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提綱

反抗的提綱

“我們正面臨著雙重的責任：傳播受到守舊主義威脅的傳統，並探索不明朗的未來輪廓”。

在最近十年的過程中（自蘇聯解體和德國統一後），有某樣東西結束了。是什麼？是厄里克•霍布斯鮑姆和其他歷史學家所談論的，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柏林牆倒塌的“短20世紀”嗎？

抑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短時期呢？該時期以冷戰的兩個超級大國為標誌，特點是各帝國主義中心持續的資本積累和“福特主義”調節。

要不然，或者是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歷史大週期？這個週期開幕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發展，隨之而來的殖民擴張和現代勞工運動的興起，以第二國際的形成為象徵。

關於工人運動的偉大戰略分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草創時期：例如，帝國主義分析（希爾弗丁，鮑威爾，羅莎•盧森堡，列寧，巴烏斯，托洛茨基，布哈林）; 民族問題（羅莎•盧森堡，列寧，鮑威爾，貝爾•波若廓夫，潘涅庫克，斯特拉瑟）; 政黨-工會關係和議會制（羅莎•盧森堡，索列爾，饒勒斯，尼烏文赫伊斯，列寧）; 戰略和權力之路（伯恩斯坦，考茨基，羅莎•盧森堡，列寧，托洛茨基）。

這些爭論在我們歷史上的份量，不下於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開啟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衝突作用。

當時的工人運動往往超越激烈的方向及方案的分歧，展現了相對的團結並且共用一種文化。這方面如今還剩下什麼？

在重新發行的“新左派評論”第一期上，有一篇非常含糊的社論，在該文中佩里·安德森估計，自改革運動以來，世界並不很缺乏統治次序的替代選擇。查理斯-安德列·烏德利更明確，認為目前情況的一大特色是獨立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消失”。

於是，我們處在一個不定的過渡階段的中間，此時舊東西正在死亡但沒有消除，新事物正在努力顯現，我們夾纏在未超越的過去和日益迫切的開展獨立研究課題的必要性之間，這研究課題將使我們能夠在眼前敞開的新世界中定位自己。因為舊工人運動傳統的衰弱，鑒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平庸和我們其他的右派對手的存在，有這樣的危險：我們可能會退而只是維護舊的理論成果，而這些成果今天的價值有限。當然，理論的生命依賴於辯論和對抗：我們總是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我們的辯論對手。但這種依賴性是相對的。

說來容易，在法國稱之為“左派們”的大政治勢力，如社會主義黨，共產黨，綠黨，在根本問題的解決辦法方面，他們並無新意。但是，必須記住，儘管他們幼稚，有時過於年輕，20世紀70年代的極左派辯論卻比今天的他們更有成果和豐富得多。

因此，我們已開始了時代相遷的危險過渡，而且我們處在中流。在大膽地分析這些新時代的同時，即使受到守舊主義的威脅，我們也必須同時傳播和保衛我們的理論傳統。即便會讓人震驚，我也願以我形容為“開放教條主義”的精神面對這個試驗。 “教條主義”這個詞或許有壞的名聲（據媒體的共識，開放的比封閉的，輕便的比沉重的，靈活的比硬性的總是更好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在一切理論的事情上，對流行想法的抵制有其作用。對多種多樣的時興觀念和流行的影響提出挑戰，需要在既定模式改變以前，先對其作出有力的反駁。之所以要“開放”，因為我們不應該宗教性地維護教條說法，而是應對照新的現實作測試，從而豐富和改造世界觀。

我會提出五條反抗的提綱;其方式是要刻意地強調必要的拒絕工作。

我認為這些提綱是可論證的命題。其注釋則解說推理的結果。

帝國主義是統治的政治形式，對應於資本主義積累中的聯合與不平等發展。現代帝國主義已改變其外觀。帝國主義並沒有消失。在最近數百年的過程中，經歷了三大階段： a）殖民征服和領土佔據（英國和法國殖民帝國）; b）金融資本或“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統治，希爾弗丁和列寧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工業和銀行資本的融合，資本出口，原材料進口）; c）在二戰以後，一些帝國主義列強分享世界的統治權，前殖民地的正式獨立和受控發展。[1]

由俄國革命開啟的進程系列已告一段落。我們走向的是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類似於出現在1914年以前的金融統治。現在，帝國主義霸權推行的方式多種多樣：金融和貨幣的控制（允許控制信貸機制），科學和技術的控制（對專利的准壟斷），控制自然資源（能源供應，控制貿易路線，給生物組織加以專利控制），行使文化霸權（由大眾傳媒的巨大力量強勢推行），還有最後的情形，行使軍事優勢（很明顯地見於巴爾幹地區和兩個海灣戰爭）。[2]

在這種全球化的帝國主義新結構裏，對領土的直接控制次於對市場的控制。結果導致一個非常不平等和非常糟糕的聯合發展，該發展結合了新的主權關係（如債務、能源、食品和健康的依賴性，軍事協定的分支機制），和新的國際分工。

直到二、三十年前，還似乎走在經濟發展道路上的國家，再次盤旋在不發展狀況中。

例如，阿根廷再次成了主要原材料出口國（大豆已成為其主要出口產品）。20世紀50年代納賽爾阿拉伯民族主義統治的埃及，吹噓其收回主權（以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為象徵），在掃盲教育上的成功（為中東國家提供工程師和醫生）和工業化的開始（如同布邁丁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今天只不過是旅遊業者的天堂。兩個債務危機（1982年和1994年）和融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後，墨西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像受控制的“北方巨人”後院。

依賴和統治關係的蛻變特別反映在戰爭的地緣策略和技術改造上。

二戰期間，不再可能談論單個戰爭，談論單獨一列的戰線，而是幾場相互重疊的戰爭。[3] 冷戰結束以來，衝突的性質防止任何非黑即白地看待雙方的方式。所有最近的衝突，連帶其獨特的組合和多重矛盾，都顯示不可能有簡單的回應。

