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1：加泰罗尼亚危机是由西班牙自由主义君主制的国家机器引起的，其意图是控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

目前发生在加泰罗尼亚的事情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它远远超出了安圭塔（Anguita）预测的两个资产阶级分支，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这两辆火车之间的相撞事故。 与加泰罗尼亚人民---不仅与其资产阶级---的对抗，是国家实际权力直接寻求的。 这不是一个计算错误；尽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民众动员的程度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民众政府的表现似乎是经过精细策划的。 与西班牙王国决裂，这种挑衅含有极端的困难，是加泰罗尼亚人为了获得有尊严的未来必须要克服的，因为我不是在说一个假想的西班牙共和国的破裂，后者也许能够和平地解决问题。

确认加泰罗尼亚这一版本政治事件的事实是已知的：

a）开始：在考虑了保守党提出的一系列上诉之后，2010年，西班牙政府废除了2006年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的改革。众所周知，该条例：1）经加泰罗尼亚议会批准，2）由西班牙议会批准，3）加泰罗尼亚公民投票通过，4）在自由主义君主政治秩序内完全可以接受。

b）过程：加泰罗尼亚公民的反应非常壮观，出现了巨大的动员，在2010年7月有个高达150万人的示威游行，其口号是“我们是一个国家，这是我们的决定”。 自那时以来，这一运动并没有停止，在9月11日的“加泰罗尼亚国庆节”和其它政治事件，如人民团结组织（CUP，Popular Unity Candidacy）倡导的象征性全民投票中，都在不断发展。 面对这个问题，西班牙政府只有一个答案：采取镇压措施，谴责加泰罗尼亚自治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施加各种处罚，如超高罚款，取消政治职位资格，任意拘留和连带监禁威胁的严重刑事审判，等等。

c）高潮：在加泰罗尼亚公民舆论越来越多地批评西班牙政府的强行做法时，拒绝对话，把公民投票非法化，这个西班牙政府由最反动的一派领导，日益加紧镇压，拒绝任何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和解意味着1978年西班牙宪法的改革。为了加强其在其它西班牙人中的合法性，人民党（PP）政府加剧了加泰罗尼亚问题，导致目前自由主义君主制合法性在加泰罗尼亚公民中间的危机。

有了这些先例，最具决定性的问题是：为什么保守派政府这样做，甚至不顾威胁自由主义国家政治稳定的危险呢？ 最明显的答案是，国家的政治稳定已经因经济危机而处于危险之中，同加泰罗尼亚的对抗是维持君主权力结构的战略。

论题2：西班牙的金融寡头计划与欧洲社会的专制主义倾向一致，旨在削减自由，加强国家的压制力量。

人民党（PP）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行动，而是服务于国际金融寡头的利益，服务于自由主义君主制度所代表的西班牙国家利益，必须从这一原则出发，理解寡头统治集团的战略计划，以便对抗他们：保守政府的表现不是临时拼凑和任意的，而是自觉设计的政治计划。

首先有一个明显的直觉：社会危机必须非常深刻，才能使人们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 事实上，150万人的示威，显示自由主义制度的机构广泛地遭到非法化，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西班牙国家的统治制度有沉没风险 --- 尤其是因为类似的进程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北部非洲，中东和南欧扩展。 150万人的运动，把西班牙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带入了政治舞台：它缺乏前途，事实是，已建立的一个失衡而金融化的经济，连同政治机构和支撑它的意识形态，迅速地陷入苦难。

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清醒的觉悟就变得明显了。 我们必须指出问题的根源：

a）进入欧洲后，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政府推动的，以国家非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西班牙经济结构性巨大失业的原因 --- 粗暴的合同不能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办法;

b）政治模式产生同企业家相关的政治阶层的结构性腐败，特别是在城市建设部门，它导致了这个部门的生产过剩危机。

自由主义的两党制被谴责为不能解决国家问题的政治制度，公民们认识到，腐败是克服经济危机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二个显而易见的观察是：在社会秩序破裂的时候，独裁和镇压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 金融寡头---的典型反应，过去的五年里，在所有北约组织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反应都再次付诸实践。这个寡头政治的西班牙框架在政治上是由君主制代表的，君主制的特色是，通过受意识形态机器，尤其是天主教会 --- 今日是社交媒体保护的国家强制机构，有效地管理使用压迫手段。

在帝国主义专制统治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把加泰罗尼亚问题的制造，理解为具有深刻战略意义的战术把戏，其目的是使大多数西班牙公民能接受代表少数极右派的政府法西斯暴力。 政府部门，如军队和司法机构，以及天主教等重要的私人机构，都受到法西斯主义少数派的控制，而且人民党（PP）本身就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或具有法西斯特性的统治派别。 侮辱加泰罗尼亚自治机构的明显目的，是一个挑衅，目的是使政治镇压扩大并合理化，这个做法已经被广泛用于遏制整个西班牙的民众运动。

一旦巴斯克（Basque）问题暂时得到解决，西班牙政府就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合理化其反民主及限制自由的政策。 通过广泛限制政治自由的立法，镇压公民运动，对此，用公民运动回应，还不够。它还必须被理解为自由主义君主制的防御性政策，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该制度面临的危险，是它成为西班牙国家永远的过去。 对腐败的谴责使得保守右派受到了束缚 --- 请参阅艾琳·蒙特罗（Irene Montero）在反对拉霍伊（Rajoy）政府的谴责动议中的发言。

