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埃爾多安和他的對手

土耳其埃爾多安和他的對手

伊斯卡拉、科瑟俐落格魯、茲爾伽斯特

埃爾多安圖謀的獨裁統治是不穩定的。本文談論土耳其社會的矛盾和裂痕。

埃爾多安的權力顯得沒有限制。看起來，土耳其總統似乎將永遠統治下去。

自去年四月公投以來發生的事件, 似乎證實了這種悲觀的前景。這次投票使埃爾多安和他的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獲得了一個關鍵的勝利, 帶來了憲法的改變, 建立了公然的獨裁制度。清洗和鎮壓隨之而來了。

然而, 更近一步的觀察顯示, 埃爾多安企求的獨裁統治是不穩定的。在全民公決中, 所有暗藏而蠢蠢欲動的社會矛盾, 挫敗了AKP鞏固其政治統治地位的努力。從那以後的幾個月裡，這些矛盾就沒消失過。

儘管使用了國家恐怖和公然欺詐的手段, 埃爾多安在公投中只不過贏得了51%的贊成票。他不再能夠通過 "軟的" 民主手段獲得大眾的同意, 於是他訴諸於鎮壓及腐敗手段，支援聖戰組織和其他極端反動團體。鎮壓進一步打擊了埃爾多安在該國和社會的對手, 後者迫切地等待著他的垮臺。

埃爾多安的目標是分化社會,把政治話語野蠻化, 以刺激極右分子, 從而支撐其右翼根據地。他在以前被居倫主義者（Gülenists）(流亡教士和埃爾多安前盟友費特胡拉·居倫[Fethullah Gülen]的追隨者, 埃爾多安指責居倫煽動2016年7月的失敗政變)佔據的媒體和商業崗位上安置了他一些最激進和狂熱的支持者。

但他的計劃並非萬全的。一方面, 埃爾多安的好戰行動可以促進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在國家和更廣泛社會中獲得右翼支持。另一方面, 在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基本選民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即便不會斷然反對他們黨所採取的獨裁言論，但心裡卻感到失望。因此, 埃爾多安是在走鋼絲: 他必須始終考慮在他的群眾基礎和激進的好戰分子之間的適當平衡, 他需要這兩者以保住權力。

自從2016年7月政變嘗試 --- 該政變很快被壓下, 但埃爾多安用其作為鞏固權力的藉口--- 以來，超過15萬人被解雇, 約13.2萬人被拘留, 5800 多名學者失業, 近200媒體被關閉, 300 多名記者被捕。任何有可能煽動批判性或對立性活動的人都有遭受無端指控而被逮捕的危險, 並無例外地貼上 "FETÖ" (費特胡拉恐怖組織) 或PKK (庫爾德斯坦工人黨、一個庫爾德人民兵解放組織)的標籤。

12月頒佈的最新法令規定, 對用暴力或已經用過(暴力)行動以挫敗政變企圖的平民給予豁免權。雖然政府官員表示, 法律只涵蓋2016年7月15日和次日的晚上, 但它的範圍針對任何被視為企圖政變或恐怖事件的社會活動。這顯然是一項先發制人的措施, 旨在解決潛在的起義或內亂, 為親政府團體和民兵提供法律庇護。

鎮壓和鞏固權力的範圍，從街道層面---示威禁令、用土耳其標誌代替庫爾德人的，等等 ---伸展到政治生活的制高點。國家最高法院的領導人在埃爾多安前鞠躬, 或者至少在政治上支持他。但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司法機構和國家機器向總統的屈從必須是結構性的、法律意義上的, 而不是個人的。因此, 幾近一半的最高司法委員會的法官和檢察官被替換了。該委員會新選出的成員中, 有五人是由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提名的, 另兩名是其法西斯盟友 MHP (民族主義運動黨)提名的。同樣, 根據議會一名成員的報告, 法官和檢察官機構的1341個公開職位中，有90%的人是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當地組織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員。政府的所有高級官員現在都由總統挑選 (如果沒有被任命的話)。