在福克蘭群島戰爭時，反對撒切爾英國的帝國遠征的立場決不能迫使阿根廷革命家支持軍事獨裁者。在伊朗和伊拉克的衝突裡，面對兩種形式的專制，出現在這兩個國家的革命失敗論是有道理的。在海灣戰爭中，國際反對“沙漠風暴”行動的立場，並不意味著對薩達姆·侯賽因專制政權的任何支持。

全球化也在衝突的結構方式上產生後果。我們已不再處在爭取解放的戰爭時代，那時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情形相對簡單。這個全球化後果，使得利益和快速變來變去的立場糾纏不已。顯然，這就是所以要總結收支平衡明細表的原因，因為要從懷疑，錯誤（有時）和我們可以在近年的衝突裏找到的困難中得到教訓。

把衝突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對立，導致偏重“人權帝國主義”的聲音，而這個聲音給了北約干預前南斯拉夫的理由。

提綱1.1 ：國際法和國家民主主權不可能消散於人道主義倫理中

民族國家的功能在19世紀就已形成了，毋庸置疑，儘管在改變和削弱，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法時代卻沒有來到。矛盾的是，在過去10年歐洲已經看到10多個新的正式主權國家，有超過1.5萬公里的新邊界出現。為波斯尼亞、科索沃或車臣自決權的辯護顯然是主權的辯護。這個矛盾被“主權主義”的貶義概念弄得模糊，在這個概念下，令人噁心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混淆於政治主權的合法民主訴求，該政治主權阻礙單純的人與人的競爭。

仍需籲請國際法清楚地闡明兩個合法性準則：迫在眉睫的人類和公民的普遍權利準則（其中的某些機構，如國際刑事法院，成了部分具體化的機構）; 以及國家間的關係準則（其原理可追溯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說法），在這個準則的基礎上，如聯合國那樣的機構得以建立。無須把聯合國沒有的用處歸於聯合國（別忘了在波斯尼亞、索馬里和盧旺達的表現，那是一張災難明細總結表），有必要指出，參加‘盟軍行動’的國家所追求的目標是修改新帝國的秩序結構，讓其有利於新的強權，比如說北約（在50周年的華盛頓峰會期間，其作用被重新界定和擴展了）和世界貿易組織。

從二戰結束後出現的力量關係中產生了聯合國，毫無疑問，聯合國必須改革和民主化（反議會制並不妨礙我們支持像比例與性別一類審議模式的民主改革），從而有利於聯合國大會，反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種封閉俱樂部。不是為了賦予其國際立法的正當性，而是要確保，肯定不完善的“國際社會”代表，反映了利益和觀點的多元化。同樣，圍繞著歐洲政治體制，以及像海牙法庭，緊急刑事法庭和未來的國際刑事法院一樣的國際司法機構，我們迫切需要做出省察思考。

注解說明1：要更新帝國主義的概念，不能只從經濟統治關係（明顯的）的觀點出發，全球的統治系統（科技的、生態的、軍事的、地緣戰略的、體制的）擁有資本的重要性，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刻，恰恰是當看似聰明的人認為，隨著其東方官僚對手的崩潰，這一概念範疇已經過時的時候，發生在世界圍繞著無條件（西方給予另一種方式）的民主和野蠻之間的簡單對立而組織起來的時候。

瑪麗·卡爾多，八十年代初同EP·湯普森一起，是反“毀滅主義”以及反對在歐洲部署潘興和巡航導彈的核裁軍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現在卻說，“內部和平與外國戰爭之間的威斯特伐利亞時代特徵，造成了國內的法制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與冷戰一起結束。”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 “順利邁向全球性法制”的時代。這正是有些人稱之為沒有衝突恐懼的“道德帝國主義”，瑪麗·卡爾多所謂的“良性帝國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意識形態，在試圖把帝國主義融入商品全球化的忠實競爭裏的同時，試圖把共產主義納入斯大林主義。於是官僚專制是革命歷程的簡單而合乎邏輯的發展，而斯大林則是列寧或馬克思的合法繼承者。出於這一概念譜系，這種觀點流行於世界各地。斯大林主義的歷史發展和黑暗災難，已經潛在地存於“無產階級專政”或“先鋒黨”的概念中。

當然，在現實中，社會理論從來沒有超過對一個時代所作的關鍵解釋。如果我們要找出使其在面對證據和歷史時失去力量的差距和弱點，不能根據另一時代的標準評判該理論。照此道理，繼承法國大革命的民主矛盾，人民和黨以及國家的迷惑，社會法令和政治法令的融合，閉眼不見官僚危險（低估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這一切有利於20世紀30年代的俄羅斯官僚主義反革命。

在俄羅斯熱月政變過程中有連續性和中斷性的要素。要準確地追溯官僚反動勢力的勝利時間，其困難牽涉到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不對稱性。反革命其實並不是革命的反面事實或反置的形象，並非是一種反轉的革命。就像約瑟夫·德·梅斯特爾談到法國的熱月大革命時，正確指出的那樣，反革命不是一場相反意義上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對立面。這取決於自身的時間尺度，即破裂的積累和互補。

如果說托洛茨基把熱月反動的開始時間追溯到列寧死亡時，那麼他則認為，直到20世紀30年代開始，伴隨著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勝利，莫斯科審判，大清洗和可怕的1937年，反革命運動並未完結。在題為“極權主義起源”分析文章中，漢娜·阿倫特建立了明晰的編年表，把官僚極權主義到來的日期恰當地定為1933或1934 。從俄羅斯，前蘇聯，再到俄羅斯，莫舍·列文，揭露了20世紀20年代末期以來的國家官僚機構的數量爆炸。20世紀30年代，鎮壓民眾運動的規模改變了。那不是契卡（政治警察）或政治監獄的實踐所預示的東西的簡單延伸，而是一個質的飛躍，國家的官僚體制摧毀和吞噬了黨，而黨一度被相信能控制住該官僚體制。

