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处理十月革命的历史遗产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斯大林主义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内就已经扎根了，而七十年后资本主义的复辟却遇到了很少的民众抵制。 当然，人们可以指出红军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主要作用，或者指出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扩大了反帝斗争的空间，或者指出在对付资本主义对一个主要国有化计划经济体的贪欲方面，它起到的控制作用。 然而，即使在这些领域，遗产也远非是不含混的。

但是，对于今天的左派来说，十月革命的主要遗产其实是最不含糊的。 它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他们 敢做”，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组织革命，从有产阶级那里夺取政治经济权力并消除其反抗，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是忠于其使命的：他们为工人和农民提供了他们需要和想要的领导。

因此，比较讽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和跟随他们的民众舆论，都把十月革命视为一个可怕的罪行，是受到建立社会主义乌托邦计划的意识形态启发而推动的行为。 根据这个观点，十月革命是一个蛮横的行为，将俄罗斯从正常发展的道路转移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 此外，十月革命引发了蹂躏俄罗斯近三年的内战。

关于这种观点，有个修改版本，甚至获得了一些左派人士的赞成，这些左派人士拒绝“列宁主义”（或者他们认为是列宁战略的东西），因为其中有因革命夺权和内战而爆发出来的独裁动力。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当人们从下层研究这个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很少有布尔什维克和支持他们的工人，是受“意识形态”鼓动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指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某种千禧年运动。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对普通大众面临的非常严重和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十月革命是实际的响应。 当然，这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道路 --- 不是按照某种先入为主的设计来建构的乌托邦，而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实际状况的一套具体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顽强地拒绝提供“未来的菜单”的原因。[2]

十月起义的直接和主要目的，是防止一场反革命，这场反革命受到资产阶级经济破坏政策的支持，要消灭二月革命的民主成果和承诺，使俄罗斯卷入帝国主义大屠杀的世界战争。 胜利的反革命 --- 这是十月革命唯一真正要替代的对象 --- 可能会让全世界第一次出现一个法西斯国家，比意大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对类似失败革命高潮的有些迟的反应，还要早几年。

当然， 布尔什维克以及俄罗斯大多数都市化的工业工人是社会主义者。 但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派别都认为俄罗斯缺乏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条件。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这样的希望，即夺取俄罗斯政权的革命，会鼓励西方较发达国家的工人也起来反对战争和资本主义，为俄国革命开辟更广阔的视野。 这确实是一个希望，但这远非确定的。 没有它，十月革命也发生了。

在我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我提出了支持这种十月革命观点的文件记载，以我的看法，这些档是可信的，不过我不会在这里罗列证据。 我宁愿解释，布尔什维克和支持他们的工人 --- 这个党由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组成 --- 害怕内战的威胁; 他们非常想避免这种情况，但避免不了，于是想要尽量减少其严重程度，意识到这些时，是多么的痛苦。 为了做解释，作为十月革命的遗产，我想更加强调“他们敢做”的意思。

防止内战的愿望，是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工人在革命初期支持“双重权力”的原因。 在这种安排下，由一个临时政府操控行政权力，这个政府最初只由代表有产阶级的自由派政治家组成。 与此同时，由工人和士兵选出的政治组织苏维埃，要监督政府，确保其忠于革命的纲领。 该纲领包括四个主要内容：民主共和国，土地改革，八小时工作日，以及旨在确保迅速民主地结束战争的活跃外交。 在那个纲领中，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

党长期拒绝资产阶级作为反独裁斗争的潜在盟友，而支持双重权力，就标志着与这个拒绝政策的根本性决裂。 这种拒绝政策是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工人党的根基。 这就是党在战前劳工高潮时期在工人运动中获得至高威信地位的原因。 拒绝资产阶级（同时又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排斥），源于工人 对资产阶级与专制政府密切合作反对他们民主社会愿望的长期而痛苦的经历。

对双重权力的最初支持，反映出给自由派一个机会的意愿，因为有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党（Kadet）在1917年成为他们的主要政治代表）恢复了对革命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来得颇为迟缓，或者它似乎支持革命。 他们坚持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在俄罗斯广大领土和前线的不流血胜利。 二月苏维埃掌权的假设会使有产阶级疏远革命，引起内战的阴影。 此外，工人并未准备好承担管理国家和经济的直接责任。