在教育領域, 這一體系正被印上更加保守的伊斯蘭色彩。去年夏天, 教育部從教科書中刪除了有關進化論的所有段落, 並增加了關於聖戰的章節以及反對 FETÖ(費特胡拉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和未遂政變的鬥爭內容。高中和大學兩級的混合宿舍已經解散。

埃爾多安還對情報機構和軍方加緊了更多的控制, 擔心軍隊---傳統上是土耳其政治伊斯蘭的對手---對他不夠忠誠。未遂政變後進行的內部調查表明, 軍隊高層中的伊斯蘭派別確實是弱小的。雖然有人支持埃爾多安本人, 但在全民投票中投 "不" 者的比例卻格外高。

因此, 情報機構和軍方的相對自主權，將因為逐步地服從總統而被廢除或極小化。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是去年8月採取的措施。情報機構現在直接與總統職位掛鉤, 並有權在軍隊內部進行調查以及開除其任何工作人員。軍人晉升的標準已經降低。軍事司法系統已被完全消除。軍隊內部的法律程式已移交給民事法庭和檢察官。

最後, 在歷史上第一次,在8月舉行的最高軍事委員會 (YAŞ)上，總統和政府比軍隊有更大的發言權。YAŞ做了軍隊裡所有的晉升決定。在所有最高指揮官的職位上,都任命了新的幹部，有部分任命與資歷排名不合。

與此同時, 在政變未遂之後,被居倫主義（Gülenists）幹部清除出軍隊以及部分被監禁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回歸，填補居倫主義者（Gülenists）留下的空白。在多大程度上, 所有這些事態發展將會導致在軍隊內建立埃爾多安派（Erdoğanists）, 或者可以恢復典型的民族主義親北約集團 --- 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軍隊的戰鬥力 --- 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顯而易見的是, 埃爾多安在國家和社會中獲取了更大的權力。

試圖用權力的直接行使來取代憲政政治的每一個過程都面臨著兩個基本問題: 一方面, 許多幹部 --- 這些人要麼不願意冒殺頭的風險, 要麼不太忠誠或專制 --- 退出專案計劃；另一方面, 挑戰者應運而生, 想像自己是 "更厲害的" 法西斯。讓我們稱第二種現象為 "羅馬（Röhm）綜合症"。[1]

這兩個過程在土耳其很有作用, 兩者立刻催生了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霸權危機。

隨著時間的推移, 人們清楚地發現, 公投的結果，帶給埃爾多安的困擾，比最初出現的更甚。他認為, 有必要從公民投票中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為了強調他的論點, 他想出了材質疲勞的說法。[2] 在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十五年統治期間, 埃爾多安說, 某種疲態蔓延進入了黨幹部中。無論他們過去的成功是什麼, 許多人不再可靠。這並不是空談: 許多幹部被迫下臺, 一些重要城市的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市長被迫辭職。

但是, 材質疲勞的說法是一個空話---這些措施旨在拉攏完全忠於埃爾多安的年輕幹部, 而不是更有能力的人 --- 並試圖掩蓋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3]

公民投票是通過欺詐贏得的, 而且只是小贏；儘管受到鎮壓, 社會抵抗仍在繼續。其結果是, 法西斯化進程的政治和經濟代價正在增加, 國際孤立正在加大。[4] 這在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幹部和他們的黨知識份子中激起了不安全感和煩躁。而用年輕的幹部代替老兵將一事無成。相反的是: 消除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裡的溫和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會加深危機。

伊斯蘭陣營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劇變, 範圍廣泛。那些在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中偶爾鼓吹使用 "軟性" 方法的人要麼被清除, 要麼被逐出黨和政府。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共同創始人、前總統阿卜杜拉·居爾以及前總理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ğlu）等巨頭都是這方面的領導人物。[5] 他們批評與國民運動黨（MHP）的聯盟，願意改善與西方的關係, 以及繼續與歐盟進行嚴肅的談話和整體推進一個比較 "寬鬆" 的政治環境。

