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日報》的頭版說出了所有的一切：這是一張被提名為改革黨正、副總統候選人、高恣態房地產發展商唐納．特朗普（Donald Trump）和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溫芙莉（Oprah Winfrey）的合照而已。

初步反應似乎是從好笑到討厭。而對紐約市民的一次早期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人敦促這位「唐納」不要參加總統競選。溫芙莉倒很識趣，她馬上否認對競選副總統感興趣，不管是與特朗普或任何其他人搭檔。

但是勞動人民還想要知道：為什麼有人會提議這麼一個異乎尋常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名單？為什麼政治家們和傳播媒介會這麼看低我們的智慧？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因為民主、共和兩黨都引不起人民的興趣，所以傳媒一定要想辦法把總統選舉變為一件新聞大事。

雖然初看時，這次總統競選也許正從一場馬戲退化為一場畸形人展覽，但是在統治階級內部，以及在工人階級內部，都有真正的政治問題在辯論著。在這些政治問題中，有些也許會進入總統候選人之間的辯論中，大多數是不會的。而這兩個階級所面對的基本問題，就是工人階級的憤怒，因為美國資本主義正處在其歷史上最長、最有贏利的繁榮週期中，可是工人階級卻被騙走了它的勞動成果。

對統治階級本身及對勞工運動的那些事實上替統治階級服務的所謂領導人而言，危險在於：當這個繁榮期走向終結的時候，工人們的憤怒就會無可控制地爆炸出來，而這個終結似乎即將來臨。

改革黨：資本主義競選馬戲的穿插表演

改革黨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廣大選民、特別是高薪的工人階級成員和不太滿足的小商人、專業人員的政治不滿的一個反映。它在選舉上迄今為止最大的成就，是那個浮誇的職業摔跤手文圖拉（Jesse "The Body" Ventura）在1998年之當選為明尼蘇達州州長。他的當選只能被解釋為選民群眾叫有地位的政治精英滾蛋。

但是，文圖拉對政治常規嗤之以鼻的作法，已比改革黨創辦人佩羅特（H. Ross Perot）在任何時候的意圖，走得更遠。

改革黨是從1992年推動佩羅特競選總統的組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佩羅特是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一位擁有10億家財的實業家。他當時可以說是以驚恐聯邦政府負債太高這個單一問題出來競選的。他用他自己的錢購買電視時間，非常有說服力地向選民們說出失控的政府赤字所造成的威脅，以及共和黨總統（布殊）、民主黨國會之極度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誰能忘記佩羅特用來說明他的論點的彩色的圓形分析圖和活動掛圖？

佩羅特的競選活動特別有效，因為它以敬重態度對待美國人民：它沒有訴諸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的偏見或虛假的愛國主義。它不但想當然地認為我們有長於30秒的耐久集中注意力，而且認為我們懂得一點經濟和政治。在一個經濟衰退的選舉年中，佩羅特能夠得到足夠選票，使布殊不能再度當選、民主黨人克林頓當上了總統。

到了1996年，好幾個因素，包括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的結合以及克林頓政府與共和黨議員佔多數的國會取得協議大大地削減聯邦政府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支出，導致聯邦赤字得到抑制。事實上，在競選當中，克林頓能夠作出在他第二任總統期內使預算能有盈餘的允諾，一個他日後的確能夠保持的允諾。因此，當佩羅特再度在1996年參加總統選舉時，國債不再是問題了。

佩羅特於是把焦點集中在國際貿易問題上。他在1993年曾經發言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正式批准。這個協定原先是由尼克松政府與加拿大、墨西哥政府所協商的。以後的每一任總統，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且為它被國會正式批准而努力，因為它以犧牲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工人的利益為代價保證大企業擴大其利潤。它促進墨西哥邊境的maquitadora〔加工〕工業的發展，這些加工工業〔就像中國大陸靠近港、澳邊境的加工工業一樣〕，破壞了生態環境，付墨西哥工人在標準以下的工資，奪去了美國工人的工作。雖然美國的勞工運動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是卻被它之支持克林頓弄得無能無力，倒是佩羅特挺身出來替那些反對正式批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人們講話。

