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和種族不平等

階級和種族不平等、健康和COVID-19

K曼

關於COVID-19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率的人口資料，媒體的收集和報導側重於年齡和某種程度上的性別。雖然關於失業造成的大規模困難，也有普遍的報導，但我們很少聽到關於階級或種族的冠狀病毒染病率或死亡率。儘管如此，有明確證據表明，階級及種族同健康及疾病一般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染病率、恢復率和死亡率，很可能密切反映出各國內部以及富國和窮國之間的階級分化。個人和家庭收入，一般地反映了階級結構，是不同階層如何經歷這一流行病及其後果的關鍵因素。工人、窮人和有色人種可能比有更多特權的階層和種族群體遭受更大的痛苦。

社會學家、社會流行病學家和其他研究人員早就注意到階級、種族和健康之間的密切聯繫。然而，關於COVID-19、中國和意大利的兩個案例報導的較多，但是，對於我們當前危機中的階級或種族問題，那些報導幾乎沒有涉及，關於階級的收入或其他指標的資料，要麼沒有收集，要麼沒有公佈，而且兩國都沒有美國那樣的分層種族結構。雖然病毒通過人與人的密切接觸或者與受感染表面的互動而傳播，這是沒有階級區別的，但是那些病人的模式、他們的恢復率和死亡率很可能與社會階級有關。更多的研究很可能揭示出中國和意大利明顯的階級分化。隨著疫情的展開，我們可以預期，美國社會流行病學的模式，將明顯地沿著種族和階級路線進行。通過比較收入資料與衡量嬰兒死亡率以及預期壽命等健康指標的資料，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階級結構和階級不平等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又能看到健康和疾病率之間的聯繫。這些僅是一般的估計，因為收入並不是衡量社會階層的完全指標。

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急劇加劇。雖然這顯然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困難，特別是自1980年代以來，國民收入較低級別的80%的工薪階層的國民收入比例減少，高端與底端的差距越來越大，這本身就是生活設施，例如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設施，品質下降進一步加劇的因素。像理查·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這樣的社會學家認為，社會不平等程度比GDP更加決定人類的健康（威爾金森[Wilkinson]，1996年;（威爾金森[Wilkinson]和皮克特[Pickett]，2008年）。研究人員經常使用基尼係數來衡量各國之間的不平等，計算收入不平等的尺度為0 - 1;完全平等的社會得分為0.0，而完全不平等的社會，即所有財富都屬於上層，得分為1.0。美國目前得分為0.49，是全球北方國家中總體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中國得分為0.55，意大利為0.33分）。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在美國的收入和財富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是由於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減免、工會組織率下降、新自由主義的管制放鬆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幾乎所有這些收入都聚積到資本家利潤裏，而不是更高的工資。與此同時，從1990年代以來，至少五分之三的工薪人口的工資和薪金處於停滯狀態中。

聯邦政府收集的收入資料將賺取工資的人口劃分為20%的區段，通常稱為"五分區段"，顯示每個區段階層總收入的百分比。總體而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收入最高的20%工薪階層的收入所占比例急劇增長，最後兩區段的比例已經萎縮，中間部分的比例停滯不前。工人大致可以說佔據了收入階梯的下層五分之三。五分之一最低區段的人的收入，1980年占總收入的4.3%，2000年占3.6%。佔領華爾街運動通過針對1%的階級，呼籲人們注意階級不平等。1%的人確實吞噬了收入中越來越大的比例--- 17%和財富，近年來為34%。但前10%和前20%的人也增加了他們的工資財富份額。頂層20% 的人的收入占1980年工薪的43.7%。到2000年，他們的份額增加到49.6%，到2010年略多一些，略高於51%。到那時，最大幅度的漲幅進入到了百分之一的人的手裏。

