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策動這次暗殺？撇開斯大林的反常個性不談，我們要從托洛茨基最後的鬥爭，也就是整個墨西哥時期說起，在那個時期，他主要在希望崩潰的階段發動了三次偉大的鬥爭。

        首先，他要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在1917年10月的初始階段與斯大林熱月政變之間劃清界線。為此, 他一旦抵達墨西哥後（1937年1月），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期間，專門組織了由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主持的國際調查委員會。整整五百頁檔案，拆解了偽造與政治吞併的機制。第二，理解新戰爭的步驟，在這個階段，沙文主義將加劇和激化階級問題。最後，第三場鬥爭與之前鬥爭相聯繫，是為了建立新國際――1938年宣佈成立，但至少在五年前，從希特勒在德國取得勝利後就已經策劃了――他認為新國際不是純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聚會，而是工具，直面當下的任務。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 "不可替代"。

失敗時代

        托洛茨基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的事件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發生的事件相提並論，其預言是錯誤的。錯誤在於工人運動所處的情況非常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積累了許多因素；但關鍵的無疑是1930年代蘇聯的官僚反革命，污染了整個工人運動及其最革命的成份。當時存在著誤解，許多法國共產黨人面對德蘇協約感到疑惑就是最佳例子。但也有重大失敗，如納粹主義在德國和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連連取勝，西班牙內戰失敗，第二次中國革命被粉碎。社會、道德甚至身體層面的挫敗交互積累，我們難以想像。但你永遠不能認為一切都已事先決定。

    托洛茨基的一個重大錯誤是想像戰爭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斯大林主義的垮臺，正如1870年的法德戰爭意味著法國波拿巴主義政權的死刑一樣。我們身處1945年，正當斯大林主義全勝時代，但同時顯現其矛盾。在瓦西里-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一書中，關於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內容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切。通過鬥爭，我們眼見社會覺醒，甚至有些方面擺脫官僚的控制。我們能夠設想激活十月革命的活力。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20年僅僅短暫間隔。但是，格羅斯曼在書中所說的，接下來是不可阻擋的。斯大林獲勝而被拯救了! 我們不要求勝利者對自己負責。這就是這個時代知識份子的大問題。

        理論上的影響是重要的。在對官僚極權主義的批判中，如果托洛茨基非常瞭解警察暴力的作用，那麼他就低估了民眾共識，連繫著斯大林主義政權所產生的甚至是以高昂的代價產生的如法老般的動力。這是被忽視的問題，值得我們探究。

        然而，在戰後，各方都有具體的責任。在世界劃分的框架內――著名的斯大林-邱吉爾會議，他們用藍筆劃分了歐洲――出現了重要的社會或革命前的浪潮，如在法國，但在意大利和希臘更是如此。而在這裏，我們可以坦率地說到叛國，說到社會運動從屬於機制的利益。這並不自動意味著革命的勝利，而是意味著工人運動的發展動力與政治文化，截然不同。這就有了其他的可能性。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回想起法國共產黨總書記莫里斯-托雷茲那句著名的 “你必須知道如何結束罷工”，或者意大利共產黨攻擊托利亞蒂時的態度。但最糟糕和最悲慘莫過於西班牙革命失敗，抵抗運動與希臘革命的繳械投降。然後，斯大林對巴爾幹聯邦專案的投票，仍然是巴爾幹地區民族問題唯一政治解決方案。

必要的與可能的

        總而言之，托洛茨基的悲劇性命運說明了必要與可能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應對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變革與眼前的可能性之間。我們在閱讀馬克思的書信時已經可以發現這一點。托洛茨基在理論和策略上的貢獻相當鉅大，特別是早在1905年就從俄國開始，對社會的綜合發展和不平衡發展的分析，或者對當前帝國主義模式的認識。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反革命這一當時聞所未聞、難以理解的現象的分析，儘管存在不足，卻是不可替代的。從這一點來看，托洛茨基乃指路明燈。這並不意味奉他為虔誠或獨尊的指標。恰恰相反，我們的任務乃傳遞工人運動及其交織的戰略辯論的多重記憶。但在此景況與險要的段落中，托洛茨基給予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原文為法文，發表於革命共產主義同盟週報《紅色》(Rouge)，以紀念托洛茨基逝世60周年。本文譯自《國際觀點》英譯版，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