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瘟疫擴散。
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截至2月18日24時，據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現有確診病例57805例（其中重症病例11977例），累計治癒出院病例14376例，累計死亡病例2004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4185例，現有疑似病例5248例。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574418人，尚在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135881人。累計收到港澳臺地區通報確診病例94例：香港特別行政區62例（出院4例，死亡1例），澳門特別行政區10例（出院5例），臺灣地區22例(出院2例，死亡1例)。
新冠肺炎疫情勾起人民對抗2003年非典以及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回憶。以下引述美國生態學家羅布·華萊士(Rob Wallace) 與鍾南⼭院⼠及其課題組反思兩次瘟疫的文章，對照當下，值得借鑒。
華萊士在《大農場製造大流感》(2016)(Big Farms Make Big Flu)撰寫人畜共患病的威脅日益加大與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現代農業實踐之間的關聯，特別是跨國農企業的擴展與歸併，以及食品生產不同階段的垂直整合。我們吃到的食物越來越集中於大規模生產的企業，成群的不同的動物擠在畜棚裏，被迫在短短數月內快速生長至成熟，然後被屠宰加工，最後運往世界各地。這些不同的動物逐漸趨於基因相同，面對感染的病原體，並無免疫，再者，長期共處而交叉感染，病毒隨之進化。大多數新的菌株沒辦法打破物種的差異，直接作用於人類，但是持續的進化終有突破這道防線的可能。
華萊士指出，疾病的根源是複雜的。埃博拉”最早是在埃博拉河地區(現屬民主剛果共和國)識別的，他認為這種基於絕對地理的命名沒什麼用處，但是從關係地理的視角看待這個問題，信息量就很大。濫伐森林以便於從事伐木和採礦作業，其結果是導致人類與蝙蝠的接觸機會增加，而後者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多年來，當地忙於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忽略公共衛生服務建設，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為了償還調整結構所需的貸款，生產經營收益源源不斷地流向世界金融中心：倫敦或紐約。
華萊士認為要讓疾病的命名包含真正的資訊要素，那麼“豬流感”應該叫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流感”。這場流感的病毒接近1918年病毒，當時是鳥類傳染給人類，後來又影響到豬，2009年以前，病毒已經在豬體內進化幾十年。第一例“豬流感”在墨西哥境內發現，許多媒體不約而同地稱其為“墨西哥流感”。華萊士認為，1992年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廢除保護性關稅，小農生產者迫於競爭壓力而虧損破產，或者被大型企業吞併，高度整合導致豬群中的多樣性受到侵蝕。華萊士判斷，沒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不會出現2009年的“豬流感”。
另外，中國工程院院⼠、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主任、⾼級別專家組組⻑鍾南⼭院士及其課題組，在《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發表《抗擊SARS實踐與新⼈文精神的思考》。該文指出SARS乃 “生態斷裂的結果”，也是“環境病、城市病和生態病的發作，也是人文精神疾病的發作”之例證，全文歸納有以下三個重點: (1)維護公共醫療系統; (2)關注人與自然環境關係; (3)推動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儘管文章並沒有直接批判新自由主義，但卻直斥其核心價值: 公共事業私有化、市場經濟壓倒一切、城市工業文明優越等。以下引文可印證:
(1) 維護公共醫療系統
l SARS事件警示我們：經濟發展並不等於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並不等於人的發展。著眼於人的全面發展，我們必須把人的健康納入科學管理的視野，下大力氣發展公共衛生事業，修正、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
l 一味強調發展經濟，將市場規則引入醫療衛生事業，我們的工作出現了偏差：國家減少了對公共衛生系統的投入，在實踐中「重治輕防」。影響最深的是基層，特別是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醫療衛生發展滯後，醫療市場因過度市場化而導致群眾「看病貴」。 SARS及其後的禽流感告訴我們，構建、編織一張遍佈全國城鄉、運作高效、銜接有序的醫療衛生網路，這是健全的社會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為在這個社會，如果發生流行性疾病的威脅，就沒有哪個地方是特別安全而可置身事外的，每個人的健康與安全得到保障，才有社會的健康和安全。
l 建國初期，我們在短時間建立了遍及全國的三級醫療預防網，大搞愛國衛生運動和群防群治，在經濟困難，投入小的情況下，在遏制傳染病流行、提高人民健康水準方面，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l 「修正」、「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就是國家要加大對醫療衛生尤其是公共衛生的投入，避免放任醫療機構過度市場化，把以往片面突出的「醫」和「療」改為強調「預防為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構築保護弱勢群體、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防火牆，化解社會風險，營建和諧社會。
