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搶劫的政治

氣候搶劫的政治

•在巴西，從第一輪總統選舉開始計票，賈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贏得了46％的選票-足以表明他很可能在三周後獲得第二輪勝利。

•在韓國仁川，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披露特別報告的結論：要將全球變暖限制在1.5°C以下,須在當代時間內，“要求社會各方面進行迅速，深遠和前所未有的變化”。 [1]

這是知識分子悲觀的標誌性時刻。我們將需要進行反右翼民族主義的鬥爭，挫敗其反動的氣候政策並採取理智的做法，這樣的歲月是我們所沒有過的。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兩種災難交相回饋互動，每一個都使得另一個更難解決。[2]

由於氣候變化助長現實中和想像中的社會緊急情況，在缺乏基於群眾的團結政治的情況下，基於恐懼，呼籲使一個社區獲得資源以抵禦其他社區的需求，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當然，諸如巴黎協議之類的中間主義措施從來都不是寄予希望的理由—即使創造這些措施的世界政治並未因右翼民族主義的興起而被拋棄。

博爾索納羅直接針對亞馬遜雨林和居住在那裏的土著社區。他上任後不久，就簽署行政命令，將對土著保護區的監管移交給農業部，該部受制於農企業的利益，儘管此舉後來在國會受到挫折。在他當選的鼓舞下，特別是在投票支持援他的地區，暴徒團夥的非法砍伐和掠奪活動增加了，對土著社區的襲擊也增加了。

博爾索納羅政府成員已向非土著人民開放農業和採礦權，認為這將使土著人民從其土地中獲得經濟利益。高級顧問奧古斯托•赫勒諾•佩雷拉將軍（General Augusto Heleno Pereira）否認亞馬遜是世界遺產的看法，呼籲發展並主張亞馬遜“應由巴西處理以造福巴西。” [3]

很難找到更清晰的例子，說明大衛•哈威（David Harvey）所謂的“通過佔有而積累”，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和自然資源被經濟以外的手段（有時是法外手段）加以徵用，以促使進一步的開發。[4]

哈威認為，合法正規地剝削工人的勞動只是資本積累的動力之一，正在進行的資本主義進程也依賴於馬克思所謂的“原始積累”，即通過公共物品私有化，軍事和准軍事徵用以及盜竊等手段積累資本。

哈威主要使用此概念來分析新自由主義政策（例如私有化和金融化）的動態，但似乎同樣適用於各種私人利益（通常與國家政府內部的要素有密切聯繫）在面對氣候危機的時候，以合法乃至法外手段佔有自然資源。

在全球範圍內，博爾索納羅的明確議程是掠奪世界自然資源，並確保 “我們”的生存和財富，對抗與氣候變化有關的“他們”，這議程不是孤立的問題，而是民族主義極右翼讓氣候與地球一起變化的方法。

傳統上，氣候變化活動分子要求世界清醒認識到氣候變化的現實，而否認氣候變化者則將自己的頭埋在沙子裏。一些大型石油公司和工業污染企業過去慣於屈服或提倡氣候變化否認主義，如今，已經接受緩解環境損害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其定價的語言，而否認氣候變化主義則成為像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公開報仇者的庇護所。

然而，即使對於他們來說，否認氣候變化主義也已經成為小圈子受眾的資訊---煽動基層的肥肉，而在他們的背後，他們卻引導著掠奪性的積累形式。對於許多傾向於新法西斯主義或右翼民族主義的主要社會團體來說，面對氣候變化的現實，與其說是阻止氣候變化，不如說是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力，維護資源控制和攫取更多。

隨著人為觸發的氣候變化的加速，“經濟發展”和建立資源控制作為氣候爭辯的方法，成了當務之急，變得越來越公開。

例如，就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發佈前幾周，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發佈報告，假設到2100年全球溫度將升高達到驚人的4°C（超過7華氏度），[5] 以支持特朗普凍結聯邦燃油效率標準的決定。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意識到將氣候變化的損害限制在1.5°C內需要社會各方面進行迅速、深遠和前所未有的變化---並且得出結論，既然顯然這不會發生，我們不妨繼續前進，繼續燃燒化石燃料，因為相對寬鬆的美國燃油效率標準所造成的總增長幅度很小。

同樣在五月，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提出，北極融化的海冰不是危機，而是亞洲與西方之間貿易的機會，但前提是西方國家必須採取果斷行動，與俄羅斯和中國等競爭對手爭奪領土主張。[6]

