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簡要經歷回憶

我的簡要經歷回憶

張開

[編者按:張開同志於2018年9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99歲。本自述完稿於2018年6月30日]。

在五四運動爆發後第二年1920年農曆7月29日，我出生於廣東省中山縣第二區谿角鄉一個富農的家庭。我的祖父母養育有三子四女，“三代同堂”二十多人全部住在一間大屋內，合成一個大家庭。

鄉村的空氣清新、寧靜，我有時爬上村外的大樹看書，底下有溪水流著。全村的人都同一姓，大家互相視同叔伯兄弟姊妹，親愛善良，融洽相處，既無利益衝突，很少爭執，更不見打鬥。我的母親是一位慈祥良母，在沒有現代的節育避孕方法幫助下，生下了七子四女；終於因病而不幸在中年便遺下我們離世了。在我的腦海中，至今仍留著她瀕危時那個深夜的情景：在微弱的油燈照明下，她握著我的手，囑咐我長大後務必要“好好做人”。我的父親是長子，不務正業，更染上當時流行的鴉片惡癖而不能自拔，我母親對此自然是不滿、抱憾的。在我祖母病危時，我站在她床邊，她也不約而同地這樣希望我“好好做人”。我一直牢記著她們的教導，身體力行。

我的二叔父有二子一女，他在外面 “走政界”，在我印象中，他因過問鄉間的鴉片事情，得罪了惡勢力因而被殺，連帶我的三叔父都遭殺害。由此可見，我家也是帝國主義輸入鴉片的無數受害家庭之一。

我的祖父為兒孫取名字，孫兒一代全用桂字開頭，第二個字依次是：全歡安樂心甜和意添福。大哥名桂全，二哥名桂歡，我排行第三，名桂安，我以後讀書都用這名字。大姊名伯珍，二姊名仲英，大姊在我開始寫這回憶時仍然健在，已101歲了!

我祖父以務農獲取收入，維持全家的生活，他勤勞儉樸，與一些持有小量農田的鄉人聯合組成一個“圍”，再僱用貧農耕作，或分租部分農田給佃農。他被視為富農階層。他經常要步行約一小時到 “圍”工作。我至今還記得，有一次是在夜晚，他經過連綿的阡陌泥路時，滑落路旁的小河，在漩渦中幾經掙扎，幸而爬了上來，不致淹死。這件事也深印在我腦海中。

我虛齡6歲時，鄰居一位叔叔教我認字，唸 “人之初” 《三字經》，再進而教讀深奧難明的《古文觀止》中的部分文言文。

1926年，我入讀谿角鄉立小學二年級，那是1925-27年中國第二次革命爆發後第二年，中國人民，尤其是城市的工人階級，紛紛起來遊行、示威、罷工，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壓迫，剝削工人。當時學校組織了遊行，小小年紀的我也參加了，手裏拿著紙製的小旗幟，上面寫著“打倒列強”、“除軍閥”等字，大家搖旗吶喊，齊聲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以抗議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日帝橫行無忌，多次開槍射殺工人，例如打死正在罷工的上海紗廠工人顧正紅，激起國人的極大憤怒。尤其是省港25萬工人大罷工，歷時1年4個月，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偉大的里程碑，在世界工人大罷工史上也是少見的。我當時參加遊行，腦海中仍留下依稀的景象。

由於當時領導中國共產黨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錯誤領導下，實行向國民黨採取國共合作的階級調和(實即投降)的政策，給予蔣介石金錢和軍火，幫助他勢力日大，最後得以大規模殘殺共產黨員，使這次革命悲慘地失敗，陷於低潮，城市工人階級失望消沉。

革命失敗的惡果之一，是國民黨實行軍事獨裁，各地的軍閥割據，自立為王，殘殺和壓榨農民；共產黨領導層在革命失敗後，不採取守勢，反而在一些地方盲目地進行暴動，把自己的剩餘力量高度消耗，被迫進行 “二萬五千里長征” (實即是狼狽地向偏遠的山區撤退)；雖然沿途加入了貧民和流氓等，但到達延安時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力量。

托洛茨基當時先是反對斯大林的階級調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領導工農進行階級鬥爭，在農村沒收土地，分給農民，在城市革命高潮時建立蘇維埃，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革命被叛賣而失敗後，則應採取守勢，團聚力量，從而反對秋收暴動等盲動政策。但托氏的正確預見和主張得不到採納和實行。當時這種階級力量對比的不利形勢，其另一惡果是促進帝國主義的軍事入侵中國。帝國主義各國在1914-18年第一次大戰後，分別瓜分勢力範圍，向落後國家投資設廠，進行經濟侵略，掠取超額的剩餘價值；甚至公然佔領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企圖紓解其經濟危機，例如1928-29年的大經濟危機。

在革命失敗後的中國，日帝最明目張膽的是在1931年9月18日出兵侵佔了中國東北三省，而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則採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在東三省成立滿洲國，立溥儀為傀儡皇帝，從而把東三省由中國分割了出去。

因此，又一次激發起全中國人民的抗議示威遊行，主要的呼聲是“打倒日帝”、 “抵制日貨”。我就讀的小學也響應了，我參加了遊行示威，開始聽聞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暴行。

此外，學校又組織了一次旅行，到我所住的西鄉遙遙相對的中山縣東鄉翠亨村，參觀孫中山紀念中學和他的故居，粗略獲悉他被譽為革命家的事蹟，而中山縣名是因孫中山而把原來的香山縣名改成的。

我在小學畢業後，考入位於鄰鄉的第二區區立中學(大家簡稱之為“區中”)，讀了三年初中。在全家眾人中，我是唯一能有機會入讀中學的(除了四姑姐年青時修讀了新法接生課程之外)。

區中校長胡蔦存，早年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聘請了一些大學同學為教師，其中有黃靜波(我們尊稱他為T叔)、蔡振光，他倆在全校學生定期聽講會上，時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存在的各種問題，特別是猛烈抨擊帝國主義者，也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貪污無能(但不提及蘇聯的事情)，顯現出思想十分進步。他倆有一次在飯廳吃午飯時，恰巧與我同枱，蔡振光主動地對我說，他能觀貌辨色看相，並且說，我的眼睛顯示我將來如果走上歪路，將會做 “賊頭”；但如果走上正途，將會有貢獻於社會。我雖不信這種 “相學”，但一直以此警惕自己。

黃靜波也同是中山縣第二區人，曾到北京大學讀書，與我的同鄉劉家良為同學，他們當時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參加了托派組織，並積極影響了其他人，可以說，中山的許多托派份子，都是他們發掘、教育、吸收過來的。劉家良影響了他的親弟弟劉家才，後者在鄉間組織讀書會，研討馬恩列托思想，我最初便在他的帶領下，與劉祖慶(其胞兄劉祖強也早有此思想)、彭碧舫結成讀書小組，定期開會研討政治、理論問題。我後來思想較為成熟，瞭解到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個托派組織一貫主張馬克思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於是加入了這個組織的中山支部，當時是在參加1940年的抗戰工作中，年齡僅二十歲。

區中還聘請了一位在廣州教書的張杜若到來教國文，他住在教員宿舍，我們有時到房間請教他。他舉辦了一次全校作文比賽，我的文章被選為第一名，貼在壁報上，我得到很大鼓舞，於是幾乎每天寫日記，多讀魯迅、王獨清、巴金、丁玲等作家的著名現代文學作品；而在小學時期，我已主動地看了很多著名小說，包括《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等，這些書對我的閱讀和寫作興趣的提升，很有幫助。

在區中的同學中，有一位來自廣州培正中學的插班生王裔賢，他和我及多位同學共同出版了一份壁報(現時國內則稱“牆”報)，取名為《火車頭》，是當時全校獨有的壁報，或多或少提高了同學們的寫作、發表興趣，壁報上登載有時事評論的文章，談論國事。

在區中初中畢業後，該校沒有辦高中，我投考了廣東省最有名的“廣雅書院”，即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簡稱“省一中”)，據說，報考該校高中的每一屆都逾千人，但只取錄幾百人，競爭激烈，我幸而入選。該校師資優良，辦學傳統深厚，校園位於廣州市西村，地方寬廣幽靜，學習環境很好。

但好景不常，第二年便受戰爭影響。1937年7月7日，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帝侵略，揭開了8年英勇抗戰的序幕。我入讀省一中後，學校由於戰事的南移，被迫遷到廣州附近順德縣碧江村，我也隨校遷移。該處有許多大祠堂，用作為課室。

在課餘黃昏時份，我時常連同同學，到附近農村宣傳，期望能發動群眾參加抗日，並且組織起來。但為時不長，成效不大，因為戰火迫近而打斷。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簡稱中共同盟)於1937年8月15日，日軍進攻上海第3日，散發題為《武裝保衞上海!發動全面抗戰》的傳單，提出：“保衞上海，使這次戰爭達到勝利，把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驅逐出境；這是我們必須擔負起和必須完成的任務，必須全體工人及一切勞苦群眾武裝起來和前線士兵站在一道積極參加這次戰爭!”最後，傳單提出8項主張，包括：要求國民黨立即對日本絕交，立即發動全國普遍的抗戰；沒收日本在華的一切財產，廢除不平等條約；組織群眾的抗戰團體，要求國民政府發給武裝；釋放一切政治犯，反對箝制民眾運動，力爭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反對國民黨御用的國民大會，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領導抗戰並解決國事等。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托派中央於9月13日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會議通過決議案：《世界大戰與我們在抗戰中的任務》，確定這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自然會捲入世界大戰中，我們“應該以獨立的態度，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首先予直接壓迫的帝國主義以打擊，並進而解脫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

中共同盟“堅決認為中國抗戰只有靠全體民眾奮起並與先進國工人階級的反戰鬥爭，及其他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聯繫起來，才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我在2005年11月寫了《中國托派對抗戰的主張和行動》一文，扼要地敍述了托派中央作出了有關抗戰的決議和傳單等以後，即把它們傳達到各地方支部，落實執行。但在開展抗日工作中，遇到了重重障礙，首先是來自中共，他們污衊托派為 “日帝走狗、漢奸”；托派在多處所組織的武裝抗日隊伍四面受敵:日軍、汪派偽軍、國民黨軍和中共軍隊都要攻打和消滅他們，不少托派成員被槍殺；加入中共領導的游擊隊抗日的托派成員，例如上海百貨支部曾派新新百貨公司工作的托派成員曹鑄成到崇明島參加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也終於被查出而趕走，致使從事武裝抗日的工作困難重重。關於這方面的鬥爭，現在把我知道的分述如下：