由於失業人數減少、共和黨的國會多數名聲掃地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勃特．多爾）的吸引力不夠大，克林頓能夠輕易地再度當選，而佩羅特的得票總數卻大為減少。可是，他現在倒有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政黨（改革黨），及其真正的州組織和真正的地方領導層。改革黨已經變成為一個比佩羅特原初的總統選舉委員會大很多的組織了。它也開始吸引想在兩黨架式之外尋找機會的政治家們了。

布坎南再次冒頭

尋求新機會的最出名的政治家是前尼克松、里根演說辭撰稿人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他在10月25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他不再尋求共和黨的總統提名，轉而積極爭取改革黨的提名了。

布坎南與共和黨領導層的分手，也是為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是他是站在民族主義、孤立主義的立場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他與保守的天主教組織有密切關係，這些組織的目的是要保衛傳統的教會教義，包括教皇永無謬誤論、反對任何形式的節育以及反對授予婦女聖職。他在他最近的書上——從右方——爭辯說，美國不應該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對這個國家不是一個威脅。

布坎南在演講中時常攻擊有錢有勢的人，同情辛勤工作的窮人和「中等階級」（意即工資較高的工人）——但是他在演講中從來不攻擊老闆，也沒有從階級立場同情工人。他在政治上與1930年代的歐洲法西斯主義者——例如極受他的父親所欽佩的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共同之處多於與真正獻身於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戰士。

可是，即使布坎南的虛假平民主義也足以引起共和黨領導集團的憤怒，甚至它的最右翼的發言人，包括電台評論員Rush Limbaugh、專欄作家William Safire（他本人是一位曾與布坎南密切合作過的前尼克松演講辭撰稿人）和William F. Buckley。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一位角逐人、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 Cain）曾公開地要布坎南離開共和黨。

不管佩羅特是否有意，他的1996年的競選活動吸引了不同意共和黨開放門戶給美國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婦女的里根選民〔即過去支持里根的選民〕。在這些種族主義選民中，相當多的人是同意佩羅特——和布坎南——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拿較高工資的男工人（女工人不是很多）。

明顯的是，布坎南相信改革黨能夠比共和黨向他提供更好機會來推進他的政治生涯，而且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例如新同盟黨的1992年和1996年的總統候選人Lenora Fulani。這個人不但在紐約參加了改革黨，而且發言贊美布坎南，因此替後者的種族主義提供一件他所急需的左的外衣和一塊遮羞布。

改革黨之作為一個擁護資本主義的政黨，其主要目的之一，當然是要在參選時多拿選票。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它就要盡量避免被選民認為是一個思想「極端」的政治組織。佩羅特的大部份吸引力，特別是在1992年，是他能夠排斥思想上的信仰制度，而以一種實用主義的制度來解決這個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文圖拉的選舉成功，主要也是由於這樣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為了要盡量保持改革黨的實用主義、非意識形態的政治作風，文圖拉才帶頭阻止布坎南成為改革黨的總統候選人。

文圖拉的意中人是上面說過的特朗普。特朗普有足夠的錢來資助他自己的競選活動；他沒有思想上的包袱，而且他是一個出名的成功的生意人——改革黨的理想候選人。沒有人，包括文圖拉在內——他的智慧比人們期望一位前職業摔跤手所應有的智慧高得很多——期望特朗普會當選為總統；如果他阻止了布坎南取得改革黨的主導地位，他就保證了它的選舉前途。

可是，好事多磨，特朗普的第二任前妻Maria Maples最近出來威脅：如果特朗普決定競選總統，她就要「把一切事情說出來」。看樣子，將來還會有好戲可看：改革黨將會填補1980年代電視黃金時間肥皂劇如「達拉斯」、「王朝」等所留下的空隙。

共和黨：一個帳蓬能有多大？

改革黨再度發現了美國資本主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現實：在政治上說來，政綱對兩黨選舉制度的長期健康有害。這個害處是：如果政黨們在思想上兩極化了，那末當每個政黨輪流執政時，政府政策可能會有急劇的改變。資本家階級需要政府政策的前後一致和穩定。還有一個危險是：一個政治力量，如果其意見與兩黨中的任一政黨不一致，就會打破這兩黨的獨霸，而且會把不穩定的因素引進政治進程中來。如果能在兩大黨之中的任一黨之內盡可能容納不同的意見，資本家的政治主宰就能有更大的保障。

