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提纲

 

丹尼尔本萨德

 

以下是丹尼尔本萨德为《南风》杂志写的文章,寻究马克思主义今天所面临的理论挑战,代表了大胆的尝试。根据作者的看法,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和其它主要政治流派的理论贫乏可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者固步自封,一味执守着过去的正统性。不过,他坚称,斯大林主义崩溃后,世界变化巨大,革命理论现在必须尝试来把握这种变化。他讨论的范围涵盖现代帝国主义,苏联一类国家的得失总结,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新民族主义和社团认同,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政党和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等等,不一而足。这是一篇难懂的文章。我们翻译成英语供参考,因为该文章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和挑战有重要的见解,乃未来研究与思考的重要标志; 所以尽管难懂,但将吸引和激励许多我们的读者。

 

我们正面临着双重的责任:传播受到守旧主义威胁的传统,并探索不明朗的未来轮廓

在最近十年的过程中(自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后),有某样东西结束了。是什么?是厄里克霍布斯鲍姆和其它历史学家所谈论的,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柏林墙倒塌的20世纪吗?

抑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短时期呢?该时期以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为标志,特点是各帝国主义中心持续的资本积累和福特主义调节。

要不然,或者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大周期?这个周期开幕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和现代劳工运动的兴起,以第二国际的形成为象征。

关于工人运动的伟大战略分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草创时期:例如,帝国主义分析(希尔弗丁,鲍威尔,罗莎卢森堡,列宁,巴乌斯,托洛茨基,布哈林); 民族问题(罗莎卢森堡,列宁,鲍威尔,贝尔波若廓夫,潘涅库克,斯特拉瑟); 政党-工会关系和议会制(罗莎卢森堡,索列尔,饶勒斯,尼乌文赫伊斯,列宁); 战略和权力之路(伯恩斯坦,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

这些争论在我们历史上的份量,不下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开启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冲突作用。

当时的工人运动往往超越激烈的方向及方案的分歧,展现了相对的团结并且共享一种文化。这方面如今还剩下什么?

在重新发行的新左派评论第一期上,有一篇非常含糊的社论,在该文中佩里·安德森估计,自改革运动以来,世界并不很缺乏统治次序的替代选择。查尔斯-安德烈·乌德利更明确,认为目前情况的一大特色是独立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消失

于是,我们处在一个不定的过渡阶段的中间,此时旧东西正在死亡但没有消除,新事物正在努力显现,我们夹缠在未超越的过去和日益迫切的开展独立研究课题的必要性之间,这研究课题将使我们能够在眼前敞开的新世界中定位自己。因为旧工人运动传统的衰弱,鉴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平庸和我们其它的右派对手的存在,有这样的危险:我们可能会退而只是维护旧的理论成果,而这些成果今天的价值有限。当然,理论的生命依赖于辩论和对抗:我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辩论对手。但这种依赖性是相对的。

说来容易,在法国称之为左派们的大政治势力,如社会主义党,共产党,绿党,在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他们并无新意。但是,必须记住,尽管他们幼稚,有时过于年轻,20世纪70年代的极左派辩论却比今天的他们更有成果和丰富得多。

因此,我们已开始了时代相迁的危险过渡,而且我们处在中流。在大胆地分析这些新时代的同时,即使受到守旧主义的威胁,我们也必须同时传播和保卫我们的理论传统。即便会让人震惊,我也愿以我形容为开放教条主义的精神面对这个试验。教条主义这个词或许有坏的名声(据媒体的共识,开放的比封闭的,轻便的比沉重的,灵活的比硬性的总是更好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在一切理论的事情上,对流行想法的抵制有其作用。对多种多样的时兴观念和流行的影响提出挑战,需要在既定模式改变以前,先对其作出有力的反驳。之所以要开放,因为我们不应该宗教性地维护教条说法,而是应对照新的现实作测试,从而丰富和改造世界观。

我会提出五条反抗的提纲;其方式是要刻意地强调必要的拒绝工作。

1. 帝国主义还没有消解于商品全球化中。

2. 共产主义并没有消解于斯大林主义的倒台中。

3. 阶级斗争不能沦为小区认同政治学。

4. 冲突的差异不融合于矛盾的多样性。

5. 政治学不能解体为伦理学或美学。

我认为这些提纲是可论证的命题。其注释则解说推理的结果。

 

提纲1 :帝国主义还没有消解于商品全球化中

帝国主义是统治的政治形式,对应于资本主义积累中的联合与不平等发展。现代帝国主义已改变其外观。帝国主义并没有消失。在最近数百年的过程中,经历了三大阶段: a)殖民征服和领土占据(英国和法国殖民帝国); b)金融资本或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统治,希尔弗丁和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工业和银行资本的融合,资本出口,原材料进口); c)在二战以后,一些帝国主义列强分享世界的统治权,前殖民地的正式独立和受控发展。[1]

由俄国革命开启的进程系列已告一段落。我们走向的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类似于出现在1914年以前的金融统治。现在,帝国主义霸权推行的方式多种多样:金融和货币的控制(允许控制信贷机制),科学和技术的控制(对专利的准垄断),控制自然资源(能源供应,控制贸易路线,给生物组织加以专利控制),行使文化霸权(由大众传媒的巨大力量强势推行),还有最后的情形,行使军事优势(很明显地见于巴尔干地区和两个海湾战争)。[2]

在这种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新结构里,对领土的直接控制次于对市场的控制。结果导致一个非常不平等和非常糟糕的联合发展,该发展结合了新的主权关系(如债务、能源、食品和健康的依赖性,军事协议的分支机制),和新的国际分工。

直到二、三十年前,还似乎走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国家,再次盘旋在不发展状况中。