(一) 在廣東中山三、五兩區，由參加過1925-27年土地革命鬥爭的托派中央委員陳仲禧同志所組織和領導的游擊隊，與日軍汪派偽軍作戰了多年，直到抗戰結束前不久，陳仲禧同志不幸在戰鬥中壯烈犧牲，這支隊伍也被打敗而潰散了。

中山有些托派成員如劉秀也曾參加了國民黨所收編組成的游擊縱隊活動，但瞭解到這支隊伍的作為在老百姓心目中並無好感，不可能把它改造成為農民的抗日武裝，最後退出了。

關於我曾參與的托派在中山的其他抗日工作，我現在記憶猶新，具體敍述如下：

1938年10月21日，日軍佔領廣州，戰事更向南移。1939年初，中山縣立中學、縣立女子中學、簡易師範學校合併，改名中山縣聯合中學，被迫遷校至中山縣東陲的南屏鄉 (鄰近澳門)。我此時已從省一中轉而就讀於聯合中學，同時參加抗日工作。

1938年9月，中山縣托派組織成立了外圍抗日團體，名為“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簡稱中青團)，團聚了幾間學校的師生和各鄉的青年，有300多名成員。團長為郭光，副團長為鄭澤鏗(別名鄭致祥)和劉家才，不久，郭光辭職，改由劉秀任團長，兩副團長依舊。

鄭澤鏗十分高大，大家都尊稱他為「LONG哥」，是我的中山同鄉，他有時唱出洪亮的抗戰歌聲，很能感動人。抗戰結束後，他回到上海，在四大百貨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工作，與公司同事梁女士結婚，並成立百貨公司的支部，開展工作。他能說流利的普通話、英語、粵語、中山話和鄉下地方話，真是語言專家。

我與二哥桂歡(別名劉泓)、大姊伯珍及其愛人吳渭川，他的哥哥吳眥，我的二姊仲英，都參加了中青團。當時大家都在熾熱的抗日氣氛中熱心參加，以圖盡一己之力支持抗日工作，打擊日帝和汪偽漢奸。

我在參加時，劉家才替我起一名字叫劉芒(流亡的諧音，意味當時要過著類似於流亡的戰時生活)，其他一些人也起一單名，以方便呼叫。

中青團專門從事抗戰宣傳工作，號召民眾積極行動起來參加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版牆報貼於街頭，同時演出抗戰話劇，例如“放下你的鞭子”、 “八百壯士”、“故都春夢”等；在這之前，陸績同志已組成了“克克劇社”，上演街頭劇，宣傳抗日。

當時的主要負責人是陸績，他是我的中山同鄉，和我很熟識，在此要對他多寫幾句。他能言善道，是編劇及導演能手，也是出色的演員，歌喉洪亮動人，身材高瘦，臉圓眼大，熱情待人。他在中山淪陷後，轉到香港，與他的妻子李展開辦一間小印刷廠，編印一本刊物名《指南針》，通俗易懂，後被香港政府拘捕並遞解回廣州，在1952年12月22日的全面逮捕托派人員中不能倖免，長期受盡折磨苦難，最終患上肝癌，未得到好好的醫治，不幸早逝，當時只43歲，遺下妻子李展單獨地過活。

中青團除了以街頭演出等宣傳抗日、組織民眾之外，還派出人員協助救傷工作。在1938年10月底，日軍轟炸中山石岐鎮，由鄭致祥同志率領的救傷隊不顧生命危險，走上街頭救助被炸傷的同胞；致祥本人後來也被日軍投下的炸彈碎片射入胸部，送院急救留醫，幸而多月後復原，只留下傷痕昭示日軍的暴行。

1938年冬，米價飛漲，是由於奸商運米到敵偽地區，牟取暴利，中青團發動糧食鬥爭，反對奸商抬高米價，激起社會和當局震動，收到效果。

在中青團成立進行工作之後，中共人員則成立了“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隊”)，在中山各學校及社會上與中青團相對抗。中青團批評中共放棄階級鬥爭和土地革命，實行階級合作，服從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抗先隊則污衊托派為漢奸、帝國主義走狗。

儘管中青團是一個抗日團體，從事抗日工作，卻不能見容於當政的國民黨，在它企圖迫使中青團服從國民黨領導但不成功之後，即命令警備司令部派兵前往中青團逮捕各成員。我們幸而事先得到消息躲避，其後知道中青團不能再公開存在和活動，於是在街頭張貼牆報，散發《告中山民眾書》傳單，說明因被當局打壓，被迫宣佈“自行解散”。各團員隨即分散到各地進行抗戰工作。

(二) 廣西省托派成員的抗日活動主要部份是先後三次參加國民黨所組織的學生軍，第二、第三次的學生軍隨軍隊北上做抗日宣傳工作，但第三次參加後，由於中共份子製造“反托”狂潮，向廣西當局報告托派份子的活動情況，拘捕他們，進行刑訊逼供，結果迫使他們要退出學生軍。據當時的廣西托派重要負責人姜君羊同志以蔚然筆名寫的《廣西托派史話》記述：1938年11月，南寧及各地的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同學或同情者積極參加到學生軍中，為抗日戰爭盡一分力量。

1939年冬，日軍進攻南寧，南寧淪陷，托派成員和同情者共同組織抗日游擊隊和戰工隊，1944年又在壇洛區各處建立“民眾抗日自衛聯隊，配合政府軍投入戰鬥，曾經進行過四次抗擊日軍的戰鬥。”

但他們的抗日工作，最後卻遭到中共份子的打壓破壞。就在那個時候，正是王明、康生一夥無恥地誣衊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托匪漢奸”的時候。這股 “反托”的風暴也吹到了學生軍中。那些盲目跟著指揮棒轉的 “反托”人員，在學生軍中，上至團政治部，下至中隊的負責人、排長、班長，都大有人在。他們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要開展反對漢奸托派鬥爭的指示精神，……決定發動反托鬥爭。”

他們還“通過在學生軍政治部門中任要職的地下黨員，以擾亂軍心為由，向桂系頭面人物，報告托派份子的活動情況。”(見1988年11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廣西黨史資料叢書《黨在廣西學生軍》第10頁)。他們採取特務的方法，盯梢、監視、告密，甚至非法拘捕，刑訊逼供……。

這場 “反托”風暴席捲了整個學生軍團，從迫走了毛鴻鑑，到1939年春節過後不久在第三團逮捕李啟成，繼而不久又逮捕楊士足、江國豪、韋昆章等13人，達到了頂點。

在逮捕楊士足等13人之後，把他們送去賓陽縣監獄拘押，也一次又一次分別對他們非法審訊和施用電刑；強迫他們招認背後指揮者。在百般折磨之後，施刑者和審訊者仍然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口供。沒有任何罪證，這13位抗日的同學竟平白無辜被關押了半年之久，受盡了牢獄之苦。

在人們蓄意泡製的“反托”狂潮下，不要說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傾向的同情者，都不可能在學生軍工作下去為抗日戰爭出力，被迫紛紛退出了學生軍(詳見《十月評論》總第221期)。

即便是那些與托派組織、托派思想毫不相干，但不是隨風倒而有獨立思考的人，也惶惶然不知道甚麼時候自己會遭到排斥打擊的劫難。

在國共合謀高壓迫害之下，廣西的托派同志在服刑期滿後，有的曾出版《南寧商報》，但無法維持下去。有的被迫離開家鄉，有的轉到上海，或者到廣州或香港，多數在工廠工作。蘇燕梅、陳傳詛、徐汝璋等人轉到香港，與香港原有同志匯合，過組織生活。

(三) 托派在山東江蘇的抗日軍事鬥爭，據梁貽寫的《回顧》敍述：他在上海參加完1939年9月的中央緊急擴大會議之後，即帶著會議通過的對抗戰的決議回到山東老家，召開山東省代表會議，然後把該決議分別派到各個地方支部的同志，嗣後在濟南、趙莊、泗水、烏江、巨野等縣組織游擊隊，和參加政工大隊，他們最後都分別犧牲了。

當梁貽和我都在上海時，我們曾有過來往，但以後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梁貽來自山東，說一口山東普通話，曾撰寫《回顧》一篇長文，詳述托派同志在山東等地的抗日事蹟，內有他們備受打擊和犧牲的事實。

據台灣的國民黨中央調查局檔案所載： “托派於一九三九年在蘇魯邊境被殺。被殺者為該黨青年百餘名，近(疑是‘連’字的錯字----引者)該黨魚台縣縣長李貞乾及蘇、魯、豫邊區動員委員會陳籌等四十餘人。”(關於山東等地的工作，山東老同志趙芳舉寫的《夕陽憶語》詳細的敍述了他和一群托派同志站在抗日前線，參加軍隊中政工大隊等事蹟。)

(四) 浙江溫州托派組織在抗戰爆發後，認為應該積極進行抗日，起初是向中共成員提議，雙方聯合抗日行動，加入他們所領導的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但遭拒絕，“理由”是托派乃日帝走狗、漢奸；該團江北五區寶台支部，是托派朱鈴等數人領導的，卻遭戰青團總團下令解散整頓，但不久，該總團也很快被國民黨勒令取締了。1939年春，溫州托派決定成立溫州救亡大同盟，分成幾個支部，以抗日宣傳工作為主，但在同年7月間，托派領導的針織工會領導罷工，有多人被捕，使抗日工作受影響；1941年9月溫州淪陷，托派組織被徹底破壞。(詳見溫州曾猛、王國龍等同志寫的文章，均分別刊在《十月評論》上)。