反对加泰罗尼亚的政变 --- 表面未宣布，但实际存在的紧急状态 --- 是在为金融寡头服务的自由主义政治权力工具尚未完全恶化时发动攻势的尝试。

对加泰罗尼亚公民投票的镇压，旨在给一个完全不受信任的保守政府脸上贴金，把其弄成一个受加泰罗尼亚分裂主义威胁的西班牙统一的保证。 它试图认可它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机构的无能，淡化它对国家敌人进攻时的犯罪形象。 请记住，谴责分裂主义是第二共和国时期极端右翼的鼓动口号之一，也是法西斯军队发动引起内战的政变的原因之一。 这个“西班牙统一”意味着国际金融寡头统治西班牙的国家机器，并通过它统治他们的具不同传统的民族。 这种由制度代理实行的统治，已经充分表现出巨大的腐败，在我们共同事务的政治方向上则是低效率的。

论题3：加泰罗尼亚政治斗争中取得的力量与解决这场危机的相关性，将决定西班牙国家整套政治结构的民主质量。

加泰罗尼亚危机还不是一场革命危机，可能的原因是，它的地区特性和动员西班牙其它地方人民的困难性，即使考虑到后者的弱点，也是如此。 但是它可以转化为兴起于第二次过渡时期之政府的内部永久性政治冲突，取代暂时平息的巴斯克冲突。

必须明确指出自由派政治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危机时期，把金融寡头的欺骗性统治合法化。 而在这个矛盾中，他们需要操弄民族情感，挑动一些群众反对另一些群众。 但无产阶级特有的国际主义不能忘记，以免输掉为人类未来的斗争，同民族情感一样深厚的社会现实不只是统治的面具。 在全国问题上，工人阶级的政治霸权问题得以解决，这个工人阶级的政治霸权包括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农民等其它社会阶级结成必要的联盟，建立历史性的共和集团。

中期政治机构的未来配置 --- 也许另一个40年 --- 将取决于当前社会危机中的政治对抗的结果（我们称之为与70年代政治进程平行的第二过渡）和在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实现的力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背叛加泰罗尼亚公民的民主斗争就等于背叛了西班牙国家的民主斗争。

必须明确的是，民主斗争不是反对或赞成一个抽象状态或一个虚幻的地位，而是针对特定的政府机构，这是决定社会发展大方向的东西。 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决定性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以便替代资本主义的，专制的和腐败的统治，这个统治因其社会生态的破坏性而变成了怪物。要改变这个方向，社会运动的斗争能做的非常有限，到今天为止，由于北约领导的帝国主义集团向法西斯主义倾斜，这一方面似乎还不够。 对抗这种倾斜，是当前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政治路线。

自由主义君主制代表了国际金融寡头对西班牙人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凝聚力和人民的自我组织能力。 自决原则是将政治权力扩散到公民和民间机构的工具，必须在每个历史时刻以最广泛的方式行使它。 只有专制的政权才能害怕人民的自由决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的不可治理性”是限制公民权利的新自由主义口号。

论题4：声援加泰罗尼亚，定义了当前历史背景下的政治斗争。

政治动态导致人民共和国阵营中最激进的分裂主义选择，这个事实，被改革派左翼阵营谴责为资产阶级操纵的结果。 独立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缺乏，是改革派反对加泰罗尼亚运动的一个论据，而不想承认欧洲工人阶级的消极性以及政治领袖对新自由主义的让步是法西斯主义在帝国主义国家崛起的直接原因。 但是，工人阶级开始动员起来，反对加泰罗尼亚保守派政府所施加的压制。面对正在发展的，扭转屈从于猖狂法西斯运动的趋势的政治事件，这个时候，阶级本能可以觉醒。

否则，恐怕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会滑向像欧洲正在发展的那种政治进程里。 新自由主义左派的政治改良主义，已经无力为陷入苦难的工人阶级重要阶层提供另一种斗争方式，而其维护者似乎把更多的资本主义剥削视为一种必要之恶，甚至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 欧洲的工人阶级更喜欢投身于法西斯主义的武装，而不是忍受那些政客的虚伪，在没有任何改革需要的时代，这些政客显出一副资本主义政权改革派拐杖的模样。

在这个时候，事情不应锁定在独立选项（是/是，在口号方面）还是专制型的西班牙（不/不）之间的争论，因为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通过公民投票接受反对独立（是/否）。 第三种可能性是议会左派维护的，传统上由联合左派（IU，United Left）及其联邦共和国的提议为代表，现在至少由‘我们能团结’（Podemos）联盟的一个部门代表。 然而，加泰罗尼亚的对抗动态使得这第三中间道路显得模糊。 显然，政府力量做了这样的操纵，但是联合左派（IU）本身也显示出它无力指导在危机中产生的社会斗争。 虽然通过‘我们能团结’（Podemos）联盟的重组，能够解决过去左派最严重的组织问题，但也必须承认它的错误，认真对待自己的政治纲领，其高潮在于共和国的宣言。 而且可以预见，在萨拉戈萨（Zaragoza）9月22日事件之后，他们将更清楚地了解形势的严重性。 联邦共和国的捍卫者必须与加泰罗尼亚人民一道，建立反对政府镇压的共同事业。

对加泰罗尼亚进程的声援必须是无条件的，尽管每个人都必须捍卫自己的政治立场，充分意识到它们的影响并寻求最大程度的连贯性。 要应用的选择，将取决于发生在整个危机期间的力量的相互关系，但无论如何，共和国的力量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西班牙寡头集团发起的挑战，知道这场斗争是在恶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为民主而战，并面对西班牙政府对半岛和岛屿民族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