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上臺沒有受到兩個“最強大的”工人政黨的絲毫反抗，它們中的一個還依靠的是蘇聯，徹底地暴露了第二和第三國際的內部腐朽。1933年8月，四個組織[共產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荷蘭革命社會黨、荷蘭獨立社會黨首次在綱領性的文件中闡述了新的歷史任務：創建第四國際。那天以後發生的事件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是唯一的道路。

粉碎奧地利無產階級表明，當黨被驅入困境，只在最後關頭號召被機會主義瓦解和搞得厭倦的群眾起義，對勝利來說是不夠的。勝利應該在工人運動的所有領域中系統地準備的。

在西班牙無產階級的粉碎中，也不容置疑地得出這個教訓。在任何情況下，尤其是在革命中，為與資產階級結盟而背對勞動者，是絕對不允許的。不能指望和要求被欺騙和失望的群眾在聽到他們對之已經失去信任的黨的過遲的召喚就拿起武器。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靠破產的領導的命令隨心所欲地搞的。應該用不斷的和不妥協的階級鬥爭來準備無產階級革命，這一鬥爭為領導贏得了黨的堅不可摧的信任，把先鋒隊與整個階級團結起來，把無產階級變成城鄉所有被剝削者的領袖。

在改良主義的主要支部、徹底腐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可恥的滅亡後，第二國際的“左”翼在奧地利和西班牙也遭受失敗。但這些可怕的教訓沒有留下痕跡：改良主義、黨和工會的領導幹部退化到了骨髓，他們與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護國主義觀點緊密聯繫在一起，完全不能回到階級鬥爭的道路上。

第二國際的各黨平靜地接受了下面的事實，比利時黨主席一聽到金融資本的信號，就為在勞動群眾的脊樑上拯救銀行與天主教和自由派的實業家聯合起來。自吹自擂的馬克思的批評者和“計劃”的創造者德·曼追隨王德威爾得；左翼中派分子斯巴克[1] 沒有放過出賣社會主義反對派來換取部長桂冠的機會。

法國社會黨不顧教訓和警告，繼續徒勞地抓住“共和的”資產階級，更大地寄希望於激進派的友誼，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雖然資本主義已經腐朽，在荷蘭、在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在瑞士，在所有國家中，在世界的各地，社會民主黨仍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暴露出完全不能為保衛自己免遭法西斯主義的侵害而動員群眾。

如果工黨的選舉成績導致它上臺，結果不是對英國進行和平的社會主義改造，而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團結，即內戰時代，在它的面前，工黨的領導必然會暴露出自己是完全不稱職的。議會和工會克汀病患者不得不相信，法西斯主義在英國的威脅和在大陸一樣現實。

在美國危機迅猛發展的基礎上，在美國的此起彼伏的罷工和創建工人階級的組織利用羅斯福蠱惑的“計劃”給予的機會，在自己的工人運動的道路上遇到了極其保守的和資產階級的力量。斯大林的黨被李維諾夫的莊重聲明束縛，後者為了報答美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承認，公然與美國共產黨員斷絕關係。被十年的無原則地玩弄權術和對各黨的取消主義的經驗，它們無論是在人員構成，還是在綱領上，都與無產階級政黨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工農黨），斯大林的黨根據來自莫斯科的命令，局限于扮演激進知識份子運動的角色，後者在美國的所作所為只是作為斯大林外交的幫手。但資本主義的深刻危機把廣泛的美國工人階層從外省的冬眠中喚醒，逐漸驅散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無產階級推向大規模的階級活動的方向（托萊多、明尼阿波利斯、聖弗蘭西斯科的罷工），並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創造了贏得對美國工人階級發展和組織的廣泛和深刻影響的機會。落到第四國際和它的美國支部——不僅是南北美兩個大陸範圍內，而是在世界舞臺上——身上的歷史角色，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然而第三國際只是靠它在其存在的頭五年贏得的影響和權威的殘餘苟延殘喘。在奧地利和西班牙，共產國際儘管有有利的條件，卻不僅不能創造有些影響的組織，還不斷地在工人的眼前敗壞革命思想的本身。薩爾的全民投票表明，德國無產階級不僅對社會民主黨，而且對可恥地向希特勒投降的共產黨喪失了全部信任。在英國、比利時、荷蘭、斯堪的納維亞、南北美和東方，共產國際的各支部被十二年的致命政策拖累，不能擺脫無足輕重的狀態。