(五) 在香港，托派成員素來朝向工人中工作，他們吸收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加強無產階級成份和意識的經驗，動員很多成員到工廠中工作，特別是在太古船塢。1938年，日本商船“淺間丸”到香港太古船塢企圖修船，與船塢的英國資本家簽訂了40萬港元的修理合約，托派在該船塢工作的同志起而反對，張貼傳單號召全體工友拒絕替它修理，船塢工人響應，實行拒修，迫使該商船離港，這一反日鬥爭得到了勝利。

在後來的戰時首都四川省重慶市，國民黨政府實行嚴厲統治，托派組織的活動十分困難，多次遭到打擊破壞，許多成員被捕和監禁。1940年前後，他們共有30多人，大都在電力廠等重要企業中工作，在1945年曾勝利地進行了一次反國民黨特務的鬥爭:由於大特務田凱槍殺了電力廠工人胡世和，他當時前往田凱的渝電餐廳執行剪線任務，激發了整個電力公司以至全市工人、市民的公憤，發電廠的托派成員及其同情者向特務發動了鬥爭，重慶廣大工人為此醞釀罷工，要求槍斃田凱。蔣介石迫於民憤和罷工的強大壓力，不得不下令處決自己手下大特務。這項結果帶來的轟動西南中國的效應，對蔣家王朝的崩潰也起了某種催化作用，為工人階級反抗國民黨統治寫下了珍貴的歷史一頁。

嗣後，國民黨當局又一次拘捕了重慶托派10餘人，其中7人在抗戰結束後獲釋，3人被處決，領導人王振華、黎潔霜夫婦連同他們在獄中生的兩個幼兒，從1942年春被捕時起被監禁8年後也一起被處決。他們在監禁中歷經殘酷刑訊，威迫利誘，但絕無表示過屈服。在處決前，他倆昂首挺胸，抱緊孩子，從容就義。小說《紅岩》有這段描述。這些堅強表現，在1983年8月31日的《重慶日報》等以《火中的鳯凰》和《一對寧死不屈的患難夫婦》等為題有詳細的報導(雖然後者揑造他倆變節，加上了臨刑時 “高呼共產黨萬歲”這類虛構情節，他倆終被評為 “烈士”。(詳見趙芳舉的《夕陽憶語》一書的敍述 )。

當我在香港時，曾與王、黎夫婦有過短暫見面，王來自山東，身材較高，操一口山東普通話，說話流暢，思路敏銳；黎潔霜來自廣西，在港住深水埗時，我曾與她面談過幾次。我對他們之堅持托洛茨基主義寧死不屈表現深為欽佩，他倆在新中國建立過程中獻出了寶貴生命！

前面的敍述我後來也寫在《中國托派在抗戰中的主張和行動》一文內。由此可見中國托派同志的艱苦奮鬥和犧牲事蹟，而且對武裝抗日等是有決議和實際行動的。雖然由於長期受盡不同統治者的殘酷壓迫打殺，以致力量微薄，成效不大，但努力從事各種鬥爭的歷史事實，卻是應予肯定，不容抹煞的。

可是，向青同志在1975年1976年間，曾以蘇達或馬基名字在組織內部討論中發表了《中國托派與抗日戰爭》一文指責道： “至於實際參加戰爭活動，設法在行動中跟中國工人、兵士、農民以及一切抗日積極份子密切聯系起來，按照每一步鬥爭的需要來提出鼓動口號，藉此對抗戰發生實際影響，取得群眾信仰----在這方面，中國托派組織一絲一毫也沒有做到，而且根本沒有認真努力去做。”中國托派在整個抗戰八年中，並沒有由組織派遣和指導任何同志去參加抗日軍事鬥爭----一個都沒有(只有極少的個別同志在沒有得到組織同意……下參加了軍事鬥爭)。(引自1994年1月新苗社出版的《中國托派運動資料選輯》(第一輯第4頁)。)

其實，以上所引的向青批評是相當武斷甚至近乎霸道的。試問他當時有否和各地托派一起參加抗戰活動，親自知道，或引自當時任何同志的批評呢？是否要完全照足上引他所列出的活動方法和步驟去做，才算是“實際參加戰爭活動”!他這樣的批評，等於完全抹煞托派組織(包括地方組織)及其成員在8年抗戰等過程中所作過的一切努力以至犧牲，推翻所有實際參加的同志的有關著作 (包括梁貽的《回顧》、趙芳舉的《我們在抗日前線》、姜君羊的《廣西托派史話》，以及劉平梅編著的《中國托派黨史》所記述的第七章七個托派地方組織的抗日活動等等，彷彿他們所寫的參加抗日活動都是虛構的！難道托派各地方組織不是托派組織嗎？對於蘇達即向青對托派組織的批評，彭述之曾寫出兩篇長文，全面闡釋和逐點有理有據地予以反批評：1960年6月15日寫的《對蘇達批評的批評》，和1977年11月14日寫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理論、政綱、傳統及其幹部的歷煉----又一次對<對蘇達批評的批評>》。(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四卷第168至182頁，和340至384頁。)但向青對彭述之這些批評長期以來都不見有任何回應。是不屑回答還是理屈詞窮呢？看過有關各文的讀者自有公論吧！至於中國托派領導層對當時局勢的一些評論主張和估計等曾有錯誤，彭述之在上述文章中也作了詳實的檢討和承認。

第一．托派在抗日戰爭中，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難和打擊，尤其是中共的污衊和打壓封殺，使他們的活動(甚至存在)無比地艱難。加上抗戰前所受國民黨鎮壓和抗戰結束至新中國成立後所受到的中共可怕打擊，寫下她長達大半個世紀被各個時期統治者殘酷壓迫的歷史，其所受打擊之大和歷時之長，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第二．儘管遭遇到那樣多而且巨大的艱難險阻，他們依然為了追求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和理念而堅持鬥爭，在主張和行動上反對當時最直接的壓迫者日帝，同時在思想、路線上批評及反對他們的政敵----國民黨和中共；這種批評和反對，是任何不同政見的政黨都應享有的權利，以便爭取群眾支持，最後實現自己的政綱，不應因此便給他們扣上各種政治帽子。

第三．他們人數實在太少，與其統治者和政敵的巨大力量相比，的確微乎其微；以這樣微弱的力量，在各方打殺之下實在難以蓬勃地發展起來，難以在工作上取得極大成就，反而在軍事鬥爭中最後被敵人打殺，以至消滅。如果對他們也用 “成敗論英雄”、 “成者王敗者寇”的勢利眼光，去否定他們曾經為理想而作過的努力以至犧牲，或者，指責他們“一絲一毫也沒有做過”，那是極不公平、公正的。即使對托派的理論政綱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但對歷史事實卻不應抹煞。

第四．從最早的陳獨秀向中共提出聯合抗日開始，到抗戰時托派一些地方組織要求與中共領導的團體聯合行動反對日帝，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人員都秉承王明所說的： “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從而堅決加以拒絕。而且，托派成員更到處遭到中共人員的誣衊、打擊、游擊隊員被消滅。中國托派面對著這樣極端敵對而又特別強大 (抗戰時擁有幾十萬軍隊，還有來自蘇聯的龐大人力、物力、財力幫助)的中共，有如被巨石壓下的小動物，這種極為不利的處境，是一般國家各政黨之間的對立鬥爭所少見，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托派當時把她全部力量都動員去參加游擊戰爭，可能發展很大的力量，但即使如此也極難改變她與國共之間非常懸殊的力量對比關係，而取得可與中共及國民黨勢均力敵的成就；但如果處於“四面受敵”的困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 “全軍覆沒”、或者被敵人分頭逐一消滅的可能，有如前面所述的許多托派武裝成員被消滅那樣。

第五．在各大城市的托派成員，繼續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理論主張和鬥爭道路，絕大多數都在工廠產業部門中工作，一方面與工人群眾一起，團結和影響他們，為爭取工人階級的權益而共同鬥爭，在條件具備時進行罷工，同時幫助優秀的工人參加到革命隊伍中；另一方面，使非工人出身的黨員在工人環境裏學習、鍛鍊，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起碼能保持著工人政黨的革命核心，為將來的興起作準備，這種努力是應予正面肯定的。

1939年冬，中山淪陷，聯合中學被迫從南屏鄉遷往毗鄰的澳門，校內的托派學生也跟隨著到澳門讀書和活動。

我到澳門就讀後，組織負責人寒君與我作了一次長談，其中他特別提出：由於在香港負責出版的同志不能繼續工作，領導同志選擇我接手負責，詢問我的意見。我表示這是義不容辭的，於是答應了。跟著我輟學而轉到香港。

抵港後，我入住工作地方，那是在旺角彌敦道一樓宇內，租了一間梗房，裏面擺了許多盤鉛字，像小的排字房一樣，只是鉛字數目不多，一般都是我們的刊物常用的；如缺少了便到荷里活道鑄字店補購。原來負責的林華煥同志簡單地告訴我：排好一版字後，用一條沾好油墨的膠轇在鉛字上掃過，再把白紙壓在鉛字上，便可印出。這種原始的人手印刷，往往印不全所有字體，需要大力地多試。就這樣一個人從朝到晚單獨地工作，不與別人來往，只有方少儂(方秋心)女同志來聯絡，帶來稿件和我的生活費用等，離開時再帶去“製成品”，其中重要部份是對外散發的抗日傳單和宣傳刊物，其餘部份是內部討論文件。方同志後來移民美國，不幸早逝。

1938年，廣西一位托派青年黃傑到香港，找不到工作，難以生活，去找以前在南寧中學執教的老師胡蘭成(又名胡蘭澄)求助。胡在漢奸報《南華日報》任編輯，在資助一些錢後，胡向黃傑提出，願以私人名義出資幫助托派出版書刊。據黃傑說，胡是托派的同情者。寒君等華南區臨委討論後，同意胡的建議，接受過胡二、三百元出版《二十世紀》雜誌，胡要求一張收據給他作紀念。

上海中央常委會事後得到華南區臨委的有關報告，表示絕對反對，指令華南區臨委立即停止收受胡蘭成的捐款，把已收過的捐款全部還給他並討回收據，且斷絕與胡蘭成的關係，該刊物也停刊了。華南區臨委其後服從中央常委會的決定，並加以執行。