例如,阿根廷再次成了主要原材料出口国(大豆已成为其主要出口产品)。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统治的埃及,吹嘘其收回主权(以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为象征),在扫盲教育上的成功(为中东国家提供工程师和医生)和工业化的开始(如同布迈丁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今天只不过是旅游业者的天堂。两个债务危机(1982年和1994年)和融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后,墨西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受控制的北方巨人后院。

依赖和统治关系的蜕变特别反映在战争的地缘策略和技术改造上。

二战期间,不再可能谈论单个战争,谈论单独一列的战线,而是几场相互重迭的战争。[3] 冷战结束以来,冲突的性质防止任何非黑即白地看待双方的方式。所有最近的冲突,连带其独特的组合和多重矛盾,都显示不可能有简单的响应。

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时,反对撒切尔英国的帝国远征的立场决不能迫使阿根廷革命家支持军事独裁者。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里,面对两种形式的专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失败论是有道理的。在海湾战争中,国际反对沙漠风暴行动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对萨达姆·侯赛因专制政权的任何支持。

全球化也在冲突的结构方式上产生后果。我们已不再处在争取解放的战争时代,那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情形相对简单。这个全球化后果,使得利益和快速变来变去的立场纠缠不已。显然,这就是所以要总结收支平衡明细表的原因,因为要从怀疑,错误(有时)和我们可以在近年的冲突里找到的困难中得到教训。

把冲突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立,导致偏重人权帝国主义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给了北约干预前南斯拉夫的理由。

 

提纲1.1 :国际法和国家民主主权不可能消散于人道主义伦理中

民族国家的功能在19世纪就已形成了,毋庸置疑,尽管在改变和削弱,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时代却没有来到。矛盾的是,在过去10年欧洲已经看到10多个新的正式主权国家,有超过1.5万公里的新边界出现。为波斯尼亚、科索沃或车臣自决权的辩护显然是主权的辩护。这个矛盾被主权主义的贬义概念弄得模糊,在这个概念下,令人恶心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混淆于政治主权的合法民主诉求,该政治主权阻碍单纯的人与人的竞争。

仍需吁请国际法清楚地阐明两个合法性准则:迫在眉睫的人类和公民的普遍权利准则(其中的某些机构,如国际刑事法院,成了部分具体化的机构); 以及国家间的关系准则(其原理可追溯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说法 ),在这个准则的基础上,如联合国那样的机构得以建立。无须把联合国没有的用处归于联合国(别忘了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表现,那是一张灾难明细总结表),有必要指出,参加盟军行动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修改新帝国的秩序结构,让其有利于新的强权,比如说北约(在50周年的华盛顿峰会期间,其作用被重新界定和扩展了)和世界贸易组织。

从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力量关系中产生了联合国,毫无疑问,联合国必须改革和民主化(反议会制并不妨碍我们支持像比例与性别一类审议模式的民主改革),从而有利于联合国大会,反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封闭俱乐部。不是为了赋予其国际立法的正当性,而是要确保,肯定不完善的国际社会代表,反映了利益和观点的多元化。同样,围绕着欧洲政治体制,以及像海牙法庭,紧急刑事法庭和未来的国际刑事法院一样的国际司法机构,我们迫切需要做出省察思考。

注解说明1:要更新帝国主义的概念,不能只从经济统治关系(明显的)的观点出发,全球的统治系统(科技的、生态的、军事的、地缘战略的、体制的)拥有资本的重要性,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刻,恰恰是当看似聪明的人认为,随着其东方官僚对手的崩溃,这一概念范畴已经过时的时候,发生在世界围绕着无条件(西方给予另一种方式)的民主和野蛮之间的简单对立而组织起来的时候。

玛丽·卡尔多,八十年代初同EP·汤普森一起,是反毁灭主义以及反对在欧洲部署潘兴和巡航导弹的核裁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现在却说,内部和平与外国战争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特征,造成了国内的法制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与冷战一起结束。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顺利迈向全球性法制的时代。这正是有些人称之为没有冲突恐惧的道德帝国主义,玛丽·卡尔多所谓的良性帝国主义

 

提纲2 :共产主义并没有消解于斯大林主义的倒台中

新自由主义的反改革意识形态,在试图把帝国主义融入商品全球化的忠实竞争里的同时,试图把共产主义纳入斯大林主义。于是官僚专制是革命历程的简单而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斯大林则是列宁或马克思的合法继承者。出于这一概念谱系,这种观点流行于世界各地。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发展和黑暗灾难,已经潜在地存于无产阶级专政先锋党的概念中。

当然,在现实中,社会理论从来没有超过对一个时代所作的关键解释。如果我们要找出使其在面对证据和历史时失去力量的差距和弱点,不能根据另一时代的标准评判该理论。照此道理,继承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矛盾,人民和党以及国家的迷惑,社会法令和政治法令的融合,闭眼不见官僚危险(低估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一切有利于20世纪30年代的俄罗斯官僚主义反革命。

在俄罗斯热月政变过程中有连续性和中断性的要素。要准确地追溯官僚反动势力的胜利时间,其困难牵涉到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不对称性。反革命其实并不是革命的反面事实或反置的形象,并非是一种反转的革命。就像约瑟夫··梅斯特尔谈到法国的热月大革命时,正确指出的那样,反革命不是一场相反意义上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取决于自身的时间尺度,即破裂的积累和互补。

 

如果说托洛茨基把热月反动的开始时间追溯到列宁死亡时,那么他则认为,直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伴随着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莫斯科审判,大清洗和可怕的1937年,反革命运动并未完结。在题为极权主义起源分析文章中,汉纳·阿伦特建立了明晰的编年表,把官僚极权主义到来的日期恰当地定为19331934 。从俄罗斯,前苏联,再到俄罗斯,莫舍·列文,揭露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数量爆炸。20世纪30年代,镇压民众运动的规模改变了。那不是契卡(政治警察)或政治监狱的实践所预示的东西的简单延伸,而是一个质的飞跃,国家的官僚体制摧毁和吞噬了党,而党一度被相信能控制住该官僚体制。