事實上，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它們從來都不曾忘記這樣的必要性：盡量包容在基本上不威脅資本家階級統治的那些政治力量。可是，從1955年到1975年這20年期間的政治變動，都迫使這兩大黨適應新的政治現實，適應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社會變化所帶來的政治兩極化。

南部農業的機械化，導致大多數美國黑人向南部、北部各州的城市中移居。這個社會現實，再加上新獨立的國家在非洲大陸的出現，使南部的種族隔離制度成為太大的負擔，所以美國統治階級不得不要移除對它的支持。

民主黨本來是創立種族歧視制度的政黨。但是到了1960年代，保衛種族歧視的人們則被趕出了這個政黨。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卻在共和黨中找到政治收容所，因為〔美國參議員、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屬於共和黨保守派的〕戈德華特（Barry gold Water）歡迎他們、尼克松招引他們。在那個時候，民主黨則向嶄露頭角的美國黑人政治領導人們提供機會，並且試圖把巨大的反越戰運動引入它的政治架構之中。它的最後結果就是民主共和兩黨暫時兩極化。它的例證是麥戈文（Mc Govern）成為1972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里根成為1980-88年的共和黨總統。

到了里根總統任滿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的思想分歧的政治基礎不再存在了。

在克林頓和戈爾（Al Gore）的領導下，民主黨首先脫掉意識形態的外衣。選民們的反應非常積極。1992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殊和1996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多爾（Robert Dole）都無法用「別選自由派！」、「別選只知道讓政府抽稅和花費的人！」等叫囂而得勝，因為選民不相信他們的話。1998年國會中的共和黨多數雖然彈劾了克林頓，但是仍然沒有在該年的國會選舉中增多它的席位。這個失敗強烈顯示共和黨人需要擴大他們的吸引力。因此，共和黨領導人們一致同意，他們的黨需要在美國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婦女和青年等過去被尼克松和里根讓給民主黨人的選民們中，爭取支持。

共和黨領導層現在大部份是團聚在布殊總統的長子、德克薩斯州州長小布殊（George W. Bush）的周圍。他已經籌集到數以千萬美元計的款項作為他的競選經費，這個數額遠遠超過共和黨、民主黨或者其他黨的任何其他競選人所能籌措的金額。他的籌款活動的成功，已經大大地壓縮了共和黨的搏鬥場，逼使〔布殊任總統時的副總統〕奎爾（Dan Quayle）和多爾夫人（Elizabeth Dole）退出戰場。布坎南，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也可能會脫離共和黨，而走向改革黨。

福布斯

小布殊在共和黨內的主要對手是福布斯（Malcolm Stephenson "Steve" Forbes）和麥凱恩兩人。福布斯是有10億家財的出版商；麥凱恩是亞利桑那州參議員、一位曾在越南被俘的前海軍飛行員。另外三位角逐者（Alan Keyes, Gary Bauer和猶他州參議員Orrin Hatch）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不是為了他的巨大家財，《福布斯》雜誌出版王國的繼承人福布斯就不會被認真地看成為一位候選人的。在1996年，他實質上是一位單一問題的候選人，把他的整個競選建基在廢除累進所得稅、贊同一種「平等稅」的觀念上，那就是說，用同樣的百分比抽所有收入的稅。他是如此地與選民大眾脫離接觸，以致他不能了解為什麼勞動人民對他的稅務計劃有意見，因為根據他的平等稅，年收入3萬5千元的工人的稅率就與年收入3千5百萬元的高級行政人員的稅率一樣了。從小就認識福布斯的新澤西州州長惠特曼（Christine Tom Whitman，他們兩人在幼稚園中同班），就在1996年故意支持多爾提名為共和黨候選人，言外之意就是要福布斯退出競選。

小布殊

雖然布殊家族的財富沒有福布斯多，但是在許多方面，小布殊倒比福布斯更接近資本主義權力中心。他的祖父老布殊（Prescott Bush）當過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小布殊即在該州出生）。他的父親布殊（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於1950年代初到德克薩斯州做石油生意，建立了一個成功的公司叫做Zapata Oil。布殊在德克薩斯州成為共和黨政治圈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當過眾議員，在被里根選取為他的副總統競選夥伴之前擔任過中央情報局局長。1988年，布殊是自從1836年以來現任副總統當選為總統的第一個人。