他们后来拒绝双重权力，要求向苏维埃转移权力，绝不是对列宁回归俄罗斯及其四月提纲发布的自动应答。 从根本上说，这些提纲是对党传统立场的回顾，不过是在世界大战和胜利民主革命条件下的回顾。 如果列宁的立场胜出，那是因为情况越来越清楚地显示，有产阶级和他们在政府中的自由派代表敌视革命目标，实际上想要扭转革命。

早在四月中旬，自由政府就明确表示支持战争及其帝国主义目的。 甚至在此之前，资产阶级报刊就终止了民族团结的短暂蜜月，发起运动，反对所谓的工人利己主义，说工人以牺牲战争生产为代价谋求狭隘的经济利益。 其意图显然是破坏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工人-士兵联盟。

并非无关的是，在工人中间，对以供应困难为由而逐渐停工的怀疑越来越多，工厂主们坚决拒绝政府对不景气经济的监管，扩大加剧了这种怀疑。 停工一直是工厂老板们最喜用的武器。 在战争爆发前的六个月里，首都工厂老板与国营工厂当局一起组织了不下三次的全面停工，在此期间，共有30万工人被解雇。 而在十年前的1905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首都的两次大停工给俄国第一次革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到了1917年的春末和夏初，“调查学会（census society）”（有产阶级）的知名人士呼吁镇压苏维埃，并获得了他们阶级的大会的持续赞赏。 然后在6月中旬，在盟国的强大压力下，临时政府发动了军事进攻，结束了自2月份以来在东线实行的事实上停火。

所以，到了六月份，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经接受了布尔什维克要求，要政府摆脱有产阶级的影响。 这实质上就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意思：一个政府只对工人和农民负责。 到了这样的程度上，布尔什维克和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经接受了内战的必然性。

但这本身并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工人和农民（士兵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战争发生在普通大众内部，在“革命民主派”范围内。因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SRs）主宰了首都以外的大部分苏维埃，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和农民执行委员会。 他们支持自由派，把领导权交给联合政府，以支持后者的弱势民众权威。

7月初，革命民主派内部的内战威胁被强行带入，当时一些卫戌部队和首都的工人一起大规模地示威，迫使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自己掌权。 他们不仅在这个目标上失败了，而且他们的示威活动标记了革命的第一次严重流血事件，随后是一波政府对左派的压制措施浪潮，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原谅了政府的做法。

因此，七月危机 (The July Days)使得布尔什维克及其工人支持者没有一条明确的前行道路。党正式地采取了列宁提出的一个新口号：权力归于一个“工人和贫农的政府”--- 没有提到苏维埃，因为在首都之外他们受到温和社会主义者的控制。 列宁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要准备起义的号召，一个可以绕开苏维埃的起义，而且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是转而反对他们的。 但实践中，这个口号，不为党和首都工人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反对仍然支持温和派的人民群众 --- 也就是意味着革命民主派的内战。

特别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即左倾知识分子的态度，其本身是受过教育的少数人。 左派知识分子几乎普遍支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下层人民据绝对多数的平民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是如此，他们于1917年9月从俄罗斯农民党(SRs) 脱离出来，并于11月与布尔什维克组成联合苏维埃政府。 没有受过教育者的支持，管理国家而且也许还有经济，这个前景令人深感忧虑，而工厂委员会的积极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对此尤其担心。

8月底，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无端起事，得到了有产阶级的热烈支持，最初，似乎开辟了一条走出僵局的道路。 面对明显的情况，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接受了同自由主义者决裂的必要性。（自由派部长在起事前夕辞职）。对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发的消息，工人做出的反应，奇异地混合着放松和警惕的情绪。 他们感到放松的是，他们终于可以采取行动，反对进攻中的反革命了 --- 他们奋力这样做了 --- 与其余的革命民主派行动一致而不是反对他们。在科尔尼洛夫的失败之后，列宁为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提供了其党的支持，履行了一个忠诚反对派的责任，可能的话，它会取得政权。

但是，经过一些短暂的动摇之后，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拒绝同有产阶级决裂。 他们允许克伦斯基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一些特别可恶的资产阶级人物，例如实业家斯米尔诺夫（S.A. Smirnov），不久前他才解雇了他纺织厂的工人。

但到了9月底，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大部分苏维埃已经占有多数，于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勉强决定于十月二十五日召开的苏维埃会议上可能成为多数派。仍然躲在逮捕令的列宁要求他的党中央准备起义。 但是中央的多数人犹豫了，宁愿等待立宪会议。 他们的犹豫可以理解。 毕竟，一场起义将会释放大部分尚是潜而待发的内战。 这是一个结果未知的可怕跳跃，它可能使党在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条件下，担起执政责任。 另一方面，如果制宪会议能够克服俄罗斯社会特色的深刻两极分化，或者说有产阶级会接受它的决定，这还是个希望，如果反对他们，那希望肯定就是一种幻想。 而与此同时，产业崩溃和大规模饥饿也即将来临。

