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生態觀點

 

艾倫·索內特

 

COVID-19大流行繼續在全世界迅速蔓延,而且仍然失去控制——除了有些國家,在中國的帶動下,這些國家提前果斷地(關鍵性地)採取了控制措施止住了疫情,並為這種情況做好了事先準備。另一方面,最大的政府失誤來自約翰遜和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者領導的政府,實際上他們先是充當病毒否認者,在他們的行為使得數十萬人不必要地喪生後,他們被迫遲遲承認COVID-19是嚴重威脅。

 

我們必須明確,這種流行病是我們面臨的全球生態危機的組成部分,必須這樣看待和處理。流行病不只是同時發生的。

 

流行病與地球上其他生存危機,例如污染(特別是海洋)、全球變暖和氣候混亂、物種大規模滅絕、淡水危機,以及冰蓋融化和海平面上升一樣威脅著人類。這一大流行病與這些威脅一起,反映出了人類世(Anthropocene——一個由人類對地球的影響而定義的地質時代。

 

這種危險的"人群傳染性"疾病的流行是一項挑戰,只有資源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完善的政府才能應對。自由市場、小國、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一直暴露出其固有的致命的反動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極右意識形態殺死的人比平常多。

 

在英國,傑瑞米·科比恩(Jeremy Corbyn)的觀點 —— 以及按照工黨選舉宣言的意思 —— 在衛生和社會服務方面需要大量投資,得到了顯著證明。在去年的競選活動中,嘲笑他(以及美國的伯尼·桑德斯)是最後一個花錢者的右翼人士,他們不僅被迫食言,還被迫大力推行他們詆毀的許多政策。科比恩堅持這一點是絕對正確的。

 

儘管這一切為左派創造了重要機會——隨著草根集體主義和社會團結的興起——但在我看來,迄今為止,對病毒的反應沒有達到標準。

 

左派正確地指責政府沒有準備,行動遲來,導致數千不必要的死亡。左派正確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因為資本主義製造社會條件,讓這種流行病能夠大肆流行。左派還抨擊資本主義對地球的污染,工業化農業,砍伐森林,破壞棲息地,以及致使野生和馴養的動物生病。

 

左派正確地指出(在英國)10年來保守黨/自由民主黨蓄意和毀滅性的削減開支,使得英國社會容易受到這種危險的大流行病的傷害。左派譴責了約翰遜政府令人窒息的無能、其犯罪(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群體免疫政策、其在關鍵時刻的測試等級降低——以及未能向數百萬國民保健系統(NHS)和社會護理工作者提供基本的救生保護設備。

 

同樣明顯的是,這一流行病對經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低收入、年輕、黑人、移民和女工將受到餐館、酒店、酒吧、零售商和運輸服務等企業倒閉的沉重打擊。事實上,低收入者在已經關閉的行業工作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的七倍。根據財政研究所的資料,三分之一的底層人士中,有10%的人工作在受災最嚴重的部門,而在收入居於前10%的人中,每20個的人中只有1人(5%)在受災最嚴重的部門。[1]

 

有一些左派的良好回應,但存在問題。我們作為左派生態學家,不能(或不應該)把我們對這一流行病(或大流行病)的分析降格,只批判各國政府對流行病一旦發作如何作出充分(或其他)回應。這雖很重要,但不是根本的。

 

我們的起點必須是這些病原體最初來自哪堙A是什麼促使其成為流行病,以及為什麼這些問題越來越頻繁。我們必須制定擺脫這種流行病的戰略,我們必須討論,如果我們要在今後減少這種流行病帶來的風險,必須進行什麼樣的社會變革。

 

 

 

大流行病不是新近才有的

這是真的,大流行病(和流行性疾病)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大約12000年前,農業的發展,導致全球人口大量增加,流行病隨之出現。在狩獵時代,流行病的傳染,因人口密度不高而受到限制。

 