在仍在爭取共和黨提名的所有候選人中，小布殊是最最代表慣常的政治的。他正在引導共和黨遠離最反動的里根派份子，而且在該黨中為美國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婦女打開機會。有人推測，能說流利西班牙話的小布殊（戈爾也會說流利西班牙話），也許會選擇一個拉丁美洲裔人作為他的競選夥伴。還有，根據報導，〔上面提過的新澤西州州長〕惠特曼也曾與小布殊談過副總統候選人的位置——她最近宣佈不在2000年角逐被新澤西州民主黨人Frank Lautemberg所空出的參議員席位。

可是，雖然共和黨政治領導集團對小布殊非常熱心，（捐了5千7百萬美元的競選基金以後，還在再捐），但是權力圈子以外的普通人民卻對他的競選活動提不起興趣。他們預料，2000年的選舉將會是小布殊和戈爾這兩個半斤八兩的人之間的爭鬥，因為小布殊的所謂「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這個名詞本身就是矛盾的）非常相似於克林頓和戈爾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那些對目前國家的治理滿意的人們也許高興能從常春藤聯合會名牌大學的兩位校友（小布殊，耶魯大學1970年級；戈爾，哈佛大學1970年級）之間選擇一位，但是萬萬千千的我們可不啊！

麥凱恩

統治階級的最希望能夠引起心懷不滿的美國人著迷的候選人是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麥凱恩，因為他的說話柔和的舉止和潔白的名譽掩蓋了一個憎恨勞工的反動份子。麥凱恩是一個毫不含糊地贊賞里根的人，而且在某些方面比里根更危險：因為里根在基本上只不過是替別人設計好的政策發言的一個公關而已。從他離開電影界、全職替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公關部門工作（包括主持奇異贊助的電視節目）以來，里根就知道他的任務是什麼，而且做得非常好。當其他人在幕後製訂了政策以後，里根就竭力把它推銷給電視觀眾——他認為美國工人階級只管看電視，不做別的事。

麥凱恩，在另一方面，倒是右翼政治神話的一個真正相信者，而且他並不怕交鋒。那就可能意味著戰爭。

麥凱恩雖然對克林頓的巴爾幹半島的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但他在今年〔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中，主張動用空軍和陸軍的力量對塞爾維亞發動全面進攻。麥凱恩若當上總統就會對任何罷工採取強硬手段——正像里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罷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全部炒魷魚一樣，雖然這個工會在1980年選舉中是支持他的。

麥凱恩是一位退伍的海軍飛行員，他曾在越南河內作了五年半的戰俘。他不怕政治後果，而且敢與他自己的黨的領導層唱對台戲——例如他在競選基金的改革和煙草之作為藥物來管制等等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一般人對他的看法是，他是個誠實、勇敢的人，是競選運動經理的理想候選人。

但是，勞動人民應該看到他的動人的個性和「正直」的性格的背後：麥凱恩是工人運動的一個毫不妥協的敵人，他也很可能會使這個國家突然陷入使用地面部隊的真槍實彈的戰爭。他反對墮胎權和〔鼓勵僱用少數民族成員及婦女等的〕贊助性行動，支持布殊、克林頓政府的共和、民主兩黨均支持的貿易政策，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勞動人民應該反對他，正如他們應該反對小布殊和福布斯一樣。

民主黨：戈爾？布拉德雷？

在克林頓和戈爾擔任正、副總統期內，美國資本主義經歷了其歷史上最持久的發展時期之一。美國公司正在賺取有史以來最大的利潤。美國在世界市場上保持了首要地位，其成績遠遠超過德國和日本、它的兩個最可畏的對手。失業率是最近25年來最低的，通貨膨脹率也是停留在低水平上。聯邦政府的預算是自從1968年以來第一次得到了收支平衡。