從三個角度來看，這種官僚反革命所表現的中斷性是重要的。與過去有關的：歷史的可理解性，歷史不是瘋人胡說的故事，而是社會現象，不確定結果和決定性事件的利益衝突的結果。與目前有關的：斯大林反革命的後果污染了整個時代和長期扭曲了國際勞工運動。對斯大林主義沒有歷史的認識，現在許多的悖論和僵局（開始於巴爾幹地區的週期性危機）是無法理解的。

最後，與未來有關的：這些反革命的後果，其官僚危險在意想不到的層面出現，仍然會在相當長的時間是新一代的重負。正如厄里克·霍布斯鮑姆寫道，“離開俄國革命及其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一個人就無法理解短縮的20世紀的歷史”。

把斯大林主義反革命，描繪成“列寧主義”（里諾維耶夫在第5次共產主義國際代表大會上打造的概念，其用意是在列寧去世後，把關於國家的新的正統理由合法化）的原罪不僅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對於未來也是危險的。因此要充分地理解並糾正這些錯誤，以防止“權力的職業危險”，並保證透明的社會。

如果放棄了對富裕的幻覺，那麼這個災難性的經驗是必要的教訓，這個經驗就是排除社會的選擇和仲裁（如果必然性是歷史的，那末富裕的觀念是強烈相對的）; 如果我們放棄絕對的民主透明性的假設，該民主透明性建立在人（或解放了的無產階級）的均一性和國家迅速消亡的基礎上; 最後，如果我們移除所有“時間尺度不一致”的後果（經濟、生態及法律的選擇，習俗、心態、藝術有不同的時間性;性別和代溝矛盾的解決方法和節奏不同於階級矛盾），那麼我們應該得出結論：作為分開的領域，國家和法律在削弱，這樣的假設，並不意味著註定會消亡，除非結果是社會的國家化，而不是權力的社會化。

因此，官僚主義不是虛假觀念的討厭後果，而是社會現象。在俄羅斯或中國肯定有特別的原始積累形式，但其根源在匱乏和分工。官僚主義以多種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普遍方式表現自己。

這可怕的歷史教訓，必須導致綱領性結果的深化，這些結果起於1979年第四國際制定的檔“社會主義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該文專門論述了作為原則的政治多元化，社會運動相對於國家和黨派，法律文化和權力分立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用19世紀的政治詞彙來說，誘發了法律制度：賦予羅馬議院反對暴政的臨時緊急權力，然後，這制度成了專制政權的名字。[4] 不過，這個概念因為有原始的含糊性，同太多仍在經歷的慘痛歷史經驗相關，負重難行。然而這個解釋並沒有給我們機會，重新構劃多數民主的問題，重新構劃社會和政治間的關係，以及削弱統治的條件。對於該統治，巴黎公社“最後發現”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似乎給出了答案。

注解說明2.1 ：斯大林主義代表的是官僚反革命，而不是10月革命興起的制度的簡單的，或多或少不可逆轉的演變，該觀點遠遠不符合一般的共識。正好相反：自由改革派和斯大林主義懺悔者同意，把斯大林主義的反動視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邏輯延伸。實際上，這正是正統共產主義傳統的“革新者 ”所達到的結論，他們堅持認為斯大林主義主要是一個“理論的偏差”，而不是可怕的社會反動。

在“答覆呂偉思”一文中，路易·阿爾都塞把斯大林主義特徵化為“經濟偏差”。許多其他的理論家則把重點放在理論上的錯誤或偏差上。這表明足以糾正這錯誤以避免官僚主義危險。[5] “理論偏差”的方法，使得對官僚反革命的政治分析中的插入語總是存在，致力於尋找理論原罪，不僅導致了對“列寧主義”週期性的清盤，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對革命馬克思主義或啟蒙運動遺產的清盤：從指責列寧，我們迅速過渡到指責馬克思...或盧梭！就像馬特里指出的，如果斯大林主義主要是“無知”的結果，那麼更大的理論洞察力，將足以防止權力的職業危險。[6] 這是件極其簡單的事。

注解說明2.2：法國出版的厄里克·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受到左派歡迎，這是個展示了健康思維的作品，立論方式借助於傅雷式歷史學和斯特凡·古爾多瓦風格的歷史裁判法。這一方式的借用雖然合情合理，仍然冒有讓作品的極端疑問面含糊不清的風險。

霍布斯鮑姆當然不否認熱月挖墓者的責任：但他削弱之，仿佛業已發生的，按照歷史的客觀規律，是不得不發生的。對可能的不同結果，他幾乎不屑一顧。

因此，霍布斯鮑姆到達他認為的這個奇怪世紀的悖論：“十月革命最持久的結果，是拯救其戰爭對手一如拯救其和平對手，鼓動自我改革。[7] 似乎革命是自然發展，而不是可怕的社會政治衝突的結果，在這些衝突中，斯大林反革命並非最可怕的！這個歷史的“宿命主義”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是：1920年，“回顧起來，布爾什維克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似乎是主要的：即分裂國際勞工運動” [於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之間-編注]。[8]

在採納和應用共產國際21個加入條件的情況下，如果這些情況要求批判性的檢查，我們還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國際勞工運動的分割不是意識形態願望的結果，也不是教條錯誤的結果，而是革命原始衝擊的結果，是其辯護者（主要者如羅莎·盧森堡）和反對者及其帝國主義神聖同盟之間的分水嶺。

對於霍布斯鮑姆，如果內部戰鬥時期意味著一場“國際規模的意識形態內戰”，那麼他不是在談論基本階級，資本和社會革命，而談論的是：進步與反動，反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因此，他談的是重新組合“一個超級的力量譜”。在這個角度來看，並沒有多少餘地可供作一個重要的結算表，用來評估德國革命，1926/27年的中國革命，西班牙內戰和人民陣線。

避免作任何斯大林反革命的社會分析，霍布斯鮑姆滿意地說，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當戰鬥塵埃落定時，沙皇舊正統帝國在本質上死灰復燃，完整無損，不過是在布爾什維克的權威下。”對他來說，正相反，只是在1956年，隨著匈牙利革命的粉碎，“社會革命的傳統消耗殆盡”和“忠於其的國際運動解體”構成了“全球革命的滅絕”，就像一場單獨熄滅的革命。簡言之，“首要的是，就組織結構而言，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改變了世界”。用此令人沮喪斷言，避開了一個對官僚主義的嚴重批判;社會財產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的“不便”，只是被視為暫時性的，似乎這個財產真是社會的，似乎官僚主義是一個微小可悲的浪費而不是一個反革命的政治危險！

