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義的崩解對經濟政治的衝擊

隨著斯大林化的蘇聯的崩解，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抑制獨佔資本主義向世界市場的每一角落滲入，同樣理由，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礙越來越尖銳的爭奪世界市場的競爭。

沒有「冷戰」來限制資本主義的競爭與有關的政治矛盾，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衝突，越來越沒有節制了。還有，根據資本主義競爭的性質，資本之集中為數目越來越少、範圍越來越大的全球性的龐然大物，正在更無節制地加速。在這場經濟戰爭中的失敗者則被勝利者吞沒，後者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競爭，因而在世界市場上奪取更大的部份。

我們可以從最近幾年的加速的「合併狂」中清楚地看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一個資本集中、資本獨佔化的新階段。大銀行、大公司正發現無法有效地與比自己更大的競爭者競爭。所以，為了要趕上別人，你必須超過別人。

這不是往好消息的方向走；它反映競爭尖銳化的後果，這又反過來加速、預示將來的經濟崩解。

這些徵兆中最不好的，是萬國寶通銀行與Travellers之間至今為止最大的合併。這個合併根本是不合法的，因為它把交易股票、債券的經紀行和其他財政機構，與持有受政府保險的存款的銀行結合起來。

上面引過的1998年4月12日《紐約時報》上的那篇文章說：「它明顯地是應被大恐慌時期通過的格拉斯——斯德爾法案禁止的，因為當初制訂這個法案的目的，是不讓財政機構把受聯邦政府保險的銀行存款與華爾街的交易混在一起」。

換句話說，如果這個牽涉到許多許多億美元的合併破產了的話，就像最近一些日本巨大機構所發生的一樣，大部份的損失將會由美國政府來賠償！

在此同時，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掠奪者們，根據弱肉強食的法則，你爭我奪。雖然他們都以從工人那裡剝奪來的剩餘價值為食糧，但是，當機會來臨時，他們就以彼此為食糧了。

但是在這個名字叫資本主義的遊戲中，工人們是十足的輸者，因為他們所生產的越來越大部份的財富被剝奪了——一部份是在生產的時候，一部份是把稅的負擔從資本家那裡轉移到工人階級的肩膀上。

可是，那就有內在的限制。這些限制有兩個不同、但是有機地連在一起的形式：

剝削率越高，勞動力隊伍越小（兩者都是資本家們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而減少真實工資及以機器代替人力的無可避免的後果），社會上的購買力就越少。

富人雖然變得更難以置信地富有，他們只需要這麼多的房子、汽車、多重的全部服裝、多種多樣的住處等等。結果，世界市場越來越少能夠吸收越來越大量生產出來的貨物。

在這同時，利潤率也往下降，因為，與工資相比，機器在投資了的資本中構成越來越大的部份，而機器是不產生新的交換價值——那就是剩餘價值——的。

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只不過把「死勞動」——被活勞動混合在機器中的交換價值——轉移到被越來越少的工人們所生產的大量商品中。但是，只有活勞動才產生比資本家以工資的形式所付出的價值還要多的價值。

換句話說，利潤不是加到生產成本上的東西，而是從活勞動所產生的價值中減掉的東西。價值超過生產成本的這個剩餘部份，是工人們的勞動產物被資本家們所剝奪去的那個剩餘部份——較通用的名稱就是利潤。

可是，利潤率是由利潤與生產總成本——機器、廠房、原料等等以及工資——相比而得出的。因此，當利潤在總投資資本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時，平均利潤率就下降了。

還有，因為資本家們只投資在利潤率與風險相稱〔即風險大利潤率必須高、風險小利潤率可以低些〕的地方（而所有資本主義的投資都有或多或少的風險），平均利潤率就傾向於下降到無可接受的水平。

世界資本主義需要一個仲裁人和強制執行者

美國帝國主義之決定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建立它的絕對權威，在發展的危機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它正在持續地擴張它的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國統治階級，一直到最近，還以聯合國為它的「警察行動」作掩護。但是〔美國總統〕克林頓在最近以狂炸來威脅伊拉克的發言中，卻清楚地說出，從現在開始，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們認為需要，他們就要採取行動，不用任何外衣了。

還有，美國帝國主義對古巴的長期、實際的封鎖，已因赫爾姆斯——伯滕法律的通過，成為明確的事了。所以，如果它的帝國主義夥伴（更不必說較小的世界強國）膽敢違反美國的法律，美帝就威脅要處罰它們！

攻擊伊拉克的目的也是一樣。每一次這種不受挑戰的行動，加強了華盛頓所聲稱的在任何地方採取單方面行動的「權利」，因此把它自己建立成為世界各國人民——不管是朋友或仇敵——之間的利潤爭執的最高仲裁人！