這些經濟現實，應該使現任副總統不但可以輕易地取得黨的提名，而且可以在大選中得到勝利。但是直至1999年10月下旬，戈爾還在盡量抗爭前新澤西州參議員布拉德雷（Bill Bradley）對他的提名的挑戰。甚至在本文正在寫作時，戈爾和布拉德雷正在達特茅斯學院舉行、由電視播放的一次「鎮選民大會」上出現，進行一次由戈爾所發起的一對一交鋒。這位副總統正在認真地看待布拉德雷的挑戰，而且在不顯得「負面」的態度下，盡量對他的發言作出尖銳的回應。

如果對美國人民而言生活是如此好的話，如果他們的生活水準比1992年高了許多的話，那末為什麼戈爾會在2000年的選舉中處於劣勢呢？如果克林頓——戈爾政府把事情管得這麼好的話，為什麼民意測驗會顯示小布殊可能會打敗任何民主黨候選人、布拉德雷真的可能使戈爾得不到提名呢？

我們很容易從同事、家庭成員和鄰居的疲倦的眼神中看出上面那些問題的答案，因為在目前這個低失業率的時期，沒有一家能有足夠的經濟收入使他們的生活過得舒舒服服，如果沒有一個以上的人去工作，如果沒有人去做超時工作的話。美國工人們天天受到命令他們購買從昂費、耗油量大、四輪驅動的汽車到金剛石戒指的每樣貨物的廣告的轟擊，而數以千計的我們正像踏車上的小老鼠那樣拚命地工作，為的是要保持信用卡上的收支平衡。儘管這樣做了，我們的消費並不使我們快樂。人們只要在迪士尼世界或者大西洋城賭場觀察遊客的臉孔或者偷聽他們的會話，就會了解生活的緊張、工作的壓力對美國工人階級家庭所造成的損害。

工人們生產得更多，拿到的更少

資本主義在克林頓當政期內的增長，主要原因之一是，勞動生產力增加了，但是工資沒有相應地提高。將近十年了，我們工作越來越辛苦、越來越快捷，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不比二十年前高。所以，如果我們生產得更多，但是沒有得到更多，那個額外的價值到底到哪裡去了？

給你一個暗示吧，你去看看克林頓、戈爾任期內的股票市場的走向，你就會知道了。1987年10月，歷史上最大的股票市場暴跌發生了！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了507.99點，達到1738.74點。到了1991年，在布殊總統任期內，杜瓊斯指數首次達到3,000點；到了1995年，在克林頓第一任總統期內，杜指到達4,000點。在目前，杜指是在10,000點至11,000點之間。

在克林頓第二任總統期內，股票價格漲了兩倍以上。股票價格是由許多複雜因素來決定——其中的許多是無理性的；可是基本上說來，它們是被公司的利潤所推動的，這些利潤在事實上是我們工作所生產的與我們的老闆所付給我們的之間的差異。而且，雖然我們工人們有工會退休金基金和菲薄的401 (K)計劃，少數富有的人卻擁有公司的大股份，而且已在克林頓任下的股票上漲市場中獲取暴利。

美國工人們卻比過去任何時候工作得更辛苦，生產得更多。但是發財的不是我們工人們。

石油價格

199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繁榮的一個被忽略的因素，是歷史地低石油價格。事實上，1999年的春天，原油（Crude Oil）價格，如果根據通貨膨脹率而調整的話，跌到了歷史上最低的階段。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所有貨物靠它來運輸；它是化學工業的原材料；工業化世界冬天靠它提供熱，整年靠它產生電力。石油的價格影響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貿易的任何其他商品的價格。從今年（1999年）初夏開始，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能夠在許多年來第一次同意限制產量，因此，石油價格就在穩步上升了。自從那時以來，加油站的汽油（gasoline）價格大約漲到一加侖25分。

甚至在這個新一輪的物價上漲以前，美國工人們的儲蓄已經是任何工業化國家中最低的了，數以千計的我們，只要生一場大病，在經濟上就會破產，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醫療保險。我們每個星期都把拿到的薪金用光，所以一直在祈望，不要使家中任何人生病或受傷。

這不像「繁榮」呀！。所以，克林頓及其所期望的繼承人戈爾，就不能從這個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時期中得到政治利益了。說實在話，即使每個鍋子中有一隻雞，這有什麼用，如果人們累到沒有力氣去煮，而要打電話到外面去買東西來吃的話？