从三个角度来看,这种官僚反革命所表现的中断性是重要的。与过去有关的:历史的可理解性,历史不是疯人胡说的故事,而是社会现象,不确定结果和决定性事件的利益冲突的结果。与目前有关的:斯大林反革命的后果污染了整个时代和长期扭曲了国际劳工运动。对斯大林主义没有历史的认识,现在许多的悖论和僵局(开始于巴尔干地区的周期性危机)是无法理解的。

最后,与未来有关的:这些反革命的后果,其官僚危险在意想不到的层面出现,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是新一代的重负。正如厄里克·霍布斯鲍姆写道,离开俄国革命及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一个人就无法理解短缩的20世纪的历史

 

提纲2.1 :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归于民主国家主义

把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描绘成列宁主义(里诺维耶夫在第5次共产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上打造的概念,其用意是在列宁去世后,把关于国家的新的正统理由合法化)的原罪不仅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对于未来也是危险的。因此要充分地理解并纠正这些错误,以防止权力的职业危险,并保证透明的社会。

如果放弃了对富裕的幻觉,那么这个灾难性的经验是必要的教训,这个经验就是排除社会的选择和仲裁(如果必然性是历史的,那末富裕的观念是强烈相对的); 如果我们放弃绝对的民主透明性的假设,该民主透明性建立在人(或解放了的无产阶级)的均一性和国家迅速消亡的基础上; 最后,如果我们移除所有时间尺度不一致的后果(经济、生态及法律的选择,习俗、心态、艺术有不同的时间性;性别和代沟矛盾的解决方法和节奏不同于阶级矛盾),那么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作为分开的领域,国家和法律在削弱,这样的假设,并不意味着注定会消亡,除非结果是社会的国家化,而不是权力的社会化。

因此,官僚主义不是虚假观念的讨厌后果,而是社会现象。在俄罗斯或中国肯定有特别的原始积累形式,但其根源在匮乏和分工。官僚主义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普遍方式表现自己。

这可怕的历史教训,必须导致纲领性结果的深化,这些结果起于1979年第四国际制定的档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该文专门论述了作为原则的政治多元化,社会运动相对于国家和党派,法律文化和权力分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用19世纪的政治词汇来说,诱发了法律制度:赋予罗马议院反对暴政的临时紧急权力,然后,这制度成了专制政权的名字。[4] 不过,这个概念因为有原始的含糊性,同太多仍在经历的惨痛历史经验相关,负重难行。然而这个解释并没有给我们机会,重新构划多数民主的问题,重新构划社会和政治间的关系,以及削弱统治的条件。对于该统治,巴黎公社最后发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似乎给出了答案。

注解说明2.1 :斯大林主义代表的是官僚反革命,而不是10月革命兴起的制度的简单的,或多或少不可逆转的演变,该观点远远不符合一般的共识。正好相反:自由改革派和斯大林主义忏悔者同意,把斯大林主义的反动视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逻辑延伸。实际上,这正是正统共产主义传统的革新者所达到的结论,他们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主要是一个理论的偏差,而不是可怕的社会反动。

答复吕伟思一文中,路易·阿尔都塞把斯大林主义特征化为经济偏差。许多其它的理论家则把重点放在理论上的错误或偏差上。这表明足以纠正这错误以避免官僚主义危险。[5] “理论偏差的方法,使得对官僚反革命的政治分析中的插入语总是存在,致力于寻找理论原罪,不仅导致了对列宁主义周期性的清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启蒙运动遗产的清盘:从指责列宁,我们迅速过渡到指责马克思...或鲁索!就像马特里指出的,如果斯大林主义主要是无知的结果,那么更大的理论洞察力,将足以防止权力的职业危险。[6] 这是件极其简单的事。

注解说明2.2:法国出版的厄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受到左派欢迎,这是个展示了健康思维的作品,立论方式借助于傅雷式历史学和斯特凡·古尔多瓦风格的历史裁判法。这一方式的借用虽然合情合理,仍然冒有让作品的极端疑问面含糊不清的风险。

霍布斯鲍姆当然不否认热月挖墓者的责任:但他削弱之,仿佛业已发生的,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是不得不发生的。对可能的不同结果,他几乎不屑一顾。

因此,霍布斯鲍姆到达他认为的这个奇怪世纪的悖论:十月革命最持久的结果,是拯救其战争对手一如拯救其和平对手,鼓动自我改革。[7] 似乎革命是自然发展,而不是可怕的社会政治冲突的结果,在这些冲突中,斯大林反革命并非最可怕的!这个历史的宿命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1920年,回顾起来,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似乎是主要的:即分裂国际劳工运动” [于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编注][8]

 

在采纳和应用共产国际21个加入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这些情况要求批判性的检查,我们还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劳工运动的分割不是意识形态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教条错误的结果,而是革命原始冲击的结果,是其辩护者(主要者如罗莎·卢森堡)和反对者及其帝国主义神圣同盟之间的分水岭。

对于霍布斯鲍姆,如果内部战斗时期意味着一场国际规模的意识形态内战,那么他不是在谈论基本阶级,资本和社会革命,而谈论的是:进步与反动,反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此,他谈的是重新组合一个超级的力量谱。在这个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少余地可供作一个重要的结算表,用来评估德国革命,1926/27年的中国革命,西班牙内战和人民阵线。

避免作任何斯大林反革命的社会分析,霍布斯鲍姆满意地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当战斗尘埃落定时,沙皇旧正统帝国在本质上死灰复燃,完整无损,不过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下。对他来说,正相反,只是在1956年,随着匈牙利革命的粉碎,社会革命的传统消耗殆尽忠于其的国际运动解体构成了全球革命的灭绝,就像一场单独熄灭的革命。简言之,首要的是,就组织结构而言,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改变了世界。用此令人沮丧断言,避开了一个对官僚主义的严重批判;社会财产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不便,只是被视为暂时性的,似乎这个财产真是社会的,似乎官僚主义是一个微小可悲的浪费而不是一个反革命的政治危险!