讓我們快速看看收入等級的底層，那些佔據底層20%區段的人們，尤其是收入水準最低的人。美國政府根據食物和其他生活成本與收入計算（一個非常錯誤的公式，大大低估了真正的食品和生活成本）貧困線。目前，一個四口之家的貧困線約為25000美元。目前，美國的官方貧困率約為12%，即約3600萬人。更合理的估計是25-30%左右（25%將代表8850萬人）。其中許多是兒童或退休人士，他們將不會在勞動力中。還有數百萬人稍微超過貧困線，而其實際生活條件與貧困線以下的人相似，但政府統計中卻沒有這樣的數字，沒有資格得到公共援助。對於那些符合資格的人來說，援助金被一連串的"福利改革"削減，從克林頓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幅削減福利，到特朗普政府在疫病襲擊美國之前宣佈的最新一輪削減。在工作年齡的窮人中，有長期或間歇性失業的工人，而許多其他的人是速食或零售業的低工資工人、非正規經濟成員或"gig（臨時）"工人。這些低工資工人中有許多收入低於貧困線，沒有病假、養老金或健康保險。儘管奧巴馬的醫保增加了數百萬參保者，但仍有約2000萬人沒有醫保。

針對美國階級結構的背景做快速檢視，我們可以查看與階級相關的健康資料。總體而言，中上層階級的自我報告裏健康良好和優異的情況，遠遠高於低收入階層。根據社會與健康中心的一份報告，“貧窮成年人健康狀況報告中，其健康狀況一般或糟糕的成人數量，幾乎是家庭收入在聯邦貧困水準400%以上的成年人的五倍......並且他們因慢性疾病而有活動限制的可能性是其三倍多。美國低收入成年人患心臟病、糖尿病、中風和其他慢性疾病的比率也比富裕的美國人高（Woolf等人，2015年）。”

社會的健康狀況，可以通過觀察幾個因素來衡量，如嬰兒死亡率、預期壽命、肥胖率等，更不用說多種心理健康因素了。在這裏，我們簡要地看一下其中兩個，即嬰兒死亡率和預期壽命（兩者都與許多其他因素相關）。早在1901年在英國約克發表的研究表明，階級差別、生活條件和嬰兒死亡率有明顯相關的模式。在英國約克進行了一項研究，收集了三個不同工人階級群體的嬰兒死亡率資料。這三個群體根據生活條件和收入不同，最貧窮的人生活在最狹窄和最擁擠的條件下。

在一些最貧窮地區，嬰兒死亡率最高，為每1 000名活產嬰兒中有247人死亡，每1 000活產嬰兒中有184人死亡，以及每1 000活產嬰兒中為173人死亡。研究指出，居住在最清潔、最不擁擠的社區和家庭的公務員的嬰兒死亡率為94。對21世紀人口的研究揭示了相同的相關性。根據2001年發表的一項研究，"2000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在父親屬於頂級社會階層的活產嬰兒中，嬰兒死亡率為每1 000人死亡3.7人，生於在最底層社會的嬰兒，死亡率為8.1人。在單身母親中，這一比率為7.6。.." （國家統計局，2001年）。

預期壽命也是衡量人口整體健康狀況的主要指標。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全球平均預期壽命為72歲。所有預期壽命最長的國家都位於全球北部，日本和香港84歲以上, 位居榜首，而所有壽命最短的國家都位於全球南部。中非共和國的平均預期壽命為52.8歲。

根據無黨派的國會研究局（以撒斯[Isaacs]和喬達裏[Choudary]，2017年）的報告，在美國，"1960年出生的男性，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人，其壽命可能比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男性長12.7年"。所有這些都表明，一般來說（除個別例外），越窮，他們預期的健康就越差;而，越富，他們可以預期的健康越好。甚至有證據表明，在1%的人中間，上半部分人比下半部分的人健康更好。

種族也與健康和疾病密切相關，但相關性比階級少。非裔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比白人低得多，而其嬰兒死亡率高於白人。美國的總預期壽命約為78歲。大多數研究發現白人和黑人之間一般有4-5年的差距。男性黑人平均壽命比男性白人少9年左右。在美國，根據疾病控制中心（CDC）的資料，非裔美國人的嬰兒死亡率（百分比）（以嬰兒在一歲前無法存活的人數來衡量），為11.4%，而白人的死亡率為4.9%。