霍布斯鮑姆的作品，其“歷史學家的歷史”角度多於批判或戰略的歷史觀點，而後者能夠發現歷史大轉捩點時的可選方案。

在“活著的托洛茨基”中，皮埃爾·納維勒極力強調這一方法論觀點的所及範圍：“既成事實的捍衛者，無論他們是誰，其視野比政治行動者短得多。積極和戰鬥的馬克思主義是先成地傾向於視覺觀點，該觀點常常同歷史觀相反”。

納維勒說，托洛茨基所謂的“預測”，比預言或預示更能同先知的預期相比。當革命運動扯起風帆時，歷史學家發現該事件的意義是自然的，同樣的歷史學家，在事情是複雜的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逆流而游時，他們尋找其不利條件。要他們設想“按錯誤方向概述歷史”（照沃爾特·本雅明的公式）的政治責任，是很困難的。納維勒說，這讓歷史有可能展開其追溯的智慧，能夠對事實，遺漏，和錯誤作編列。但可悲的是，這些歷史學家有意回避指示正確的路線，該路線本應讓溫和派領導革命的勝利，或者相反，指出熱月時期的合理而勝利的革命政策。

注解說明2.3 ：做點我們的運動忽略了的事，應當是有益的：即對一般的極權主義概念（及其同現代帝國主義時代的關係），以及特殊的官僚極權主義，做更深入的討論。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斯大林》裏經常使用這個詞，而並沒有給予精確的理論地位。在同時探討某些當代傾向（民眾中階級的粉碎，政治的種族認同和惡化趨勢）和官僚極權主義之下可能採取的特定形式時，這個概念被認為非常有用，漢娜·阿倫特在她的極權主義起源論述三部曲中分析了那些傾向。這也使得這個有用的概念被過度濫用，使它服從於意識形態，把極端民主（沒有限制或條件的，因此，資產階級實際存在）和極權主義兩者的極端對立，當作唯一關乎我們時代的事而合理化。

注解說明2.4：堅持官僚反革命的概念，並不意味著以任何方式關閉對上個世紀的革命總結作更詳細的辯論。與此相反，由於做了較好的關鍵性重構，我們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再次借用。[9]

嘗試不同的理論闡釋（國家資本主義理論，馬逖克到托尼·克利夫；新剝削階級，列茲到伯納姆或卡斯托里亞迪；或墮落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到曼德爾），從實踐的角度看，可以有重要的後果，而且通過一些校正，同對斯大林反革命所作的診斷是相符的。

如果凱薩琳·薩瑪莉現在提出這樣的思想，即同權勢話語鬥爭，要求有新的社會革命而不只是政治革命，那是因為這不是簡單的用語修改的問題。根據被曼德爾豐富了的托洛茨基提綱，過渡社會的主要矛盾，存在於計劃經濟的社會化形式和官僚寄生及特權產生分佈的資產階級範式之間。於是，“政治革命”的內容是引入政治上層建築，讓其符合既定的社會基礎。安東莞·阿投斯說，這個觀點忘掉了人，即“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不只是那些最好不要形容為“後”的社會，似乎他們是按順序在資本主義之後來到的，事實上，他們是由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積累的矛盾決定的），國家在構建生產關係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這個觀點，除了常見的工資形式之外，官僚系統，國家社會集團，可同直接生產者一起處在剝削關係內”。

繼續這場辯論應當注意理論的混亂。用直接的社會學術語解說政治現象的特徵，損害該領域和政治範疇的特殊性，都與該混亂有關。許多含糊之處，都要歸因於“工人國家”這個範疇的出現。“工人黨”這個概念可能也是如此的，往往把政治力量的功能同對抗和聯盟的遊戲，深刻的社會“性質”聯繫起來。

在太長的一段時間裏，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給無產階級使命，根據該使命，其覺悟最終會符合其精神實質，從而成為全人類的救贖者。對許多人來說，翌日的失望，同前一天的幻想成正比：不必脫胎換骨成為“一切”，這個無產階級後來減少到無。

首先，我們要記住，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概念與大學社會學並沒有多少關係。如果在實踐中，沒有關於該問題的統計方法，這主要並不是因為該學科後來還在萌芽狀態（第一屆統計資料國際大會是1854年舉行的），而是因為一個更根本的理論原因：勞資間的剝削關係控制著資本主義積累，階級鬥爭是勞資間剝削關係所生出的固有衝突，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結果。因此，在馬克思那裏，我們見不到任何關於階級的簡化，正規或分類的定義，而是見到動態的概念，在生產，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水準上，階級結構對立的動態概念：階級從未僅僅界定在生產過程（企業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對抗）的水準上，而是由整個再生產確定，‘整個’的意思就是：工資鬥爭，勞動分工，同國家機器的關係，以及世界市場都進入賽場競爭。（因而很清楚，勞工的生產力特性，在《資本論》第2卷裏有特別的論述，同流通過程有關，並沒有界定無產階級。在其核心方面，這些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得到處理和廣泛的討論，明確反對一些觀點，關於這些觀點，共產黨在其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提綱中為之辯護，龐蘭紮斯，博多洛和俄斯塔布勒則從反面為之辯護。）[10]

馬克思泛泛而談無產者。一般來說，在十九世紀，人們談論的是複數的勞工階級。工人階級的德語術語“arbeiterklasse”和英語術語“working class”有足夠的一般性，而現代法國的政治詞彙“classe ouvriere”（工人階級），含有容易模糊的限制性社會學內涵：涉及到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但不包括服務和商業的雇員，雖然，從這些雇員同生產資料私有權的關係，他們在勞工層的地位，或更進一步，他們的打工者狀態和他們收入報酬的角度來看，這些雇員經歷類似條件的剝削。