霍布斯鲍姆的作品,其历史学家的历史角度多于批判或战略的历史观点,而后者能够发现历史大转折点时的可选方案。

活着的托洛茨基中,皮埃尔·纳维勒极力强调这一方法论观点的所及范围:既成事实的捍卫者,无论他们是谁,其视野比政治行动者短得多。积极和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是先成地倾向于视觉观点,该观点常常同历史观相反

纳维勒说,托洛茨基所谓的预测,比预言或预示更能同先知的预期相比。当革命运动扯起风帆时,历史学家发现该事件的意义是自然的,同样的历史学家,在事情是复杂的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逆流而游时,他们寻找其不利条件。要他们设想按错误方向概述历史(照沃尔特·本雅明的公式)的政治责任,是很困难的。纳维勒说,这让历史有可能展开其追溯的智慧,能够对事实,遗漏,和错误作编列。但可悲的是,这些历史学家有意回避指示正确的路线,该路线本应让温和派领导革命的胜利,或者相反,指出热月时期的合理而胜利的革命政策。

注解说明2.3 :做点我们的运动忽略了的事,应当是有益的:即对一般的极权主义概念(及其同现代帝国主义时代的关系),以及特殊的官僚极权主义,做更深入的讨论。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斯大林》里经常使用这个词,而并没有给予精确的理论地位。在同时探讨某些当代倾向(民众中阶级的粉碎,政治的种族认同和恶化趋势)和官僚极权主义之下可能采取的特定形式时,这个概念被认为非常有用,汉纳·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起源论述三部曲中分析了那些倾向。这也使得这个有用的概念被过度滥用,使它服从于意识形态,把极端民主(没有限制或条件的,因此,资产阶级实际存在)和极权主义两者的极端对立,当作唯一关乎我们时代的事而合理化。

注解说明2.4:坚持官僚反革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以任何方式关闭对上个世纪的革命总结作更详细的辩论。与此相反,由于做了较好的关键性重构,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再次借用。[9]

尝试不同的理论阐释(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马逖克到托尼·克利夫;新剥削阶级,列兹到伯纳姆或卡斯托里亚迪;或堕落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到曼德尔),从实践的角度看,可以有重要的后果,而且通过一些校正,同对斯大林反革命所作的诊断是相符的。

如果凯瑟琳·萨玛莉现在提出这样的思想,即同权势话语斗争,要求有新的社会革命而不只是政治革命,那是因为这不是简单的用语修改的问题。根据被曼德尔丰富了的托洛茨基提纲,过渡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计划经济的社会化形式和官僚寄生及特权产生分布的资产阶级范式之间。于是,政治革命的内容是引入政治上层建筑,让其符合既定的社会基础。安托万·阿投斯说,这个观点忘掉了人,即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只是那些最好不要形容为的社会 ,似乎他们是按顺序在资本主义之后来到的,事实上,他们是由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决定的),国家在构建生产关系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这个观点,除了常见的工资形式之外,官僚系统,国家社会集团,可同直接生产者一起处在剥削关系内

继续这场辩论应当注意理论的混乱。用直接的社会学术语解说政治现象的特征,损害该领域和政治范畴的特殊性,都与该混乱有关。许多含糊之处,都要归因于工人国家这个范畴的出现。工人党这个概念可能也是如此的,往往把政治力量的功能同对抗和联盟的游戏,深刻的社会性质联系起来。

 

提纲3 :阶级斗争不能沦为小区认同政治学

在太长的一段时间里,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给无产阶级使命,根据该使命,其觉悟最终会符合其精神实质,从而成为全人类的救赎者。对许多人来说,翌日的失望,同前一天的幻想成正比:不必脱胎换骨成为一切,这个无产阶级后来减少到无。

首先,我们要记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与大学社会学并没有多少关系。如果在实践中,没有关于该问题的统计方法,这主要并不是因为该学科后来还在萌芽状态(第一届统计资料国际大会是1854年举行的),而是因为一个更根本的理论原因:劳资间的剥削关系控制着资本主义积累,阶级斗争是劳资间剥削关系所生出的固有冲突,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结果。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我们见不到任何关于阶级的简化,正规或分类的定义,而是见到动态的概念,在生产,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水平上,阶级结构对立的动态概念:阶级从未仅仅界定在生产过程(企业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对抗)的水平上,而是由整个再生产确定,整个的意思就是:工资斗争,劳动分工,同国家机器的关系,以及世界市场都进入赛场竞争。(因而很清楚,劳工的生产力特性,在《资本论》第2卷里有特别的论述,同流通过程有关,并没有界定无产阶级。在其核心方面,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处理和广泛的讨论,明确反对一些观点,关于这些观点,共产党在其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纲中为之辩护,庞兰扎斯,博德洛和俄斯塔布勒则从反面为之辩护。)[10]

马克思泛泛而谈无产者。一般来说,在十九世纪,人们谈论的是复数的劳工阶级。工人阶级的德语术语“arbeiterklasse”和英语术语“working class”有足够的一般性,而现代法国的政治词汇“classe ouvriere”(工人阶级),含有容易模糊的限制性社会学内涵:涉及到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但不包括服务和商业的雇员,虽然,从这些雇员同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关系,他们在劳工层的地位,或更进一步,他们的打工者状态和他们收入报酬的角度来看,这些雇员经历类似条件的剥削。

