評分也是以星號來標記的，能評上五星級的書真可謂鳳毛麟角。但令人驚奇的是，多伊徹的這三本書無一例外地都獲得了五顆星，這可是三個滿分！這套書在西方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詳見《中華讀書報》的《書評廣場‧人物》欄）這也可反映出國際上對多伊徹關於托氏「蓋棺論定」的共識。

作者康慨本人也對托氏作了「論定」。他文內的如下一段話，更給該報編者用頗大字體加刊在該文題目之上，以顯示他們的重視：

「我們都經歷過將其視作叛徒、特務和賣國賊的漫長時代，斯大林時代的那些電影裡就充斥著對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一干人等的誣衊和仇恨，因此對我們來說，今天一個真實的托洛茨基更像是全新的發現。」而該文作者「像是全新的發現」的肯定評價是：托洛茨基「這位列寧最親密的戰友、紅軍的締造者，……至死捍衛著他心目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捍衛十月革命和革命偉大的國家產物——蘇聯。他的意志至死也未動搖，也到死都讓獨裁的暴君感到恐懼。」他「有著一切傑出革命家應該具有的出眾品格和堅強意志。」他「終其一生都堅信社會主義的到來已被科學判定是不可避免的」。

鄭文也評定「托洛茨基無疑是個革命家。時到今天，可以說這句話了。」這是前進了很大一步。「托洛茨基是革命家，至今沒有發現任何可以證明他投敵或充當內奸的材料。如果這種材料確實存在的話，那麼，斯大林當年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可以認定，他的所有材料都經過充份的梳理了，所有不利於他的資料都公佈了。」鄭文從這方面來證明托洛茨基並不是「勾結法西斯」，那是很好的。因此，應該反過來證明，斯大林捏造罪名來陷害托洛茨基是多麼罪惡。

鄭文認為：托洛茨基「堅持工業化的計劃經濟，主張在農村實行集體化。他的這些主張，在提出之初曾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被冠之以『超工業化』、『剝奪農民』的罪名，然而在他被驅逐出國之後，斯大林馬上放手搞起全盤集體化，實行高速工業化……托洛茨基的綱領，在斯大林政權下大部分得到了實施！」「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只有程度的差別，沒有原則的區別。」「有的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托洛茨基在1925-27年間多次提出工業化計劃，卻為斯大林、布哈林斥之為「超工業化」計劃，被蘇共第15次大會所否定。事隔兩年，1929年4月召開的蘇共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五年計劃，在工業化計劃中，大致採用了托洛茨基1927年工業化計劃的一些指標。1929年11月，斯大林提出全速實行農業集體化。「五年計劃」實施一年後，工業化取得顯著成績。斯大林被成績沖昏頭腦，在1930年把工業化計劃指標提高20%-30%，並且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這就與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計劃完全不同了。「真理多走一步就變成荒謬」。正如托洛茨基批判道：斯大林是「從右傾轉變為冒險主義」（《被背叛的革命》第34頁，春燕出版社出版）。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計劃，是工業各生產部門按比例均衡發展，而斯大林的工業化計劃，卻只側重於重工業，輕工業完全被忽視了，於是造成人民所需的生活用品甚為缺乏。為了追求實現過高的生產指標，追求產量，不顧質量，於是造成大量廢品；產品質量之差是驚人的，有些產品不合格率達到60%，甚至100%！

托洛茨基提出的農業集體化計劃是逐步進行的，而且以工業能提供農業機器為前提。農業集體化要五年、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不是斯大林在極短時間全速實行全面的集體化。在做法上更加與斯大林不同：對富農徵收賦稅，而不是掃地出門；斯大林用刺刀把農民趕入集體農莊，而不是農民自願的建立集體農莊。托洛茨基批評道：「全部集體化的這幾年，是毀滅的命運」（同上《被背叛的革命》第39頁）。這些都是托洛茨基計劃與斯大林計劃原則上的不同，而並不是斯大林實行托洛茨基的綱領，並不是「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綱領搞得如此荒唐」。斯大林實行的是斯大林的綱領，斯大林的綱領就是如此荒唐！這也就不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了。