能源部為爭奪獎項，決定將其推向最極端，能源部已開始將化石燃料稱為“向世界出口的美國自由分子”。[7]

當然，在民族主義國家元首和各種不同形式的網路極端主義者之間，對氣候變化現實的極右翼回應是不同的。在極右翼種族滅絕的邊緣，生態法西斯主義是新興趨勢。 2019年3月紐西蘭基督城槍擊事件中闖入了現實世界。射手的宣言將自己確定為“種族民族主義者，生態法西斯主義者”。

儘管環境激進分子甚至生態恐怖分子通常是由左派產生的意識形態驅動的，但生態法西斯主義將深層生態學的思想引入了白人民族主義價值體系。

生態法西斯主義者發展反移民形式的“救生艇倫理”，認為種族應該留在傳統家園中，社會應該採用純素食，工業化前的生活方式，而且面對環境崩潰，應該允許人們死亡。

芬蘭偏向法西斯生態論的資深生態學家彭蒂•林柯拉（Pentti Linkola）問道：“該怎麼辦？”當一艘載有一百名乘客的船突然傾覆而只有一艘救生艇時，怎麼辦？當救生艇已滿時，那些討厭生命的人會試圖讓救生艇裝載更多的人。那些熱愛和尊重生命的人將抓住船的斧頭，切斷粘在船舷上的多餘的手。” [8]

不難指出這種論點存在明顯的矛盾，例如，當白人民族主義者宣稱對澳大利亞或紐西蘭等殖民地擁有自然統治權時。這裏的重點是認真對待這些想法，而不是將其視為必須回答的價值體系，應將其視為意識形態症。

儘管即使是最右翼的議會黨派也拒絕大規模槍擊事件，但在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主流政治輿論中，越來越強硬的反移民言論盛行，讓全世界互聯網的陰暗角落得到鼓勵並採取行動。他們的靈感來自美國不太公開的大規模政治性搶手以及像ISIS的精通媒體的超級暴力恐怖分子。生態法西斯主義和具有生態意識的白人民族主義右翼的“精簡”形式可以鞏固其在極右翼亞文化圈中的地位。[9]

氣候變化的影響已經加劇社會壓力，使大量移民和難民流離失所。2007年至2010年敘利亞的乾旱加劇農村貧困和向城市中心的遷移，這是導致2011年起義的因素，最終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導致內戰和難民危機。[10]

中美洲的乾旱使本來很貧困的地區的生活更加艱難。預計孟加拉將遭受氣候變化，嚴重洪災的打擊，而來自緬甸的羅興亞難民居住的考克斯集市地區可能特別脆弱。

印度希望季風季節有所改變。喀什米爾氣溫上升和水資源短缺可能會加劇印巴緊張局勢。[11]

預計北非將會變得越來越乾熱。乾旱和糧食短缺加劇達爾富爾、奈及利亞和索馬里的危機。跨學科的學者小組在2009年認為，氣候變化可能導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武裝衝突增加50％以上。[12]

如果將特定的衝突主要歸咎於氣候變化，那將是錯誤的，在中短期內人類更容易控制的一系列政治和經濟因素也很關鍵。但是，縱觀全球形勢，很明顯，除非社會發生結構性變化，否則我們應該期望在未來幾年中看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這類人類危機。

從短期和長期來看，一方面是移民政治和難民危機，另一方面是極右翼民族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政治興起的危機，兩者之間，開始出現回饋作用圈。

例如，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和擔任總統的頭兩年，其邊界危機宣傳比現實更誇張。特朗普上任時，對無證件過境人員的擔心已有多年下降，在2007-09年經濟危機期間及之後，有大量移民流回祖國。

在2010年代，由於美國外交政策，乾旱和政治僵局的加劇，中美洲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進一步惡化。在回饋作用圈的短期例子中，特朗普將注意力從旅行禁令轉向邊境，加劇修建隔離牆和隔離家庭的威脅。

消息開始在中美洲社區傳播，說如果你們正在考慮加入大篷車行列，現在是時候了--- 在特朗普成功地完全關閉邊界之前。所有這些都導致無證過境者急劇增加，儘管遠低於2008年前的水平。[13]