中山淪陷後，曾經是托派份子的蔡俊光，由於留學日本，通曉日本語文，日帝軍官迫使他擔任日軍翻譯，因而時常隨日軍官員乘車出入。

托派上海中央在得知上述胡蘭成和蔡俊光兩事後，認為華南區組織對黨員的社會關係及其行為的管束沒有重視，蔡俊光的行為表現組織沒有接受胡蘭成事件的教訓，因而在1940年3月的《鬥爭報》上，刊登了解散華南區組織的通告，原因是華南組織不純。

由華南區臨委書記寒君及其領導下的南方一些同志反對中央的解散措施，寒君認為，“即使是敵人的錢拿來幹革命事業有何不可呢?”他的意見是可以的，因而接受了胡蘭成的捐款去出版刊物。但中央則認為是絕對不可的。早在1930年代，中國托派已一直被中共無中生有地誣衊為收受日帝敵偽的金錢資助，替他們效勞，因而長期扣上“托派漢奸”的莫須有帽子(儘管中共並沒有舉出確鑿事實作為根據)。如果收受了胡蘭成的捐款，那不是自己人提供彈藥給中共利用來證明其污衊確有事實根據嗎?為了維護托派一貫的政治上、組織上的純潔清白，上海的中央領導層在得知華南區臨委的錯誤後，立即採取上述的斷然措施，實在是正確而必要的。劉平梅是贊同寒君們的意見的，因而在他所撰寫的《中國托派黨史》中加了許多不盡客觀公正的敍述，比如爭論“最少有相當大的數量的不純份子，才能說華南組織不純”，來為當時的錯誤辯護，表現出他和寒君們完全不理會政治上、組織上保持清白問題的必要性。寒君們既不認識自己的錯誤，又以拒絕重新登記而造成華南組織分裂，實在是一錯再錯。

在此順便指出：上引《黨史》一書，在撰寫前曾與少數派鄭超麟等人長談並作記錄，對彭述之、劉家良等多數派作了許多不夠客觀公正的敍述，我在此不想詳細指出，將來有時間再作討論。

我當時是支持中央常委會的上述意見和措施的。我除了白天工作外，傍晚到香港堅道一間開辦於左派中學內的新聞學院上課，講師有著名的新聞工作者范長江、喬木等，講授新聞採訪及撰寫、報刊編輯以至標題選取等。范長江1941年在香港與鄒韜奮等創辦了《華南報》。

早在抗戰爆發之前的6年間，上海組織不斷遭到國民黨破壞，從中共退出的領導人及幹部，在1931-34年間，被捕而監禁者在30人以上，到1936年止，領導機關共遭到5次的破壞和成員被捕，但除了幾個人投降悔過外，其餘的都堅持不屈，多數先後獲釋，而陳獨秀、彭述之、尹寬等則到抗戰爆發後才獲釋放。這許多打擊，使組織渙散，不少成員消極退出。上海只有3個支部存在。

1937年7月7日，日帝發動侵華戰爭，中共同盟在9月15日發出傳單：《武裝保衛上海，發動全面抗戰》，號召全國人民動員武裝起來，並組織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到前方參加抗戰等。托派成員在各地積極參加抗戰工作，但他們在山東等地組織的武裝游擊隊卻被國共兩方軍隊所圍攻、消滅。全國各地具體詳情已在前面一一敍述。

1939年9月13日，在我赴滬之前一年，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世界大戰與我們在抗戰中的任務》，其中對於抗日游擊隊的態度是：“盡量參加”、“以勇敢的抗日行動爭取群眾的信仰，並靈活地宣傳土地政綱，在可能時首先沒收漢奸地主的土地分給貧民。”

1940年，由於上海也缺乏技術工作同志，需要我去，於是隨同來港解決華南組織問題的歐伯(大家對彭述之的尊稱)，乘搭太古輪船由港抵滬，我租了一間 “亭子間”居住，在入房門口的頂上，以及房內的木板上，我揭開了，把許多內部的檔案等放進去，需要時才拿出來用。安排好後，我便開始排字、印刷等出版工作。

抗戰爆發後，托派中央對抗戰態度分成多數派與少數派：多數派在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向國民黨屈從投降的同時，又和托洛茨基及第四國際領導人的意見一樣，認為中國是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抗戰具有進步意義，應予以支持，以打敗日帝；少數派則認為：抗日戰爭沒有進步性，對之應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其中的鄭超麟(意因)從一開始即認定無進步意義，王凡西(連根)、陳其昌(室川)、樓國華(穀禾)等人則認為：抗戰初期雖有進步意義，但後來，抗日戰爭與太平洋日美戰爭糾纏在一起，已變成帝國主義戰爭一部份，失去其進步性，因而他們不再支持中國的抗戰，改而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與鄭超麟幾年前已採取的態度一樣。可是，如果是帝國主義戰爭性質，則按照第一次大戰時第二國際左派的主張，是“主要敵人在自己國內”，應先打倒主要敵人(即本國統治者)了！這對於侵略和蹂躪著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不是非常有利嗎？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珍珠港和香港等地，駐守香港九龍的英軍敵不過日軍，香港為日寇所佔領，陷於非常黑暗時期，工廠紛紛停產，大量工人失業，市面糧食缺乏，人民生活異常艱難困苦，許多人被迫到內地偷運糧食回港維生或售賣。有一天，劉平梅及其妹為躲避日軍濫殺平民，逃到山上，但他又被日軍砍傷，幾乎斷了命。寒君等人居於港島筲箕灣工人貧民區，他後來又患上肺病，在貧病交迫中悲慘地逝世。

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成員，自從被中國共產黨開除而在後來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後，就連續遭到國民黨政府打擊，所有領導人先後被拘捕，判處多年監禁。

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彭述之和陳獨秀，對於民主運動與不斷革命，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民眾政權，對國際局勢的估計----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對國內局勢的估計及策略等問題，雙方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和爭論，可見於《彭述之選集》所引述的陳獨秀意見及彭述之的批評，以及坊間近年來大量出版的陳獨秀文集 (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而由唐寶林編著的《陳獨秀全傳》)陳所發表的意見中。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彭述之、陳獨秀和尹寛、鄭超麟、王文元(又名王凡西)、劉家良等人都獲得釋放，其他的人都重回上海恢復組織工作；陳獨秀卻獨自到武漢，公開表示： “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而言和。”

而對於共產黨，則擁護 “其宣導的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上引文俱引自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698、700、702頁) 。彭述之如實地批評陳這些表現為 “右傾機會主義”。

在上海的領導人，對於抗戰的態度、意見立場正反的雙方都紛紛寫出其書面見解，提出其理據，闡釋自己的論點，批駁對方，十分熱烈。例如，劉家良以耀如名字寫出三篇長文，詳細闡釋太平洋戰爭並不能改變中國抗戰的進步性質：第一篇《日美戰爭與我們目前的幾個爭論問題----評連根的<討論大綱>》，第二篇名《小創不治，將成壞疽》，第三篇是《答覆幾點詭辯》，共約3.6萬字，直到不再爭辯。多數派的意見，逐點有理有據地駁覆對方----王凡西們。我當時完全贊同多數派的意見，並寫了一文刊在“內部生活”上。所有的爭論文章、檔案都收集在《保衞馬克思主義》為名的內部討論文集內，共分成4卷，其中第2卷又分上下卷，做到有文皆登，內容豐富，浩浩瀚瀚，充分表現出內部爭論的完全自由、民主。這4卷集以臘紙油印印出，我不善於刻寫臘紙，只刻了一部份，主要是做印刷等工作。印好後，發到各地(包括廣東、香港、廣西、重慶、溫州、山東等地)，也有小部份同志同意少數派意見，在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也總結出兩種對立意見及支持的地方代表，而以支持抗戰的人佔絕大多數。後來，少數派要求中央領導同意他們在黨對外宣傳的機關報《鬥爭》上發表他們對抗戰的不同主張。中央領導的多數意見仍然是堅持民主集中制一貫原則：經過內部充分民主討論，集中多數意見對外執行，少數可保留意見在內部繼續討論，但須服從多數；因此，不同意他們對外發表少數意見的要求。但鄭、王、樓等不肯服從多數，實行以“國際主義者”名義，出版“國際主義”刊物，公開對外散發。中央多數派認為這樣已形成組織的分裂，少數派已自行分裂出去，不再屬於“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成員了。最後便由於少數派的繼續“對外發言”，而脫離開去，從而造成了重大的分裂。少數派先是在政治上犯下原則性重大錯誤，再犯下分裂組織的錯誤。

王凡西後來在他的自傳的 “組織分裂”一章裏辯解： “組織分裂乃由於一個關乎一個組織原則的步驟。在1941年夏天彭述之等主持了一個所謂中國托派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因病沒有參加)在會議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領導機關，其成員全體屬於多數派。我們對那次的會議的準備和進行都不滿意。但接受了它的結果，自安於少數的地位。不過，我們要求一個權利，即在機關報《鬥爭》上闢一討論欄，雙方繼續問題的闡明。新中委會拒絕了我們的要求。我們自行出版內部生活，後來我們命名這個獨立輯印的內部生活為《國際主義者》，以此同時對黨內黨外的革命者發言。我們這樣作的時候，同時聲明中央如答允我們在《鬥爭》報上開闢討論欄的要求，隨時可以停刊《國際主義者》的。以彭述之為首的新常委會，不允考慮我們的要求，並指出少數派的行動破壞組織原則。如果繼續發行，則宣佈所有的反對派同志已自動脫離了 “中國托派”。(自傳285頁)

就這樣，於1931年5月1日統一起來的中國托派，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再陷分裂，從此便以兩個組織存在著，迄今不曾合併(自傳285頁)。(以上引文引自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2月出版的陳碧蘭著：《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470頁)。