誠然，在德國災難後，共產國際用不惜一切地建立投降的統一戰線政策取代了冒險的“第三時期”政策。但是，新的轉折在那裡獲得了極大發展的法國的經驗表明，共產國際儘管矛盾重重和左右搖擺，居然仍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制動器。否定了在法西斯直接危險面前建立工人民兵，用局部要求的綱領取代奪取政權的鬥爭，共產國際成了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最糟糕的幻想的散播者，事實上支援社會民主黨的右翼反對左翼，敗壞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士氣，為法西斯政變清理道路。

最後，共產國際的創始人——蘇聯共產黨，在近幾年中，被不受監督的官僚徹底粉碎，它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斯大林的保守的個人集權。借助中傷、偽造、大雜燴和血腥鎮壓，當權集團力求把所有馬克思主義思維活動扼殺在萌芽中。列寧主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蘇聯那樣遭受如此野蠻殘酷的迫害。

共產國際最近的機會主義偏離，與蘇聯轉向國際聯盟和與法國帝國主義的軍事聯盟的外交政策的轉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蘇聯當權的官僚最終得出結論，共產國際已經無力在反對戰爭危險上給它提供任何幫助，同時還妨礙蘇聯的外交工作。共產國際對蘇聯上層的屈辱的奴隸式的依附，最公然地表現在它對斯大林不久前的聲明的態度上，該聲明贊成保衛法國帝國主義。

通過帝國主義的外交部長，共產國際的領袖命令法國共產黨立即簽署與法國資產階級的護國主義的停戰協定。這樣，第三國際，它的代表大會已經有7年沒有召開了，正式從國際主義立場轉到最庸俗、奴顏婢膝的社會護國主義上。無論是打算還是不打算把第七次代表大會一直拖下去，第三國際都是不會復蘇的。斯大林對賴伐爾的聲明，就是它的死亡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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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力量在繼續著自己的地獄般的工作。世界經濟的瓦解、幾千萬人的失業、農民的破產莊嚴地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提上日程。被激怒、喚醒的勞動者尋找出路。第二、第三國際的衰竭、瓦解、腐朽讓無產階級失去革命領導，把小資產階級群眾推上絕望的道路。破產的領袖們試圖把法西斯的勝利轉嫁到無產階級的“消極性”上：這樣，政治叛變得到誹謗的補充。

在無出路的矛盾的鉗制中掙扎的資本主義，準備著對各國人民的新的大屠殺。部長們和獨裁者們在公開討論戰爭是在一年或三年後爆發。所有政府都在充分準備最有殺傷力的武器，從而使遠比1914-1918年戰爭可怕的爆炸從四面八方迫近。

所謂的工人政黨和工會的領袖們都在頌揚和平的好處，空談“裁軍”，勸說自己的政府彼此妥協，用國際聯盟的工作讓群眾產生希望，同時發誓自己忠於“國防”事業，即保衛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它的不可避免的戰爭。

蘇聯外交在“統一戰線”和甚至是“組織統一”的掩蓋下，背著自覺的工人籌備在似乎和蘇聯是軍事聯盟的國家中讓兩個國際的支部與資產階級的全國統一。這樣，新戰爭的爆發將導致新的背叛，它將使1914年8月4日[2]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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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官僚對世界革命的背叛把全球無產階級遠遠地拋向後面。全球革命先鋒隊面臨極其巨大的困難。但它現在的處境仍比上一次戰爭前夕要有利得多。那時的資本主義顯得十分強大，幾乎是堅不可摧的。國際的護國主義的墮落甚至對列寧來說也是完全意外的。各處的革命分子都被搞得措手不及。第一次國際代表會議——人數極少，其中多數還猶豫不決——只是在戰爭開始後的一年多才召開。革命幹部的形成進行得很慢。甚至是多數“齊美爾瓦爾德分子”都否定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只是在戰爭的第40個月時，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改變了事態，給予第三國際的形成以強有力的推動。