(2) 關注人與自然環境關係
l 有一個認識誤區需要指出：果子狸並不是SARS病毒的「罪魁禍首」，牠是人們不健康飲食方式的「受害者」。SARS事件使我們相信，人類與傳染病的鬥爭將是艱難的、長期的鬥爭。因為，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中很多因素助長傳染病的傳播，如由於人口流動頻繁，增加了人群的接觸機會；色情服務、多性伴侶促進了性病傳播；食品工業化生產中加溫不足、消毒不嚴發生的食物中毒；醫院中廣泛採血、輸血、透析引起的血源性疾病的傳播；濫吃野生動物導致病原微生物在不同的宿主中進化繁衍；城市建築過於密集，公共設施承載超負荷等。要改善我們的生存境況，營造健康的生活環境，必須審視自我，養成科學的行為方式。
l SARS的爆發告訴人們，自然環境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因素。其實，早在SARS發生之前，人們就一再接到同樣的警告，諸如森林面積減少、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荒漠化遞增，乃至大氣中的臭氧層被破壞，全球性氣候變暖等等，這樣的報告不絕於耳，只不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罷了。SARS對人的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其警示作用足夠大了。雖然對SARS冠狀病毒產生原因的研究還未有定論，但不少醫學界人士認為，很可能與環境有關。
l 人類社會步人工業時代後，以人的欲望無限擴張為內核的物質主義和以人的意志過度放大為內核的「征服主義」，使人在永不停頓獲取更多物質的對客觀外界的征服和索取中，不知不覺地滑到了與自然為敵、從而反過來受到自然報復或懲罰的可怕淵藪的邊緣。
l 在現代社會，發展的標準更重要的是與自然和諧，共同獲得發展的可持續性。這意味著談發展一定不能離開自然的基礎，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不可超越地球的容納度。在人口增長使地球不堪重負的情況下，發展只能是滿足人的正當需要而非所有需要。人的正常需要不是完全由人自身盲目定義的，生產力發展如果被用來生育更多的人口，並且用於滿足那些違背自然精神的奢侈欲望和高消費、高浪費等「需要」，這必然超出地球生態系統的限度而使其崩潰。這從自然的角度看是缺乏正當性的。
l 也就是說，需要和發展等都要放在地球生態系統中考慮，以維護自然與人及人類社會的平衡為依歸。簡言之，關注自然環境是與經濟、文化、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的科學發展的第四維視野，對此，我們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否則，仍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觀。
(3)推動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
l 人類的生存環境與其健康的關係實質上是生態平衡關係，疾病病因模式表明，任何流行病的發生發展或多或少地與環境發生聯繫，SARS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研究表明，SARS病毒是由動物宿主傳給人的，但如果沒有生態環境整體上的巨大變異，SARS不可能大規模流行。所以學界傾向於SARS事件是生態斷裂的結果，在社會學和文化學意義上，它是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征服自然的過程中，人類自然倫理和社會倫理扭曲，千萬地球生態圈結構及其一些要素和環節發生惡性變異的結果。所以環境病、城市病和生態病的發作，也是人文精神疾病的發作。
l 人類征服自然呈現全球性、快速性和空前破壞性的特點，致使自然界向人類發出了生存危機的警示。從現在起，我們必須摒棄輕視自然、以征服者姿態對待自然的惡劣態度，必須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做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堅決摒棄人類中心主義。必須節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宣導可持續消費，必須顛覆「高資本投入、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發展模式，大力發展迴圈經濟和生態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l SARS首先在中國城市的環境下觸發和迅速傳播的，主要流行於人口密度較大的大、中城市，暴露出城市發展中不顧自身現實環境的平衡與和諧問題的嚴重性，是「城市綜合症」的通病性缺乏系統性醫治的表現，是城市發展觀偏移的後果。作為工業化基地及人類文明象徵的城市，已成為人類主要居所，城市生態系統構建對公共健康和人民健全的生活的關係日益重要。綠色城市理念立足於人的本性及其實踐的本性，將城市看作人類實現其本性的實踐和文化成果，促使人們同時關注居所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及兩種屬性的融合，具有概括人類從灰色的生態系統走向綠色的生態系統，即人與自然和諧這種理想指向。
資料來源:
(1)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http://www.nhc.gov.cn/xcs/yqfkdt/202002/8f2cfd17f4c040d89c69a4b29e99748c.shtml
(2) “【武漢肺炎】病毒幽靈再現 鍾南⼭：我們是否吸取沙⼠教訓？”，https://www.hk01.com。
“公共健康：“西班牙流感”的出現與疾病的命名”，斯揚/編譯，摘自科學撰稿人、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作者Laura Spinney發表在www.aeon.co上的文章“Who Names Diseases?”, 《文匯報》，2017-06-20，https://cul.qq.com/a/20170620/0217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