放眼這個陣營之外, 反動和原教旨主義的記者和宗教知識份子都對埃爾多安不是 "伊斯蘭" 感到不安。他與非伊斯蘭國家官僚機構的結盟使他們越來越不舒服, 那些站在他一邊的人必須表現出奇怪的扭曲, 使他的許多政治舉動 (與以色列、敘利亞等國的關係) 合法化。

不僅是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陣營和伊斯蘭教的圈子裡有不安和不滿。在他們事實上的聯盟夥伴,由巴契利(Devlet Bahceli) 領導的MHP內部,情形也是這樣。MHP 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建立了夥伴關係, 希望能在國家官僚機構、軍隊和員警部隊中擔任領導職務。這一代價把他們自己完全與埃爾多安綁在一起, 這擾亂了更加民族主義的黨的基礎。前MHP 領導幹部瑪麗·哈里森（Meral Akşener）創立了新的組織, IYI黨 (善心黨，Good Party), 並且許多黨員 (特別是年輕人) 轉向哈里森或其他政治組織。

在埃爾多安的脆弱聯盟中, 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有幾個群體是潛在的 "羅馬（Röhm）" 派系。其中第一個來自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內部: 伊斯蘭派別。

考慮到埃爾多安自己的保守宗教政治, 這可能看起來令人驚訝。但他最近的務實轉向, 旨在減少土耳其的國際孤立, 與以色列建立更好的關係, 結束對敘利亞聖戰組織的軍事和其他援助, 但伊斯蘭主義者並不怎麼買帳。自從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ğlu）的總理職務被免以來, 這場衝突一直在醞釀之中, 而且經常爆發在公眾的視野中。不同陣營的代表在媒體上互相攻擊, 互相指責對方是 "FETÖ" 的支持者。但現在, 這個派系已經成功地被邊緣化了。

另一位候選人是極端民族主義者, 法西斯主義的愛國黨(VP， Vatan Partisi)。在民族主義和對所有庫爾德人的憎恨方面，他們與 MHP 競相爭勝(並與 MHP 爭奪極端民族主義支持者), 但他們卻是堅定的世俗主義。[6]儘管愛國黨(VP)並沒有大基礎, 但他們的幹部被安置在各種政府機構之內。正是他們帶頭努力重建和正常化與俄羅斯和敘利亞的關係。然而, 他們遠非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戰略盟友。他們不只是簡單地支持埃爾多安, 而是在盯著權力本身。每當他們看到一個縫隙機會, 就會迅速改變航向, 開始攻擊埃爾多安和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第三個派系可能出自國家官僚機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許多政界人士和高級政府官員深深捲入了對庫爾德人民的 "骯髒戰爭", 這些人再次處於有影響力的地位。據推測, 有一個廣泛的網路, 其涉及範圍，從右翼政治家和高級國家官員到有組織的犯罪。

在這裡, 有必要強調一種在法西斯化過程中很常見的現象: 領導人的支持者認為自己是 "小領袖"。正是這種動力，使得右翼和法西斯的政治運動吸引了一些人。土耳其的許多 "小領袖" 於是表現得極為自傲。他們是最接近埃爾多安的一夥，也是他最狂熱的支持者。

總而言之, 自由保守派和 "溫和" 派大部分叛離了黨, 許多有經驗的幹部以不同的原因 ("效率低下", "材質疲勞" 等) 被逐出了。與此同時, 與埃爾多安一起管理國家的聯盟相當脆弱, 所有的盟友都在處理自己的內部矛盾和問題。

讓埃爾多安出汗的兩個問題: 孤立的外交事務和對大資本的不滿。

歐盟國家, 特別是德國, 對土耳其的批評相當克制。原因很簡單: 土耳其80% 的外國直接投資來自歐洲。因此, 雖然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政府, 特別是埃爾多安已經成為歐洲許多地區的蔑視物件, 並失去了大多數歐盟政府的信任, 但大資本的參與和利益阻止了較為強硬的姿態。但會持續多久呢？