如果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决定组织起义，那不是因为列宁的个人权威，而是受到党内中下层的压力，列宁曾经向后者发出呼吁。 1917年10月，彼得格勒党组织成员4.3万人，其中工人2.8万人（整个工业劳动力42万人左右），士兵6000人。 这些工人已经准备好行动了。

然而，党外工人群众的情绪却更为复杂。 他们强烈支持向苏维埃转移权力的要求。 但他们并不是要倡议本身而已。 从革命的头五个月起，当普通工人坚持这个倡议并强迫党遵从时，这是一个明显的逆转。 在‘二月革命’中，在四月份反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抗议中，情形都是这样，还有，在争取工人控制，防止缓慢停工的运动中，以及在7月份旨在迫使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接掌政权的示威活动中，情形也是这样的。

但七月危机 (The July Days)的流血事件和随后的镇压改变了事情。 诚然，政治形势已经演变，几乎到处都是布尔什维克在带领苏维埃。 但是在暴动之前的那几天，整个非布尔什维克新闻界都自信地预测，工人会遭到比七月危机还要血腥的暴动失败。

让工人们犹豫的另一个来源是大量失业的阴影。 推进产业崩溃是支持立即行动的最有力论据。 但这一个不安全因素，也造成工人的犹豫不决。

因此，这一倡议落到了党的身上。 而且，似乎布尔什维克工人们自己也不是没有怀疑的。 但是他们有一定的素质，是经过多年与专制和企业主的激烈斗争而形成的，使他们得以克服疑虑。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脱离资产阶级而获得阶级独立的愿望，这也是布尔什维主义工人运动的特征。 在革命前的几年里，这些工人坚持要求他们的组织，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都不受有产阶级的影响。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些工人强烈的尊严感，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在俄罗斯，一个“觉悟工人”的概念包含了整个世界观和道德准则，后者同调查学会的观点和道德规范不同，并且基本上是与之相反的。在其它方面，尊严感表现在“礼貌演讲”的要求中，这个要求总是在工人的罢工要求清单中出现。管理层有礼貌的用第二人称复数提出要求，而不是非正式的单数，那是为亲近朋友，孩子和下属保留的。在编制罢工统计资料时，沙皇内政部在政治要求栏中列出了“礼貌待人”，可能是因为这意味着拒绝了工人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1917年的工厂会议决议经常把临时政府的政策称为对工人阶级的“嘲弄”。而在十月，当时工人赤卫队跑步不肯弯腰或拒绝打得倒下，因为他们认为对革命工人来说，这是怯懦和耻辱，所以士兵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把脑袋送给敌人是不光荣的。但是，如果阶级荣誉感是一种斗争责任，那么没有它的十月革命是不太可能的。

尽管在十月这项倡议主要落在了党员身上，但几乎所有工人，甚至大多数印刷人员，孟什维克的传统支持者，也都欢迎起义。但是新政府组成的问题立刻就出现了。所有由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工人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本身都呼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各党派的联合政府。

这又一次表达了对革命民主派的团结和避免其里面出现内战的关切。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对纳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但不包括左翼俄罗斯农民党(SRs)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认为他们会瘫痪政府的行动。但在谈判进行时，他们却站在一边。

然而，这个联盟未成。在谈到苏维埃权力问题上，谈判很快就破裂了：布尔什维克和绝大多数工人都希望政府对苏维埃负责，也即那是一个不受有产阶级影响的大众政府。然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要建立一个可行的政府，苏维埃是过于狭隘的基础。虽然有点掩盖，他们继续坚持，要包括有产阶级的代表，或者至少是在苏维埃没有代表的“中间阶层”。但是，俄罗斯社会是深深分裂的，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后者与有产阶级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尽管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占多数，但是温和派拒绝任何拥有布尔什维克多数的政府。实质上，温和派要求取消十月革命。

一旦事情变得清楚了，工人对广泛联盟的支持就消失了。不久之后，与工人达成了相同结论的左翼俄罗斯农民党(SRs)与布尔什维克组成了联合政府。到十一月底，一个由左翼俄罗斯农民党(SRs)主导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其执行委员会同工人和士兵代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合并，这一决定让布尔什维克党松了口气并受到欢迎，也受到工人的普遍欢迎：至少从下面实现了团结，虽然没有左翼的知识分子，但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大多数取得了一致。（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孟什维克与俄罗斯农民党(SRs)不同，并没有采取武力反对苏维埃政府。）