現在，資本主義的內在的軟弱和腐朽是如此明顯，甚至成為法西斯蠱惑的主要話題。在美國的巨大的危機中，在同樣巨大的失業中，在羅斯福的經濟冒險中，在罷工鬥爭的規模上，在工人組織的內部騷動中，首次積澱了北美革命運動的強勁發展的條件。例如，第一次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活在群眾的記憶中。近20年的偉大事件的經驗銘記在最優秀的戰士的意識中。在所有國家裡都存在真正革命的組織和哪怕是小組，它們在思想上，尤其是在組織上彼此聯繫起來。現在，與1915年秋就倡議籌備第三國際的“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相比，它們已經是更加令人信服的、志同道合的和經受鍛煉的力量。

在改良主義的政黨和工會中，反對派集團正在產生和得到鞏固。它們中的許多有獨立組織的性質。共產國際各支部中的反對派由於苦役式的制度，它具有更加無聲和隱蔽的性質，但它也在其中發展。甚至在蘇聯，對新的清洗和鎮壓的需要，證明了官僚未能成功地根除它所仇恨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精神。

反對派的情緒和思潮現在主要具有的是憤怒的中派主義性質，即處於社會護國主義和革命之間的性質。在傳統群眾組織衰落和瓦解的條件下，中派主義在許多情況下代表的是不可避免的過渡階段，甚至對進步的工人集團來說，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善於找到進入所有這類思潮的臺階，以便用自己的榜樣和自己的宣傳來加速它們轉向革命道路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的成功的條件，是不妥協地批判中派主義的領導，揭露復蘇第二國際的企圖，不倦地解釋，我們時代的革命任務早就註定了不徹底和無形的聯合的可恥失敗。

不管它們的綱領和策略的所有工人組織的“統一”的口號，在當前由中派主義分子們起勁地宣傳，被最有遠見的改良主義者們所利用，後者完全有理由害怕被拋出船舷。中派主義分子往往用兩個舊國際聯合的替換新國際的思想。事實上，與改良主義者、社會民主黨或斯大林派的統一，最終意味著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與世界無產階級，然後是本國無產階級的破裂，尤其是在戰爭的情況下。真正的國際和它的各民族支部的統一，只有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得到保證，這個基礎又只能通過與社會護國主義的決裂才能建立。對無產階級統一的原則條件和保障閉口不談，意味著欺騙工人，並為新的災難做準備。

兩個舊國際屈辱的和沒希望的處境由下面的情況得到了界定：其中一個主席成了國王的馴服的大臣，另一個的實際主人利用世界無產階級組織，把它當成是外交勾當中的零用錢。無論兩個同樣被官僚所腐化的國際的聯合手腕如何，它們都不能創造無產階級的統一，不能開闢出路。中派主義者企圖調和不可調和的東西，通過局部修補來拯救不可避免的滅亡，他們的徒勞是早就註定了的。新時代需要新國際。在這條道路上成功的首要條件，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馬克思和列寧的學生，在共同綱領和共同旗幟下的民族和國際的團結。

試圖為所有國家確立共同的路線是致命的。取決於各民族的條件、工人組織的瓦解程度，最後是當前自己力量的狀態，馬克思主義者（革命社會黨人、國際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能夠時而以獨立組織，時而以某個舊黨或工會中的派別的形式出現。這個派別工作最終只是在創建第四國際的新黨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這些黨的創建或是作為舊組織的革命分子重組的結果，或是通過創建獨立的組織。但它們無論是在什麼舞臺上，用什麼方法行動，它們都將以不可分割的革命原則和鮮明的革命口號的名義出現。它們不與工人階級捉迷藏，不隱瞞自己的目的，不用外交和耍手腕來取代原則鬥爭。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都公然地說出事物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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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危險關乎人民群眾的生死，是對工人階級的所有集團和流派的巨大考驗。“為和平而鬥爭”、“反戰鬥爭”、“用戰爭反對戰爭”和類似的口號，如果不伴隨著宣傳並使用鬥爭的革命方法的，就都是空洞和欺騙的話語。推翻資產階級是結束戰爭的唯一方法。武裝起義是推翻資產階級的唯一方法。