也許“無產階級”術語在理論上比“工作階層”更可取。在發達社會，確實代表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之間的職業人口。考慮到嚴格的工業無產階級，即使在最近20年的過程中遭受顯著的減少（佔職業人口的比例，從35 ％降到26％左右），離消滅仍然遠得很，趣的問題不是關於其會消失的預測，而是社會變形及其政治代表。[11]

從國際視野看，無產階級的真實情況就顯示出來了。因此蜜雪兒·庫恩所謂的“世界無產階級化”變得顯而易見。1900年的全球10億人口中，掙工資的工人約為5千萬，現在60億人中，他們佔20億左右。

因此，這是理論的、文化的、而且更是政治的秩序問題，而不是嚴格社會學的問題。階級觀念本身就是鬥爭和組織形成過程的結果（見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導言），在這個過程中，對鬥爭中產生的理論概念和自決權的覺悟得以組建構成：對階級的歸屬感，是政治的形成過程的結果，就像社會學的確定的結果一樣。那麼這覺悟的削弱，是否意味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消失？用代表意識形態的後現代話語來說，這個弱化，是局勢上的（同鬥爭的起伏相關）還是結構上的（新統治程式的結果，該統治不僅是社會的，而且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是蜜雪兒·蘇里亞所謂的“絕對資本主義”）？換言之，如果階級鬥爭的成效，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廣泛的驗證，那麼後現代的支離破碎和個人主義，允許我們設計共有共用集體的重建嗎？在商品拜物教和消費主義氾濫普及的情況下，短暫而即時的瘋狂，可以超越沒有未來的激烈融合的時刻，再次表現為持久的政治和社會項目嗎？

於是，從工作組織的視野出發，依照積累制度，就像按照法律政治規則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一樣，極為首要的理論任務之一，不僅同工薪人員的社會學轉變有關，而且同現行工資關係的轉變有關。

在同撒切爾-列根年代的反改革的對抗中，如果癡迷在氾濫無度的商品叢林的形象裡，不對重新組織和重新調節的嘗試作衡量，那麼對超自由主義的批判，會有犯目標錯誤的風險。就像波爾坦斯基和夏佩羅注意到的，沒有合法性或理由（葛蘭西說，沒有霸權，就沒有持久的強迫），在赤裸裸的剝削和壓迫的形式下，對資金的支配不能持續。

注解說明3.1 ：然後，擺在議事日程上的，是根據目前的生產力（新技術），資本積累和社會再生產的一般條件，重新界定全球性的結構、領土組織、法律關係。在這個框架內，我們看到傳統政治勢力，基督教民主黨、英國保守黨、法國右派黨的改造危機，以及對他們在戰後民族國家框架內所完成的功能的質問；並且也是在這個框架內，社會民主黨發生轉型，精英通過公共部門的私有化，以及私人精英與國家精英的融合，正日益有機地與資產階級執政階層結合起來。

鑒於在復原中的傳統資產階級的弱點，社會民主黨們常常被召來承擔資本現代化的臨時責任，把沒有規劃的後斯大林主義黨派，和大部分的綠黨拖坎城入其軌道，綠黨缺乏理論的必要資源以抵制加速的制度化。

然後，無論是按照布雷爾-施羅德第三條道路的宣言方式----該專案旨在一個最低程度的社會主義歐洲，曾在里斯本歐洲首腦會議上辯論過----還是按照法國僱主協會關於“社會重建”這一主題的策略作概括論述，結果都不是無規則的自由主義，而是新的工資關係，該關係處在一個過去聞所未聞的自由-社團主義和自由-民粹主義形式的框架內。認為未來唯一可能的民粹主義形式，將是類似法國的帕斯誇和維利爾斯之流的保守主權主義，那將是危險的短視。

工薪股東的改革運動，私人養老基金（不利於凝聚力），以及通過凌駕於法律的客觀關係之上的個人合同（往往是個人從屬於強烈不平等社會的同義詞）的法律至高無上地位，使社會聯結（受到阿蘭·蘇皮噢特的譴責）“再封建化”;這一切，概述了新的資本-勞動組合關係，在那裏，一小圈獲利者的存在，損害大量的全球化受害者。在某些情況下，這一趨勢是完全相容於國家自由主義的驚厥形式，該國家自由主義是俄羅斯普京式的或奧地利右派民粹主義領導人居格·海德爾式的。

在另一方面，處理海德爾個案時，將其類比於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運動，而不是連系到當代的而且可能前所未有的右傾危險的形式，那是無效果的，也可能是欺騙。如果參與反海德爾（不過別忘了，他有一些針對貝盧斯科尼，菲尼，米隆，布朗等人的富裕詆毀者，這些人自得意滿）的動員是正確的，我們不應該忘記，海德爾首先也是保守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十三年聯盟的產物，歐盟的民主缺乏和緊縮政策使他到達這個位置。

重要的是，應當考慮今日世界上反動威脅能夠採取的奇特形式，歐洲重組中地方主義的作用，以及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聯姻。按他的方式，海德爾不乏黑色幽默地說：“布雷爾和我反對保守主義勢力”。[12] 我們兩黨“要擺脫福利國家的僵化，而又不造成社會的不公”。大家都要“法律和秩序”。雙方認為，“市場經濟，按照使其靈活的條件，可以為工薪階層和公司創造新的機會。” 然後，勞工黨以及自由黨有非教條式的辦法對應“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轉型”，其中“左右派的舊範疇已不適合”：“布雷爾和工黨右派會接受關於移民的申根協定和嚴格立法嗎？”海德爾問。他的回應是，“如果布雷爾不是極端主義者，那麼海德爾也不是”。

