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生态观点

 

艾伦·索内特

 

COVID-19大流行继续在全世界迅速蔓延,而且仍然失去控制——除了有些国家,在中国的带动下,这些国家提前果断地(关键性地)采取了控制措施止住了疫情,并为这种情况做好了事先准备。另一方面,最大的政府失误来自约翰逊和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者领导的政府,实际上他们先是充当病毒否认者,在他们的行为使得数十万人不必要地丧生后,他们被迫迟迟承认COVID-19是严重威胁。

 

我们必须明确,这种流行病是我们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的组成部分,必须这样看待和处理。流行病不只是同时发生的。

 

流行病与地球上其它生存危机,例如污染(特别是海洋)、全球变暖和气候混乱、物种大规模灭绝、淡水危机,以及冰盖融化和海平面上升一样威胁着人类。这一大流行病与这些威胁一起,反映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一个由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而定义的地质时代。

 

这种危险的"人群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是一项挑战,只有资源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完善的政府才能应对。自由市场、小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直暴露出其固有的致命的反动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极右意识形态杀死的人比平常多。

 

在英国,杰里米·科比恩(Jeremy Corbyn)的观点 —— 以及按照工党选举宣言的意思 —— 在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需要大量投资,得到了显著证明。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嘲笑他(以及美国的伯尼·桑德斯)是最后一个花钱者的右翼人士,他们不仅被迫食言,还被迫大力推行他们诋毁的许多政策。科比恩坚持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

 

尽管这一切为左派创造了重要机会——随着草根集体主义和社会团结的兴起——但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对病毒的反应没有达到标准。

 

左派正确地指责政府没有准备,行动迟来,导致数千不必要的死亡。左派正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造社会条件,让这种流行病能够大肆流行。左派还抨击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污染,工业化农业,砍伐森林,破坏栖息地,以及致使野生和驯养的动物生病。

 

左派正确地指出(在英国)10年来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蓄意和毁灭性的削减开支,使得英国社会容易受到这种危险的大流行病的伤害。左派谴责了约翰逊政府令人窒息的无能、其犯罪(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群体免疫政策、其在关键时刻的测试等级降低——以及未能向数百万国民保健系统(NHS)和社会护理工作者提供基本的救生保护设备。

 

同样明显的是,这一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低收入、年轻、黑人、移民和女工将受到餐馆、酒店、酒吧、零售商和运输服务等企业倒闭的沉重打击。事实上,低收入者在已经关闭的行业工作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的七倍。根据财政研究所的资料,三分之一的底层人士中,有10%的人工作在受灾最严重的部门,而在收入居于前10%的人中,每20个的人中只有1人(5%)在受灾最严重的部门。[1]

 

有一些左派的良好响应,但存在问题。我们作为左派生态学家,不能(或不应该)把我们对这一流行病(或大流行病)的分析降格,只批判各国政府对流行病一旦发作如何作出充分(或其它)响应。这虽很重要,但不是根本的。

 

我们的起点必须是这些病原体最初来自哪里,是什么促使其成为流行病,以及为什么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我们必须制定摆脱这种流行病的战略,我们必须讨论,如果我们要在今后减少这种流行病带来的风险,必须进行什么样的社会变革。

 

 

 

大流行病不是新近才有的

这是真的,大流行病(和流行性疾病)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大约12000年前,农业的发展,导致全球人口大量增加,流行病随之出现。在狩猎时代,流行病的传染,因人口密度不高而受到限制。

 

美国人类学家兼作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这样指出:"(人口)的积累始于大约1万年前农业的兴起,然后随着城市的崛起而加速——这起始于几千年前。他接着说:"为什么农业的兴起会启动人群传染病的演变?刚才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农业比狩猎者聚集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 —— 平均高出10100倍。此外,狩猎采集者经常转移营地,而农民定居,生活在自己聚集的污水中,从而为微生物提供从一条快捷方式,从一个人的身体移到另一个人的饮用水里。

 

进一步说:"如果说农业的兴起导致微生物的蓬勃繁衍,城市的崛起就更加了。由于人口更加密集,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人们生活条件也恶化...另一个繁荣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在罗马时代,这些航线有效地将欧洲、亚洲和北美的人口合并为微生物的一个巨大的繁殖地。[2]

 

第一次有记录的大流行病(鼠疫)是"贾斯汀的瘟疫",发生在罗马皇帝贾斯汀一世的统治下,时间在公元541年至542年,拜占庭东罗马帝国。那一场流行病特别打击了君士坦丁堡,但也打击了地中海周围的其它港口城市。那一场流行病是鼠疫,一年内消灭了2500万至5000万人。黑死病(一种腺鼠疫)在1346年至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城市化和欧洲城市的增长令其得以发展,其中一些城市失去了高达70%的人口。这些城市之间贸易交通的发展,使得问题变得全球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班牙流感(错误的命名)疫情导致2100万人死亡。该流感在西部前线拥挤不堪、疾病缠身的战壕中培育,然后由复员部队带回家。这种流感也具有破坏特质,因为一战期间的粮食短缺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尤其是在战前就生活在贫困中的工人阶级。