與此同時, 土耳其與美國的關係不是鬧鬧彆扭，而是更糟。在兩名領事工作人員因涉嫌與2016未遂政變有聯繫而被捕後, 美國暫停了在土耳其的簽證服務, 後者則作出了同樣的報復。[7] 即便兩個國家從那以後恢復了全部的簽證服務, 他們的關係依然是冷若冰霜。

這兩個國家之間日益冰冷的另一個原因，是紐約法院對勒紮·紮拉貝（Reza Zarrab）的指控, 這名土耳其-伊朗商人在2016美國被捕前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對紮拉貝的主要指控是, 他有一項避免美國制裁而與伊朗進行貿易的計劃, 更重要的是, 他得到土耳其政府的協助, 繞過制裁。[8]

媒體和埃爾多安都認為紮拉貝案是針對土耳其的政治行動, 而且不是毫無理由的: 美國政府正在利用紮拉貝的案件打擊他的土耳其對手, 這並非不可能。美國和西方長期以來一直向土耳其發出的信號是, 它們高估了土耳其地緣政治的作用和力量。雖然現在的後果似乎只限於涉及銀行的貨幣罰款, 但整個事件應該被解讀為對土耳其政府的進一步警告。

關於中東, 地緣情況如下: 與伊朗的和解並沒有 (尚未)獲得聯合打擊伊斯蘭國的結果。靠近伊朗的民兵比靠向土耳其的更有戰鬥力, 這就是為什麼土耳其經常抱怨該地區 "侵略性的波斯民族主義" 的原因。土耳其在2016年曾進軍敘利亞北部, 但它只能減緩庫爾德運動的推進, 而庫爾德人在那裡贏得了顯著的政治自治權。[9] [10] 軍事慘敗顯露了土耳其軍隊的絕望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 入侵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將會增加。

土耳其阻止庫爾德人運動的企圖一再受挫。許多月來, 政府官員試圖說服美國, 採取沒有人民保護組織（YPG）和婦女保護組織（YPJ）參加的拉卡（Raqqa）行動, 因為YPG 和 YPJ是庫爾德民兵，與庫爾德工人黨合作密切。但從美國、歐盟、俄羅斯和伊朗的角度來看, 土耳其太不穩定, 頑劣難以信賴。拉卡（Raqqa）後來被一支由 YPG/YPJ 領導的部隊解放了。然而現在, 土耳其威脅要進軍敘利亞北部的阿夫林（Afrin）和曼比季（Manbij）的庫爾德小行政區, 美國和俄羅斯長期以來一直在阻止這一進程。[11] 它已經開始炮擊阿夫林（Afrin）。

但這是反常現象。幾個月來, 在一些地方,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未能對庫爾德人採取措施, 有些人感到失望。去年秋季,阿布杜爾卡迪·瑟爾維（Abdülkadir Selvi）, 一個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非常接近的知識份子說, 土耳其 "失去了它的魅力", 因為政府持續威脅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地區政府，反對其獨立公投, 但不能改變事情的任何結果。這種修辭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有關"黑暗勢力對土耳其採取行動"的狂暴，贏得了右翼幹部和草根活動家的同意。此外, 防止在伊拉克北部形成獨立的庫爾德斯坦 --- 不管它在政治上對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有多近, 就像在更保守的巴爾紮尼（Barzani）領導人的情況下 --- 是阻止住在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民族意識增強的一種手段。[12] 當然,當獨立的公民投票來臨時，整個右翼陣營噴出火和硫磺。

然而, 這裡的問題與一般的法西斯主義化是一樣的:侵略性的姿態是無關緊要的空話,如果這一點變得明顯的話, 那麼建立在侵略立場之上的合法性就會逐漸下降。

這種孤立主義和冒險主義, 加上內部的不穩定, 使經濟非常脆弱。旅遊業的崩潰和資本流入的減少只是問題的一部分。[13]

對全球經濟的後特朗普衝擊和對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的逆轉, 使大量熱錢流入土耳其。然而, 這些投資對不穩定的反應非常敏感。當美聯儲最終結束寬鬆的貨幣政策時, 土耳其將難以進入外匯市場。

