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一位挑战掠夺不义的思想家
尼克·迪阿登
萨米尔·阿明（1931-2018）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激进思想家之一, “具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先是纳赛尔埃及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后来为诸如朱利叶斯·尼雷尔等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提供建议，成为世界社会论坛的领军人物。
萨米尔·阿明的思想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不安的骚动中形成的，当时泛非主义者如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统治着迦纳和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ys Nyrere）统治着坦尚尼亚，而纳赛尔将军正在转变中东，涉及范围从阿明的本土埃及和解放运动茁壮的南非到阿尔及利亚。
在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破坏之前，解放运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而且名为“拯救生命”（LiveAid）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创造了一个关于饥馑无助大陆的大众观念，当时的非洲看起来非常不同。然而在这段时间里，阿明的思想持续发光，谴责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的不人道，同时也严厉批评从政治伊斯兰到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批评其把真正受剥削者边缘化的行为。
全球力量
阿明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富裕国家为基础的寡头垄断统治，通过五种垄断 --- 技术控制，自然资源获取，金融，全球媒体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 --- 维持其统治。只有推翻这些垄断，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这给我们这些北方的活动分子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因为我们所倡导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挑战北方对南方的特权。我们的国际主义不能通过一种对全球南方的人道主义方法来表达 --- 南方国家需要我们“説明发展”。对于阿明来说，任何形式的国际工作都必须以明确的反帝国主义观点为基础。任何其它东西都无法挑战权力结构 --- 那些一心一意要使强大者保持强大的垄断者。
同安德烈·格兰·弗兰克这样的同事一道，阿明认为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我们称全球南方国家为边缘国家，其作用是向中心--- 特别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三合会” --- 提供发展方式，却不能发展他们自己。最明显的是，在贸易方面，开采非洲的矿产对中心非常有利，但绝不会让非洲人获得解放，只有持续的剥削。
这个看法同如此强的“发展思维”背道而驰，后者会让你相信非洲的问题来自于没有适当融入过去40年增长发展的全球经济。阿明认为，事实上，非洲的问题源于它过于融合，不过是以“错误的方式”融合。
事实上，只要垄断控制完好无损，中心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全球化生产的问题。现在，血汗工厂的劳动出现在所有边缘国家，但它并没有挑战北方国家的力量，由于后者控制着金融，自然资源，军队等。事实上，它通过降低工资和摧毁已成为工会工人权力基础的制造业来增强其权力。
因此，要求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建立更好的贸易关系是没有意义的。阿明还关注环保活动，这种活动常常成为关于中心国家如何运用其对世界资源作控制的辩论，而不是挑战这种控制本身。至关重要的是，北方的活动分子应挑战们他自己社会中统治阶级控制世界其它地方的手段。
去依附
当然，这不仅仅是北方活动家的一个计划 --- 远非如此。阿明最著名的理论是所谓的“去依附”。
去依附意味着边缘国家退出全球经济中的剥削性一体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去全球化，但它不是一种经济孤立 --- 一种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很容易陷入其中的孤立。相反，它意味着不卷入于己不利的经济关系。
阿明认为，南方国家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来发展经济，控制从金融部门进出的资金，促进与其它南方国家的贸易。各国必须将金融部门国有化，强有力地规范自然资源，将内部价格与世界市场“去依附”，并使自己摆脱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控制。无论国有化产业出现什么问题，它都是使真正社会控制的经济向前发展的唯一可能基础。
30年前，他们被告知，通过更多的出口，私有化自然资源和自由化金融部门，他们的问题将解决，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会很愿意地听取阿明的建议。相反，很多国家都相信一个非政治化的说法，这种说法有意识地载入了如“善治”，“贫困”和“公民社会”之类精心伪装的问题，例如，贫穷是如何发生的，治理服务于哪些利益，或声称代表被剥夺者发言的组织的合法性。
阿明不相信中国，印度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任何方式打破了寡头垄断的力量，事实上，那个力量只会变得更加集中。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帝国主义强权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无用的，并且创造了一种集体帝国主义，这种集体帝国主义通过像WTO和IMF这样的机构来表达。
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短暂”
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长期危机，阿明认为，除了政治野蛮主义，它没有解决方案。他将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描述为“衰老的”。
