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要做什么?

久林·萨林古采访奥利弗•比散森诺特


 

 

在 “反资本主义新党”(NPA)发言人奥利弗•比散森诺特(Olivier Besancenot)的最新著作《1917年要做什么?俄国革命的一段有争议的历史》(Que faire de 1917? Une contre-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russe) 发表之际,我们采访了他。

 

关于这个“有争议的俄罗斯革命的历史”,你采取批判性的观点。 作为革命者,我们怎能批判一个革命,而这个革命还是统治阶级有计划地寻求埋葬的呢?

 

我试图做的,受到丹尼尔本萨德(Daniel Bensaïd)某些说法的启发,他写过共产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要做的,就是要拿起一个遗产,捍卫一个记忆,这个记忆反对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党徒,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希望为俄国革命举行理论上的葬礼,特别是通过杀人思想过程实施它,就像共产主义在其内部实行了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捍卫正统而且理直气壮地捍卫它的问题:把我们同1917年连接的线索,就是把我们与1917年起源联系起来的线索,因此也是同那些进行了一场特定类型革命的人们联系起来的线索,那些人以不复再有的无与伦比的时空自我管理经验制造了一场革命。 与这个创始事件相联系,使我们能够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革命本身,也是革命者...

 

因此,我试图向广大民众解释说,我们把自己置于革命发动者的重要遗产之中,他们反抗白色的反革命,后来又是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受害者。

 

你不仅要把自己置于1917年革命党人的连续性中,而且还要把自己置于那些较早“从内部”对官僚蜕化和斯大林主义进行批评者的位置。 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他们的批评几乎没有得到响应,例如,不像1973年出版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 ”那样有反响。

 

绝对是这样。 事实上,我同克利斯提安·萨门(Christian Salmon)和厄里克·哈赞(Éric Hazan)在斯特拉斯堡召开一次的会议上讨论过这个问题。 ‘古拉格群岛’是造成审查的一个契机,也包括审查批判马克思主义派。 从那时起,禁止回顾1917年的经验,我们看到一些被称为新哲学家的人的思想选择的真实过程,他们假装不知道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正是来自革命者:我们可以想到的批判者,有维克托塞尔(Victor Serge),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anaït Istrati),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当然,还有托洛茨基及其1936年写的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线索要再次被采纳,它也是我喜欢这种连续性想法的原因,即: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我们再次进行的斗争,我们永远坚持的斗争。

 

其它人,比如你引用的丹尼尔本塞德(Daniel Bensaïd),在纪念俄国革命的时候,也回过头来看它。 你是否只是重复这个做法来延续传统? 因为即使你没有说要写历史,实际上,你现在会发现自己在谈论过去,你必定知道,引起过去改变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因 。

 

我认为有两件事。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是一个永久性的过程,而且这也是这本书的想法产生的原因:欧特蒙出版社(Autrement)的编辑对我说:“俄国革命一百周年即将到来,如果你在这个场合无话可说,那会很是奇怪的事”。 确实,我们下意识地不想太多为纪念活动而努力,但是我们必须继续进行一场关于真相记忆的战斗。

 

但是,事实上,也有这样的想法,例如,我们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中发现了过去和现在的潜在共轭连接:不要以为过去是完全关闭的一章,而是相反,它对我们自己说,即使在过去也有永远开放的历史章节,可以供人讨论不同的选择,今天仍然是这样,可以让我们看到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试图回顾过去,再次想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作为一个未发生的未来,并试图把它与现在相提并论。 这意味着既要清理那些失败者的记忆,清理被白匪或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杀害的革命者的记忆,还要质疑发生的过程,以便在将来防范如1917年革命经历的蜕化。

 

 

 

你能否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现在结合过去的例子?

 

没有疑问的是,再次检查历史以贴上好坏标记,那是浮夸轻易的做法,但是要理解当时革命者没有想到的某些议题,因为他们无法想到这些议题,看到未来。

 

比如,列宁在1917年夏天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这本卓越的著作,在很多方面仍然与今天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关于国家机器的结构,除了口号“一切权力苏维埃”以外,书中没有一句,说到苏维埃的权力究竟是什么,仿佛它是一个神奇的公式... 而这是今天在一些人中仍然存在的东西,无论是最革命左派还是最改良左派,都有这个想法,即一旦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所有的事情都会通过下面的力量或上面的力量整理而出。

然而,政治是众人事物的行政管理,而革命不是政治的死亡:恰恰相反,革命是一种对讨论,对抗,分歧的进行管理的新方式...因而,批判性地看待在苏维埃权力层面上所做的事情,在真正的现代议题的层面上可以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不想要通过简单地增加政治和民主的权利来抵抗官僚主义的现象,然而那些普通人可能想要。 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许多现象:劳动分工,体力工作与脑力工作的分工,权力的专业化,统治与异化的多重过程,这不仅是出现在市场领域内, 所有这一切也需要再次思考。

 

 

你说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不是来自共产主义的思想本身,也不是来自革命的思想,因为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对革命的否定和破坏的过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鼓励促成它的背境的一部分:在此,我想特别谈谈20世纪初俄罗斯民主文化的缺乏,而且还要谈谈革命过程的军事化。

 

你认为,现在有什么现象可以成为21世纪的反革命基础呢?

 

实际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断层线可能不是民主问题。 时代和背景发生了变化,也没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显然,它与20世纪初的沙皇和俄罗斯社会全无关系,这是非常不同的。

 

另外一个不同点是,我们面临着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捆绑在一起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是非常有组织的,它不是多数,可以由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组成,我们不打算仅仅是在理论层面打击它:我们必须找到设计和组织新社会模式的方法,考虑到这个对手的存在,因此,研究这些能够存在于强大和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中,而不是一个抽象想法的断层线。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些问题,公开讨论,而且我承认,令我非常担心的是与反官僚及反官僚主义化相关的问题。 而不是宣称我们是在反对官僚主义,使政治问题消失, 杰克·兰斯尔(Jacques Rancière)对此的看法绝对正确。

 

我们还没有摆脱困扰共产主义计划的官僚主义幽灵:它并不是天生的,但它缠绕不去,而大多数改革主义派别和最激进的派别,都难以接受我们有要再次讨论的战略观点,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

 

这次访谈发表在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周刊《反资本主义(L’Anticapitaliste)》,397期,2017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