王凡西歪曲關於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事實，其目的是企圖把分裂的責任嫁給多數派，特別歸咎於彭述之。現在我應當而且有責任把事實的真相弄清楚：首先，王凡西說：第二次代表大會所產生的“新的領導機關，其成員全體屬於多數派 ”。這便意味著多數派是有計劃的排除少數派於新的領導機關之外，這完全是背著良心故意說謊！事實是，第二次大會開會時，少數派曾派陳其昌和樓國華出席。當選舉新中央委員時，多數派的代表曾建議選鄭超麟和王凡西為中委，陳其昌和樓國華堅決地拒絕參加新的領導機關，企圖阻礙它的產生，因而多數派只好從自己的代表中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以便執行大會的決議……。

王凡西說：少數派 “對第二次大會的準備和進行都不滿意。”為甚麼不滿意呢？他沒有說出其原因之所在，好像暗示著， “大會的準備和進行”，不合乎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在這次大會召開之前，關於兩派政治方面的分歧意見，僅關於抗戰變質論已討論了半年之久，兩方面爭論的文件，集成了好幾大冊的《內部生活》。正如王凡西自己所說的：“這可以說在政治上已經充分民主的討論了。”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在組織方面，出席大會的代表，完全是按照各地方黨員人數的比例選出的；而且少數派所派的代表，卻遠遠超過他們人數的比例。他們一共只有四個人，卻派出兩名代表。像這種苦心孤詣 (由於我們環境的惡劣，托派運動稀有的艱難)，這樣對他們讓步，超出他們人數比例選舉代表的寬大民主程式所準備和進行的大會，他們還不滿意……。

現在我應當進一步地來檢討組織分裂的責任究竟誰屬的問題。直接促成組織分裂的確如王凡西所說： “乃是由於一個有關組織原則的步驟。”事實是：在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問題的決議之後，多數派曾經答允以後在《內部生活》上繼續討論政治的分歧意見，但少數派卻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一個權利，就是在《鬥爭》機關報上，闢一討論欄，雙方進行政治意見的繼續討論。當新中央拒絕了這一要求之後，少數派便自行出版《內部生活》，隨後改名為《國際主義者》， “……同時向黨內外的革命者發言”。像這樣的要求和行動，是否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呢？關於這個問題，最合理而又最準確的判斷，我們只要引證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三九年末和一九四零年所發生的分裂故事來對照一下，便足夠證明一九四二年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分裂的責任究竟是由誰來負責的問題，那便明若觀火了！

當一九三九年秋，社工黨內部因德蘇協定所引起的關於蘇聯性質的爭論到達高峰時，班納姆 (James Burnham)和夏克曼(Max Schackman)所領導的少數派，曾要求在黨的機關報上----《社會主義呼聲》和《新國際》，闢一討論欄：以便雙方闡明自己的意見。但以加農 (James P. Canon)為首的多數派，卻毅然決然地拒絕了這個要求。更有意義的是：托洛茨基不但完全支持加農派的立場，而且對班納姆和夏克曼派的要求作了如下的深刻批評：“《新國際》和《社會主義呼聲》，不是在特別討論委員會控制下的討論工具，而是黨及全國委員會的工具。在討論的內部公報裏，反對派可以要求與多數派同等權利。但黨的正式機關報卻有保衞黨和第四國際的觀點的職責，直到這些觀點改變……。”(《保衞馬克思主義》英文本65頁)(引自陳碧蘭所著同上書470-473頁)。

1941年12月8日，日帝偷襲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戰爭，日軍開進上海英租界，而我們當時全都住在英租界。我當天清晨外出晨運時，在滬西馬路旁看到日軍開進來，知道英租界已在日帝直接統治之下，連帶我們也如此了。在日帝統治期間，上海的中央與各地組織的連繫和日常工作便變得非常困難。當時的地區組委會負責人為籍雲龍、鄭致祥和蔣振東3人。

當時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是大家(尤其是歐伯)家裏存有許多檔案和書籍，要找個地方安放。於是由李永爵和我在街市租了一個小檔位，作為買賣舊書，並零售文具用品雜物，四週釘上木板，離開時上鎖。就這樣把書存在該處，白天由我倆交替看守，算是勉強解決了大家的問題。

1942年夏天，上海一間絲綢廠工人因待遇問題罷工，我們有兩位女同志印蓉秋和羅子玲(羅真)在該廠工作，成為工人代表的罷工領導人，被扣押起來；另一位女同志楊玉瓊事前雖遭到組委會的反對，但仍擅自送飯到拘留室；警方見她是一位知識分子，不是同廠工友，懷疑她是共產黨人，把她扣留，逼供盤問，在毆打及威嚇之下，她經不起考驗，供出了劉家良和彭述之及其住址，幸而他們在楊被捕後都及時離開上海，彭述之陳碧蘭夫婦及其女兒，到崑山的同情友人嚴雁賓祖家暫住；劉家良當時患了腎結核病，正住在醫院醫治，剛做了割除腰子的手術，還未復原，也被迫要出院轉到溫州躲避；但是替他租住所擔保的高擎宇則被牽連而被捕。在拘捕他時，歐伯也在他處，聽到樓下的說話和嘈吵聲(高擎宇故意吵鬧以便彭知道)，立即跑上天臺，跳到鄰居天臺躲避，才免於被捕，但這樣的跳越是很危險的，有可能因跳不過去而從高空跌下去，幸而成功無事。由於我和家良一家人同住一層樓，他們住前樓，我住在後面的“亭子間”，房東說是我介紹他們來租住的，且和他們是同姓兼同鄉，關係密切，家良一家去向，自然要找我查問。同時，警方在家良住處找到一張精武體育館會員咭，查到該會，知是該館工作的李永爵介紹取得的，警方於是要拘捕我和永爵，以追查家良下落，因為他們據報，家良是僅次於彭述之的第二號領導人。

我同永爵本已約好在大世界遊樂場門口會合一起去溫州避難的，但警方從永爵朋友獲知我們的約會地點和時間，於是前往把我們拘捕，交由警員總局的特高科審理，追問組織情況和家良等人下落。我因為上述的與家良的密切關係，所以對我的逼供追問特別嚴酷；日本憲兵在旁監督提示，華人密探為虎作倀，從被帶至偵訊處的黃昏時起，直至凌晨4、5小時，他們輪班工作及休息，我則一直不停地被折磨：從拳打腳踢，到用通了電的電棒直擊我身上的敏感處。我仍不供出，便被綁緊在長櫈上，頭低垂下向天，密探則坐在我身上，用水喉水直射入我鼻子內，令我透不過氣來，張開口呼吸又被水衝進口中，充滿了體內。這種灌水逼供令人難以抵受的痛苦，真非身受其害者所能體會的。但我拼命忍受，堅拒供出任何內情和其他人的行蹤，使日偽們毫無所得。到次日上午再提訊時，我依然堅拒，換來他們又一輪毒打，我隨即到廁所飲下我的尿來解傷痛。永爵所受的逼供折磨也和我差不多。事後聽到他們稱我倆為“好漢”。

次日上午再提訊時，永爵、楊玉瓊和我坐在一起，我們被禁止說話，我只好用手指在椅子上向永爵寫出：越不怕死，越不會死，頂硬上，捱過去！

我再看楊玉瓊，她披頭散髮，目光呆滯，已經像是神經錯亂的人。她可能也自知供出了家良和高擎宇等人的地址，完全是出賣同志、背叛組織和大家信奉的事業之所為，是絕對要不得的錯誤。但她在敵人毆打逼供的威嚇脅迫之下，已經神經失常，喪失了理性，供出了組織的情況和她所知的同志住址；如果她冷靜下來，能回想自己的供認是出賣同志時，也許會羞慚自責，更加刺激她的神經錯亂，加劇她的瘋癲發作。

囚室分開男女，男的一間可收容十人，眾人擠睡在水泥地上，近鐵門口旁有水喉和廁所，還有小小空地，可供來回踱步。吃的是每頓一個小鐵碗盛著的半硬稀飯，內有粟米或土豆，但絕少有肉。有的人不夠飽，便吃別人剩下的“殘渣”(如仍有餘的話)。高擎宇老師(又名高翬)，以前在中山縣立中學任教時，曾教育及吸收了許多學生加入組織，平時抽慣了煙，囚禁中無法取得香煙，對他是非常難受的事，他於是用踱步來消磨，克服困難。

囚室外的走廊天花板上裝有電燈，微弱的燈光照著室內，看守常來巡視，點點人數，便又退回外面。

我們共三男三女(除楊玉瓊早些釋放之外)，被拘留了三個多月，卻找不到任何犯罪證據；經過蓉秋托她的堂叔與警局中朋友疏通，終於無條件釋放。

楊玉瓊獲釋，繼續神經錯亂，在滬西的街邊垃圾堆中找食物，羅麗萍家人給她食物和衣服，但衣服也不穿。李瓊同樣見她裸睡在滬東的街邊，後來聽說她餓死了。

楊玉瓊長得高大健碩，在中山讀中學時是一個出色的排球、籃球好手，曾被選為女子排球隊廣東省代表，參加全國運動會。後來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轉到上海。她為人主觀很強，不聽其他同志的意見，不應獨斷獨行去探監送飯，以致害己害人，最後斷送了自己的生命，成為日帝敵偽鐵蹄下的受害者之一。

上述關於楊玉瓊的發瘋情況，當時似乎所有知道她的朋友都是公認如此的。但在經過大半世紀之後的近年，卻有當年知事者獨持異議，說楊當時並沒有癲瘋，而幾位現在仍健在的當時經歷者(包括鄭鏗和我)，則仍維持舊日這個記憶。李永爵寫的回憶是如此寫著：“楊玉瓊一下子神經錯亂……已全瘋了，…由羅真把她送去瘋人院。……聽說不久楊即逃出來，餓死在馬路邊云。”(見李永爵寫的《坎坷》一書40和43頁。)