也许无产阶级术语在理论上比工作阶层更可取。在发达社会,确实代表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之间的职业人口。考虑到严格的工业无产阶级,即使在最近20年的过程中遭受显著的减少(占职业人口的比例,从35 %降到26%左右),离消灭仍然远得很,趣的问题不是关于其会消失的预测,而是社会变形及其政治代表。[11]

从国际视野看,无产阶级的真实情况就显示出来了。因此米歇尔·库恩所谓的世界无产阶级化变得显而易见。1900年的全球10亿人口中,挣工资的工人约为5千万,现在60亿人中,他们占20亿左右。

因此,这是理论的、文化的、而且更是政治的秩序问题,而不是严格社会学的问题。阶级观念本身就是斗争和组织形成过程的结果(见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导言),在这个过程中,对斗争中产生的理论概念和自决权的觉悟得以组建构成:对阶级的归属感,是政治的形成过程的结果,就像社会学的确定的结果一样。那么这觉悟的削弱,是否意味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失?用代表意识形态的后现代话语来说,这个弱化,是局势上的(同斗争的起伏相关)还是结构上的(新统治程序的结果,该统治不仅是社会的,而且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是米歇尔·苏里亚所谓的绝对资本主义)?换言之,如果阶级斗争的成效,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的验证,那么后现代的支离破碎和个人主义,允许我们设计共有共享集体的重建吗?在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泛滥普及的情况下,短暂而实时的疯狂,可以超越没有未来的激烈融合的时刻,再次表现为持久的政治和社会项目吗?

于是,从工作组织的视野出发,依照积累制度,就像按照法律政治规则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样,极为首要的理论任务之一,不仅同工薪人员的社会学转变有关,而且同现行工资关系的转变有关。

在同撒切尔-列根年代的反改革的对抗中,如果痴迷在泛滥无度的商品丛林的形象里,不对重新组织和重新调节的尝试作衡量,那么对超自由主义的批判,会有犯目标错误的风险。就像波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注意到的,没有合法性或理由(葛兰西说,没有霸权,就没有持久的强迫),在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的形式下,对资金的支配不能持续。

注解说明3.1 :然后,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是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新技术),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条件,重新界定全球性的结构、领土组织、法律关系。在这个框架内,我们看到传统政治势力,基督教民主党、英国保守党、法国右派党的改造危机,以及对他们在战后民族国家框架内所完成的功能的质问;并且也是在这个框架内,社会民主党发生转型,精英通过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以及私人精英与国家精英的融合,正日益有机地与资产阶级执政阶层结合起来。

鉴于在复原中的传统资产阶级的弱点,社会民主党们常常被召来承担资本现代化的临时责任,把没有规划的后斯大林主义党派,和大部分的绿党拖坎城入其轨道,绿党缺乏理论的必要资源以抵制加速的制度化。

然后,无论是按照布莱尔-施罗德第三条道路的宣言方式----该项目旨在一个最低程度的社会主义欧洲,曾在里斯本欧洲首脑会议上辩论过----还是按照法国雇主协会关于社会重建这一主题的策略作概括论述,结果都不是无规则的自由主义,而是新的工资关系,该关系处在一个过去闻所未闻的自由-社团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形式的框架内。认为未来唯一可能的民粹主义形式,将是类似法国的帕斯夸和维利尔斯之流的保守主权主义,那将是危险的短视。

工薪股东的改革运动,私人养老基金(不利于凝聚力),以及通过凌驾于法律的客观关系之上的个人合同(往往是个人从属于强烈不平等社会的同义词)的法律至高无上地位,使社会联结(受到阿兰·苏皮噢特的谴责)再封建化”;这一切,概述了新的资本-劳动组合关系,在那里,一小圈获利者的存在,损害大量的全球化受害者。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趋势是完全兼容于国家自由主义的惊厥形式,该国家自由主义是俄罗斯普京式的或奥地利右派民粹主义领导人居格·海德尔式的。

在另一方面,处理海德尔个案时,将其模拟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运动,而不是连系到当代的而且可能前所未有的右倾危险的形式,那是无效果的,也可能是欺骗。如果参与反海德尔(不过别忘了,他有一些针对贝卢斯科尼,菲尼,米隆,布朗等人的富裕诋毁者,这些人自得意满)的动员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海德尔首先也是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十三年联盟的产物,欧盟的民主缺乏和紧缩政策使他到达这个位置。

重要的是,应当考虑今日世界上反动威胁能够采取的奇特形式,欧洲重组中地方主义的作用,以及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联姻。按他的方式,海德尔不乏黑色幽默地说:布莱尔和我反对保守主义势力[12] 我们两党要摆脱福利国家的僵化,而又不造成社会的不公。大家都要法律和秩序。双方认为,市场经济,按照使其灵活的条件,可以为工薪阶层和公司创造新的机会。 然后,劳工党以及自由党有非教条式的办法对应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转型,其中左右派的旧范畴已不适合布莱尔和工党右派会接受关于移民的申根协定和严格立法吗?海德尔问。他的回应是,如果布莱尔不是极端主义者,那么海德尔也不是

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地方民粹主义者海德尔像布莱尔一样支持北约,甚至比他对欧元的支持更强硬!