2016年底, 土耳其統計研究所 (TÜİK) 大大修改了其資料收集和計算方法。因此, 增長率突然上升, 土耳其幾乎可以聲稱它有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該研究所沒有透露它是如何改變其計算方法的, 但批評家指出了其重要的不一致之處。

無論是操縱的增長率, 還是親政府媒體的興奮，都未能欺騙或打動大資本。去年9月, 土耳其最大的工業協會，土耳其工商協會 (TUSIAD) 宣佈, 該國已經達到了以消費和建設為基礎的增長的極限, 並要求政府的立即回應。

很大一部分的土耳其經濟得以維持下去, 要歸功於信貸擴張和商業的激勵措施, 包括主要建設項目的利潤保證、免稅、債務重組協議等。這些措施大幅增加了預算赤字, 需要對債務上限進行調整。[14]

2017年, 土耳其里拉是對美元表現最差的貨幣。除了推高通脹率, 里拉的貶值將對私營部門造成嚴重破壞, 因為這些部門嚴重地依賴於生產的進口。工業投資正在下降, 建築投資繼續在所有投資中占很大比例。[15] 生產部門的前景可怕, 並且利率仍然太高。

埃爾多安對大資本要求結束緊急狀態感到憤怒。在7月向商界領袖發表講話時, 他說得很清楚: 是否有任何經濟問題與緊急狀態有關？[16] 我們將使用緊急狀態干預發出罷工威脅的工作場所。就是這麼簡單。

事實上, 大資本從埃爾多安的統治中獲利。股票市場 (100) 指數去年的實際增長率為27%。大公司, 如薩班斯控股集團（Sabancı Holding）和農業銀行（Ziraat Bank）, 其利潤增加了約 20%, 而最大的 Koç集團則在2017年上半年增加了50%的利潤。[17] [18] [19]

但經濟的總體表現和增長前景仍然不明朗。永久的政治不穩定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導致外國直接投資停滯不前, 對貿易產生不利影響。外國資本流向的逆轉或一系列的違約，可能會顛覆平衡，造成經濟的厄運。土耳其資本擔心,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霸權危機的加劇，可能會引發一場危及整個系統的動盪。它的歐洲夥伴想要一個憲法上安全穩定的秩序, 允許資本平穩地積累。埃爾多安保證高利潤, 但他的做法是脆弱的，容易引發危機。

這些擔憂解釋了為什麼土耳其工商業協會（TÜSIAD）和小企業協會一直在抱怨: 他們迫切希望恢復民主, 讓社會對話正常化, 與歐洲聯盟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支持外國資本政策, 以及現代化並鞏固該國與歐盟的關稅同盟。

來自下層的壓力是霸權危機的主要動力。一個不能粉碎內部反對派的法西斯領導層會失去其合法性---對國家的控制，是其信用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 失敗的代價不斷上升。現在看來,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不能完全控制土耳其。

去年夏天, 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 (CHP), 舉辦了"正義進軍" 和 "正義大會", 吸引了至少100萬人。從那以後, 很多人都談論該黨及其領導人, 凱末·寇里達羅（Kemal Kılıçdaroğlu）, 談論其 "抵抗力"。但對寇里達羅的這種看法是有缺陷和誤導的。共和人民黨 (CHP)不只是形成各種反對埃爾多安統治的運動的一極, 它還試圖以不威脅制度的方式來疏導人們的憤怒。共和人民黨 (CHP)採取極端被動的立場, 除非有任何改變, 否則它將無法掌權, 至少靠本身無法掌權。

在政府宣佈公投結果後，新的抵抗階段立即開始。在投票過程中, 許多可疑和明顯的欺詐事件促使數以千計的人走上街頭, 宣稱全民公決是非法的。[20]這些抗議活動主要集中在土耳其西部的大城市, 首先是伊斯坦布爾。但是,持續示威活動一周的決定，有助於鞏固人們認為公投結果是欺詐性的看法。事實上,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及其宣傳人員從未設法組織反駁的說法, 它的基礎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調動。即使是7月15日政變的周年紀念日, 也是以一種沉悶---即便有許多人出席--- 的方式慶祝的。