在此次事件中同遭拘禁審問的李永爵和羅麗萍，第一次在拘禁患難中相識，獲釋後在1947年結婚，但在結婚一週年時，卻無辜地一齊被國民黨政府抓去，當作共產黨疑犯監禁起來。嗣後獲釋了，在1952年12月22日晚又被中共當局逮捕。兩夫婦進進出出牢獄3次之多，備受3個不同統治者折磨。羅麗萍其後雖得以返家，卻患了舌癌，於1988年病逝。李永爵則繼續被中共政權監禁、勞改、管制達35年之久，他到晚年還受癌病折磨，在2008年1月2日去世。他倆夫婦為了追求革命理念，獻身於人類解放事業，而歷盡苦難。永爵把一生的遭遇，包括對其他許多戰友的親切回憶，寫成一書，取名為《坎坷》，在他離世前不久出版，確能真實地反映現實，也是對這個極不合理的社會，特別是對殘暴統治者的控訴和抗議。我與李永爵同志相處的時間頗長，大家感情很深，每當想起他，我便難過不已。在他逝世的噩耗傳來後，十月評論社同仁隨即交由我起草了《悼念老戰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一文，刊載於《十月評論》總第224期上，以表永遠沉痛悼念。

李永爵的遭遇，實際上也是其他許多人的遭遇，1952年的冬至日，全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遭到全面大逮捕(甚至連他們的家屬和同情者都受株連)，他們許多人過著差不多與永爵相類似的艱苦困難日子，失去自由達幾十年之久！

據上海學者吳基民指出：1952年冬至日，“全國公安，一齊行動，將留在大陸的全部托派以及他們的同情者1000餘人全部逮捕，無一漏網，主要骨幹被判了“重刑”。(引自吳基民著《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一書163頁，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8年4月初版。)

1957年，毛澤東提出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呼籲人民起來批評中共，而且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人民踴躍響應發表意見之後，毛澤東便言而無信，聲稱已經“引蛇出洞”，要全面進行“反右派鬥爭”，把其中的“右派”份子揪鬥。事後據稱有百多萬人被扣上右派帽子，受盡勞改、監禁、改造等屈辱、折磨，其中許多人更達30年之久，與托派份子所受的頗相類似。這是中共官僚層專制獨裁的無數罪行之一。

我在上海的拘留所時，有一天來了兩位商人：一是蘇州錢莊姓蔣的老闆，另一是蘇州一間銀行的經理。他們答應替我找一份工作。我獲自由後，為了暫避風頭和暫時解決生活，便到蘇州找他們，在蔣先生的永盛錢莊工作。

工餘之暇，我常到蘇州有名的滄浪亭所設的公眾圖書館閱覽報刊，和借出書籍，其中有日文書，我譯出了一些。

我在蘇州生活了一年多，其間曾在假日獨自到附近的虎丘山、寒山寺等名勝古蹟遊覽。有一次，3名新四軍突然持槍從山峰衝下，向我盤問和搜身，然後放行，這是我第一次遇見到解放軍。

1945年8月，美軍向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迫使日帝宣佈投降，太平洋戰事結束，中國抗戰也宣告“勝利”。

但戰事並沒有完結，國民黨向中共解放區的進攻反而更加擴大。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委會於1946年1月16日，發表了《戰後國際及國內時局主張》，分析了戰後中國的局勢是：在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下，更顯出稀有的貪婪暴虐和腐敗無能，對民眾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施行刮骨吸髓。如果沒有狂風暴雨般的工農革命起來推倒，是絕不會自行退位的。

共產黨 “已墮落成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由於它在思想上既已完全背叛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又放棄了土地革命政綱，聲言 “願在蔣主席的領導下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共產黨高唱 ‘民主’，是惡毒的諷刺，從斯大林到中國共產黨，是官僚專制，根本缺乏民主的。

“戰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間不斷進行的種種鬥爭和混戰，固然根本上是由於國民黨企圖消滅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隊伍和群眾組織，是極端反動的。但這同時亦是共產黨多年來一貫的軍事投機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如果沒有真正的民眾革命力量起來干涉，國共兩黨間的衝突是不會得到正當解決的。” “政治協商會議絕對不能徹底調解國共本身的根本矛盾”。國共兩黨間的矛盾，只能循著兩個基本方向發展：或者共產黨徹底投降，“否則，兩黨的決戰總是無法避免的”。

文件接著提出13點具體主張，號召民眾積極起來為實現這些民族民主權利而奮鬥。

在國民黨軍隊向中共解放區進攻後，我黨中央常委會於1947年2月13日通過和發表了《關於中國內戰的決議》，其中指出：中國抗戰後的主要形勢，是美帝國主義做了中國的主人。因此，托派總的策略口號改變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民黨”，“凡是一切有利於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鬥爭，我們要站到最前面，去和各黨派共同行動。” “在內戰中把同情放在斯大林黨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方面，堅決反對國民黨”。因此， “解放區中的托派將毫不猶豫地站在農民方面抵抗國民黨的反動進攻。”“在蔣介石的後方，托派則提出無條件停戰的口號，並支持群眾每一種反戰與和平的運動，發展和加深中國群眾的階級鬥爭。”我當時認為這種態度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在各地的許多同志和友好在抗戰結束後到上海聚集，重新開展工作，其中一項是出版公開的期刊，一份是綜合性的大型月刊《求真雜誌》，先得到一些同情友好的經濟支持，由彭述之主編，邀請不少當時著名的譯作家、學者撰稿(例如李季、蔡尚思、唐虞世、胡山源等)，並得到不少學者(嵇文甫、王亞南、唐虞世、郭大力、張大軍、李毓基、朱維鏞、冰夷、西岑等)投稿討論。彭述之所用筆名為陳人白、歐伯、鶴皐；劉家良筆名為劉少嚴、海明；陳碧蘭筆名為碧雲。我除了參與校對等工作外，也以康君筆名撰寫時評和翻譯一些文章刊出。其他朋友如籍雲龍則以竹雲龍、謝少翁筆名發表其小說，王凡西在第9期也發表了一篇《論憲法的本質》譯文。《求真雜誌》從1946年5月1日創刊，到1947年1月1日出版了最後一期後停刊，合共出版了9期，每期80頁。

《青年與婦女》在1946年3月20日創刊，每月1期，每期36頁。1年半以後，改名為《新聲》，至1948年12月1日，由於中共軍隊迫近京滬，《新聲》出版了第3卷第7期後停刊，一直都由陳碧蘭主編，她用韻霓、群音、碧雲等筆名刊出文章；彭述之用的筆名是旭東、鏡微，他在《求真雜誌》停刊後較多地為《青年與婦女》撰文；劉家良用的筆名是紀芬、翟光；籍雲龍用的是竹雲龍、華貝筆名；我除了負責校對、對外通訊聯絡等之外，還幾乎每期分別以劉乃光、唯康、流光等筆名撰文刊出。溫州的周仁生(筆名沈念)常寄來通訊和譯文，香港的阮仲琦(筆名招志堅、張志堅)等也寄來地方通訊，學者胡山源、林漢達等也有來論，都一一刊出。

上述各月刊行銷到全國大城市，許多相識而失散多年的朋友、同志，從其中的意見、主張等，得知我們已恢復活動，非常高興，紛紛來信連繫，有些朋友則經此途徑而到上海找到我們。

在出版公開期刊的同時，彭述之又主持政治、理論學習班，借用上海育才中學的課室，講述馬克思托洛茨基主義關於哲學、經濟和社會的各種問題，並舉行座談會討論青年所關心的問題。他講時不假思索，滔滔不絕，講話內容豐富、有條有理，很能吸引人，每次都有三十至五十人參加。我當時也每次必到，獲益良多。這些講話和討論會記錄，部份發表在《青年與婦女》或《新聲》上。

彭述之又曾以大學教授身份在上海一些大學講課，影響了一些進步大學生，他/她們有些人也曾參加學習班、座談會，討論問題，替《青年與婦女》等刊物撰稿，例如詩人陳景光(筆名陳曦、藍天)、謝山(筆名嵇山)等人，他們後來又加入成為黨員。

在此之前的1938-41年，中國托派公開出版刊物，如《動向》、《西流》和《破曉》等小冊子，出版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初版用《蘇聯現狀與前途》為書名)、《俄國革命史》三卷集，以及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了十多本托洛茨基及中國托派領導人寫的小冊子，在社會上產生不少影響。

距今20多年前，我與訪港的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一位華裔館長晤談時，他說在哈佛圖書館仍存有《求真雜誌》；與此同時，我電詢香港一間最大的公共圖書館的職員，據答該館也存有《求真雜誌》；但在香港回歸後已在一次清查圖書館書刊中被剔除了。

前少數派的王凡西、鄭超麟等，從1946年6月1日起也出版了《新旗》半月刊，但在1948年7月1日出版了第19期後也停刊了。

1948年8月20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召開了第3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先由彭述之起草《黨綱》，劉家良起草《黨章》和《組織原則和方法》等草案，分發到各地方支部，全國共有10個地方支部(上海、香港、廣州、廣西、溫州、杭州、中山、山東、四川、南京)，進行了會前討論各份草案文件，選出代表13人參加，加上前中委犀照(即彭述之)、耀如(即劉家良)及陳碧蘭、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康溪(即徐可康)、特邀代表尹寛、俞守一(黨名梅爾端)參加，合共19有效票。我被上海支部選為代表之一，又接受中山支部委託為代表出席。我被推選為大會的秘書長，並與香港代表震炎(蘇燕海)同志一起負責大會記錄。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綱》、《組織原則和方法》和《黨章》，並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名“中國革命共產黨”。

大會選出了彭述之、劉家良、陳碧蘭、俞守一、尹寬、劉毅、阮仲琦(黨名真漁)、戴顏(黨名佘獨夫)、和王國龍9人為中委，樸克(鄭澤鏗)和籍雲龍為候補中委，我則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此外，黨所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S.Y.)，也於大會之前在全國各地有黨組織存在的地方發展起來，全國人數較少於黨員人數。

在《黨綱》通過之前，大會先對《黨綱》草案逐個重大問題(由各小標題即各章來分開)討論，然後分別表決。總體來看，較重大的分歧是在第二章 “革命的任務、動力及其性質”，主要為香港代表震炎和戴顏所提出及付諸表決，大體上只有香港兩票支持，而支持犀照原草案意見的則有17票。主要的歧見是：草案提出，中國革命是以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個民主革命不斷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 (這也是托洛茨基起草而由第四國際正式通過的《過渡綱領》的意見)；但香港代表則表示反對，而認為“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應在於社會主義，並非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才提出議事日程，無產階級起來作廣大鬥爭企圖完成民主任務的時候，必定要侵犯私有財產權，那時革命的性質便帶上社會主義性”(錄自震炎經過重抄好的他的記錄第11頁)。

