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00年大选的深层政治

                       乔姆斯基

 


    美国公元2000年总统大选最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两名主要候选人在统计上打成平手(在国会选举方面,实际上也是这样)。在这个竞选和局里,最饶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它呈现了美国的运作式民主目前处在怎样的状态。

    在许多论者看来,总统一职系于「上上落落的几百票」这个事实,体现了美式民主的健全和勃勃朝气。而另有一种见解,则认为,这正好是再一次确证,美国选举根本不把民主观念看作一回事。

    1亿张选票里平分秋色,两个主要候选人各占选票的一半,而其中,又有预期中的1-2%问题票的变量——是有怎样的条件,而致使人们预期到这种局面?

    产生这种预期的投票模式是十分简单的模式:人们是随意的投下一票。我们诚然可以堆砌出更繁复的投票模式,而何况最单纯的投票模式也不一定严格有效。诚然是可以把各种各类的投票群逐一识辨开来,而投票者之所以作出某种选择的理由,有时也可以考知。金融服务业所以一面倒地支持布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宣布的未来大计里,包括有把巨额的公共资源呈献给这个行业;布殊并且比他的对手戈尔有更过之而无不及的允诺,他将会锐意破坏那些伪民主机构(尤其是针对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人民随意投下一票

    富裕的白人投票者支持布殊,而工会人士、拉丁裔人和非洲裔人则强烈反对布殊(用习用的术语来说,就是「支持戈尔」),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若是谈到投票群的实际投票,往往却是不容易用利益作为依据来解释他们的投票行为。而且更应该记着,投票更经常是有意识地反对利益的。例如,列根在1984年大选里,是用一个「真正的保守派」的身份来竞选,取得了所谓的「排山倒海的胜利」(是在不足30%合资格选民的投票下胜出);有大比数的投票者是反对他的立法政纲,而有4%他的支持者是自视为「真正的保守派」。所以,从早年约50%到现在的80%人民认为,美国政府是「为少数人和特别利益而管治,而不是为人民而管治」,便不会使人太感到意外。况且,也有约80%人民认为,美国的经济制度是「内在固有地不公平」,劳动人民没有很多发言权,而且「国家有太多权力集中在大公司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的投票(倘若会去投票的话)便有可能是出于其它理由,而无关乎那些他们本来便不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力的政策性的选择。再加上传媒和广告侧重于候选人的作风、个性及其它与国策无关的题目上大造文章,更会助长人民投票的上述倾向。

    一些公共舆论的研究,也左证了最简单的投票模式的可信性。由哈佛进行的一项「消失中的投票者研究计划」,监察人民在大选整个过程中的态度。有四分三人民认为,整个选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赞助家(绝大部份是大公司)、党领袖和公关行业所把玩的游戏;是他们这些人为候选人修身装扮,教授候选人说出「足以使他们当选的任何言论」,所以,就算这些候选人对一些课题说得娓娓动听,立场鲜明,人们也很难对他们寄以信任。而公民们在几乎所有课题上,都无法认同那些候选人的立场。所以,假设人民在这次大选里是在最简单的投票模式下投以一票,可谓是对这场选举的一项相当接近真相、相当公正的估计。而美国这个国家,现在较诸以往更被驱向于哥伦比亚前总统米高森对哥伦比亚本国所作的形容词:这是一个由「同一个马主拥有的两头马」的两个党分享权力的政治制度。

    这个形容,看来是受到普遍公认的。插句话说,或许就由于美国和哥伦比亚这么相像,所以使我们可以明白,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何对哥伦比亚的民主制度及那个由暴力来维持的荒唐的社会及经济制度,是多么的仰慕,称赞有加。也所以会有这种事实:在过去十年来,哥伦比亚是西半球国家中收取美国军火和军事训练最大宗的国家(相应地,也是违反人权最甚的国家);来到1999年,哥伦比亚已经是全球收取美国军火及军事训练之最的国家了,这方面而且仍在与年俱进(以色列和埃及属于另一种类别,此处不论)。

      剥夺有色人种的投票权

    当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没有意义的数字游戏,然而一个胜出者又必须要选出来,则这个理性的过程将会是一些随意的选择,譬如说,由掷角子来定胜负。可是这种做法是不会为人接纳的。有需要用堂皇的选拔程序把领导推举出来。为达成这个任务,足足花费了精工细琢的紧凑五周,不过,其呈现出来的成就,却是相当的有限。但五周狂热的努力不完全白费。它把在佛罗利达州及美国其它地方的种族偏私暴露出来——而且,这种种族偏私也有着相应的阶级偏私的成份。美国评论界一贯否认有阶级偏私、阶级——种族偏私的存在,向来把这些偏私掩饰下去。除了对黑人选民所作的恶形恶相的滋扰和选举诈骗这类选举事态外,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也受到起码的关注。这些重要因素是:经由囚禁而解除选举权。

    就在总统大选投票日的次天,「人权观察」组织发表了一项(鲜有受到注意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佛罗利达州选举中的「决定性」的因素,乃是该州有百分之31的黑人被排拒在投票行列之外;这31%包括了正在监狱服刑的黑人犯人,及40万名永远被剥夺投票权的「前罪犯」里的黑人。据「人权观察」估计,「总共有20万名可能投票的黑人投票者,被拒诸投票行列」。而由于这些黑人通常都是会投民主党的一票,所以,他们之被排拒,对选举的结果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他们的人数,是远远超过布殊和戈尔在佛州的票数差额之争。