在歐洲大部分地區，氣候變化，真實存在的移民難民與幽靈似的移民難民兩者，以及極右翼的政治之間的回饋迴圈作用已經相當開敞，儘管其形式在整個大陸上差異很大。英國退歐的部分原因是仇外心理，儘管這部分針對的是東歐人尋求經濟機會以及歐盟難民政策。

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在意大利強勢突起，因為他強調強硬的、往往是戲劇性的反移民政策，使其對環境更為友善的聯盟夥伴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黯然失色。

在法國，國民陣線宣稱自己是最強大的單一政黨，即使政治主流仍然可以團結起來否定其真正的執政力。導致“黃背心”運動的危機表明，通過增加工人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成本來減輕氣候變化危害的技術官僚計劃可能會面臨抗議和民眾的拒絕。

在丹麥，由於主流政黨本土主義丹麥人民黨（nativist Danish People’s Party）擁抱仇外心理，在民意測驗中衰落。六月份，社會民主黨人通過支持反移民政策，奪取右翼的聲勢，贏得了巨大的勝利。[14]

在希臘，金色黎明（Golden Dawn）活動家經常對移民進行身體攻擊。同時，對希臘經濟的困境，期待出現任何議會或群眾行動解決方案，這樣的希望已經消退，因而，移民支援和團結工作已成為左派活動人士工作的關鍵成分。

匈牙利的維克多•奧爾班（Victor Orbán）拜訪美國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終於獲得國際合法性，而波蘭執政的法律和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反對移民的規則，儘管波蘭很少見到移民或難民。

美國西部和澳大利亞，與“主權公民”運動相關的反聯邦政府牧場主和農村商業利益，一直是否認氣候變化主義最堅定的支持者。這裏反映了巴西的基本問題：關於公共土地使用的鬥爭，是出於公共利益管理公共土地，還是按照私人利益進行“明智使用” 公共土地。[15]

將化石燃料留在地下，應對氣候變化和旱災，以及尊重土著主權，面對這些爭議性要求，釋放公共土地進行鑽探或放牧的邏輯，反映了剝奪性積累的相同邏輯：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建立對資源的控制，直至包括使用法外民兵。

面對氣候變化和移民幽靈，徵用和開發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政治以及嚴格的邊界制度，符合世界勢頭上升的極右典型。但是，並不總是採用這種形式。也可以採取“氣候變化中產階級化”的溫和自由的形式。

邁阿密小海地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一倍，因為擁有海平面房屋的居民試圖逃離不斷上升的水域。[16] 亞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很多人逃離氣溫上升的鳳凰城。

由於加州的野火威脅有可能成為馬里布（Malibu）等富裕地區的生活常態，而且保險公司收取天文數字費率或拒絕再次補貼重建工作，因此許多居民決定搬遷到遠離森林的“天然景區”，帶去房地產業渴望的便利。

這就提出了問題，即自由主義和大多數左派如何應對右翼民族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和氣候災難。在最壞的情況下，有趨勢可能會將自己孤立在部分受到修辭或文化抵制的孤島中，而沒有意識到我們將自己限制在飛地內。

這裏，禁止麥稈稻草之類，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是容易達成的目標，但這還遠遠不夠。如果原封不動並且不對系統性理解開放，道德消費的概念，例如“用自己的錢投票”支持“可以控制的事物”，就與飛地的邏輯有關。

加利福尼亞的自由城市，如三藩市和聖克魯斯，已經變得中產階級化，以至於可能缺乏其長期以來象徵著進步政治的客觀基礎。如果邊界依靠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和邊界巡邏等機構，分裂土地的掌控依靠民兵，則飛地同樣地依靠警察。

有了默契的理解：在飛地內，您有言論自由，擁有豐富的文化世界，種族和性別多樣性以及反對派政治，但是治安將維持基本的經濟和種族秩序。因此，在某些方面，自由主義飛地可以客觀地站在“堡壘歐洲”一邊，禁止移民進入，或是由美國西部分離主義民兵控制的地區。

主流和有組織的激進左派大多無視極右翼和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在言辭和實踐上的這些變化。有時，似乎我們仍在與昨天的否定氣候變化主義作鬥爭。與此相關的是，關於“氣候變化如何影響我們所有人”的過時觀念有時會被重新包裝為環境運動中的新觀念。

