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需要用土地改革来处决种族隔离的土地恶魔
阿萨·巴哈杜
非洲国民大会有争议地宣布, 土地将被无偿的征用, 这引发了关于南非土地改革的争论。土地是对后种族隔离改革不满的象征, 但它是真正土地改革的关键, 可以改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大多数黑人迫切需要的收入和生计。
自1994年以来, 南非黑人的土地保有权基本上仍未得到解决, 自从实行民主24年以来, 土地归还和再分配进展不足，还不到2600万公顷之目标的三分之一。但是, 如果土地改革是为了应对剥夺、就业不足、贫困和不平等的挑战, 那么，需要集中政治领导和政治意志, 整顿国家对面向穷人的农业发展的支持。
解决南非的过去问题，对土地改革至关重要。即使在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之前, 国家就保障了白人的商业利益, 包括农业用地。1913年的《土地法》只给黑人分配了大约7% 的可耕地。在 1936年, ‘土著信用法’和‘土地法’将给黑人的耕地增加了潜在的13%, 但也把白人和黑人农村地区的隔离正式化了, 并对生活在白人地区的黑人实行了限制。这些法律制造了大量廉价的非洲劳动力, 因为土地的压力无法维持传统的农业生计。还施加了进一步的压力,1950年的「种族区域法」（Group Areas Act），遏制群众运动，1951年的班图人管理机构法（Bantu Authorities Act ） 把黑人推挤入自治的“家园”，自治者是种族隔离政府认可的种族团体。
在南非总理亨德里克·维尔沃德（Hendrik Verwoerd）的政权下，从1958年起，一个称为 "分开发展" 的制度占据主导地位, 推动了家园故土中的剥夺和贫穷 , 导致这个情况被蓄意忽视， 加固了这些种族隔离传统。今天, 南非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以前的家园, 这些地方的特点是经济活动低, 经济潜力小, 生活贫困的人口众多。这些地区的土地属于国家, 但受传统的使用权安排管辖, 以便让土地为一些家庭使用，后者主要是经营小规模、维持生计的农业，使用的是劳力密集型的传统生产技术。
相比之下, 前白人农场地区的种族隔离传统, 创造了由白人资本掌握的商业性大型农业地区。在民主之前的八十年里, 南非政府通过了立法, 建立了支持白人农民发展的体制能力。1912年成立的南非土地银行（The Land Bank of South Africa）向白人农民提供补贴性金融服务和信贷, 而农业信贷委员会（Agricultural Credit Board）， 向没有资格从土地银行（Land Bank）借款的白人农民提供信贷。
但是, 随着民主而来的自由化, 对农民的金融服务受到限制。补贴被削减, 农业信贷委员会（Agricultural Credit Board）根据施特劳斯委员会（Strauss Commission）的建议而关闭了 (1996)。
委员会的建议是, 土地银行（Land Bank）应得到国库的赠款, 使其能够将其发展授权扩大到小农手中, 但这个建议从未实施。土地银行（Land Bank）本身的放贷也受到限制。农民不得不以较高的利率向商业银行借钱。这为黑人农民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发展制造了不利的环境, 对小规模经营的黑人农民来说更是如此。
分隔发展的种族隔离政策导致了两个国家辅助的农业服务体系, 该制度一直存在到1994年。一个体系为白人农民提供了农业方面的广泛服务, 而另一体系则为处在家园的农民服务。前者由数量相对较少的合格工作人员组成, 通常是大学毕业生, 而后者则由大量不合格的工作人员组成。 在民主之后的十年里, 为白人和黑人农民提供服务的分隔农业辅助体系并没有合并成功，而服务则恶化了。重要工作人员的空缺，导致农业部“农业扩展干部恢复计划（Agricultural Extension Officer Recovery Plan）”的出现, 该计划由国库提供资金, 目的是将扩展干部的人数从 2000 人提高到 5000人。今天, 半官方机构、科学理事会、高等教育和发展机构以及组成南非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仍然薄弱。
合作社是白人农业成功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1925的《合作社法》（Cooperative Society Act）建立了一个初级生产者合作社网络, 它们能够就低廉价格做谈判, 并提供粮食储存和向市场运送农产品这一类的服务。他们还监测质量, 调控种植配额, 并处理消除盈余。合作社是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 土地银行（Land Bank）利用它们作为代理人, 以补贴利率向商业农民提供短期和中期信贷。
合作社还是市场销售委员会的代理商, 给他们提供了区域垄断权来设定商品最低价。国家控制的市场销售委员会建立了单一管道系统, 负责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设定, 控制流动, 监控质量标准, 控制农产品的销售和出口。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民主转型期的农产品市场化改革设立了全国农业营销委员会（National Agricultural Marketing Council）, 后者解散了市场控制委员会, 并负责管理该部门中的国家干预。
尽管非洲国民大会(ANC)政府考虑重新定位市场营销委员会, 以促进小规模农民的利益, 但除了甘蔗工业之外,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不可行。有人争辩说, 这些董事会将会永久化并增加与农业市场控制有关的许多低效率；对于将福利转移给穷人的实施，这将是一种非常低效的方式, 而且该制度的成本将损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种族隔离国家对农业部门的支持是如此的慷慨, 以至于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合作社积累了15.2亿兰特的资产 (约合当时的34亿美元), 其中八家合作社的资产占这一总数的45%。随着1994年政治交接的临近,白人农民开始担心他们的土地, 以及合作社的资产将被征用。在他们将权力移交给非国大（ANC）之前一年,全国党（National Party）政府通过了《合作社修正法》 (1993年37号), 该法案规定将合作社作为公共或私营的公司。
合作社私有化导致金融资产积累, 积累来自国家对私营公司的四十年的补贴。许多合作社的合并,例如2004年,三家前私有化合作农业企业一起拥有超过70% 的国内粮食储藏设施。一些公司甚至在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 使他们能够重塑自己的私人农业企业。
南非的农业和农业企业资本, 在种族隔离政府的支持下, 在向民主过渡的期间，为自己安排新的豁免地位。这是通过一些团体的一连串的 "密谋"做到的，这些团体更了解农业的运作，其目的比非国大（ANC）能够鼓动的更有连贯性, 从而为随后的市场放松管制和自由化奠定了基础。到种族隔离的结尾期，农业企业, 被定义为农业上游的公司活动 (种子、化肥、农用化学品、机械) 和下游活动 (磨面和其它加工、销售和分销), 高度集中在某些分支和大宗商品上，并且从1994年起，变得越发全面的集中。
1996年,南非有12万个商业农场, 但今天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少于40,000个，原因主要是在一帮商业农民中间进行了导致高资本集中的合并。这也证明, 开发可持续的小型商业可行农场的失败, 证明了转变那种使农村家庭贫穷的糊口生计的失败。如今, 农业占正规就业率的比例不到8%,而且农业工作一般都是低工资和不安全的。
虽然大多数南非黑人仍然依靠土地维持生计, 但他们依赖这片土地的生存能力, 同种族隔离时期相比, 今天面临的挑战也同样艰巨。解决仍然深深地陷于种族界线的土地所有权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 政府必须长期致力于发展农业, 向农村家庭提供支持服务、信贷和补贴, 以解决贫穷、脆弱性和不平等问题,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以前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