有色人種社區的人們健康狀況不佳，這個情況反映了黑人、拉丁人、亞洲人和土著人種族和階級的重疊，他們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在窮人隊伍中所占比例過高。根據標準資料集，黑人和拉丁裔人生活在貧困中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三倍（過去幾年大部分時間，黑人和拉丁裔的貧困率一直在25%左右，而白人的貧困率為8%）。黑人的糖尿病發病率遠遠高於白人，而糖尿病則使人面臨明顯的冠狀病毒風險。研究表明，種族與健康之間的聯繫弱于階級與健康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高收入的黑人、西班牙裔和美洲原住民比其收入較少的相應群體成員的健康更好，而且這種收入梯度同健康的聯繫，似乎比他們的種族或民族更強。（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2015年）。

非裔美國人的高監禁率也會導致黑人社區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上升，因為監獄是傳染病傳播的溫床，而監獄醫院更沒有能力應付突然湧入的病人。在這次危機中，有色人種在與各級衛生保健工作者（包括與醫生）的互動中，經歷了大量方式的文化種族主義，將繼續惡化有色人種的狀況。而且，與貧困、營養不良和不平等有關的所有問題，在不衛生和擁擠的移民拘留中心可能會擴大。

冠狀病毒的特殊性將加劇階級和種族差異。例如，儘管在大城市中心區所有階級的人都使用公共交通，但在某些地區，勞動人民更有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較少可能選擇自己駕駛汽車，這使得他們更容易受到感染。例如，在密爾沃基貧窮的黑人社區，每戶的汽車擁有率為20-30%，而白人和富裕地區的汽車擁有率為90%。《紐約時報》3月3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混亂的底特律，人們利用長途公共交通從擁擠的街區上班，可能是個因素，導致在黑人、工薪階層密集的貧窮的城市裏冠狀病毒感染突然激增。有一些市縣，那裏大部分的人無法使用交通工具，在這些地方，對車內人員不下車而進行新冠病毒測試的效果會比較差。

關於在大流行期間階級、職業和自我隔離能力以及保持安全距離的資料已經彙編完畢。4月3日的《紐約時報》網路版報導，1500萬智慧手機使用者移動資訊顯示了明顯的職業和階級分劃（《紐約時報》文章沒有討論抽樣問題）。“整個美國，許多低收入工人繼續四處走動，而那些賺更多的錢的人則呆在家裏，避免接觸冠狀病毒”。例如，“最富有的人，那些收入最高的10%的人，比同一大都市區最底層的10%的人更限制自己的行動。”

根據位於路易斯安那州東南部的一個研究小組資料中心的研究，“對收入和貧困的估量可以表明，社區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功地遵守COVID-19緩解措施（如‘待在家裏”和“隔離生病的家庭成員’）。（資料中心，2020 年 3 月 25 日）” 資料中心首席人口統計員艾爾森·普萊耶（Allison Plyer）告訴《新奧爾良太陽先驅報》（2020年4月3日），“人生活在貧困中時，他們住得更近，可能有四個人住在一居室的房子裏，”他說，“這意味著很難隔離。病毒傳播的一個主要方式是家庭成員間的傳播。”另一方面，中產階級的白領往往住在更大的生活空間裏。在20世紀90年代，新建的房屋面積從1，800英尺躍升至2，400英尺，提供了更多的空間隔離生病的家庭成員（Frank，2015年）。購買這些房屋的人，很可能是第三區段上端和第四區段下端的人們。

貧窮、有色人種或兩者兼而有之，使一個人更有可能無家可歸，或住在封閉社區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大量和突然的失業和低工資，特別是在高租金地區，增加了人們生活在擁擠的生活空間的可能性，使得維持社交距離特別困難。根據許多消息來源，在這種緊張時期，生活在封閉的空間，也使婦女面臨家庭暴力的更大風險，這些消息來源，記錄了特別與COVID-19危機有關的，針對婦女和同性戀雙性戀者（LGBTQ）人群的暴力行為激增，（《衛報》，2020年4月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apr/03/coronavirus-quarantine-abuse-domestic-violence