 

爱德华·詹纳发现牛痘可以预防天花,导致了疫苗接种,第一次出现了以医疗手段对抗危险流行病的可能。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了一场全球根除天花的大规模运动。1980年,宣布天花已经根除,这是迄今唯一被根除的人类疾病。

 

尽管现代医学在20世纪兴起,然而,今天,大多数病原体仍然占上风,就现代人类的未来而言,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间都更危险。

 

 

问题的根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左派应该提出以下问题:

 

- 这种病原体,特别是"动物"病原体 —— 疾病、病毒、细菌和寄生虫 —— 一开始是如何跨过物种分类,从野生动物传到人类而产生的?

 

- 一旦发生交叉越界,这种流行病的驱动力是什么?

 

- 为什么在20世纪,这种流行病变得更加频繁和危险,为什么这种趋势持续到21世纪上叶 —— 尽管现代医学努力遏制?

 

- 为了减少这种流行病的可能性和影响,必须进行哪些社会变革?

 

我认为,有四个主要因素推动这种情况。

 

第一:全球化

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化,不仅是世界经济,还有整个人类活动,大规模运输——国内和国际——为病原体和流行病提供了高速传播带:特别是航空旅行。根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资料,2018年定期航班乘客总数为43亿人次,比上一年增加6.4%2018年,航班起飞数目达到3780万班次,增长3.5%

 

第二: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不可接受

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拒绝我们(作为现代人类)与地球上其它自然存在物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关系。事实上,其影响是巨大的。

 

2016年秋季《人类学评论》上发表的题为“物理技术圈的规模和多样性:地质前景” 的研究论文中,对这种影响,做了清醒的估计。这是25名科学家小组的工作,其中包括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的扬·扎拉西维奇(Jan Zalasiewicz),他是该文的通讯作者。文章表明,所谓的物理技术圈总量——即当代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出/物理基础设施/废物(例如垃圾填埋场)的总和,包括发电站、道路、建筑物、车辆、塑料等,相当于30万亿吨 —— 即每个活人4000吨。

 

关于气候变化对危险大流行病的影响,由杰姆·本德尔(Jem Bendell)在其博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是《深度适应:导航气候悲剧地图》(2018年)的作者。他认为,气候变化正使人类更容易感染这种病毒和其它病毒。

 

他认为:"降雨和温度的长期变化、变异性的增加和季节的变化,对树木和其它植被来说是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生活在这些生态系统中的昆虫和动物正在遭受痛苦。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经是巨大的,我们正在经历大规模的野生动物灭绝事件(狄阿兹 [Diaz]等,2019年)。鸟类和蝙蝠等野生动物的总数减少,会影响我们同疾病的接触。为什么?由于鸟类和蝙蝠等是病原体的"宿主种群存储库",而且鸟类和蝙蝠的数量较少,那么病原体的浓度和混合性往往更高(由于遗传多样性降低和更容易传播的原因)。这增加了人畜共患传染病对人类的"溢出风险"(埃文斯Evans等,2020年)。[3]

 

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各种动物,野生的和驯化的,在工业规模上被人类虐待,特别是在工业化农业方面 --- 尤其是肉类生产 --- 为动物病毒传染给人类创造了最佳条件。近代历史上人类的一些主要杀手——天花、流感、结核病、疟疾、麻疹和霍乱——是从动物交叉进化而来的,但现在大多局限于人类。

 

今天,每年有700亿只陆地动物(不包括鱼类),往往在恶劣的条件下被屠宰,以供人类食用。这一数字在过去50年中翻了一番,到2050年将再翻一番。其中三分之二的动物是通过集约化方法饲养的,或者饲养在贸易中所谓的“集中化动物饲喂场”(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简称CAFOs)。

 

本德尔(Bendell)所阐述的案例,很可能是Covid-19案的一部分。然而,在我看来,另一个因素最终更具有决定性:这就是人类物种本身的数量和密度。

 

 

第三:城市化和人口密度

据世贸组织(WTO)称,今天的COCID-19大流行的源头(本德尔也接受),据信是武汉人口稠密的"海鲜市场",在那里,多种动物——哺乳动物、鱼类和鸟类——死的和活的,包括通常不会在一起的物种,大量聚集在一处。与此同时,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这些因素似乎结合在一起,为物种间传播病毒创造了最佳条件。

 

COVID-19起源于蝙蝠携带的病毒,这种病毒使用穿山甲作为过渡物种向人类变异——这两种物种都在市场上出售,并在现场进行屠宰。2002年,SARS病毒也是一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中国蝙蝠中同样流行,被认为已经通过果子狸向人类传播。

 