劉平梅所編撰的《中國托派黨史》，在敍述這個爭論時就更明白地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以此排拒了不斷革命論的從民主革命不斷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張。同時對彭、劉作了許多攻擊，反映出他在撰寫該書前曾與鄭超麟和蘇達(即向青)作了十多天的長談和獲取的資料，他們三人都與彭述之、劉家良有過激烈的爭論和很深的積怨，因而顯出該書不夠客觀、公正。

前少數派於1949年4月27-28日，在上海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此時全國有100多人，在上海有64人)，成立"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出鄭超麟、王凡西、樓國華等7人為中委，其後，王、樓和梁貽三人即離開上海南來香港免為中共逮捕，鄭超麟及其他留下的成員則不能倖免，鄭的刑期最長，同革共黨的一些成員幾乎一樣。

黨大會後，鑒於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官僚層對托派的殘酷迫害追殺，而中共則一直追隨斯大林對托派的污衊打擊不遺餘力，當中共解放軍在1948年末已南下到長江北岸，即將渡江佔領南京、上海，屆時在中共統治下，托派組織和中央領導人等將無法繼續存在，於是召開了緊急會議，在上海的全體黨員和團員一致贊成，中央政治局必須遷至南方，上海則成立一個江浙臨時委員會，選出劉毅、林斯、丁毅三位同志擔任，負責與各地的組織聯繫；同時決定，各黨員團員設法加入中共及其青年團，或工農組織，在政治方面則支持中共的一切進步措施；有些為中共所認識的成員則需離開上海，與別處的一些成員來滬對調工作。尹寬原本約好與其他同志一起離滬南下的，但當他們齊集碼頭見面時，尹寬卻表示不願一起南下，而要重返安徽鄉間。其後不久，他被捕，死於中共的監禁中。

1950年，上海的江浙臨時委員會三位成員被捕。據劉毅後來說，他從牢房窗口看見他以前接近和介紹入黨的一名同廠男工人，自由進出警局。他們不需逼供，但須承諾以後不再活動，很快便釋放了。他們認為中共已熟知托派內部情況，表明有內奸早已打入黨和團之內。他們獲釋後，隨即也離滬赴港。

這種發展顯示，彭述之等人如果不及時離開，也會同他們一齊被捕，但結果卻不會一樣。1952年12月22日和1953年1月8日，全國托派成員 (包括過去曾參加而在當時之前已退出的)和同情者同時在各地被拘捕，這也顯示中共對全國托派情況早已瞭如指掌。

彭述之們南下廣州不久，解放軍已迫近華中，他們被迫要再轉到香港。當時的中委會，由南下3成員，加入了1948年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在港二成員(焦勵夫、戴顏)共五人組成及運作。國際主義工人黨 (前少數派的領導人和成員也同時被捕，除王凡西、樓國華和梁駟及時南抵香港之外，留滬的鄭超麟等被監禁或失去自由，長達29年之久)。後來，由於香港組織連續有幾批人被捕及遞解出境，彭述之也發現被港英偵探跟蹤，一再遷居仍不能擺脫，在得到越南托派同志幫助下，他們於1950年1月前赴越南。數月後，因為當地托派組織被滲進了越盟份子，後者聲稱越盟佔領區有一位參謀長 (‘以前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邀請越南托派負責人和劉家良前去討論發展托派運動問題，有軍隊保護，無危險，於是他們應邀去了。但在歸途中卻把他們逮捕，劉家良不久即病逝於獄中。這樣地失去幾個重要領導人，對於中越兩個托派組織的打擊很大。劉家良當時還是壯年，政治理論水準高，寫作及工作能力強，他的逝世是托派的無可補償的重大損失。

彭述之夫婦感到在越南處境已很危險，香港同志也告訴他們，中共已知道他們居於南越西貢市，建議他們必須離開，並盡力在經濟上資助所需交通費。他們於是在1951年5月26日乘船流亡歐洲，後來再轉居美國，得到美國同志的經濟幫助，生活安頓下來，參加國際托派運動的工作。彭述之在1983年病逝於美國，終年89歲，陳碧蘭1987年病逝於香港，終年85歲，走完了他們作為革命者的艱苦而堅毅的最後人生歷程。

以上所述的中國托派重要領導人和成員的遭遇，反映他們從持有不同政見時起的大半個世紀內，持續處於備受壓迫的地下活動之中，歷盡所有統治者 (從國民黨、日帝、英帝、中共，以至越南的越共)的殘酷迫害、無理監禁，甚至屠殺。受不了這種高壓的成員都先後消極離隊，那些堅持信仰理念的則工作困難，生活艱苦。

現在轉談我倆夫婦情況。我和伴侶蓉秋第一次見面是在日偽的偵訊室，雖然在這以前我倆已聽到對方的名字和為人，但一直無機會見面。蓉秋早已沒有父親，母親則年邁失明，生活要靠蓉秋維持，租住在一小房間內，不能走動。蓉秋為人很好，面容姣美，善良可親，高擎宇和華貝都曾追求她，但她都沒有接受。

得到釋放回家後，她在她堂叔開辦的一品香中菜館主管賬務，邀請我擔任會計。我欣然接受，以解決生活問題。由此我倆便每天在一起工作，相互瞭解日深，感情日熾，最後，我倆同意結成終生伴侶。1948年2月1日，我們借用一間學校的禮堂，邀請三十多位相熟的友好和同志到來，有些同志(如彭述之、劉家良等)講話祝賀，便算婚禮完成，既沒有茶點招待，更沒有酒席宴客。

從1948年結婚開始，到現在寫成這篇回憶為止，已經70年了，她已103高齡，我也已98歲了。在這悠長的時間裏，我倆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迫害打擊，依然雙雙健在，矢志不移，盡力工作，真的是俗語所祝願的 “白頭偕老”，共度晚年，十分難得。

婚後不久，中共軍隊在江淮等戰役上節節勝利，將橫渡長江，進佔京滬。上海中央鑒於中共緊跟斯大林對托派盡力迫害的政策，深知在中共統治上海後，定遭無情迫害(1952年12月22日實行全國逮捕所有托派份子甚至同情者，便是事實證明)，因此，決定遷移至南方。我倆乘輪船先到廣州，然後轉至香港。在航行中，她在船上小產，健康大受影響，因全無藥物及補品調理。她的母親年邁失明，我們經濟拮据，難以帶同南下，只好留滬托她堂弟照顧。

我回到香港後，我胞妹蘊碧仍然留在上海，她在幾年前隻身赴上海，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當年我家除我外另一人參加托派組織(其餘兩位姐姐和二哥桂歡則只參加外圍團體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蘊碧後來在滬結了婚，丈夫對政治較少興趣，她婚後不幸患了白血病，很難醫治，且經濟能力差，結果病逝。我知道後深感難過。

在香港，我白天在外任職，工餘則住在抄寫油印的地方，一起工作的楊同志來自廣西。

有一天，他忘了關房門，給房東闖進，見他在做這種工作。他沒有經驗，驚慌失措，用箱子把所有油印品及工具企圖搬到一位女同志家，但在路上遭警員搜查，並帶到警局盤問及落案，連帶我放工回去時也被捕。由於印製品中有傳單、政治宣傳刊物，被控從事非法政治活動，轉解政治部，被英帝幫辦肆意毆打，逼供組織情況及成員名單，但我堅拒招供，頭面被毆，腫脹得很，連旁邊的華籍“雜差”在我去廁所時也叫我多飲自來水，以消解瘀血。其後送到荷里活道“大館”收監前，當值官見我如此傷勢，不肯即收，要送到瑪麗醫院得到驗傷報告後，才收進域多利監獄，被囚禁了一個多月。

在實行遞解終身出境的當天上午，我還被送到政治部再追問，但仍毫無所獲，再遭英帝特務毒打一輪，然後和小楊一起被遞解落船赴穗。到廣州後，我需要給跌打中醫師診治休養，才逐漸恢復健康。所有這些，都顯示英帝殖民主義者的無法無天，任意殘害中國民眾。

我治好傷痛後，便在李永爵親友開的碾米廠當會計，並住在廠內，以解決生活問題，同時負責廣州組織的工作；蓉秋也隨同我離港來廣州，並在稅務局任職會計。

不久，我去開支部會議返回住所途中，發現有人跟蹤，我於是走入橫街小巷，途中低頭看跟蹤者初時還在跟著，後來不見了。

如果我倆後來不夠警惕和當機立斷，不及時離開廣州赴港，則在次年冬至的全國大逮捕中，必然無可倖免，從而影響了我倆以後大半生的生活和工作。李永爵同志因響應第四國際領導人巴布洛錯誤地主張返回中國大陸的意見，從香港返回廣州，接任我的碾米廠會計職和黨的工作，從而在不久的冬至夜遭拘禁，再次而且長期地受盡迫害折磨的苦難。

1951年，當港英政府實行封鎖中港邊境，只准持有證件者入境的新政策之前一天，我知道不能在中共統治下的廣州長住下去，於是再離開廣州，經過澳門乘船到香港，以後便開始了45年無合法居留證件的非法地下生活。蓉秋也來港，我倆在荃灣芙蓉山腳路邊租了一間小木屋，她到附近的絲綢廠做她的熟練老本行，我無工作，曾一度跟她學師，但難上手，只好作罷。

當時，香港情勢日漸嚴峻，組織方面領導幹部分成 “基礎” 和 “任務” 兩派，各以其對中國政治局勢的評斷和主張的題目末兩字為名，前者為原有本地負責人，後者是來自上海的幹部。歐伯等老一輩則已離港，我來港後，不參加任何一派，而要協調雙方，以免紛爭持續擴大。但爭論仍多少影響了日常的工作。