注解说明3.2 :最近出现的未公开过的卢卡奇1926年的文章,捍卫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该文使卢卡奇的超黑格尔的解释失效,根据该解释,党是绝对精神最后发现的形式。[13] 在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上被儒达斯和德邦里攻击为主观主义,即齐诺维也夫布尔什维克化,卢卡奇拒绝儒达斯的说法,根据该说法,无产阶级注定要按照其存在行动,而党的任务退化为预测发展。对于卢卡奇,党的特殊(政治)的作用起于一个事实,即阶级意识的形成,不断地同拜物教和物化的现象发生冲突。就像斯拉沃·齐泽克说的,在他的尾声,党发挥其在历史(普遍的)和无产阶级(特别的)之间的三段论中介的作用,而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历史和科学(通过教育党而具体化)之间的中介,而在斯大林主义中,党使用历史感,把其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合法化。

 

提纲4 :冲突的差异不融合于矛盾的多样性

把社会冲突简化为阶级冲突,作为对这种表述的反对,现在---根据后现代主义及类似的理论---是空间和冲突多元化的时刻。按照其特定的和不可简化的唯一性,每一个人是多个属性的原始组合。大部分的后现代性说法,比如分析性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倾向,采取这个反教条主义的批判,其批判远至阶级关系消散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阴暗水域里。不仅阶级对立,而且更普遍的冲突分歧,从而稀释在黑格尔所谓的没有差异的多样性中:也即一些平庸无奇的特性的会聚中。

当然,被当作差异辩护的理由,常常涉及宽松而自由的容忍性,这个容忍性就是商品同一化的消费主义反面。同这些没有个性的个人主义及差异的动作相反对,为一致性的辩护,趋于把种族或性别的差异冻结和自然化。不是关于差异的概念有问题(允许构造反对面),而是其生物上的天然化或其同一性的绝对化有问题。因此,当差异对普遍行为模式的构建作调解时,极端分散则放弃这个构建。阿兰·巴迪欧说,当一个人放弃普遍行为模式时,盛行的是普遍恐怖。

这个差异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就如对平等性或同性恋运动的作用的讨论,以及对其缺乏了解所表明的那样,是我们常遇到的困难核心。兔儿(男同性恋者---译注)运动宣布取消性别的差异,以有利于非排他的性关系实践,直至拒绝所有逻辑上简化而持久的集体确认;与兔儿运动不同,雅克·邦克,在他的别了,规范,概述了面对压迫及其在具体普遍性范围内预期的弱化,既定差异构成力量关系的辩证法。

与此相反,兔儿(男同性恋者---译注)发话宣布,要立即消除差异。其关于欲望的辞令,缺乏社会必要性的理由,推进圆房完婚的强制愿望。兔儿对象,得过且过,继承无历史的同一性,不再是同性恋斗士,而是变化中的个人,不是特殊性别或特定种族者,而是其感受和欲望的简单破镜子。由于兔儿对象显示的流动性同绵绵不断的变换及时尚潮流完全合拍,这说法受到美国文化产业的热烈欢迎,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同时,有逾矩违规的做法代表了对规范的挑战,并宣称赢得了新的民主权利,这种做法,已经被庸俗化为随心所欲的消费主义嬉戏时刻。

与此同时,某些势力以更具体,更专门和更肉体的 性欲范畴反对性别的社会范畴。他们声称要超越性别的女性主义,赞成性欲多元化。毫不奇怪,这样运动意味着同时排斥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探讨直接涉及到阶级关系和社会分工的性别问题,但要了解性的力量,和发现不同于必需经济学的欲望经济学,则有必要发明独立的理论(受感于福科式生物政治)。

同时,在同性恋者市场上,资本的新商品耐受性,导致观念的衰减,该观念就是对非生育之性倾向的生理敌视。在资本的道德秩序和同性恋之间,有不可稍减的敌对矛盾,这一观念让人相信,只要简单地确认差异,社会秩序就会自动地被颠覆掉:同性恋者只要宣布自己为这种反对者,就足够了。然后,对同性恋歧视性统治所作的批判,可以在自我肯定之挑战以及个体之无育自然化中结束。相反,如果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特性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那么其与规范的冲突关系意味着差异和克服差异的辩证关系,是雅克·邦克所要求的。

这个问题,当其事涉性别或语言文化的沟通时显然范围广阔,当其涉及到阶级冲突的代表性时,也不是没有后果的。乌尔里希·贝克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悖论无阶级的资本主义。吕西安·瑟维说,如果在结构的一端确实有一个阶级,那末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另一端却没有阶级。无产阶级似乎已化解在一般性的平均化中了;我们现在不得不作一场阶级斗争,不是以一个阶级的名义而是以人类的名义

要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是一个平常的提醒: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普遍解放斗争的具体中介。或者,我们有战略后果重大的理论创新,见于吕西安·瑟维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在他眼中,社会拨款问题已不再是基本重要的(因此,合乎逻辑的是,同普遍的疏远化相比,剥削是次要的); 社会转型退化为非疏远的转变,不是突然,而是永久循序渐进的转变”;国家的问题消失在权力的征服(吉尔斯·马廷尼特以前一本书的标题)中,一个霸权的逐步形成迟早会导致一个权力处在多数同意的条件下,没有决定性的对抗,由德国到葡萄牙,经过西班牙,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这个多数同意,至今从来没有被证实!我们在罗杰·马特尔身上发现同样的口气,对于他,本质的事已不再是准备将权力由一组人手中移交到另一组人手中,而是开始给每一个人以可能性,让他控制其生活的个人和社会条件。个人自由的真正合法的反极权主义主题然后终结于孤独的乐趣中,其中的社会解放淡化了。

如果在压迫和统治的形式之间确实有互动,而不是一个特定形式(阶级统治)对其他形式的直接机械作用,那么还需要在给定时间和确定的社会关系内,更精确地确定这些互动作用的力量。我们是否只是在处理一连串的位置和冲突,因为其会导致联合而可变的利益集团呢?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想象的统一将来自纯粹的道德意志论。否则,资本和商品拜物教的普遍逻辑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直至为相对统一的斗争创造条件(不过,并不意味着同社会时代如此不协调,矛盾简化为一个主导的矛盾)?