應該提出革命地消滅民族國家的口號來對抗“國防”的謊言。應該用作為世界聯邦第一階段的歐洲社會主義聯邦來對抗資本主義的歐洲瘋人院。

馬克思主義者斷然否定“裁軍”、“仲裁法庭”、“各國人民和解”（即各資本主義政府）等和平主義的口號，認為它們是愚弄人民群眾的大麻。工人組織與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交易（阿姆斯特丹-普萊耶爾委員會和類似的機構）為帝國主義提供最好的效勞，把工人階級的注意力從它的嚴酷鬥爭的現實引向無力的遊行。

反戰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不能是某些專門的“委員會”的事。反戰是籌備革命，即工人政黨和國際的事。馬克思主義者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提出這個宏偉任務，不加任何掩飾。他們用爭取軍隊和武裝工人的口號來對抗削弱力量的“裁軍”口號。這裏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和中派主義之間最重要的分界線。誰不敢大聲說出革命任務，他就永遠沒有解決它們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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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佈第四國際第一份綱領後的一年半內，為它的原則和思想的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成長出許多革命的各國支部和集團，其中一些擴展了自己的隊伍和影響，另一些在純潔性和團結上達到了極高的程度，接近的組織聯合起來（荷蘭和美國），制定了一系列綱領和策略文件。如果整個這項工作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下在世界範圍內協調並聯手進行，它無疑會成功得多。日益迫近的戰爭危險不允許再把任務拖延一天了。

應該在新基礎上建設新黨和新國際：解決所有其他問題的鑰匙就是這樣。新的革命建設以什麼速度和在什麼樣的期限內完成，當然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總體進程，無產階級今後的勝利和失敗。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宿命論者。他們不會把歷史過程賦予他們的任務轉交給“歷史過程”。自覺的少數的首創精神，科學的綱領，為明確形成的目的進行勇敢和不倦的鼓動，無情地批判所有的不徹底性，無產階級勝利的重要因素就是這樣。沒有團結的、久經考驗的黨，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不可思議的。

條件是困難的，障礙是巨大的，但對於悲觀主義來說，精神低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雖然無產階級經受了種種失敗，階級敵人的處境仍是毫無希望的。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拯救人類。

幾個國際的交替是有其內在的、符合無產階級的歷史上升的邏輯的。第一國際宣佈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綱領，但因沒有群眾基礎而解體。第二國際從黑暗中站起來，教育和團結了數百萬工人，但在關鍵時刻被因資本主義繁榮而腐化的議會和工會官僚所出賣。第三國際初次展示了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榜樣，但在孤立的蘇維埃國家的官僚和西方改良主義的官僚之間被碾碎。今天，在資本主義最終衰落的條件下，第四國際依靠自己的先驅者的肩膀，他們的勝利和失敗的豐富經驗，為勝利地向世界資本主義的堡壘進軍而團結東西方的勞動者。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荷蘭革命社會黨：P.J.施密特、H.斯尼夫利特

        美國工人黨：A.J.穆斯特、詹姆斯·P.坎農

      國際共產主義者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國際書記處：克魯克斯、杜布瓦、瑪律金

我們把關於第四國際基本原則的《四方聲明》附在此信後面。這份聲明中沒有一行是過時的。這封信只是在近一年半的經驗的燭照下對《四方聲明》的解釋。

我們呼籲所有政黨、組織、新老政黨中和工會內部的派別、所有革命工人聯合會和集團在基本原則上、在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籌備和建立第四國際——上與我們團結一致，把你們在這封公開信下的簽名、你們的建議和你們的批評寄給我們。個別至今與我們的工作沒有聯繫的同志，如果真的打算今後加入共同的隊伍，就應該與我們建立聯繫。

在公開信上簽名的創始組織決定建立站在第四國際立場上的各政黨、集團之間的聯絡委員會。委託臨時委員會出版國際通報。

今後，委員會應該保證正確地制定第四國際的基本綱領和策略的文件。

有關籌備國際代表會議的問題將根據得到的答覆和籌備工作的總體進程來解決。

 原文譯自Бюлл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44,стр.1-6，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