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经济学的考验

特朗普经济学的考验

迈克尔·罗伯茨

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前，每逢他在民意调查中有所改善时，股票市场都下跌。金融资本不希望他赢。但自从他令人惊讶的当选以来，股市并没有下滑。相反，随着美元走强，它们大幅上涨。看来，对资本来说，“唐纳德”完全是一件好事。

这种乐观主义大多是一厢情愿。但一厢情愿的想法可以在市场上作用一段时间。这个想法的依据是特朗普提出的政策：特别是企业部门的减税，以及有利于1％收入最高者的个人所得税的减少。此外，他还声称，将在全国各地的新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上花费高达1万亿美元，放开对银行的管制，减少劳动者的权利（那还剩下什么？）。

刺激措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耳熟能详的音乐，尽管凯恩斯主义顶尖大师普遍对“唐纳德”的态度和粗鲁感到厌恶。事实上，如果这些政策在未来一年左右实施，那么对于世界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解法，特朗普经济学（Trumponomics）将是下一次考验，检验它能否让世界经济走出这一长期萧条。日本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遵照类似的公共支出政策，减税和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悲惨地失败了。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几乎没有变动，而工资收入和价格依然不敢稍动。

但现在有些凯恩斯主义者赞扬特朗普的做法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决裂”。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凯恩斯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告诉我们，“特朗普还承诺将有8000亿美元到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融资方法是债券发行以及大量减税，其目标是创造2500万个就业机会和促进增长。这与维护福利待遇的承诺一起，是凯恩斯财政政策的现代形式。所以斯基德尔斯基继续说道：“当特朗普从民粹主义向政策转变时，自由主义者不应该厌恶和绝望，而应该参与特朗普斯主义的正面潜力。他的建议需要被质询和提炼，不应被视为无知的狂妄言论。”不错，被凯恩斯主义说服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想‘参与’特朗普并采用特朗普经济学，但是那些想要改善‘劳动法（Labour）’的人，是大多数，他们不属最富有的1％，持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让我们来查看一下特朗普经济学。显然，斯基德尔斯基（Skidelksy）认为削减企业税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增加增长。不过，没有证据显示，以往主要经济体中企业税的削减，有过任何这样的效果。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企业税率被削减，但经济增长萎缩。发生的情况是，牺牲劳工让资本的利润增加，让非生产性金融投机增加。据官方资料来看，美国企业的边际税率为35％，但剔除各种豁免金，实际上只有23％，是全球最低的。

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是极为需要的。在我的博客中，我经常列举美国公共服务和交通的可怕状态。美国固定资产的平均年龄为22.8岁，是1925年以来资料中最大的。基础设施支出为30年来的低点，桥梁，道路和铁路在我们眼前摇摇欲坠。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13年度的报告，到2020年，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将超过3.4万亿美元，其中道路，桥梁和过境费用为1.7万亿美元；电力和电网为7360亿美元； 3910亿元用于学校；机场需1340亿美元而水路及相关工程则为1330亿元。但联邦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下降了一半，从GDP的1％降到0.5％。

毫无疑问，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将有助于美国经济，提升一点增长 --- 高盛估计每年上涨0.2％。但特朗普四年花费1万亿美元的建议是假的。其绝大部分根本不是公共投资。这些资金将来自有提供资金动机的私人资源：大型建筑公司和开发商（如特朗普公司本身），他们将获得减免税款，也有权对使用其建成的桥梁，道路的用户收取过路费。直接公共开支和建设将受到限制。

此外，正如我在许多发文中所说的那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刺激计划有助于就业和增长。斯基德尔斯基（Skidelksy）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时期。实际上，在罗斯福时期很少有长期的或新的工作机会产生出来。失业率一直维持到战争开始。正如美国凯恩斯经济学权威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他的书“终结萧条（End Depression now）”中指出的那样，是这场战争成就了全面的就业和经济的复苏。

在“紧缩”期间，从2009年起，当时政府在经济衰退 --- 我们仍然处在这个时期 ---之后，试图运用预算剩余，想要削减公共债务，而凯恩斯主义者告诉我们，紧缩的“系数”是巨大的（即通过削减预算赤字或政府支出，增长大幅度地以一比一以上的比例减少）。那么，在以前的发文中，我已经表明，这个“强大的系数”确实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减少或提高政府赤字或支出，同增长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与增长关联最密切的是利润而不是政府支出。

最近，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诺拉·特拉姆（Nora Traum）发了一文，题为“清除财政乘数陷阱”。她发现“不同的假设创造不同的乘数”。她询问了九位建模者，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来预测三种不同税制改革方案对增长的影响。对于一次改革，短期增长预测从-4.2％到16.4％不等，长期来看，从1.7％到7.5％不等。

最近的研究表明，对资本最好的消息，是削减政府支出而不是提高税收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政府支出给私人资本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而增加像企业税这样的税收，对资本更有害，从而影响到增长。如果我们现在预期特朗普实行财政扩张而不是紧缩（我们会看到），那么资本就希望减税，但不希望政府支出（除了那些获得合同的开发商），特别不希望其直接干扰或取代私人投资。这就是后凯恩斯主义的迈克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本人反对凯恩斯主义刺激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私人资本投资占主导地位，真正推动投资的，是那些项目的盈利能力。因为利润太低，私人投资未能到位，但即使如此，公共部门也不能干预。

这就是特朗普计划与中国政府在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投资方面的差距。过去十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花费了11万亿美元，是特朗普计划的十多倍。这种公共投资由国家银行资助，由国有企业执行，削弱了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增长。但是控制经济的是中国政府，不是国内外大企业（世界银行颇感失望），这种投资可以在这个长期萧条时期实现6-7％的年增长。