美國帝國主義的目的是雙重的。第一個而且是主要的目的，是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利益協調一致：

所有的資本家們都了解領導的必要性。他們知道，保衛他們的世界制度的利益需要決定性的行動，所以，他們決不能讓他們對次要問題的爭吵從中作梗。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中，當他們的階級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往往會把他們的最尖銳的分歧放在一邊。

但是，當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超級大國負起保衛利潤制度的責任的時候，它很少把它自己的行動限制在僅僅那樣做。必然地，這個成功地把它自己建立成為最高仲裁人的國家，會利用它的權力和權威，以它的夥伴們為代價，為它自己的狹隘國家利益服務。

所以，由於以上所描述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當已經是問題重重的全球經濟變得更壞時，美國與它的帝國主義競爭者之間的衝突一定會變得更深化。

還有，正如我們將要在本文討論墮落的工人國家的章節中看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朝向俄國邊境的擴張，不只是威脅到該國的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競爭者，而且還有更大的壞作用。

這個被美國所主宰的北大西洋軍事同盟，正使它自己處在更容易鎮壓工人暴動的位置，因為他們預料，當變了資本家的官僚們企圖毀滅十月革命所遺留的成果時，工人暴動極有可能發生。

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的有效反對

里昂．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的標題為反對帝國主義與戰爭的鬥爭那一節中，以以下的話語為開頭：

整個世界形勢，以及由此而生的個別國家的內部政治生活，都給戰爭的威脅籠罩了。……在下一時期，一個革命政黨要想取得勝利，首先得依賴於它對戰爭問題的政策。一個正確的政策由兩個要素構成：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採取不可調和的態度與能夠把黨的政綱放在群眾本身經驗的基礎上的能力。〔中譯文採用自1972年5月1日所譯的中譯本〕

＊＊＊

這裡應該敘說一點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1939年，即是在1938年9月的第四國際成立大會通過這個《過渡綱領》之後的幾乎一年時候爆發的。

在當時，抵抗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群眾運動，已被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對一連串的、特別是在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革命時機的叛賣所破壞。接著而來的戰時生產，讓世界帝國主義在法西斯和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都用當時是世界上最大量的財政赤字，來復甦它們的停滯的經濟。於是，當戰爭爆發了，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們被送上戰場互相殘殺——以便「他們的」資本家們可以贏到超級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權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那十年（甚至在更早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在德國、法國或西班牙的勝利是大有可能的。只要在這些國家中的任何一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就會激化、增強爭取一個社會主義世界的鬥爭，使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難以爆發，如果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話。

接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革命的動員又在意大利、法國和希臘自動爆發了。

意大利工人階級的抗戰戰士們於1944年捕獲了企圖逃避革命正義的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將他吊死，並倒懸曝屍。他的政府沒有其他選擇，只好向它的帝國主義敵人投降。促成那個決定的一個不小的因素，是意大利敗軍的不可靠。他們需要他們以前的敵人的保護，來對付他們自己的人民。

法國的抗戰戰士們解放了早先被納粹軍隊佔領的巴黎，因此加速了德國的失敗。接著，在那以後的幾年中，法國資本主義的前途未卜。

希臘的同樣力量，在逼使法西斯佔領軍撤退之後，也在實際上控制了那個國家。

權力在這三個國家中落在群眾的手上。同時，因為大多數本土的資本家們留下來與法西斯佔領軍合作，他們在任何部份的人口中都得不到什麼支持。可是，斯大林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都與失去人民信任的資本家們組成聯合政府，來阻擋這些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些叛賣替冷戰、帝國主義向亞、非的民族解放鬥爭所發動的反革命戰爭奠定了基礎，並且加速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腐蝕。

因此，正與1938年的情形一樣，戰爭問題，仍然是一個正確政策的最重要部份，而且，從那時以後，一直是世界革命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指導。

戰爭與社會主義革命

第四國際有原則地反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所有帝國主義戰爭。

與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解釋恰恰相反，我們認為，這個戰爭根本不是民主與法西斯之間的鬥爭。

我們解釋，它是帝國主義之間為了重新瓜分、統治殖民地而起的一個鬥爭。這是世界資本主義在其腐爛時代的一個內在傾向。這個世界資本主義腐爛的時代延續到今天。

與此同時，我們站在蘇聯的一方，支持蘇聯的完全保衛性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德國。我們也站在中國的一方，支持半殖民地中國為了自決而進行的保衛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