“說‘不’” 運動導致了全民投票和隨後的抗議活動，雖然一些左翼團體輕視這個活動, 他們認為 "我們不能在選舉中擊敗法西斯主義", 但共和人民黨 (CHP)參與了這一運動, 希望重新計票, 因為他們自己的基本群眾迫使他們更積極。當黨的領導與街頭抗議活動疏遠時, 年輕一派的部分人呼籲採取 "勇敢的步驟"。他們與自由黨和社會民主左翼的代表一道批評共和人民黨 (CHP)的領導, 並指責黨對這一可怕的局勢要承擔一些責任。作為回應, 前領導人和堅定的民族主義-集權主義政治家丹尼茲·雅克巴薩蘭（Deniz Baykal）和寇里達羅（Kılıçdaroğlu）宣佈了該黨的新戰略目標: 爭取2019年的總統職位。換言之,只要他們能控制它，他們就不反對新憲法。

除了黨的基層要求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反對埃爾多安, 大資本也努力加強埃爾多安的對手。當寇里達羅從安卡拉遊行到伊斯坦布爾時, 他得到了土耳其大企業的公開支持。但隨著抗議活動的繼續, 許多團體的抵抗空間開始開放。一個真正的群眾運動展開了, 而埃爾多安, 首先徒勞地解散遊行, 結果發現它越來越令人擔心。

共和人民黨 (CHP)和寇里達羅試圖將自己展現為與大眾社會運動聯繫在一起的嚴肅挑戰者。然而, 由於他們從來沒有想要把這些鬥爭激進化, 他們很快就回頭，試圖軟化鬥爭。

一個派別, 傳統上更傾向於共和黨的團體, 或多或少接受了共和人民黨 (CHP)作為抵抗的主要支柱, 與之並肩工作, 未能認識到, 共和人民黨 (CHP)仍然是為了控制抗議者的自主潛力。另一陣營乾脆完全解散了這一運動, 認為它處在共和人民黨 (CHP)的範圍內, 並打算清除該黨的任何影響。

兩者都未能以政治上機智的方式作出回應。左派的任務是推進民主革命，加強反對既定秩序和共和人民黨 (CHP)的社會組織。這需要一個獨立的立場, 它也與人民和當地民眾的運動力有關 --- 避開那些只會尾隨資產階級的極端激進的宣言和行動。

還有反對埃爾多安的另一個資產階級支柱: 梅拉爾·哈克森（Meral Akşener）的上述政黨。去年10月該黨成立後, 國際媒體---從‘外交政策’和‘金融時報’到‘時代’---很快就把哈克森（Meral Akşener）譽為埃爾多安唯一真正的挑戰者。[22] [23] [24] 哈克森把自己定為一個女強人，能贏取民族主義者, 一些宗教, 和經濟自由主義的選民。她強調她反對埃爾多安，支持法治。

但在政治上，她的過去和現在的形象表明, 她並不是一個更加公正和民主的土耳其的新面孔。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當她短暫地擔任內政部長時, 在對庫爾德人的骯髒戰爭中, 她與國家中一些最無情的派別結盟。她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 “İYİ”黨的人員也是如此。(“İYİ” 是 Kayı的象徵, Kayı是第十一世紀的突厥部落, 在土耳其民族主義傳說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哈克森表示反對總統制, 但她也明確表示, 她希望在2019年成為總統。

共和人民黨 (CHP)和哈克森的新黨分別代表了資本的左-自由主義和右-自由主義之翼。他們可能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部分或與討厭埃爾多安的伊斯蘭陣營合併或結盟。大資本顯然支持這些嘗試。但這些玩家中沒有一個想要加強大眾運動, 也沒有意願建立替代埃爾多安和既定制度的民主制。