美國人類學家兼作家傑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中這樣指出:"(人口)的積累始於大約1萬年前農業的興起,然後隨著城市的崛起而加速——這起始於幾千年前。他接著說:"為什麼農業的興起會啟動人群傳染病的演變?剛才提到的一個原因是,農業比狩獵者聚集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 —— 平均高出10100倍。此外,狩獵採集者經常轉移營地,而農民定居,生活在自己聚集的污水中,從而為微生物提供從一條捷徑,從一個人的身體移到另一個人的飲用水堙C

 

進一步說:"如果說農業的興起導致微生物的蓬勃繁衍,城市的崛起就更加了。由於人口更加密集,在惡劣的衛生條件下,人們生活條件也惡化...另一個繁榮是世界貿易路線的發展,在羅馬時代,這些航線有效地將歐洲、亞洲和北美的人口合併為微生物的一個巨大的繁殖地。[2]

 

第一次有記錄的大流行病(鼠疫)是"賈斯汀的瘟疫",發生在羅馬皇帝賈斯汀一世的統治下,時間在西元541年至542年,拜占庭東羅馬帝國。那一場流行病特別打擊了君士坦丁堡,但也打擊了地中海周圍的其他港口城市。那一場流行病是鼠疫,一年內消滅了2500萬至5000萬人。黑死病(一種腺鼠疫)在1346年至1352年間殺死了歐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城市化和歐洲城市的增長令其得以發展,其中一些城市失去了高達70%的人口。這些城市之間貿易交通的發展,使得問題變得全球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西班牙流感(錯誤的命名)疫情導致2100萬人死亡。該流感在西部前線擁擠不堪、疾病纏身的戰壕中培育,然後由復員部隊帶回家。這種流感也具有破壞特質,因為一戰期間的糧食短缺進一步削弱了工人階級,尤其是在戰前就生活在貧困中的工人階級。

 

愛德華·詹納發現牛痘可以預防天花,導致了疫苗接種,第一次出現了以醫療手段對抗危險流行病的可能。1959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起了一場全球根除天花的大規模運動。1980年,宣佈天花已經根除,這是迄今唯一被根除的人類疾病。

 

儘管現代醫學在20世紀興起,然而,今天,大多數病原體仍然佔上風,就現代人類的未來而言,今天比歷史上任何時間都更危險。

 

 

問題的根源

從這個角度來看,左派應該提出以下問題:

 

- 這種病原體,特別是"動物"病原體 —— 疾病、病毒、細菌和寄生蟲 —— 一開始是如何跨過物種分類,從野生動物傳到人類而產生的?

 

- 一旦發生交叉越界,這種流行病的驅動力是什麼?

 

- 為什麼在20世紀,這種流行病變得更加頻繁和危險,為什麼這種趨勢持續到21世紀上葉 —— 儘管現代醫學努力遏制?

 

- 為了減少這種流行病的可能性和影響,必須進行哪些社會變革?

 

我認為,有四個主要因素推動這種情況。

 

第一:全球化

第一個因素是全球化,不僅是世界經濟,還有整個人類活動,大規模運輸——國內和國際——為病原體和流行病提供了高速傳播帶:特別是航空旅行。根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資料,2018年定期航班乘客總數為43億人次,比上一年增加6.4%2018年,航班起飛數目達到3780萬班次,增長3.5%

 

第二: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不可接受

作為生態社會主義者,我們必須拒絕我們(作為現代人類)與地球上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完全不能接受的關係。事實上,其影響是巨大的。

 

2016年秋季《人類學評論》上發表的題為“物理技術圈的規模和多樣性:地質前景” 的研究論文中,對這種影響,做了清醒的估計。這是25名科學家小組的工作,其中包括萊斯特大學(Leicester University)的揚·紮拉西維奇(Jan Zalasiewicz),他是該文的通訊作者。文章表明,所謂的物理技術圈總量——即當代人類社會的物質產出/物理基礎設施/廢物(例如垃圾填埋場)的總和,包括發電站、道路、建築物、車輛、塑膠等,相當於30萬億噸 —— 即每個活人4000噸。

 