我們要補充一點，就是地方民粹主義者海德爾像布雷爾一樣支持北約，甚至比他對歐元的支持更強硬！

注解說明3.2 ：最近出現的未公開過的盧卡奇1926年的文章，捍衛“歷史與階級意識”，在某種程度上，該文使盧卡奇的超黑格爾的解釋失效，根據該解釋，黨是絕對精神最後發現的形式。[13] 在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上被儒達斯和德邦里攻擊為“主觀主義”，即齊諾維也夫布爾什維克化，盧卡奇拒絕儒達斯的說法，根據該說法，無產階級註定要按照其“存在”行動，而黨的任務退化為“預測發展”。對於盧卡奇，黨的特殊（政治）的作用起於一個事實，即階級意識的形成，不斷地同拜物教和物化的現象發生衝突。就像斯拉沃·齊澤克說的，在他的尾聲，黨發揮其在歷史（普遍的）和無產階級（特別的）之間的三段論仲介的作用，而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是歷史和科學（通過教育黨而具體化）之間的仲介，而在斯大林主義中，黨使用歷史感，把其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合法化。

把社會衝突簡化為階級衝突，作為對這種表述的反對，現在---根據後現代主義及類似的理論---是空間和衝突多元化的時刻。按照其特定的和不可簡化的唯一性，每一個人是多個屬性的原始組合。大部分的後現代性說法，比如分析性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傾向，採取這個反教條主義的批判，其批判遠至階級關係消散在方法論個人主義的陰暗水域裡。不僅階級對立，而且更普遍的衝突分歧，從而稀釋在黑格爾所謂的“沒有差異的多樣性”中：也即一些平庸無奇的特性的會聚中。

當然，被當作差異辯護的理由，常常涉及寬鬆而自由的容忍性，這個容忍性就是商品同一化的消費主義反面。同這些沒有個性的個人主義及差異的動作相反對，為一致性的辯護，趨於把種族或性別的差異凍結和自然化。不是關於差異的概念有問題（允許構造反對面），而是其生物上的天然化或其同一性的絕對化有問題。因此，當差異對普遍行為模式的構建作調解時，極端分散則放棄這個構建。阿蘭·巴迪歐說，當一個人放棄普遍行為模式時，盛行的是普遍恐怖。

這個差異性和普遍性的辯證關係，就如對平等性或同性戀運動的作用的討論，以及對其缺乏瞭解所表明的那樣，是我們常遇到的困難核心。兔兒（男同性戀者---譯注）運動宣佈取消性別的差異，以有利於非排他的性關係實踐，直至拒絕所有邏輯上簡化而持久的集體確認；與兔兒運動不同，雅克·邦克，在他的“別了，規範”，概述了面對壓迫及其在具體普遍性範圍內預期的弱化，既定差異構成力量關係的辯證法。

與此相反，兔兒（男同性戀者---譯注）發話宣佈，要立即消除差異。其關於欲望的辭令，缺乏社會必要性的理由，推進圓房完婚的強制願望。兔兒物件，得過且過，繼承無歷史的同一性，不再是同性戀鬥士，而是變化中的個人，不是特殊性別或特定種族者，而是其感受和欲望的簡單破鏡子。由於兔兒物件顯示的流動性同綿綿不斷的變換及時尚潮流完全合拍，這說法受到美國文化產業的熱烈歡迎，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同時，有逾矩違規的做法代表了對規範的挑戰，並宣稱贏得了新的民主權利，這種做法，已經被庸俗化為隨心所欲的消費主義嬉戲時刻。

與此同時，某些勢力以“更具體，更專門和更肉體的” 性欲範疇反對性別的社會範疇。他們聲稱要超越“性別的女性主義”，贊成“性欲多元化”。毫不奇怪，這樣運動意味著同時排斥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的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範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探討直接涉及到階級關係和社會分工的性別問題，但要瞭解“性的力量”，和發現不同於必需經濟學的欲望經濟學，則有必要發明獨立的理論（受感於“福科式”生物政治）。

同時，在同性戀者市場上，資本的新商品耐受性，導致觀念的衰減，該觀念就是對非生育之性傾向的生理敵視。在資本的道德秩序和同性戀之間，有不可稍減的敵對矛盾，這一觀念讓人相信，只要簡單地確認差異，社會秩序就會自動地被顛覆掉：同性戀者只要宣佈自己為這種反對者，就足夠了。然後，對同性戀歧視性統治所作的批判，可以在自我肯定之挑戰以及個體之無育自然化中結束。相反，如果異性戀和同性戀的特性屬於歷史和社會的範疇，那麼其與規範的衝突關係意味著差異和克服差異的辯證關係，是雅克·邦克所要求的。

這個問題，當其事涉性別或語言文化的溝通時顯然範圍廣闊，當其涉及到階級衝突的代表性時，也不是沒有後果的。烏爾裡希·貝克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悖論“無階級的資本主義”。呂西安·瑟維說，“如果在結構的一端確實有一個階級，那末令人吃驚的事實是在另一端卻沒有階級”。無產階級似乎已化解在一般性的平均化中了;我們現在不得不“作一場階級鬥爭，不是以一個階級的名義而是以人類的名義”。

要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這是一個平常的提醒：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爭取無產階級的解放，是全人類普遍解放鬥爭的具體仲介。或者，我們有戰略後果重大的理論創新，見於呂西安·瑟維這本書的其餘部分：在他眼中，社會撥款問題已不再是基本重要的（因此，合乎邏輯的是，同普遍的疏遠化相比，剝削是次要的）; 社會轉型退化為“非疏遠”的轉變，不是突然，而是永久循序漸進的轉變”;國家的問題消失在權力的征服（吉爾斯·馬廷尼特以前一本書的標題）中，“一個霸權的逐步形成遲早會導致一個權力處在多數同意的條件下”，沒有決定性的對抗，由德國到葡萄牙，經過西班牙，智利和印尼，這個“多數同意”，至今從來沒有被證實！我們在羅傑·馬特爾身上發現同樣的口氣，對於他，“本質的事已不再是準備將權力由一組人手中移交到另一組人手中，而是開始給每一個人以可能性，讓他控制其生活的個人和社會條件”。個人自由的真正合法的反極權主義主題然後終結於孤獨的樂趣中，其中的社會解放淡化了。