這個三邊的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鎮壓民族民主革命和支持爭取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構成了《過渡綱領》的心臟和靈魂：「它尤其是對於如何處理『團結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這個中心問題，提供了一個接近的途徑、方法。」（3）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五年，美國帝國主義以聯合國為外衣，侵略朝鮮半島。美國托派不管當時的歇斯底里般的反共政治迫害，反對由美國領頭的對朝鮮半島的進侵。

然而，在當時這種反共狂的歇斯底里下，在這個國家〔美國〕，對美國在朝鮮半島所進行的反革命戰爭，建立一個有效的反對運動，證明是幾乎不可能的。

接著在六十年代初，美國帝國主義採取行動來擊碎越南人民的自決權——包括進行革命權。這個行動，給了我們的世界運動，特別是在這個惡魔的腹地裡，非常成功地運用《過渡綱領》的方法的機會，雖然我們在這個國家中的力量是非常有限。（4）

我們終於在爭取大多數美國人民反對對越南工農的反革命戰爭上，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

我們提出「馬上撤回我們的軍隊！」為中心口號，來對抗斯大林派、自由派的「馬上談判！」的口號。它也對抗極左的口號：「讓越南革命得到勝利！」（5）

這個爭取雙方談判的「要求」，認定美國帝國主義有權談判越南人民的前途和認同斯大林派領導者的方針。

要美國人民贊同越南革命得到勝利的這個「要求」，則遠遠超過他們的意識水平，而且與他們的非常健康的反戰運動的目的衝突，因為美國群眾們不願意把他們的兒子、兄弟和丈夫送到一個否認越南群眾有他們的基本的、民主的自決權的戰爭中去死亡。

然後，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我們在「社會主義者行動」這個組織中，以甚至更小的幹部力量，卻能夠再一次地在三藩市，動員了將近二十萬人民，反對美帝所發動、指揮的攻擊伊拉克的戰爭。

可是，美國對伊拉克所使用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使那個事件有了一個快速而且悲劇的結束。

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讓薩達姆．侯賽因的政府繼續掌握政權。布什知道，要移除侯賽因，就要在進攻、長期佔領整個伊拉克的過程中，犧牲無數美國人的生命。

所以，他轉而向伊拉克人民強加嚴酷的制裁，希望侯賽因會因此而對美國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統治，停止任何進一步的抗拒。

那個情況並沒有發生。侯賽因在尋求保衛、推進他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時，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那就是為什麼克林頓在1998年初要對伊拉克發動一次新的攻擊。

克林頓的動機不止是為了伊拉克的石油；它也是為了要建立美國帝國主義這個龐然大物在它的盟友們猶豫不決或公然反對的時候獨立行動的權利。

對於美國要對伊拉克及其人民發動另一輪的大規模毀滅這個威脅，我們又協力動員了一次反對，參加人數多到相當驚人（要知道這個動員發生在美國人的生命有任何損失之前）。

還有，國際上的反對也來自法國、俄國、中東、以及大多數的國家。法國、俄國，由於已與伊拉克作了開採、輸出其石油的交易，非常反對美國阻止它們實現利潤極高的合同的制裁。

國內、外的抗議使克林頓暫時地住手不採取行動。但他還是把他的手放在引爆器上，準備在他認為有心要爭取美國帝國主義的目的時按下去。

俄國總統葉利欽在這個危機的高潮中警告克林頓：轟炸伊拉克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警告震驚了全世界。可是，大眾傳播媒介斥之為葉利欽的另一次失言，因為他是以作出魯莽的、使他的政治朋友們尷尬的評語出名的。

但是，這一次的葉利欽主義是有真正的實質的，雖然這個世界還看不出帝國主義之間的發展中矛盾的深度，及其潛在的、可怕的軍事後果。

總的來說，自從1938年以來，這個世界當然變了很多。但是，就帝國主義及其戰爭而言，唯一真正地改變了的，是氫彈時代的軍事技術的破壞力。

（未完待續）

（3）這段文字是從《過渡綱領》一書的序言中引來的。其中的引句〔用橫線劃出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話。

（4）在美國干涉越南的初期，美國托派（社會主義工人黨），有略少於一千人的黨員。

（5）這包括斯巴達同盟、其他極左的組織、以及第四國際領導層的多數。雖然我們支持越南革命，而且把這個重要問題包括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宣傳中，我們認為這個口號不符合群眾反戰意識的水平。因此，這個口號能夠動員街頭群眾的能力會比較小，因為動員街頭群眾是我們在這個惡魔的腹地中能夠幫助實現越南革命勝利的唯一方法。

見Fred Halstead所寫的優秀的反越南戰爭運動的歷史，「Out Now!」〔「現在就離開！」〕（紐約尋路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