關於氣候變化對危險大流行病的影響,由傑姆·本德爾(Jem Bendell)在其博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他是《深度適應:導航氣候悲劇地圖》(2018年)的作者。他認為,氣候變化正使人類更容易感染這種病毒和其他病毒。

 

他認為:"降雨和溫度的長期變化、變異性的增加和季節的變化,對樹木和其他植被來說是不可持續的。這意味著生活在這些生態系統中的昆蟲和動物正在遭受痛苦。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已經是巨大的,我們正在經歷大規模的野生動物滅絕事件(狄阿茲 [Diaz]等,2019年)。鳥類和蝙蝠等野生動物的總數減少,會影響我們同疾病的接觸。為什麼?由於鳥類和蝙蝠等是病原體的"宿主種群存儲庫",而且鳥類和蝙蝠的數量較少,那麼病原體的濃度和混合性往往更高(由於遺傳多樣性降低和更容易傳播的原因)。這增加了人畜共患傳染病對人類的"溢出風險"(埃文斯Evans等,2020年)。[3]

 

這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論點。各種動物,野生的和馴化的,在工業規模上被人類虐待,特別是在工業化農業方面 --- 尤其是肉類生產 --- 為動物病毒傳染給人類創造了最佳條件。近代歷史上人類的一些主要殺手——天花、流感、結核病、瘧疾、麻疹和霍亂——是從動物交叉進化而來的,但現在大多局限於人類。

 

今天,每年有700億隻陸地動物(不包括魚類),往往在惡劣的條件下被屠宰,以供人類食用。這一數字在過去50年中翻了一番,到2050年將再翻一番。其中三分之二的動物是通過集約化方法飼養的,或者飼養在貿易中所謂的“集中化動物飼喂場”(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簡稱CAFOs)。

 

本德爾(Bendell)所闡述的案例,很可能是Covid-19案的一部分。然而,在我看來,另一個因素最終更具有決定性:這就是人類物種本身的數量和密度。

 

 

第三:城市化和人口密度

據世貿組織(WTO)稱,今天的COCID-19大流行的源頭(本德爾也接受),據信是武漢人口稠密的"海鮮市場",在那堙A多種動物——哺乳動物、魚類和鳥類——死的和活的,包括通常不會在一起的物種,大量聚集在一處。與此同時,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一個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這些因素似乎結合在一起,為物種間傳播病毒創造了最佳條件。

 

COVID-19起源於蝙蝠攜帶的病毒,這種病毒使用穿山甲作為過渡物種向人類變異——這兩種物種都在市場上出售,並在現場進行屠宰。2002年,SARS病毒也是一種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中國蝙蝠中同樣流行,被認為已經通過果子狸向人類傳播。

 

病原體在跳躍物種之後,需要最低閾值的人類人口密度才能生存。傑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近距離接觸的人口如果少於50萬,麻疹都可能會滅絕。麻疹的情況與全世界其他傳染病一樣。

 

世界各國政府目前正在實行的社交間隔政策,既承認人口密度所發揮的作用,又試圖找到暫時的"解決辦法"。正如紐約市長比爾·德·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最近所說,隨著COVID-19病例的增多,紐約市成為美國大流行的中心:“我們的敵人是人口密度:我們過去喜歡人口密度,現在卻正在殺死我們。”

 

北美是地球上城市化程度最大的地區,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而亞洲約為50%的人居住在城市,非洲大多數人仍然是在農村地區,2018年有4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聯合國,2018年)。

 

21世紀初,城市人口超過了地球上的農村人口。自那時以來,全球每年人口增長的三分之二,即7000萬人口,大型、巨型和超級城市不斷增長。今天,全球55%的人口實現城市化,預計到2040年將上升到68% 因此,除非我們準備進行重大變革,否則20世紀是為傳染病大流行而量身定做的。

 

在《極端城市(Extreme Cities)》中,阿什利·道森(Ashley Dawson)指出,1900年至2013年期間,通過城市化和特大城市的出現,人口密度遠遠超過其數量增長。[4] 雖然在此期間人口規模增長了4.5倍,從15億增至70億,但全球城市部分從2.25億人增加到36億人,增長了16倍。