同樣，同白領工作者相比，藍領工人往往工作在更密集的場所（一些性別型職業的"粉紅領"工作，如秘書工作，也轉移到偏遠地方，而其他工作，如房屋清潔工作則沒有）。在目前情況下，白領員工從事的大量網上工作已經轉移到舒適的家庭（醫療新冠病毒患者的高薪醫生工作是一個例外），而工人階級和大多數有色人種從事的藍領工作，不能在家裏做，這導致一些人失業，而另外的人則在危險條件下工作的情況。

數字鴻溝使許多窮人和農村勞動人民以及有色人種無法獲得互聯網或高品質的互聯網，或者電腦、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他們有可能得不到最好和最新的健康相關資訊。這也損害了他們跟隨學校教學工作步伐的能力，現在這種教學工作已經轉向遠端線上形式，這將進一步加劇階級和種族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根據美國人口普查，12%的美國家庭沒有互聯網接入。新奧爾良市只有61%的家庭擁有寬頻，該市整體貧困率為23.8%（2018年），而遭受COVID-19的打擊最大。20%的人沒有任何互聯網連接（資料中心，2020年）。

據路易斯安那州資料中心介紹，中國武漢的發病率早期研究"已經查明了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通常與吸煙有關）、慢性腎病和癌症作為預先存在的健康問題，可能會增加COVID-19感染者出現嚴重結果的可能性"（資料中心，2020年;楊，2020年）。非裔美國人，以及各個種族的低收入人群，都深受其害。底特律大約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國人患有哮喘和糖尿病。

教育與階級重疊，儘管教育是健康的比較獨立的因素，但教育是與階級相關的健康和社會不平等的另一個斷層線。目前，12%的美國人口沒有高中文憑，65%沒有大學學位。32%的白人成年人擁有大學學位，而只有16%的黑人和9%的拉丁裔擁有大學學位。

貧窮，無論怎麼衡量，通常伴隨著營養不良，這反過來又對許多（如果不是所有）健康措施有負面影響。這無疑影響到嬰兒死亡率和最終的預期壽命。營養不良與階級和種族不平等有關，很可能是有關冠狀病毒的一個重要因素。即使是一些在呼吸機短缺的情況下，考慮誰優先使用呼吸機的政策，也會反映出階級和種族不平等。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3月27日在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稱，一封來封信認為，“患有嚴重心臟、肺、腎或肝衰竭、嚴重創傷或燒傷或晚期癌症的患者，可能沒有資格接受呼吸機或ICU護理。”相反，這些患者將接受"疼痛控制和安慰措施"。這些條件在低收入階層和有色人種社區中更為普遍。

美國是全球北方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醫療體系的國家。在美國，貧窮者和接近貧窮的人很可能沒有醫療保險，因為大多數領取醫療保險的美國人，他們工作場所的雇員超過250人，而有色人種工人更有可能在不提供保險的小型企業工作。從理論上講，失業、就業不足和不享有奧巴馬醫保（ACA）的小企業的工作者將有資格獲得醫療補助，但許多人被排除在外，部分原因是醫療補助被削減，共和黨州長拒絕聯邦政府擴大醫療補助計劃的提議。

缺乏定期獲得保健服務會損害整體健康，並可能削弱免疫系統，因此，沒有定期獲得衛生保健的階層，可能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並遭受最嚴重的影響。

因此，階級劃分上的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獲得保健的機會受到限制，它當然在階級和健康差距方面起著很大的作用。然而，全球北方其他等級分明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嚴重的健康不平等，但這些國家都有全民保健體系。最近有報導稱，英國有全民醫保，其基尼（GINI）指數低於美國（其基尼指數0.35，美國為0.49），但仍相當可觀，英國高收入階層的壽命比勞動人民和窮人的壽命長10年。究其原因，多種多樣，不能在此全部分析，但英國的例子表明，階級不平等的破壞性質和嚴重不公平性的深度和廣度。