那么，作为十月的遗产，这就是“他们敢做”的含义。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党，按照格言“尽人事，听天命”（“Fais ce que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行动，托洛茨基认为这个格言应该在一切伟大斗争中引导革命者。[3]但我试图表明，这个挑战并不被轻易接受。布尔什维克不是冒险主义者。他们担心内战，试图避免内战，如果不可能的话，至少要限制其严重性，并提高胜算。

在192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孟什维克领导人费多尔·丹（Fedor Dan）解释说，即使在科尔尼洛夫起事之后，他的党拒绝与有产阶级决裂。那是因为“中间阶层”，在苏维埃没有代表的那部分“民主派”（丹提到教师，一个合作者，莫斯科市长...）不会同意与有产阶级的分裂---他们相信，没有他们，国家就不能得以管理。他们甚至不会考虑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丹继续说道：

然后--- 理论上！--- 与联盟（与有产阶级的代表）决裂只有一条路径：与布尔什维克组成一个政府 --- 一个不与“非苏维埃”民主派（“中间阶层”）联合，而是反对它的政府。鉴于布尔什维克当时的立场，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不可能接受的。我们清楚地了解，走上这条道路就是要走上恐怖和内战的道路，去做一切布尔什维克事实上后来被迫做的事情。我们谁都不觉得有可能为这个非联合政府的政策负责。[4]

丹的立场可以和另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斯坦科维奇（V.B. Stankevich）形成对比，后者是其党内罕见的人物（曾经是临时政府的前线政治委员）。他在1918年2月致同党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必须看到，到那个时候，人民运动的力量在新政权的一边…。

有两条路向他们 [温和的社会主义者] 开放：进行与政府不可调和的斗争，或者作为忠诚的反对派，进行和平的创造性的工作…。

前执政党可以这样说吗？说他们现在已经变得如此有经验，可以担当治国的任务，这个变得不容易而且更难的任务？实质上，因为他们没有反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而没有一个纲领的斗争就是墨西哥将军的冒险。即使存在创建纲领的可能性，你也必须明白，你没有力量来执行它。要推翻布尔什维主义，即使不是正式的话，事实上，至少也需要从俄罗斯农民党(SRs)到极右派的各方联合努力，。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也是更强大的…。

只有一条道路：统一的人民阵线，团结的全民工作，共同的创造力...

那么明天呢？继续毫无意义，实质上是冒险主义的夺权企图？或者与人民共同努力，帮助它处理俄罗斯面临的问题，为永恒的政治原则，治国的真正民主基础进行和平斗争的有关问题！[5]

我会让读者自己决定，丹或还是斯坦科维奇的看法更优。但是可以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敢做”的拒绝，有助于他们所说的让他们害怕的结果。

自1917年10月以来的历史充满了左翼党派不敢做的例子，即使他们应该做的时候也不敢。其中包括191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German Social Democrats），1920年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Italian Socialists），1936年的西班牙左派，1945年和1968年至1968年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1970-73年的智利民众团结（Chilean Unidad Popular），最近的希腊左派联线（Syriza）。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组织起义，而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采取一个战略，目标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战略必然要求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决裂。

今天，人类面临的另一些挑战是如此的两极分化，前所未有，唯一真正的选择是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当文明社会的未来本身受到威胁时，左派应该从十月革命获取灵感。这意味着，尽管过去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和联合的社会力量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但为了像拒绝幻想一样，拒绝恢复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目标，要回到“真正的社会民主”。这样一个当代资本主义的纲领必然失败，进一步失效。今天，‘敢做’，就是要制定一个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战略，接受这个目标，必然会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实行革命性的决裂 。

脚注

[1]这篇文章大部分基于我的“俄国革命期间的彼得格勒工人”一文，布里尔赫马基特，莱顿和波士顿，2017年。

[2] K.马克思，“第二版资本论后记”。 第一卷。 国际出版社，纽约，1967年，p17。

[3]托洛茨基，“我的生活”，1930年，纽约，斯克里布纳，p418。

[4] 费多尔·丹（Fedor Dan）“临时政府最近的历史”，

第一卷，柏林（ https：//www.litres.ru/static/trials ... ）。

[5] IB.奥洛夫（Orlov），“Dva puti stoyat pered nimi ...”伊斯托利切斯基   文件，4，1997，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