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同志：

在這封信中，我試圖對我們幾天前討論的問題進行總結，它是所有法國教師，尤其是教師聯合會所關注的。

我抑制不住重申：蒙慕梭[1]這個不擇手段或沒有思想的在繃索上跳舞的演員，在兩個聯合會合併的問題上為我們設下了陷阱，為統治勞工總聯肋的官僚的聲譽和“會員”工作的考慮而犧牲工會和革命考慮。他們的轉向與真誠地接受統一戰線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據我們所能得出的結論，兩個手腕在陰暗的遊戲中交織在一起：其中寬一些的迎合蘇聯外交的目的，窄一些的假定是為了“滿足”共產國際的冒險主義的。當權的蘇聯官僚的半官方的學說試圖用西方無產階級的保守性來解釋共產國際的失敗，這個失敗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可爭辯的。如果改良主義者習慣於說布林什維主義不適用於歐洲的話，共產國際的破產者現在則聲稱歐洲無產階級對布林什維主義來說還不夠好。在這個結果中，像在其他許多結果中一樣（這裏有三個難以辨認的詞），西方共產主義代表的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當共產國際的失敗變成了西方無產階級的失敗，當權的官僚得出結論：“為了蘇聯的安全，我們在其他地方尋找幫助。由於保守的無產階級依戀民主，我們除了讓我們也依戀它，支援和保衛民主外，沒有任何其他辦法。”我們革命者則說：“在工人相信民主的情況下，我們準備和他們一起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危險；但我們從來沒有忘記我們對民主幻想的批評。”斯大林分子輕率地浪費了批評的權利，因為對他們（蘇聯官僚）來說，問題不是領導無產階級通過民主階段走向奪取政權，而是保證自己的國際民主的支持，這是他們的唯一現實的目的。 法國的民主體現在激進黨[2]身上，沒有社會黨的支持，它是不能進行統治的；反過來，這個党只有在共產黨員“住口”的條件下，才把這個支持引向激進政府。蘇聯官僚的壓倒一切的計劃是重建“蘇聯的朋友”埃裏奧的體制，在列昂×布呂姆的幫助下，用所謂的統一戰線的機制來避免多列士[3]的批評。這是電報授意的巨大轉折的主要刺激。

為平息庫恩·貝拉[4]型的共產國際的左翼，他們說：“這僅是個謀略，管住你的嘴，等著；等時候一到，我們就會打破統一戰線，趁社會黨的領袖們沉睡不醒時抓住他們，讓他們的工人跟我們走。”

這是兩個交織在一起的手腕。乍看起來，第一個是可操作的。但如果民主前景導致無路可走時，大官僚分子總會離開它，並同意最糟糕的冒險主義者庫恩·貝拉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統一戰線。

在這個雙重的，也許是三重的安排中，蒙慕梭的位置在哪裏？我對此一無所知，蒙慕梭本人對此知道的也不比我多。不過，他十分熟悉斯大林主義階段上的操作，不害怕支撐這個轉折的精緻結構會垮到他的頭上。他在執行命令時，他會真的喜歡拖延事情，躲避並讓事情減速，原因就在於此。這樣，他能夠把拖延兩個聯合會立即合併的逃避性的和危險的決議強加給蒙彼利埃代表大會[5]。把決定推到1935年1月是不嚴肅地對待世界和自己，由於接下來的幾個月必將帶來更加嚴肅的決議。

有一件事要弄清：法西斯危險不是一個宣傳公式；它是一個很快表現自己的不祥的現實。《人民報》和《人道報》宣稱“統一戰線早已迫使法西斯分子退卻了”，這除了幼稚或恬不知恥吹噓外，什麼都不是。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像所有這類歷史過程一樣，都是由痙攣的跳躍和糾纏完成的。我們處於兩個痙攣之間，這是當前形勢的真正的鑰匙。在1935年1月1日前，蒙慕梭是不能成功地“推開”第二個跳躍的。