因此，特朗普经济学能否像特朗普声称的那样，取得高达每年4％的经济增长率，其可能性很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顾问认为采用与特朗普计划相似的方案，就能让GDP增长率达到4％以上时，主流经济学家(romer-and-romer-evaluation-of-friedman1)对其是一片挞伐声，说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 不错，我同意。但是现在特朗普倡导它，金融市场和凯恩斯主义者却发现它是有吸引力的，甚至是可能的。

像安倍经济学一样，特朗普经济学确实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显然，新的支出和减税的代价，是更多地放松对市场和劳动条件的管制来增加利润。这应该是按“动态模式”促进增长率，这个模式以前被称为“渗滴式经济学”，其主张是给富人减税可以让其将钱用于商品和服务，以便我们其它人得到多一些的收入和工作。根据特朗普自己经济专家们的看法，主要的激励作用并不是来自个人或企业税率的减少，而是因为允许企业不拖时间地迅速收回投资。

斯基德尔斯基（Skidelksy）在他对特朗普政策的赞美中，忽略的是特朗普经济学的特征：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限制。这些政策比凯恩斯式的刺激更有可能得以执行。特朗普计划放弃TTP（与日本和亚洲的区域贸易协议）和TTIP（与欧洲的区域贸易协议），并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区域贸易协议“NAFTA”。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工作，结束廉价的墨西哥劳工。

正如唐纳德去年三月所说：“我要让苹果公司开始在我们的土地上而不是在中国制作计算机和iPhone。”他想对中国进口商征收45％的关税。据大和资本市场（Daiwa Capital Markets）估计，这可能会拉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4.8％，在三年内减少中国向美国出口的87％。雪梨大学信息研究学院教授杰森·德特里克（Jason Dedrick）估计，即使苹果在美国找到足够的工人进行装配，苹果iPhone 7的成本可能会增加30-40美元。由于劳动力仅占电子设备整体成本的一小部分，这些较高费用的大部分，将用于运输零部件到美国。如果iPhone组件也在美国制造，那么设备的成本可能会攀升到90美元。这意味着，如果苹果选择将所有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该设备的零售价格可能会上涨约14％。因此，即便假设中国没有报复，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也将意味着美国商品价格开始大幅上涨。

正如约翰·史密斯在其雄辩的著作“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化，超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中所表明的那样：“全球贸易的80％（以出口总额计）与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有关。”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估计，“约60％的全球贸易……由中间商品和服务的贸易组成，它们是在用于最终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纳入的。”当代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现在许多全球价值链中，增长中的非常大比例的劳动力落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一句话，正如史密斯先生所引用的加里·格雷菲（Gary Gereffi）的说法那样，“大部分世界工业生产的重心已经从全球经济的北方向南方转移。”

把所谓“全球化”的这个关键特征扭转，只会对美国公司造成损害，同时把任何成本和价格上涨的负担转移到美国普通家庭身上。

全球化 --- 世界贸易的跨境扩张和资本流动以及国际增值链的发展 --- 是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主要发达经济体经历过的利润下降的重要因素。劳动权利的放松，工会权力的破裂，国内公共部门资产的私有化，这些都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特朗普现在谈到要扭转这一反作用因素，以利于他在美国中西部的“生锈带”中的选举支持者，因为美国跨国公司搬移到墨西哥，亚洲和拉丁美洲剥削更便宜的劳工，这些地区受到最多的影响。

讽刺（以及资本的担心）的是，大衰退和随之而来的长期萧条似乎在结束全球化。在特朗普和脱欧运动（Brexit）之前，全球化已经陷入困境。自2009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大衰退和随之而来的长期萧条（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已经使世界贸易的扩张停止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衡量标准，主要跨国公司之盈利能力的提高，现在正处于停滞中。

当然，信息流（主要是互联网流量和电话）爆炸，但贸易和资本流动仍然低于衰退前的高峰。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

最近，在特朗普胜选之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面，他们已经看到全球化危机紧迫的征兆。他们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如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感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经济时代的终结......因为系统中的现有压力，为了防止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化，时间正在耗尽。”

资本策略师担心，特朗普经济学只会使全球盈利能力变得更糟。前欧洲央行成员，金融资本首席策略师宾·斯马季（Bin Smaghi）评论说：“试图扭转全球化，可能是有害的，对于迈出第一步的国家，伤害尤其深。在最近一波的浪潮中，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最大，所以反全球化运动正在得到支持，政府也倾向于转向内部。然而，由于他们的经济如此之大，受到全球化网络的约束，除非新兴市场也退缩，否则它们不能扭转局面。”

风险在于，随着贸易进一步下滑，流入资本枯竭，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陷入低谷。新兴经济体已经从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举措大量的债务（信贷）来投资，而钱并不总是用在生产部门。由于全球利率非常低，美元走弱，因此美元借款不成问题，迄今尚未造成任何问题。

但这是改变的开始，部分是由于特朗普经济学。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今年在奥地利，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发出了35次信用降级，只发表了5次升级。评级公司评估的134个国家中，目前对35个国家的展望是负面的。国际清算银行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至少有7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有降级的危险。这一被穆迪投资看衰的国家比例，是自2012年以来最高的，而它不会在更糟糕的时候出现。债券利率，特别是长期债券利率现在急剧上涨。如果这是债券市场35年牛市的结束，那么，经过多年的低利率后，政府可能需要准备大幅度提高借款成本。

与此同时，美元与其它主要贸易货币相比，呈强势上涨态势。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伴随着借贷成本上升和贸易停滞不前，目前受到特朗普经济学的威胁，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将会增加，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