大資本及其代表的計劃是否會取得成果還有待觀察。形勢太不穩定, 無法做出預測。

但專制國家陷入了深刻的結構性危機。儘管有十五年的統治,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還是無法按照它想要的方式重組國家。在未遂政變之後, 尖銳的霸權危機引起了國家機器之間及其內部的混亂。軍隊內部的團結正在瓦解, 來自極右勢力的前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反對者集居在國內，組成一個不穩定的聯盟, 無數的 FETÖ過程增加了不信任和不確定性。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的領導力很薄弱。資本關注內部混亂, 但更重要的是, 關注國際孤立, 經濟的可怕狀態, 以及關注大約一半的人口不贊同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統治的這個事實。因此, 它試圖繞過土耳其的衝突以及與國際強權的摩擦, 希望按自己的利益來解決它們。寇里達羅和哈克森都享有一定水準的群眾支持, 並樂於自願成為埃爾多安的替代者。

與此同時, 社會鬥爭絕不會消亡。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打算通過緊急狀態壓制的運動並沒有平息。儘管罷工現在實際上是非法的, 但工人們正在贏得爭取改善工作條件和提高工資的戰鬥, 正如過去一年中, 斯色卡姆（Şişecam）、佩特金（Petkim）和宗古爾達克（Zonguldak）的工人鬥爭所表明的那樣。[25] [26] 另一方面, 奴力葉·古爾門（Nuriye Gülmen）和瑟米·奧紮克薩（Semih Özakça）的齋戒，代表了政變以後遭解雇的左翼公共部門工作者正在進行的鬥爭的冰山一角。

人民民主黨 (HDP) 也堅持昂首挺胸。其國會議員和草根活動家遭到大規模逮捕, 大大削弱了該黨的組織能力,在全國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示威遊行計劃並沒有取得巨大成功。[27]

然而, 庫爾德地區的情況看起來不同。在 HDP 據點迪亞巴克爾（Diyarbakır），數以萬計的人仍然參加集會。政府無力擊敗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PKK），北敘利亞庫爾德工人黨下屬部隊取得的進展, 加之政府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無能冒險主義, 加在一起，構成了執政集團最大的弱點之一。還有更多的民主抵抗運動, 包括強有力的女權運動。幾年前, 它反擊了一項計劃中的墮胎禁令, 現在的重點是促進婦女的自主性和身體尊嚴, 以及制止對婦女的暴力行為。[28]

阿列維（Alevi）社區繼續與宗教歧視作鬥爭, 特別是在宗教階級中日益增加的遜尼派勢力。他們一直處於反對前述新課程的鬥爭的前列。對另一種民主的願望, 表現在在全民公決前的 “說‘不’” 委員會中，還表現在針對選舉舞弊的抗議活動中, 是格茲公園（Gezi）起義中非常重要的特色。[29]

這些群眾的鬥爭和他們對民主化的要求，應該構成革命左翼的出發點---而不是程式上的改變或總統選舉。這些較廣泛的運動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基礎上的, 利用基層委員會、論壇和工人團體, 人們可以在那裡發展他們的獨立於從資本和政府的自主權。革命的土耳其左翼必須積極干預這些鬥爭, 以便向民主共和國邁進, 這種要求，超越了對埃爾多安和總統制度的拒絕, 轉而攻擊專制國家傳統本身。

並不是群眾的反動性格或他們的愚蠢, 使得他們選擇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主要原因是（依舊是）經濟增長的許諾和對軍事政權的憤慨、涉及接受伊斯蘭的文化自由化以及遭排斥的感覺。甚至內部的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研究表明, 它的大部分基層不贊成該黨誹謗所有反對派力量為恐怖分子,對黨內的腐敗、偏袒和宗派主義的嚴重程度不滿。

顯然, 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是自由主義的宣導者和好戰代表, 絕不會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 組織的自由主義越是把國家拉入衝突和危機, 黨基礎上的聯盟就變得越發脆弱。

歸根結底,今天的主導行動者與迄今為止彌漫的民主抵抗之間的鬥爭將決定即將出現的共和國的性質、決定其內的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地位, 這無關乎左翼分子是否能進一步激化這些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