布拉德雷

如果不是為了這個普遍的對現實不滿，布拉德雷決不會想到要出來競選總統。他是想利用工人階級內心的不滿來推進他的政治生涯；他也想轉移勞動人民的憤怒，使之倒回去支持民主黨。

早期的跡象顯示，他不會成功的。對戈爾不滿的勞動人民能夠很容易地去查一查布拉德雷當參議員的記錄，而且能夠發現他比戈爾好不了多少；事實上，在大多數勞工問題上，他都不比戈爾好。除了美國東北角以外，特別是在美國黑人中間，戈爾的民望比布拉德雷高很多。

勞工領導人們丟棄了責任

可是，真正使人困惑不解的，是美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之急忙地支持戈爾作為總統候選人，一點都不批評一下他之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一點都沒有承認白宮對勞動人民沒有分享到1990年代經濟繁榮的成果也許有點責任。這個原因，是不是勞聯——產聯主席斯威尼（John Sweeney）與工會底層會員沒有接觸呢？是不是勇於替工人奮鬥的那些工會官員們例如Richard Trumka、Linda Chavez-Thomson等人如此地遠離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以致認為熱心地支持戈爾為總統候選人對勞動人民有利呢？

答案是不！問題不是勞聯——產聯官員的個人的失誤。問題是他們不能超出兩黨制的政治架構，一個為了保持老闆階級的政治權力而蓄意設計的架構。他們的想法與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員的想法一樣：短見、缺乏想像力、墨守成規、保守。他們是經理人，不是工會會員所迫切需要的領導人。

因此，許多工人們指望了虛假的領導人，例如布坎南，甚至麥凱恩或小布殊。真正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引起傳媒注意的替工人說話的唯一潛在的總統候選人是對這事最不認真的人——演員、導演華倫．比提（Warren Beatty）。確實說來，比提既沒有與民主黨破裂，在工會會員或者整個工人階級中又沒有相當多的跟隨者，可是，他卻充份而坦率地發言，指出：貧窮現象——特別在婦女和孩童之間——和其他惡劣的社會現象已經達到無可饒恕的地步。這在目前這個股票價格加倍增長的時期中，應該是不可思議的。他說的，都是真話。

人民的不滿在表面之下沸騰

2000年選舉中的所有候選人，不管是用這個方法或者那個方法，一定要對就在美國社會的表面之下沸騰的不滿，發表意見。有些候選人，例如共和黨那邊的Alan Keyes和Gary Bauer，就會試圖把爭論移轉到虛假的問題——宗教及個人道德的問題——上。其他候選人將會試圖利用它來推進他們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勞動人民照樣會討厭這種政治。勞動人民的這種想法，也許對「三巨頭」——戈爾（哈佛出身）、小布殊（耶魯出身）、布拉德雷（普林斯頓出身）——不利，但是，如果勞動人民留意觀察那些「政治圈外人」的話，例如麥凱恩、福布斯或者甚至布坎南，他們就會發現這些人更是工人們的危險的敵人，因為這些人企圖以對「辛苦工作的美國家庭」的虛假關心來欺騙我們。

勞動人民決不會從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得到他們所面對的問題的答案。在所有這些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中，不管是民主黨、共和黨或者改革黨的候選人，沒有一位能夠充份地影響我們的生活以致我們應該支持這位候選人或者設法打敗那位候選人。根據目前的情況，即使布坎南也不能夠向我們強加一種法西斯獨裁制；反過來說，也不要指望戈爾會解決美國的經濟、種族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誰當選，都不會有什麼分別。

與其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來替一位將來只會出賣我們的總統競選，我們不如集中精力在工人運動中發展出一個新的領導層，一個已從與老闆們的英勇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領導層。在目前，工人階級的新興領導人中最敏銳的，正在為建立一個工黨而努力。這個工黨是否能夠將它的範圍擴大到足以參加選舉而且得到可觀的成績，還要看將來的發展。但是，只要那個可能性存在，就需要盡量使它成為事實，以致勞動人民能夠將他們的選票投給真正代表他們、真正向他們負責的候選人，不會去選那些說是我們的「朋友」的有錢的律師或生意人。我們需要一個將會以行動來領導工人階級的領導層，不要一個在選舉完後的第二天早上就開始不見人影的領導層。

〔譯自1999年11-12月號的美國《勞工旗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