 

第四:大城市

快速的城市化帶來了越來越大/特大的城市——比如武漢,那堿O冠狀病毒的發現地,有1100萬居民——相當於倫敦和伯明罕的總和。大城市不僅排放了大部分的二氧化碳,而且為大流行病的發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世界上有33個特大城市(人口超過1000萬),預計到2030年將增至43個。其中全球有21個超級城市,擁有超過2000萬居民,包括東京橫濱,3790萬,雅加達3000萬。德里2930萬,首爾2610萬,上海2540萬,卡拉奇2430萬,紐約市為2360萬,墨西哥城為2220萬。

 

這些城市在社會和經濟上是多樣化的。有些經濟先進,生活水準高,公共服務良好;其它則為廣大的貧困棚戶區。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其高密度人群,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危險病原體的傳染。紐約就是目前的例子。

 

邁克·大衛斯(Mike Davis)在《貧民窟星球》中這樣描述:"人類最終建設(人口增長)的95%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地區,其人口將在下一代增加一倍,達到近40億。事實上,中國、印度和巴西的城市人口加起來已經大致相當於歐洲和北美。此外,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讓維多利亞時代的歐洲完全相形見拙。1910年的倫敦是1800年的7倍,但今天的達卡、金夏沙和拉各斯都比1950年大了大約四十倍。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城市化——20世紀80年代增加了比整個19世紀歐洲(包括俄羅斯)更多的城市居民。[5]

 

對於貧民窟區域的擴大,這意味著什麼,關於這點,大衛斯援引1903年聯合國人居署的報告,該報告的結論是,孟買(Mumbai)是世界貧民窟居住之都,有1000萬至1200萬貧民窟居民。其次是墨西哥城和達卡,各有900萬至1000萬,其次是拉各斯、開羅、卡拉奇、金夏沙、聖保羅、上海和德里,各有600萬至800萬。

 

結論

第一件事是,處在一個洞;請停止挖掘。

 

扭轉城市化和人口密度的過程並非易事,但我們必須開始討論。作為生態社會主義者,這意味著將可持續的地球置於我們一切工作的核心。這意味著與自然的新關係和新的社會模式,避免導致更大的城市和更多的污染。這意味著拋棄被拋棄的社會,代之以一個這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立足於為實用而不是為利潤進行的生產。

 

這也意味著穩定人口增長。意味著支持婦女的選擇權,即獲得避孕和墮胎設施的權利,以及反對任何強制執行的程式或恐嚇。這也意味著支持貧困婦女擺脫貧困的鬥爭,挑戰宗教和其他保守勢力的影響,如父權制和宗教壓力,並給予她們充分接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當然,選擇權包括生育權,有證據表明,如果有真正的選擇,出生率將下降。)

這還涉及基礎設施、我們生活方式的革命;城市的規模,我們旅行的方式,我們吃什麼。任務艱巨,但如果我們要為地球創造可持續的未來,解決我們作為現代人類和無數其他人類物種之間的矛盾,就別無選擇。

 

這涉及許多工作,下面是其中一些:

 

l   2030 年實現零碳排放,擁有新的綠色能源基礎設施

l   公有制的大規模擴張

l   停止砍伐森林和破壞棲息處

l   扭轉海洋污染

l   結束工業化農業

l   農業本地化以節省糧食運輸里程

l   少吃肉

l   結束把野生動物當作寵物交易、結束為制假藥或野生肉而做野生動物交易

l   遏制航空旅行的增長,引入頻繁飛行稅

l   大幅減少汽車使用,特別是化石燃料汽車

 

 

 

註釋:

[1]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6 April 2020 “Sector shutdown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risis: which workers are most exposed?”.

[2]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Vintage, 2005, p.205

[3] Professor Jim Bendell 23 March 2020 “The Climate for Corona – our warming world is more vulnerable to pandemic”.

[4] Ashley Dawson, Extreme Cities, Verso 2017, p.298.

[5]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7.

 

 

 

本文譯自: 國際觀點2020410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page=imprimir_articulo&id_article=6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