如果在壓迫和統治的形式之間確實有互動，而不是一個特定形式（階級統治）對其他形式的直接機械作用，那麼還需要在給定時間和確定的社會關係內，更精確地確定這些互動作用的力量。我們是否只是在處理一連串的位置和衝突，因為其會導致聯合而可變的利益集團呢？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可以想像的統一將來自純粹的道德意志論。否則，資本和商品拜物教的普遍邏輯影響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直至為相對統一的鬥爭創造條件（不過，並不意味著同社會時代如此不協調，矛盾簡化為一個主導的矛盾）？

我們無意用偶像化的抽象整體反對後現代的躁動不安，但認定，非總體化（或解構過程）不可能從具體的總體化中分離出來的，這不是先驗的整體，而是整體的形成過程。這個過程中的總體化是通過經驗的轉換發生的，但瞭解到在商品全球化的邪惡形式之下，資本是一致化傾向的客觀經理者，如果不停留在該一致化傾向上，那麼從獨斷專行的意志（換言之，道德意志論）裏會興起鬥爭的主觀一致性。

漢娜·阿倫特擔心政治最終會從世界完全消失，不只因為極權取消多元化，而且也因為商品的消失，這是它黑暗的一面。這擔心得到了以下事實的證實：即已經進入了一個非政治化的時代，此時，公共空間受到帶有經濟恐怖的暴力以及抽象道德主義的擠壓。政治和其屬性（計劃、意志、集體行動）的這種削弱，孕育了後現代囈語。超越這個轉折時期的影響，這種趨勢解釋了，在暫時空間壓縮的影響下，政治行動條件的危機。進步的現代異端意味著時間和轉化的文化，該轉化有損空間，將其簡化成附屬和暫時的角色。正如福柯指出的，空間變得等同於死亡，固定不動，反對活生生時間的豐富性和辯證活力。資本的殘酷輪換，及其再生產在全球的擴大，推翻了其評估條件。正是這一現象，二十幾年來，強烈地表達了瞬間長度的減少和空間位置的消失的感覺。如果政治的美學化是指向民主危機的一種內在經常性傾向，那末，讚賞地方性，尋找淵源，過度裝飾和賣弄誠實，這一切顯示的無疑是悲哀的眩暈，驗證著面臨不確定條件的政治虛弱。

按最切近的說法，政治被視為牧羊人或者紡織工的藝術，這意味著空間和時間的範圍，在該範圍內城市（連帶其公共場所和選舉任命的節奏）是形式。公民身份比城市重要得多，在範圍和節奏的一般紊亂中, 公民變得無用。不過，我們仍然是生活“在一個這樣的階段，這時候有城市，而且政治問題的出現，是因為我們都屬於這個宇宙階段，在這個階段，世界由其運氣掌握”。政治仍然是時間和空間的褻瀆藝術，描畫且移動無神世界的可能線條的瀆神藝術。

後現代主義拒絕宏大敘述，並不意味著只有一個對進步幻想的合法批判，該進步伴隨著有理由的專制。這也意味著歷史的解構，意味著對即時短暫而且可廢棄者的狂熱崇拜，不再有中期項目的空間。結合誤調的社會時代，政治的暫時性正是易變的時刻和不可企及的永恆之間的中期項目。現在更是要求時段和決策的變動範圍。

資本（金錢和商品）的地域流動性，同勞動力的相對或非常有條件的流動性，兩者的不協調，顯現為目前的不平等發展形式，其允許在絕對帝國主義時代轉讓剩餘價值：暫時性的不平等發展補充和降低空間的不平等發展。因此，領土的活動範圍，控制流動所獲得的重要性，交織著軟弱附屬狀態的世界秩序的規劃，這些都屈從於商品主權。

不過，集體行動是按空間組織的：會議、大會、會戰和示威。其力量施加於地方，而事件的實際名稱同日期（10月，7月14日，7月26日）和地方（巴黎公社，彼得格勒，都靈，巴賽隆納，漢堡……）有關，正如亨利·列斐伏爾所強調的，唯有階級鬥爭有能力產生不可簡約成單一經濟邏輯的空間差異。

關於時刻機遇和希望交叉點的政治意識組成了戰略意識; 可能的，對必要性而言是不能簡約的意識;不是任意抽象自願之可能性的那種意識，不是一切都有可能的那種可能性的意識; 而是由權威確定的可能性，其吉時的出現，為的是針對項目的決策，為了所要達到的目標。到頭來，意識來自關鍵時機，來自於對具體情況的反應。

後現代囈語，心甘情願地為沒有歷史，沒有過去或未來的事件調和味道，為沒有危機的流動性，無破裂的連續性，無目標的運動調味。在後斯大林主義述說放棄的俚語中，未來的崩潰合乎邏輯地結束在戰略的零點：即活在當下，無享受無束縛！因此，對明日失望沮喪的思想家滿意於鼓吹“不復存在的共產主義”，將其看作是“漸進永久的包括衝突和破裂時刻的運動，總是未完成的”。[14] 鼓吹“新的革命概念”，“沒有革命的革命過程，革命的進化”，或更有甚者，朝著特別的時間緊迫性，“毫不拖延地更進一步”。[15] 申明：“曾經的革命已不再存在，因為不再有單一的時刻，讓各個演變具體化”，“不再有大躍進，大倒退，也沒有決定性臨界值。” [16]

當然，不再有單一的革命時刻，歷史的奇跡般的頓悟，但有決定性時刻和關鍵臨界值。然而，對連續性中的破裂所作的化解，是權力代表的合乎邏輯的對立面，該權力可能通過個人的非異化獲得：“霸權的逐步形成，或遲或早導致多數同意條件下的權力”，呂西安·色衛說。“或遲或早”定義了政治以外的時間，至少，根據本世紀及其試驗（西班牙，智利，印尼，葡萄牙），似乎是輕率的。首先，忽略了拜物教和商品化的惡性循環，忽略了控制再生產的條件。