我们无意用偶像化的抽象整体反对后现代的躁动不安,但认定,非总体化(或解构过程)不可能从具体的总体化中分离出来的,这不是先验的整体,而是整体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总体化是通过经验的转换发生的,但了解到在商品全球化的邪恶形式之下,资本是一致化倾向的客观经理者,如果不停留在该一致化倾向上,那么从独断专行的意志(换言之,道德意志论)里会兴起斗争的主观一致性。

提纲5 :政治学不能解体为伦理学或美学

汉纳·阿伦特担心政治最终会从世界完全消失,不只因为极权取消多元化,而且也因为商品的消失,这是它黑暗的一面。这担心得到了以下事实的证实:即已经进入了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此时,公共空间受到带有经济恐怖的暴力以及抽象道德主义的挤压。政治和其属性(计划、意志、集体行动)的这种削弱,孕育了后现代呓语。超越这个转折时期的影响,这种趋势解释了,在暂时空间压缩的影响下,政治行动条件的危机。进步的现代异端意味着时间和转化的文化,该转化有损空间,将其简化成附属和暂时的角色。正如福柯指出的,空间变得等同于死亡,固定不动,反对活生生时间的丰富性和辩证活力。资本的残酷轮换,及其再生产在全球的扩大,推翻了其评估条件。正是这一现象,二十几年来,强烈地表达了瞬间长度的减少和空间位置的消失的感觉。如果政治的美学化是指向民主危机的一种内在经常性倾向,那末,赞赏地方性,寻找渊源,过度装饰和卖弄诚实,这一切显示的无疑是悲哀的眩晕,验证着面临不确定条件的政治虚弱。

按最切近的说法,政治被视为牧羊人或者纺织工的艺术,这意味着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在该范围内城市(连带其公共场所和选举任命的节奏)是形式。公民身份比城市重要得多,在范围和节奏的一般紊乱中, 公民变得无用。不过,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阶段,这时候有城市,而且政治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都属于这个宇宙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由其运气掌握。政治仍然是时间和空间的亵渎艺术,描画且移动无神世界的可能线条的渎神艺术。

 

提纲5.1 :历史不会消散于没有明天的迷雾时间

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述,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对进步幻想的合法批判,该进步伴随着有理由的专制。这也意味着历史的解构,意味着对实时短暂而且可废弃者的狂热崇拜,不再有中期项目的空间。结合误调的社会时代,政治的暂时性正是易变的时刻和不可企及的永恒之间的中期项目。现在更是要求时段和决策的变动范围。

提纲5.2:地方和场所不消散于无限空间的可怕沉默中

资本(金钱和商品)的地域流动性,同劳动力的相对或非常有条件的流动性,两者的不协调,显现为目前的不平等发展形式,其允许在绝对帝国主义时代转让剩余价值:暂时性的不平等发展补充和降低空间的不平等发展。因此,领土的活动范围,控制流动所获得的重要性,交织着软弱附属状态的世界秩序的规划,这些都屈从于商品主权。

不过,集体行动是按空间组织的:会议、大会、会战和示威。其力量施加于地方,而事件的实际名称同日期(10月,714日,726日)和地方(巴黎公社,彼得格勒,都灵,巴塞罗那,汉堡……)有关,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所强调的,唯有阶级斗争有能力产生不可简约成单一经济逻辑的空间差异。

 

提纲5.3 :战略机遇不消解于经济必要性中

关于时刻机遇和希望交叉点的政治意识组成了战略意识; 可能的,对必要性而言是不能简约的意识;不是任意抽象自愿之可能性的那种意识,不是一切都有可能的那种可能性的意识; 而是由权威确定的可能性,其吉时的出现,为的是针对项目的决策,为了所要达到的目标。到头来,意识来自关键时机,来自于对具体情况的反应。

 

提纲5.4:目的不消溶于运动,事件不消溶于过程

后现代呓语,心甘情愿地为没有历史,没有过去或未来的事件调和味道,为没有危机的流动性,无破裂的连续性,无目标的运动调味。在后斯大林主义述说放弃的俚语中,未来的崩溃合乎逻辑地结束在战略的零点:即活在当下,无享受无束缚!因此,对明日失望沮丧的思想家满意于鼓吹不复存在的共产主义,将其看作是渐进永久的包括冲突和破裂时刻的运动,总是未完成的[14] 鼓吹新的革命概念没有革命的革命过程,革命的进化,或更有甚者,朝着特别的时间紧迫性,毫不拖延地更进一步[15] 申明:曾经的革命已不再存在,因为不再有单一的时刻,让各个演变具体化不再有大跃进,大倒退,也没有决定性临界值。” [16]

当然,不再有单一的革命时刻,历史的奇迹般的顿悟,但有决定性时刻和关键临界值。然而,对连续性中的破裂所作的化解,是权力代表的合乎逻辑的对立面,该权力可能通过个人的非异化获得:霸权的逐步形成,或迟或早导致多数同意条件下的权力,吕西安·色卫说。或迟或早定义了政治以外的时间,至少,根据本世纪及其试验(西班牙,智利,印度尼西亚,葡萄牙),似乎是轻率的。首先,忽略了拜物教和商品化的恶性循环,忽略了控制再生产的条件。

 

提纲5.5 :政治斗争不化解于社会运动的逻辑

社会和政治斗争之间,既没有中国城墙也没有水密舱。政治学产生和发明于社会内部,在对压迫的抵抗中兴起,该抵抗的形式是要求新的权利,把受害者转换成主动者。不过,国家作为单独机构的存在,同时作为整体利益和保证公共空间不落入私人胃口的担保者的虚假化身,构成了特定政治领域,特定的力量关系,冲突语言,其中,社会对立在转移和收缩以及反对和联盟的游戏中突显出来。结果,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是在党派之间政治斗争的形式下作斡旋。