鄭文評論「計劃經濟」時說：「計劃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確定用以取代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這個設想從理論上講是合理的，然而實際操作起來卻迄今沒有一個成功的示例。在20年代的爭論中，托洛茨基經常把經濟上的問題歸結為缺乏計劃所致。他沒有看到，在那種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計劃經濟可言的。而從30年代開始的蘇聯的計劃經濟，又充滿了領導人的唯意志論，一切計劃服從於政治的需要，制定的計劃往往朝令夕改，數字指標可以任意規定和改變。人們在計劃經濟後面看到的不是嚴密科學的計劃，而是領袖的個人意志。……但像托洛茨基那樣把整個希望都寄托在計劃經濟上，顯然是不現實的」。

托洛茨基遵照馬克思所制定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鄭文批評托洛茨基是教條主義，有大量的農業個體經濟是不能實行計劃經濟的。鄭文作者沒有了解到，托洛茨基的計劃經濟只是在國營工業（工廠、礦山、交通、運輸、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實行計劃經濟，並不包括私營企業及農民的個體經濟。我們不能因斯大林的計劃經濟制定得不合理甚至錯誤，因而否定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計劃經濟是馬克思所制定的社會主義經濟所必要的經濟手段，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槓杆。鄭文說，實行計劃經濟沒有一個成功的示例，但已正確的指出了計劃經濟不成功的原因：「計劃經濟充滿了領導人的唯意志論，一切計劃服從於政治需要，制定的計劃往往朝令夕改。」鄭文所指的是蘇聯，而這樣的計劃經濟都是過去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的通病，當然也就沒有一個成功的示例了。

馬克思的計劃經濟不是不可實行的空想。只要在真正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上，經由全體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討論，發揮他們的創意力，根據客觀實際、具體的經濟情況、國家的財力物力，制定出「嚴密科學的計劃」，是完全可能成功的。

鄭文批評托洛茨基一套「離經叛道」的東西——不斷革命論。這是「二次革命論」、「階段論」者的見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從馬克思「不斷革命」見解發展而成的。俄國革命正是實現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列寧在《十月革命四週年》一文中，闡述了俄國的不斷革命。列寧在革命後宣稱：（當年的爭論）「正確的是托洛茨基，不是我」。難道列寧是「離經叛道」嗎？而且，鄭文也明白指出：托氏的不斷革命主張「顯然不符合革命階段論的思想。然而，俄國的革命基本上就是按照這條路子走過來的。多伊徹據此稱他為『革命的先知』。」鄭文還具體指出：「看看從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歷程，二月民主革命根本就沒有能發揮（替社會主義革命創造客觀的物質前提）這種作用。在8個月裡俄國生產力不僅沒有得到發展，在戰爭的形勢下，還繼續遭到破壞，而且正因為生產力的破壞，民不聊生，才出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拯救俄國的客觀需要。從二月到十月列寧同托洛茨基的一致不是偶然的。……怪不得那時候列寧曾贊嘆說，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鄭文這樣的評說，也是對托氏的「論定」內容之一！

鄭文又把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批判為「教條主義」。鄭異凡不能否認，世界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共產主義者不僅要首先進行民族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要進一步推動世界革命。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世界共產主義。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世界革命，正是以共產主義為最終目的而制定的。馬克思、恩格斯建立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就是團結各國工人階級推進世界革命運動；恩格斯建立第二國際，也是為了推進世界革命運動；列寧建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是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推進世界革命的事業。只當共產國際的領導權落到斯大林手上時，才把共產國際作為蘇聯的外交工具，為蘇聯的狹隘利益服務，而代替了推進世界革命的原本宗旨。

在十月革命成功後，托洛茨基和列寧同樣要推進世界革命，那裡有革命的條件，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托洛茨基和列寧都盡力推動革命的進行。沒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民族共產主義者」，才會否認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主張的正確性。

1999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