        法西斯的勝利將首先意味著粉碎革命教師的幹部。甚至在它著手整工人組織之前，法西斯反動派用棍棒為自己在抵抗的文職人員和教師的頭腦中開路。無所事事的饒舌者對我們說：“危險並非迫在眉睫，法國不是德國，法國的氣質是不會讓它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會嚴肅地對待這樣的愚蠢的。法西斯主義不是民族氣質，而是社會鬥爭的產物。當法國資本主義被逼到牆角時，法西斯主義對它來說就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民族氣質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情況下，法國的法西斯制度會索要比它在所有其他地方都多一倍乃至十倍的犧牲。法國歷史的所有階段都見證了血腥鎮壓，這並非偶然。

我們的有3000會員的聯合會首先被勝利的反動所吞噬。生理上的自衛迫使我們結束我們的孤立，並與全國工會合併。我們失去的每一天都是無可挽回的損失。對，我知道，我們正在放假，我們中的許多人正在快樂地享受它。當我們環視四周，就會有忘記危險的值班農民的印象，他在維蘇威火山會席捲他的全部財產、他們的勞作以及他們本人的致命的爆發前不久，還在山腳的斜坡地上耕耘。

我們應不惜代價尋找某些手段來推翻勞工總聯盟強加給蒙彼利埃代表大會的危險決議。這是戰時，正常手續，哪怕是最值得尊敬的，都必須服從最高需要。對我來說，我相信，普通會員充分依賴的聯合會領導的大膽的首創精神，會得到聯合會的壓倒多數的。兩個聯合會的合併——在這方面我同意德爾馬[6]——會為整個工會運動的統一提供強有力的推動，粉碎儒奧和蒙慕梭的罪惡意願。

        當然，我們與勞工總聯盟合併是為了促進對教師的革命動員。我們必須制定準確、有力和適應形勢的行動綱領，原因就在這裏。法國社會黨領袖保羅·富爾[7]的表演就是證明，面對法西斯騷亂、俱樂部和機槍，他宣揚佛學和托爾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惡的理論！對他來說 ，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任務仍是贏得多數（51%）。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最多得票是44%。我們懷疑保羅·富爾的創紀錄的能力。哪怕一個人完全徹底地依賴民主基礎獲得51%的選票，這一可能性也必須通過反法西斯的武裝防衛而得以保障，正如工人被迫用糾察隊來保衛最節制的罷工一樣。資產階級虛偽地說：“國家安全要求武裝國家。”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保證無產階級民主產生了對政權的要求，最主要的是武裝工人，首先建立工人民兵。”

我們在這裏看到多列士、加香[8]和蒙慕梭急忙保衛保羅·富爾的托爾斯泰的理論，似乎只有“托洛茨基內奸分子”才會挑動武裝的無產階級對抗武裝的反動派！可恥愚蠢的詭辯！所有那些昨天還把整個法國（至少是《人道報》的法國）描繪成街壘和革命戰鬥的法國的人的嘴裏說出的話，比這有過之而不及。在這個問題上，轉變最明顯地表現在共產黨和勞工總聯盟的官僚對蘇聯外交的奴隸般的依附上。多列士打算用“整個無產階級的自衛”來取代武裝的工人民兵。你確信！在這個方案中，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角色會變成什麼？沒有工人階級的支持，民兵就什麼也不是，但沒有民兵，面對法西斯的打擊，階級也無能為力。民兵是一支積極的軍隊，階級是它的巨大的後備力量。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常識被拋棄了，它們被踐踏，被誣衊為“布朗基主義”。而教師的自衛，我對此充滿信心，必須把教師變成工農民兵的熱情的宣傳者和不知疲倦的組織者。而這個民兵的目的，是保衛受壓迫群眾，他們的組織、集會、出版、他們的民主權利和社會成果。

在這封信中我所說的一切並不充分。我希望對熱點問題的觀點交流的開始，會直接關係到我們的聯合會，但它隱含的意義要深遠得多。在你們和其他同志的意見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東西，我準備依次答覆。假期絕不是讓我們睡覺的。來自盧瓦-因費裏耶的議員戈塞羅以及來自因德爾的議員富格雷早已提出了關於教師的問題。反動派沒有浪費時間，讓我們也別浪費我們的時間。

致以誠摯的敬禮！

1934年8月10日

本文譯自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4-35)，pp.65-68。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