病原体在跳跃物种之后,需要最低阈值的人类人口密度才能生存。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近距离接触的人口如果少于50万,麻疹都可能会灭绝。麻疹的情况与全世界其它传染病一样。

 

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正在实行的社交间隔政策,既承认人口密度所发挥的作用,又试图找到暂时的"解决办法"。正如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最近所说,随着COVID-19病例的增多,纽约市成为美国大流行的中心:“我们的敌人是人口密度:我们过去喜欢人口密度,现在却正在杀死我们。”

 

北美是地球上城市化程度最大的地区,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亚洲约为50%的人居住在城市,非洲大多数人仍然是在农村地区,2018年有4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联合国,2018年)。

 

21世纪初,城市人口超过了地球上的农村人口。自那时以来,全球每年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即7000万人口,大型、巨型和超级城市不断增长。今天,全球55%的人口实现城市化,预计到2040年将上升到68% 因此,除非我们准备进行重大变革,否则20世纪是为传染病大流行而量身定做的。

 

在《极端城市(Extreme Cities)》中,阿什利·道森(Ashley Dawson)指出,1900年至2013年期间,通过城市化和特大城市的出现,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其数量增长。[4] 虽然在此期间人口规模增长了4.5倍,从15亿增至70亿,但全球城市部分从2.25亿人增加到36亿人,增长了16倍。

 

第四:大城市

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越来越大/特大的城市——比如武汉,那里是冠状病毒的发现地,有1100万居民——相当于伦敦和伯明翰的总和。大城市不仅排放了大部分的二氧化碳,而且为大流行病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世界上有33个特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43个。其中全球有21个超级城市,拥有超过2000万居民,包括东京横滨,3790万,雅加达3000万。德里2930万,首尔2610万,上海2540万,卡拉奇2430万,纽约市为2360万,墨西哥城为2220万。

 

这些城市在社会和经济上是多样化的。有些经济先进,生活水平高,公共服务良好;其它则为广大的贫困棚户区。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其高密度人群,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危险病原体的传染。纽约就是目前的例子。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贫民窟星球》中这样描述:"人类最终建设(人口增长)的95%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其人口将在下一代增加一倍,达到近40亿。事实上,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城市人口加起来已经大致相当于欧洲和北美。此外,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让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完全相形见拙。1910年的伦敦是1800年的7倍,但今天的达卡、金夏沙和拉各斯都比1950年大了大约四十倍。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比整个19世纪欧洲(包括俄罗斯)更多的城市居民。[5]

 

对于贫民窟区域的扩大,这意味着什么,关于这点,戴维斯援引1903年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孟买(Mumbai)是世界贫民窟居住之都,有1000万至1200万贫民窟居民。其次是墨西哥城和达卡,各有900万至1000万,其次是拉各斯、开罗、卡拉奇、金夏沙、圣保罗、上海和德里,各有600万至800万。

 

结论

第一件事是,处在一个洞里;请停止挖掘。

 

扭转城市化和人口密度的过程并非易事,但我们必须开始讨论。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这意味着将可持续的地球置于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这意味着与自然的新关系和新的社会模式,避免导致更大的城市和更多的污染。这意味着抛弃被抛弃的社会,代之以一个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立足于为实用而不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

 

这也意味着稳定人口增长。意味着支持妇女的选择权,即获得避孕和堕胎设施的权利,以及反对任何强制执行的程序或恐吓。这也意味着支持贫困妇女摆脱贫困的斗争,挑战宗教和其它保守势力的影响,如父权制和宗教压力,并给予她们充分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当然,选择权包括生育权,有证据表明,如果有真正的选择,出生率将下降。)

这还涉及基础设施、我们生活方式的革命;城市的规模,我们旅行的方式,我们吃什么。任务艰巨,但如果我们要为地球创造可持续的未来,解决我们作为现代人类和无数其它人类物种之间的矛盾,就别无选择。

 

这涉及许多工作,下面是其中一些:

 

l   2030 年实现零碳排放,拥有新的绿色能源基础设施

l   公有制的大规模扩张

l   停止砍伐森林和破坏栖息处

l   扭转海洋污染

l   结束工业化农业

l   农业本地化以节省粮食运输里程

l   少吃肉

l   结束把野生动物当作宠物交易、结束为制假药或野生肉而做野生动物交易

l   遏制航空旅行的增长,引入频繁飞行税

l   大幅减少汽车使用,特别是化石燃料汽车

 

 

 

注释:

[1]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6 April 2020 “Sector shutdown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risis: which workers are most exposed?”.

[2]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Vintage, 2005, p.205

[3] Professor Jim Bendell 23 March 2020 “The Climate for Corona – our warming world is more vulnerable to pandemic”.

[4] Ashley Dawson, Extreme Cities, Verso 2017, p.298.

[5]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7.

 

 

 

本文译自: 国际观点2020410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page=imprimir_articulo&id_article=6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