社會和政治鬥爭之間，既沒有中國城牆也沒有水密艙。政治學產生和發明於社會內部，在對壓迫的抵抗中興起，該抵抗的形式是要求新的權利，把受害者轉換成主動者。不過，國家作為單獨機構的存在，同時作為整體利益和保證公共空間不落入私人胃口的擔保者的虛假化身，構成了特定政治領域，特定的力量關係，衝突語言，其中，社會對立在轉移和收縮以及反對和聯盟的遊戲中突顯出來。結果，階級鬥爭的表現方式，是在黨派之間政治鬥爭的形式下作斡旋。

一切都是政治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只在一定程度上和到某一點為止。“最後”，如果你願意，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在黨派和社會運動之間，不止簡單的分工，那裏運行著辯證關係，互惠和互補性。社會運動屈從黨派將意味著社會的國有化。

相反，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政治，將迅速導致集體遊說活動，沒有一般意志的特殊利益的概述。因為解放的辯證法，不是漫長而寧靜的河：民眾的願望和期望是多方面的和矛盾的，往往分劃在自由的苛求和安全的需求之間。事實上，政治的特殊功能在於闡明和總結它們。

注解說明5.5：鮮明而可靠的政治選擇消失不見，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階級替代的混亂被解釋成要精心設計五顏六色平臺的傾向，這些平臺被弄成不相干口號的拼湊，這些口號尋求吸引眾人，而其優先次序來自民意調查，在對上述事實做評論時，茲格芒特·鮑曼核查了社會運動幫助解答政治危機的能力。

他強調社會運動經受後現代性影響的方式：有限的壽命，軟弱的連續性，獨特困難的意外事故把個人臨時集結起來，問題的解決又再次讓人分散。這不是方案和領導人的錯誤，鮑曼說：這種不一致和間歇性所反映的，既不是這些不和諧時代的痛苦和短缺的累積特徵，也不是其綜合特徵。因而，社會運動要求大變革並提出大問題的能力不足。他們是其群眾政黨前輩的可憐替代品。這虛弱的碎裂，忠實地反映了國家主權的損失，在自由放任的商品中，國家淪為警署。 [17]

在新社會運動的分散中，齊澤克見到了新主體的擴散，其背景是世紀失敗的後果----屈從。回歸到特殊階層，社會地位和機構團體，這應是非總體化和階級意識模糊化的合乎邏輯的後果。拒絕政治是對過去十年的“政治哲學”作出的社會政治限制的回應。然而，同樣的姿態，試圖在政治和非政治之間設限，而且除去政治的某些領域（開始於經濟），就是“出色的政治姿態”。[18]

對於拉克勞，解放事業將無限期地受到權利的污染，所以其完全的實現將意味著自由的整個滅絕。在官僚共產主義破產以及凱恩斯改良主義破產的形式下，關於未來的兩個描述都到頭了，這會成為左派的危機。如果說可能的復興意味著“重建新的社會想像”，該說法仍然非常模糊，因為拉克勞沒有面對任何根本的選擇。

在反對他們的論戰中，面對中左派的新家庭主義，齊澤克堅持，“對供全球選擇的烏托邦式空間，保持開放，即使這個空間必須空著等待其內容”。實際上，左派必須選擇屈從或拒絕自由主義勒索，依照該勒索的意思，任何徹底改變的想法將會導致一個新的極權主義災難。

拉克勞對大同的思想沒有絕望。相反，運動的激進擴散分佈，使得各個運動的關聯不可思議，從這裡，他看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同樣的失敗。

無領袖的、錯綜的、非中心的運動，迫於失敗，被置於主導話語內部的次要角落中？但是也有社會運動的重新部署，發生在社會再生產的不同範圍裡，發生在反抗空間的增值中，發生在對其相對自主權及其自己暫時性的肯定裏。

如果超越簡單的分化並且思考關聯性，那麼這一切不是消極的。如果不這樣做，不會有別的成果，只有分散各處的遊說（下屬的真正形象，就像主導者對被主導者的影響一樣，參考庫韋拉基斯）或威權的統一，該統一通過主人式的言語或科學的先鋒隊達成，那將把政治的普遍化減化為科學的普遍化（一個“科學社會主義” 的新具體化），或者通過道德的先鋒隊達成，將之減化為絕對命令的普遍性。

在這兩種情況下，通過鬥爭領域的延伸和政治統一，不接近具體的普遍化過程。從這個角度看，沒有另外的出路，只有回到普遍性主題，資本本身，以及商品具體化所產生的多重統治效應。

丹尼爾•本薩德(1946-2010)是法國舉足輕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之一，著作甚豐。他曾經擔任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第四國際法語分支)及新反資本家黨領導。

[1] 見亞曆克斯•卡尼科斯，“今日帝國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和新帝國主義”，書簽，倫敦，1994年。

[2] 見車吉伯特•阿卡，“新的冷戰”，PUF，奔馬集，巴黎，1999年。

[3] 見歐尼斯特•曼德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爾索，倫敦，1986年。

[4] 看到維•加龍河，“二十一世紀革命家” ，自由冠軍，巴黎。

[6] 羅傑·馬特爾，“另類共產主義”， Syllepse ，巴黎，1998年。

[9] 見凱薩琳·薩瑪莉，蜜雪兒·勒克恩那，安東莞·安透斯在“共產主義批判”的文章，157號，2000年冬季。

[10] 尼科斯•波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NLB，倫敦，1975年；博多洛和埃斯塔布萊， “法國小資產階級”， Maspero，巴黎1970年。也見於“政治經濟批判”，“共產主義批判”，“灰褐色手冊”雜誌合集。

[11] 斯特凡•伯德和蜜雪兒•皮亞盧，“回歸工作條件”， Fayard ，巴黎1999年。

[13] 最近在匈牙利重新發現的，盧卡奇的文本已經出了英語版，標題是“尾巴主義和辯證法”，結尾篇由斯拉沃伊•齊澤克撰寫，爾索，倫敦，2000年。

[14] 皮埃爾•紮卡，“即用共產主義”， Plón，巴黎，1999年。

[17] “茲格芒特•鮑曼給鄧尼斯•史密斯的信”，在鄧尼斯•史密斯，“茲格芒特•鮑曼，後現代的先知” ，政體出版社，劍橋，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