美國缺乏全民醫療體系，既是美國階級不平等的體現，也是工人階級和窮人健康狀況較差的原因。但是，英國貧富階層之間10年預期壽命的差距，證明了當代新資本主義急劇分層的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因為處於貧窮狀態、有色人種和/或工薪階層在"正常"時期面臨職業健康危害，在目前的危機中情況更糟，這是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深深控訴。多年來，備受吹捧的高品質意大利醫療體系，一直受到新自由主義式公共衛生經費的削減，嚴重加劇了COVID-19危機。

我們的保健系統被十年的資金和經費削減所蹂躪，已經虛弱不堪了。370億歐元被削減，7萬多張床消失於無形。目前，ICU病床數量僅為5，090張，而衛生部表示，要應對危機，還需要2 500張ICU病床。床位與人口的比率目前為3.6/1000，低於1998年的5.8/1000。. .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削減措施的實施，這一制度日益分散到區域管理中，打破了國家管理，阻礙了國家籌資體系。這導致經濟較強的地區獲得更多的資源，而較弱的地區則落在後面。更糟糕的是，近年來，公共財政支援已經流入了日益壯大的私人醫療保健系統。因此，意大利的醫療保健系統在危機來襲時沒有做好應對準備。即便如此，意大利衛生系統最大的優勢在於仍然是一個單一的支付者體系...(澤卡[Zecca] “Covid-19 opens up a new political period in Italy）。

英國、法國和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類似的大幅削減公共衛生系統預算的情況，這些福利國家以前都是社會民主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現在這些福利國家充斥著新冠病毒患者。

COVID-19疫情所揭示的，全球最富裕國家的嚴重社會不平等、結構性醫療保健不平等和對醫療體系預算的新自由主義削減致命結合，有力地突顯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總統競選綱領中的核心要點的必要性和及時性：全民醫保，並通過累進稅1%、10%和20%的徵收而對財富和收入再分配。他關於免費大學教育的建議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正如這裏所建議的那樣，教育與健康也密切相關。

雖然社會民主方案將解決收入不平等和缺乏全民保健制度的雙重問題，但這裏概述的階級不平等與健康之間的緊密聯繫表明，階級分化的存在，因而階級社會本身不可避免地剝奪了社會大多數人健康生活的手段。COVID-19危機暴露出的階級不平等，意味著只有消除貧困和急劇縮小社會不平等，才能為地球上所有人民提供安全和健康的生活，這種情況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能發生。

Data Center. 2020. “Demographics of New Orleans and early COVID-19 Hot Spots in the U.S.”

Frank, Robert H. 2015. Inequality Matters: The Growing Economic Divide in America and it Poisonous Consequences. New York: New Press.

Isaacs, Katelin, and Choudary, Sharmila. 2017. “The Growing Gap in Life Expectancy by Income: Recent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Age.” Urban Institute.

National Statistics, (Winter 2001) “Infant and Perinatal Mortality by Soci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2000,” Health Statistics Quarterly.

Rowntree, B.S. 20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1901),” i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Health in Britain, 1800–2000: A Reader , ed. G. Davey Smith, D. Dorling, and M. Shaw (Bristol, England: Policy Press), 97–106.

R.G. Wilkinson , 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6 ).

—– Wilkinson, Richard and Pickett, Kate. 2008.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oeconomic Gradients in Mort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8 April; 98(4): 699–704.

Woolf, Steven H., Aron, l., Dubay, L., Simon, S., Zimmerman, E., Luk, K. April, 2015. “How Are Income and Wealth Linked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Center on Society and Health.

Yang, J., Zheng, Y., Gou, X., Pu, K., Chen, Z., Guo, Q., … & Zhou, Y. (2020). “Prevalence of comorbidities in the novel Wuhan coronavirus (COVID-19) infe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Zecca, Antonello. 2020. “COVID 19 Opens up a New Political Period in Italy”.

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page=imprimir_articulo&id_article=6528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