一切都是政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只在一定程度上和到某一点为止。最后,如果你愿意,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在党派和社会运动之间,不止简单的分工,那里运行着辩证关系,互惠和互补性。社会运动屈从党派将意味着社会的国有化。

相反,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政治,将迅速导致集体游说活动,没有一般意志的特殊利益的概述。因为解放的辩证法,不是漫长而宁静的河:民众的愿望和期望是多方面的和矛盾的,往往分划在自由的苛求和安全的需求之间。事实上,政治的特殊功能在于阐明和总结它们。

注解说明5.5:鲜明而可靠的政治选择消失不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阶级替代的混乱被解释成要精心设计五颜六色平台的倾向,这些平台被弄成不相干口号的拼凑,这些口号寻求吸引众人,而其优先次序来自民意调查,在对上述事实做评论时,兹格芒特·鲍曼核查了社会运动帮助解答政治危机的能力。

他强调社会运动经受后现代性影响的方式:有限的寿命,软弱的连续性,独特困难的意外事故把个人临时集结起来,问题的解决又再次让人分散。这不是方案和领导人的错误,鲍曼说:这种不一致和间歇性所反映的,既不是这些不和谐时代的痛苦和短缺的累积特征,也不是其综合特征。因而,社会运动要求大变革并提出大问题的能力不足。他们是其群众政党前辈的可怜替代品。这虚弱的碎裂,忠实地反映了国家主权的损失,在自由放任的商品中,国家沦为警署。 [17]

在新社会运动的分散中,齐泽克见到了新主体的扩散,其背景是世纪失败的后果----屈从。回归到特殊阶层,社会地位和机构团体,这应是非总体化和阶级意识模糊化的合乎逻辑的后果。拒绝政治是对过去十年的政治哲学作出的社会政治限制的响应。然而,同样的姿态,试图在政治和非政治之间设限,而且除去政治的某些领域(开始于经济),就是出色的政治姿态[18]

对于拉克劳,解放事业将无限期地受到权利的污染,所以其完全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的整个灭绝。在官僚共产主义破产以及凯恩斯改良主义破产的形式下,关于未来的两个描述都到头了,这会成为左派的危机。如果说可能的复兴意味着重建新的社会想象,该说法仍然非常模糊,因为拉克劳没有面对任何根本的选择。

在反对他们的论战中,面对中左派的新家庭主义,齐泽克坚持,对供全球选择的乌托邦式空间,保持开放,即使这个空间必须空着等待其内容。实际上,左派必须选择屈从或拒绝自由主义勒索,依照该勒索的意思,任何彻底改变的想法将会导致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灾难。

拉克劳对大同的思想没有绝望。相反,运动的激进扩散分布,使得各个运动的关联不可思议,从这里,他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同样的失败。

无领袖的、错综的、非中心的运动,迫于失败,被置于主导话语内部的次要角落中?但是也有社会运动的重新部署,发生在社会再生产的不同范围里,发生在反抗空间的增值中,发生在对其相对自主权及其自己暂时性的肯定里。

如果超越简单的分化并且思考关联性,那么这一切不是消极的。如果不这样做,不会有别的成果,只有分散各处的游说(下属的真正形象,就像主导者对被主导者的影响一样,参考库韦拉基思)或威权的统一,该统一通过主人式的言语或科学的先锋队达成,那将把政治的普遍化减化为科学的普遍化(一个科学社会主义 的新具体化),或者通过道德的先锋队达成,将减化为绝对命令的普遍性。

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斗争领域的延伸和政治统一,不接近具体的普遍化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另外的出路,只有回到普遍性主题,资本本身,以及商品具体化所产生的多重统治效应。

 

来源:国际观点, No.362, 200412

 

丹尼尔本萨德(1946-2010)是法国举足轻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著作甚丰。他曾经担任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语分支)及新反资本家党领导。

注释

[1] 见亚历克斯卡尼科斯,今日帝国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书签,伦敦,1994年。

[2] 见车吉尔伯特阿卡,新的冷战PUF,奔马集,巴黎,1999年。

[3] 见欧内斯特曼德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尔索,伦敦,1986年。

[4] 看到维加龙河,二十一世纪革命家 ,自由冠军,巴黎。

[5] 次开发吕西安·瑟维,从头开始,论战,巴黎1999

[6] 罗杰·马特尔,另类共产主义 Syllepse ,巴黎,1998年。

[7] 霍布斯鲍姆,极端时代,企鹅, 1994年。

[8] 同上,第103页。

[9] 见凯瑟琳·萨玛莉,米歇尔·勒克恩那,安托万·安透斯 共产主义批判的文章,157号,2000年冬季。

[10] 尼科斯波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NLB,伦敦,1975年;博德洛和埃斯塔布莱,法国小资产阶级 Maspero,巴黎1970年。也见于政治经济批判共产主义批判灰褐色手册杂志合集。

[11] 斯特凡伯德和米歇尔皮亚卢,回归工作条件 Fayard ,巴黎1999年。

[12] “每日电讯报 2000222日。

[13] 最近在匈牙利重新发现的,卢卡奇的文本已经出了英语版,标题是尾巴主义和辩证法,结尾篇由斯拉沃伊齐泽克撰写,尔索,伦敦,2000年。

[14] 皮埃尔扎卡,即用共产主义 Plón,巴黎,1999年。

[15] 吕西安瑟维, 从头开始,见上。

[16] 罗伯特玛律泰利,另类共产主义,见上。

[17] “兹格芒特鲍曼给丹尼斯史密斯的信,在丹尼斯史密斯,兹格芒特鲍曼,后现代的先知 ,政体出版社,剑桥,1999年。

[18] 齐泽克,见上,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