部份由於我的態度客觀中立，我被他們雙方推選為當時成立的全國臨時委員會書記，直到1978年，才由李西同志接任。

全臨會之成立，是鑒於原有的中央委員劉家良不幸在越南為越共所殺，迫得彭述之夫婦要從越南轉赴歐洲，另兩位中委俞守一和尹寛留在大陸，他們後來都被中共拘禁，在香港的中委只有阮仲琦(黨名焦勵夫)和戴顏(黨名佘獨夫)、劉毅和後補中委鄭鏗。這樣的實際情況使得彭述之倆人認為需要改組中委會成立全臨會，成員除阮仲琦、戴顏、劉毅、丁毅(黨名明明)和鄭鏗外，還加上林斯和我。

早在1949年之前，我們在香港的實際工作，正如前面提到過的，由於接受了托洛茨基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派領袖加農們所總結的該黨被班納姆等人分裂的教訓，支持黨員應到工人中去的主張，動員黨員到工廠環境中工作、學習；因此，香港支部的成員絕大多數於1940年前後都在行動上加以響應，特別多的人是到紡織廠中工作，例如當時設於荃灣名為上海(後改名德豐會)、南海、東南和九龍等紗廠，都曾先後爆發過爭取改善待遇的罷工 (後來再有反對關廠或搬廠、要求遣散費等)；托派在各廠的成員共有30多人，都積極參加鬥爭，有些更是發動者和領導者。

在此之前托派成員曾領導香港太古船塢工人罷工，並且得到勝利。此事已在前面較詳細地談過。

由托派成員梁蘇為後期副主席所領導的活版印刷工會 (舊名印刷工會，因避免與中共人員領導的印務工會名稱相類似而加上活版二字)，在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於日帝統治之前一年，曾發動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結果得到勝利，每月工資從20元或20多元增加到30元。他們汲取了以前罷工失敗的教訓，非全部工人同時罷工，而採取選擇性的策略(以上是根據梁蘇說的情況)。

1949年聖誕節前，港島電車罷工，托派有4成員積極參加，但無領導它，而是由工聯會屬下的電車工會所領導。罷工失敗，後來檢討認為是由於選擇錯誤的罷工時間，應該等工人領取到年尾雙薪，有經濟力量才罷工。結果爭不到工資增加，在電車工作的工會領導骨幹約30人被港英當局驅逐出境。香港工人的鬥爭持續了幾年，便逐漸低沉了，這也連帶影響了香港托派同志而導致士氣低落。

在國際上，當時的重要領導人巴布洛主張，中國在海外的同志應回到中國大陸，參加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50多位優秀的同志，包括來自武漢的領導幹部俞守一、廣西來的震炎、徐汝璋、子越、黃斧等都加以響應，但返國後不久，在1952年冬至的全面逮捕中無一倖免。

在這之前數年間，又有許多托派成員純粹因旅遊觀光或探親等原因，先後回到大陸，但全部被國內當局拘捕，不需供出香港托派組織及各成員的情況，而只要他們承諾返港後不再參加組織生活和活動，便把他們釋放回港，他們後來全都退出香港組織。

中共領導革命的勝利，使得不少同志感到迷惘，懷疑我們的見解主張是否正確，俗語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他們有些人中不無影響。加上其他因素，消極以至退出的人產生骨牌效應。在以上幾方面的影響下，組織的規模日益縮小，對外工作日感困難。

我由於偷渡入境而沒有香港身份證，如果去申領又恐怕翻查檔案知是遞解終身出境 “犯”。因此，這個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在供職公司報我的薪俸稅時，我只能設法避免，或用別人名字頂替。而最難防備的是，在街頭遇到警員檢查身份證。有一次，在住處附近遇到警員要查看身份證，我說：“忘了帶出來，我回家取。”他信以為真，讓我走進一座樓宇。我進去後，即往樓下後門走出去，再從遠處看，他已不在等我了。這算是非常僥倖的逃脫；如果被帶回警署，就會被查出，監禁一段時間再遞解出境，且恐怕只有解回大陸，又要落在中共手上：這真是不堪設想的發展。幸而45年來都避過了！由此可反映出我處境的潛在危險。

直至1995年12月，距離香港回歸前不到兩年，在國際特赦協會英國友人的幫助下，我才第一次取得了香港身份證，結束了非法的地下居民的生活，能夠在銀行開立個人戶口，享有投票選區議員、領老人生果金、到公共醫療機構看病等權利。在去申領證件時，那位英國朋友說：真難想像如此長期過著地下的生活。

回顧一生中兩次被捕的壞影響和後遺症：第一次在日帝憲兵指揮下雖受水、電等酷刑的逼供，但獲釋後只在短期有較壞影響；而第二次在英帝殖民地政府的高壓迫害下，影響和後遺症卻是非常長遠的。可堪告慰的是，我兩次都經得考驗，沒有喪失革命者的立場，一切辛勞苦難，都會憑堅強的意志加以克服。

1974年初，我們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創辦了《十月評論》雜誌，後來在刊物註冊處登記成為合法刊物，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以後一段很長時間內幾乎都能維持每月一期。特別是在1989年中國4月學運和民主運動期間，得到讀者的供稿，內容更加充實，當時出版了《四月學運特輯》和《中國民運原始資料專輯》(該專輯有兩集)，圖文並茂，十分精彩，此後再版了幾次，社會上不少刊物都轉載其中一些圖片、大字報、傳單等。這是我們對中國民運的支持和効力的具體工作之一。

《十月評論》除了對中港澳臺等地發生的重大事件、問題作出評析，提出主張外，更翻譯外國的政治、理論等文章、和第四國際的文件、文獻，以介紹給中文讀者，盡其溝通的橋樑作用。在1996年，曾輯集其中的重要文章、文獻，出版了8本書(總名為《社會主義研究叢書》)，最近又有3本書出版了。

2016年3月出版了《彭述之回憶錄》，這部钜著涵蓋近現代革命史，資料翔實，由他生前口述，再由他的女兒編撰成中文，我仔細校對及改正，然後出資交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發行。法文本及英文本則由她和法籍丈夫高達樂合作先行出版了。陳碧蘭的回憶錄則早前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再版發行。

《十月評論》獨樹一幟，發出不同的聲音，社會上許多人認為它反映和代表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立場。

時移勢易，由於人力、財力的日益減少，《十月評論》每年出版期數，改為三期。儘管如此，至今45年仍始終維持著出版，不致於停刊。一份沒有社會上財政支持的刊物能在中國境內的香港如此長期的出版，可算難能可貴。每當一期出版拿到手上時，內心的欣慰悠然而生，為她付出的辛勞就覺得很值得。我長期以來便是如此在工作中得到快樂。

我在港繼續工作後，寫出了許多文章，主要是對中國問題的評析和主張，最初用小冊子和叢書等形式，以向昇、方興、張開等筆名，以鉛印或油印發表。其後在《十月評論》上，從1974年初創刊號起，幾乎每期都分別用張開、如日、軍行、振言、微波、涓滴等筆名刊出各類文章。至今大半個世紀，我從未停止過寫作(除了在暫失自由的短時期之外)，猶如我對追求理想的意願從未放棄、停止過一樣。

即使在出版物的技術工作方面，我也努力依從列寧的指示，務求做到盡量少錯漏，每個出版前的校樣，我都細心地校對二、三次，以改正發現到的錯漏之處。

在個人家庭方面，從1953年起6年內，我們生育了一子二女，蓉秋為了照顧三個幼孩，不能再去綢廠工作。我們借了友人幾百元在荃灣石圍角蓋搭了一間木屋居住。她申領了商業登記證，在門外擺放了日常用品、食物等作為零售，主要目的不在謀利以維持一家生活 (因附近只有十多戶人家)，而在於希望以後當局拆遷時可分配到舖位或補償。她一方面買賣貨物，料理家務，非常能幹；另一方面，培育孩子，教導有方。孩子們從幼稚園起便各自上學回家，沒有大人接送，十分獨立。我要到市區工作，為節省交通費和路上時間，我睡在工作地方 (很多時睡在工場或寫字枱上)。我除了日間正職外，還多做兼職和代人報稅，以盡量掙取收入，所得幾乎都交回家用(除了個人生活費外)。當要靠我個人收入維持全家重要開支那幾年間，我的兼職更多，工作更忙。

1967年，我在中環一間公司任職，又在中環半山找到一層舊唐樓，租下來，蓉秋同時把荃灣的木屋賣掉。兒女們相繼成長，考入附近著名的中學，課餘為家庭補習，所得全交作家用。他們勤奮攻讀，學有所成，貢獻於社會，我的孫女和外孫女攻讀了大學。兒孫他們為我們帶來很大的慰藉和期望。

三十多年以來，我的許多親密同志戰友，都非常不幸地先後一一離世了，例如周冀甌、周仁生、姜君羊、李永爵、羅麗萍、章華、謝山、劉毅、明明、陳景光，以及前一輩彭述之、陳碧蘭、劉家良等，我時常想念他們；特別是長期努力為《十月評論》大量撰稿和翻譯的同志離世，對出版工作的影響重大，更難以補償。

彭榮老同志黨名李西、張明，他在1978年接任全臨會書記。2004年一天，在同我談話的上午，他有病去看醫生服藥；下午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天橋下面的石櫈談話中途，他突然中風，我立即送他到附近的律敦治醫院急救，他後來在病床上醒了，見了我，流出眼淚，自知已難再活下去。後來他出殯時，我雖然想去見他最後一面，但我因病住院，醫生不許我請假趕去送殯，說我很可能因而中風，以致我無法送他最後一程。在這之前，已有劉毅、明明等同志因中風而離世。

我自己有幸，能夠多活至今，惟有盡量保持健康，以便能夠傳承他們的遺願，繼續工作，希望爭取活下去，多做些事情。但我已經年老了，至今已度過97個寒暑。30年前，我陸續患上多種疾病。較難根治的是高血壓、心血管收窄引起的心臟病和支氣管炎引起的咳嗽，一直在看醫生服藥，還算能控制，暫無大問題。只是在開始寫這篇回憶之前不久，我患了肺炎，在醫院捱過了半個月非常痛苦的折磨；返家後休養了一段時間，體力、精神等才漸漸恢復過來。我雖然年紀如此老邁且有大小病患，我仍要努力保持健康，克服困難，爭取活下去，以繼續努力寫作、出版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