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志：

在这封信中，我试图对我们几天前讨论的问题进行总结，它是所有法国教师，尤其是教师联合会所关注的。

我抑制不住重申：蒙慕梭[1]这个不择手段或没有思想的在绷索上跳舞的演员，在两个联合会合并的问题上为我们设下了陷阱，为统治劳工总联肋的官僚的声誉和“会员”工作的考虑而牺牲工会和革命考虑。他们的转向与真诚地接受统一战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据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两个手腕在阴暗的游戏中交织在一起：其中宽一些的迎合苏联外交的目的，窄一些的假定是为了“满足”共产国际的冒险主义的。当权的苏联官僚的半官方的学说试图用西方无产阶级的保守性来解释共产国际的失败，这个失败对他们来说也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改良主义者习惯于说布尔什维主义不适用于欧洲的话，共产国际的破产者现在则声称欧洲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来说还不够好。在这个结果中，像在其它许多结果中一样（这里有三个难以辨认的词），西方共产主义代表的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共产国际的失败变成了西方无产阶级的失败，当权的官僚得出结论：“为了苏联的安全，我们在其它地方寻找帮助。由于保守的无产阶级依恋民主，我们除了让我们也依恋它，支持和保卫民主外，没有任何其它办法。”我们革命者则说：“在工人相信民主的情况下，我们准备和他们一起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危险；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对民主幻想的批评。”斯大林分子轻率地浪费了批评的权利，因为对他们（苏联官僚）来说，问题不是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民主阶段走向夺取政权，而是保证自己的国际民主的支持，这是他们的唯一现实的目的。 法国的民主体现在激进党[2]身上，没有社会党的支持，它是不能进行统治的；反过来，这个党只有在共产党员“住口”的条件下，才把这个支持引向激进政府。苏联官僚的压倒一切的计划是重建“苏联的朋友”埃里奥的体制，在列昂×布吕姆的帮助下，用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机制来避免多列士[3]的批评。这是电报授意的巨大转折的主要刺激。

为平息库恩·贝拉[4]型的共产国际的左翼，他们说：“这仅是个谋略，管住你的嘴，等着；等时候一到，我们就会打破统一战线，趁社会党的领袖们沉睡不醒时抓住他们，让他们的工人跟我们走。”

这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手腕。乍看起来，第一个是可操作的。但如果民主前景导致无路可走时，大官僚分子总会离开它，并同意最糟糕的冒险主义者库恩·贝拉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统一战线。

在这个双重的，也许是三重的安排中，蒙慕梭的位置在哪里？我对此一无所知，蒙慕梭本人对此知道的也不比我多。不过，他十分熟悉斯大林主义阶段上的操作，不害怕支撑这个转折的精致结构会垮到他的头上。他在执行命令时，他会真的喜欢拖延事情，躲避并让事情减速，原因就在于此。这样，他能够把拖延两个联合会立即合并的逃避性的和危险的决议强加给蒙彼利埃代表大会[5]。把决定推到1935年1月是不严肃地对待世界和自己，由于接下来的几个月必将带来更加严肃的决议。

有一件事要弄清：法西斯危险不是一个宣传公式；它是一个很快表现自己的不祥的现实。《人民报》和《人道报》宣称“统一战线早已迫使法西斯分子退却了”，这除了幼稚或恬不知耻吹嘘外，什么都不是。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像所有这类历史过程一样，都是由痉挛的跳跃和纠缠完成的。我们处于两个痉挛之间，这是当前形势的真正的钥匙。在1935年1月1日前，蒙慕梭是不能成功地“推开”第二个跳跃的。

        法西斯的胜利将首先意味着粉碎革命教师的干部。甚至在它着手整工人组织之前，法西斯反动派用棍棒为自己在抵抗的文职人员和教师的头脑中开路。无所事事的饶舌者对我们说：“危险并非迫在眉睫，法国不是德国，法国的气质是不会让它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会严肃地对待这样的愚蠢的。法西斯主义不是民族气质，而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当法国资本主义被逼到墙角时，法西斯主义对它来说就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民族气质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法国的法西斯制度会索要比它在所有其它地方都多一倍乃至十倍的牺牲。法国历史的所有阶段都见证了血腥镇压，这并非偶然。

我们的有3000会员的联合会首先被胜利的反动所吞噬。生理上的自卫迫使我们结束我们的孤立，并与全国工会合并。我们失去的每一天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对，我知道，我们正在放假，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快乐地享受它。当我们环视四周，就会有忘记危险的值班农民的印象，他在维苏威火山会席卷他的全部财产、他们的劳作以及他们本人的致命的爆发前不久，还在山脚的斜坡地上耕耘。

我们应不惜代价寻找某些手段来推翻劳工总联盟强加给蒙彼利埃代表大会的危险决议。这是战时，正常手续，哪怕是最值得尊敬的，都必须服从最高需要。对我来说，我相信，普通会员充分依赖的联合会领导的大胆的首创精神，会得到联合会的压倒多数的。两个联合会的合并——在这方面我同意德尔马[6]——会为整个工会运动的统一提供强有力的推动，粉碎儒奥和蒙慕梭的罪恶意愿。

        当然，我们与劳工总联盟合并是为了促进对教师的革命动员。我们必须制定准确、有力和适应形势的行动纲领，原因就在这里。法国社会党领袖保罗·富尔[7]的表演就是证明，面对法西斯骚乱、俱乐部和机枪，他宣扬佛学和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理论！对他来说 ，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任务仍是赢得多数（51%）。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最多得票是44%。我们怀疑保罗·富尔的创纪录的能力。哪怕一个人完全彻底地依赖民主基础获得51%的选票，这一可能性也必须通过反法西斯的武装防卫而得以保障，正如工人被迫用纠察队来保卫最节制的罢工一样。资产阶级虚伪地说：“国家安全要求武装国家。”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保证无产阶级民主产生了对政权的要求，最主要的是武装工人，首先建立工人民兵。”

我们在这里看到多列士、加香[8]和蒙慕梭急忙保卫保罗·富尔的托尔斯泰的理论，似乎只有“托洛茨基内奸分子”才会挑动武装的无产阶级对抗武装的反动派！可耻愚蠢的诡辩！所有那些昨天还把整个法国（至少是《人道报》的法国）描绘成街垒和革命战斗的法国的人的嘴里说出的话，比这有过之而不及。在这个问题上，转变最明显地表现在共产党和劳工总联盟的官僚对苏联外交的奴隶般的依附上。多列士打算用“整个无产阶级的自卫”来取代武装的工人民兵。你确信！在这个方案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角色会变成什么？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民兵就什么也不是，但没有民兵，面对法西斯的打击，阶级也无能为力。民兵是一支积极的军队，阶级是它的巨大的后备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常识被抛弃了，它们被践踏，被诬蔑为“布朗基主义”。而教师的自卫，我对此充满信心，必须把教师变成工农民兵的热情的宣传者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而这个民兵的目的，是保卫受压迫群众，他们的组织、集会、出版、他们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成果。

在这封信中我所说的一切并不充分。我希望对热点问题的观点交流的开始，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联合会，但它隐含的意义要深远得多。在你们和其它同志的意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我准备依次答复。假期绝不是让我们睡觉的。来自卢瓦-因费里耶的议员戈塞罗以及来自因德尔的议员富格雷早已提出了关于教师的问题。反动派没有浪费时间，让我们也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致以诚挚的敬礼！

1934年8月10日

本文译自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4-35)，pp.65-68。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托洛茨基着, 施用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