这场危机的特点是对金融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生产活动产生的资金越来越少，而更多的资金只是来自的“租金”。这是窃取世界大多数地方财富的更直接手段。随之而来的政治形式意味着民主已经沦为一场闹剧，在这场闹剧中，人们是精英剧中的旁观者 ---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行使其应有的消费者作用。
资本主义必然需要一个持续的剥夺过程，以便它可以积累并继续扩大。如果没有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资本主义就无法发展 ---如此之多的“备用”资源的可用性至关重要。对于失去欧洲土地的许多人，他们的安全期望是允许大规模移民的“新世界” --- 尽管有人成群结队地死去，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就是见证。
因此，尽管许多无依无靠的人可能渴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但根本不可能。当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必要阶段时，他们也不对 --- 这一观点被阿明描述为“欧洲中心主义”。
工业能包含的，只不过一小部分人类，但它确实需要整个人类所依赖的那些资源。因此，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创造一个“贫民窟星球” --- 一种“世界级的种族隔离”。阿明认为，对边缘国家农民的剥夺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阿明把南方农民的角色 --- 几乎是人类的一半 --- 看作为决定未来的关键原因之一。围绕粮食主权，反对土地掠夺和支持土著人民权利运动的力量支持这一理论。但对于阿明来说，农业不仅仅是一个大好机会，农民的存在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难以克服的挑战。
阿明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决于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扭转这种含有剥夺意义的趋势，保护当地农业生产，确保各国拥有粮食主权，并将内部价格与世界商品市场去依附。这将阻止剥夺农民的权利，阻止把他们逼入城市。
这场革命，只有在土地被公开处理和获取的方式下，才能为新社会奠定基础。这也意味着放弃今天所说的“增长”的观念，所有世界经济都按照这个观念被评判，而实际上它只让少数世界人口受益。人类的其余部分“被遗弃到停滞，即便不是贫困”。
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
也许这使得萨米尔·阿明的方法中听起来相当理想化，但实际远非如此。阿明明确反对“24小时革命”--- 一个导致社会主义时期产生的单一起义行为 --- 的想法。事实上，他承认，为了使南方经济多样化，可能需要使用私人，甚至是国际资本。重要的是控制。出于这个原因，阿明还拒绝使用“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这一短语，侧重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的需要。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有趣的是，阿明对拉丁美洲的发展不太感兴趣，他认为那种发展有可能重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成为一种“群众国家主义”。阿明对尼泊尔更感兴趣，尼泊尔可能是未来的模式。他还认为，在直接挑战资本主义基础和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方面，尤其是在“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形成强大的公社和集体方面，中国革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
对于中国革命，阿明的观点有点浪漫，肯定是对西方痛处的挑战，但他认为民主的形成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计划，农民 --- 尤其是女性 --- 通过集体组织，可能比西方个人主义更好地界定一个真正进步的民主版本，他这个基本观点需要得到活动分子的适当采纳。
启示
也许阿明的中心论点有点显而易见，但经常被遗忘的是 --- 真正的革命必须建立在那些被剥夺遭贫困的人身上。但他进一步削弱了这样的假设，即从南方出现的任何思想都缺乏启示，或者启示的缺乏应该被原谅。
他认为，人类迈向民主的第一步是启蒙运动，将我们从上帝创造我们活动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他完全拒绝政治伊斯兰，这引起了争议。这种意识形态，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的理念，模糊了社会的真实本质，包括陷入这样的想法，即世界由彼此冲突的不同文化群体组成，这一想法有助于中心国家控制边缘国家。
阿明的观点是，像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组织，其文化和经济保守主义，实际上被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政府看好。并且他没有把批评限制于对伊斯兰教，他也对印度人民党实行的政治印度教和达赖喇嘛表达的政治佛教作了类似的批评。
具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
萨米尔·阿明将自己描述为“具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 --- “从马克思开始，而不是以他，或者列宁，或者毛泽东结束” --- 其中包括各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即使是“被过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教条错误地认为是'外来的'东西。“
今天，同阿明开始写作时相比，这些观点肯定更有意义。一个具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恰当地考虑到了世界上真正被剥夺者的观点和愿望，打破了历史教条，拒绝尝试将破碎的模型粘在一起，但同样也认为，明天不可能推翻这种模式。
2018年8月13日
本文第一次出版于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