    在其它摇摆在民主党及共和党两党间的7个州,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据「人权观察」所述,在那些州里,每4个黑人便有1人被「永久解除」了投票权。在全美国,「几乎所有州都禁止囚犯的投票权」,而有「14个州,甚至在刑事罪犯服刑期满后,仍然禁止投票」,从而,永久性被剥夺投票权的前度犯人,人数超过「1百万人」。这些人,都是非洲裔及拉丁裔美国人,与人口乃至「罪行」皆不成比例。

    两位学术界人士在报告的结论里指出:「倘若不是解除了重刑犯的投票权,民主党是仍然会执掌参议院的」,而「要是布殊——戈尔的竞选结果之会和甘乃迪——尼克逊之争同样的接近,而布殊又能够窜身而出,我们也可将之归因到重刑犯之被解除了投票权。」

    「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看来都没有兴趣指出这个课题」。在共和党方面,他们知道受影响的人压倒性地会是民主党的投票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会是无利可图;至于「民主党人,为免被看成对罪案的态度软弱,也不会在这个题目上大造文章」。这最后一点分析,指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过去8年来,克林顿和戈尔是解除了一个对戈尔竞选非常有利的投票群。

       克林顿执政制造罪犯

    在克林顿——戈尔执政期间,监狱人口从1.4百万跃升到2百万。严刑竣法把数量庞大的潜在的民主党投票人,从选民名单中划掉。克林顿和戈尔对严刑竣法很是倾心,在他们的措施里,首屈一指的是毒品法。这条毒品法的内容主旨是实施社会控制,而与扫毒无关:消除多余人口,威吓其余民众。在1980年代末所设计的最新一次「扫毒战」,在当时便已经被一个参议员认出是「我们选择集中针对少数民族来个逼切的罪案问题。」而犯罪学家米高.唐尼写道;「战争的策划者完全知道自己的用意。」

    20年前,美国监禁人口的人数比率,是与其它工业国家大同小异。到了现在,在数字上已经是远远领前,无与比拟的了。在其它工业国家,同期间的监禁比率是保持稳定以至下降。而在美国,监禁比率的超升却与犯罪比率毫不相干,反而却是一种打从卡特总统任期末年已经开始的、有系统地施行的内政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构成部份,是属于对第三世界造成灾难后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另一种变奏。

    并随那些所谓「改革」而来的,是全世界所习用的「经济健康」措施显著地恶化,而且更在用来量度「生活质素」方面的社会指标受到重大的冲击。据福威大学研究院就「社会衰退」所作的一项大型研究显示,在美国,这些指标显示了美国在把「改革」制度化之后,经济再无增长,并且在继后一直下降,时至今天,已回落到约40年前的水平。经济回报高度集中在一小撮人口,而许多人民则被利润和权力视为多余之物。多余人口的边绿化具有着多种形态。

    其中某些边缘化的形态,就是《商业一周》杂志的封面故事的论题,如20001023日该期所论述的「服务业为什么败坏」。文章提出,商科学校现在教授精益求精的80-20定律,即是提供80%利润的顾客只占20%,所以,若没有其余80%的顾客,盈利会非常好。这种新兴的「消费者隔离制度」依赖现代的信息科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不知情的公众的馈赠),使大公司向大有利润可图的客户提供堂皇的服务,刻意地对小客户掉以冷眼,对他们的查询和投诉不瞅不睬,仅仅维持着寒微的服务水平。诸如这些经验,人们是耳熟能详,而且代价不菲——至于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的代价有多么大,则我们并不知道,因为那些带有高度意识形态的经济活动措施,是没有把这方面计算在内的。

    至于监禁,则可以视为另一种边缘化的形态,是针对最无价值者而做。监禁并且有着另外的功能:这是介入劳动市场的一种形式,把适龄男性及愈来愈多的适龄女性撤出劳动市场。

      社会边缘化的多种形态

    据一项资料丰富的学院研究显示,假如把被监禁起来的劳动人口也计算在内,美国的失业率便会一反人们惯常声称的低水平,进而踏入到欧洲的高失业水平。这项研究的结论指出,问题乃在于美国作出了什么选择,而并非美国怎样干预劳动市场:是选择社会民主的模式,以提供职业训练、失业保障之类,或是选择把多余的人投进监狱。

    美国所奉行的政策把它自身与其它工业国划分出来。在欧洲,早于数十年前,便已经放弃限制罪犯的投票权。在1999年的南非,宪法法庭赋予囚犯有投票的权利,指出「投票是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和人格的徽章」。美国在推行「新自由派改革」和「扫毒战」这套相辅相承的政策之前,本来是朝往那个方向发展的。

    克林顿——戈尔之推行解除他们本身的投票者的投票权的计划,应该被理解为是他们的整体社会经济观念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组成部份。而这一次选举本身,是绘形绘声地刻划了同一个大公司所有主下的两头马的政治制度的相应的观念。自然啰,这里面是毫无新意。美国没有丧失了什么的「黄金时代」,这也不是它对民主和人权第一次集中火力的进攻。在我来看,美国200011月大选倘若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方面,首先便应该从上述的角度来着眼。

    (史丹译自《国际观点》200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