例如，歷史學家迪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撰寫過有關另類實踐研究和生態學的文章，他認為，即使氣候變化對富人和窮人的影響會有所不同，但氣候變化卻超越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層面，因為“與資本主義危機不同”，這裏沒有為富人和特權階層提供救生艇。” [17]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可能是正確的，因為與其祖父母的世界相比，當今的富裕和中產階級的孩子將繼承在生物學上處於貧困狀態的世界，但卻忽略環境危機的意識形態面。還沒有看到“救生艇”的隱喻會變得多麼令人不安。

即使救生艇沒有多大用處，最後，法西斯主義的邏輯也會要求擊敗其他人以確保其擁有救生艇。這種救生艇邏輯延伸到擬議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的意義不在於使世界變得更美好，而在於創造後人類的未來，讓少數富人可以逃脫遭詛咒的星球。

希望有不少富裕和中產階級的人們可以從本質上成為階級叛徒，為每個人爭取更美好的世界，但對他們有些人而言，阻力最小的途徑，將是利用民族國家的邊界以及城鄉的飛地，遠離亂民，掠奪剩餘的環境資源。

氣候危機並沒有超越階級因素。而是加劇乃至激發其新法西斯主義元素，並使生態社會主義（ecosocialism）或生態野蠻主義（ecobarbarism）的替代品變得難以置信。在氣候變化方面，新法西斯主義的動機是加速主義的，儘管散佈著恢復控制和使民族國家再次強大的幻想。

瑞•泰拉達（Rei Terada）指出，應對掠奪和邊境暴力政治“需要一種語言，即法西斯主義如何影響人們的死亡願望，這是大多數政治所沒有的。” [18]

即使是最誇張的言論，也可以窺見一斑。 “使美國再次偉大” 的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列根時代，但有顯著的不同，就是列根向支持者傳播樂觀主義的能力。

如果你反對列根，當然想吐，但這是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故事，支持者可以毫不尷尬地歡呼。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我們將贏得讓你煩倦”，具有民族統一主義的英雄式“迷失之因”言論的優勢。回到1950年代美國的“輝煌時代”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將其視為凱恩斯主義和穩定工作時代，還是白人至上和尊重傳統性別等級制的“紳士主義”形式，都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可能有意無視對某些事情，但並非天真。實際上，至少在另類右翼和更廣泛的千禧世代和60年代環境中，瀰漫厭世情緒。

這些特朗普支持者認為我們真的不能退縮。他們希望有人為他們而戰（白人和傳統性別/家庭價值觀認為的“我們”）；他們希望有人看到他們的敵人受苦。眼看著世界在燃燒，這太可怕了，但他們擁抱了前景中令人緊張的東西。

回到有些令人心煩的短語，參與生態社會主義或生態野蠻主義的鬥爭將需要逃避飛地的邏輯和界限。為生態公義的未來而戰，不能再被視為立即進行環境正義鬥爭的替代選擇。

認為氣候變化可以成為人類共同事業，這個觀點應該被理解為某種理想主義，對於激發階級叛徒可能是有用的，但將面臨對土地和資源的積累控制的爭奪。環境正義是由階級驅動的、種族化的、現時現地的氣候鬥爭。

立岩（Standing Rock）地區的鬥爭也許是這個時代的起始政治鬥爭。拉科塔蘇族（Lakota Sioux Tribe）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環保主義者彙聚在一起，展開政治鬥爭，象徵著奧巴馬政府的結束和特朗普時代的開始。

在世界各地，各階級年輕人已經進行罷工，呼籲採取積極行動來應對氣候危機。當今的鬥爭，例如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不應被視為足以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解決或減輕氣候變化危害的立法方案，而應視為舊時的過渡性要求，並且將整個氣候和社會正義的當前可能性，同進行更根本改變的計劃聯繫起來，從而有可能在受損的星球上實現凝聚性社會生活。

[1]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政策制定者摘要，各個政府批准的全球變暖1.5°C的特別報告 - IPCC https://www.ipcc.ch/2018/10/08/summ....

[5]艾爾佩林（Eilperin），鄧尼斯（Dennis）和穆尼（Mooney），“特朗普政府認為，到2100年，全球氣溫將上升7度。”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

[9] 胡克（Huq）和莫奇達（Mochida）， “環境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與氣候變化的安全化”，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

[10] 克雷（Kelley）等人，“新月沃土地區的氣候變化及其對最近敘利亞乾旱的影響。” https://scholar.google.co.uk/scho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