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經濟學的考驗

特朗普經濟學的考驗

邁克爾·羅伯茨

在唐納德·特朗普當選之前，每逢他在民意調查中有所改善時，股票市場都下跌。金融資本不希望他贏。但自從他令人驚訝的當選以來，股市並沒有下滑。相反，隨著美元走強，它們大幅上漲。看來，對資本來說，“唐納德”完全是一件好事。

這種樂觀主義大多是一廂情願。但一廂情願的想法可以在市場上作用一段時間。這個想法的依據是特朗普提出的政策：特別是企業部門的減稅，以及有利於1％收入最高者的個人所得稅的減少。此外，他還聲稱，將在全國各地的新基礎設施和投資專案上花費高達1萬億美元，放開對銀行的管制，減少勞動者的權利（那還剩下什麼？）。

刺激措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耳熟能詳的音樂，儘管凱恩斯主義頂尖大師普遍對“唐納德”的態度和粗魯感到厭惡。事實上，如果這些政策在未來一年左右實施，那麼對於世界經濟的凱恩斯主義解法，特朗普經濟學（Trumponomics）將是下一次考驗，檢驗它能否讓世界經濟走出這一長期蕭條。日本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遵照類似的公共支出政策，減稅和量化寬鬆政策，已經悲慘地失敗了。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幾乎沒有變動，而工資收入和價格依然不敢稍動。

但現在有些凱恩斯主義者讚揚特朗普的做法是“與新自由主義的決裂”。偉大的歷史學家和凱恩斯傳記作家羅伯特·斯吉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告訴我們，“特朗普還承諾將有8000億美元到一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融資方法是債券發行以及大量減稅，其目標是創造2500萬個就業機會和促進增長。這與維護福利待遇的承諾一起，是凱恩斯財政政策的現代形式。所以斯吉德爾斯基繼續說道：“當特朗普從民粹主義向政策轉變時，自由主義者不應該厭惡和絕望，而應該參與特朗普斯主義的正面潛力。他的建議需要被質詢和提煉，不應被視為無知的狂妄言論。”不錯，被凱恩斯主義說服的自由主義者可能想‘參與’特朗普並採用特朗普經濟學，但是那些想要改善‘勞動法（Labour）’的人，是大多數，他們不屬最富有的1％，持有不同的觀點。

那麼，讓我們來查看一下特朗普經濟學。顯然，斯吉德爾斯基（Skidelksy）認為削減企業稅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並增加增長。不過，沒有證據顯示，以往主要經濟體中企業稅的削減，有過任何這樣的效果。在新自由主義時期企業稅率被削減，但經濟增長萎縮。發生的情況是，犧牲勞工讓資本的利潤增加，讓非生產性金融投機增加。據官方資料來看，美國企業的邊際稅率為35％，但剔除各種豁免金，實際上只有23％，是全球最低的。

特朗普的基礎設施計劃是極為需要的。在我的博客中，我經常列舉美國公共服務和交通的可怕狀態。美國固定資產的平均年齡為22.8歲，是1925年以來資料中最大的。基礎設施支出為30年來的低點，橋樑，道路和鐵路在我們眼前搖搖欲墜。根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2013年度的報告，到2020年，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資金將超過3.4萬億美元，其中道路，橋樑和過境費用為1.7萬億美元；電力和電網為7360億美元； 3910億元用於學校；機場需1340億美元而水路及相關工程則為1330億元。但聯邦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在過去三十年中已經下降了一半，從GDP的1％降到0.5％。

毫無疑問，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將有助於美國經濟，提升一點增長 --- 高盛估計每年上漲0.2％。但特朗普四年花費1萬億美元的建議是假的。其絕大部分根本不是公共投資。這些資金將來自有提供資金動機的私人資源：大型建築公司和開發商（如特朗普公司本身），他們將獲得減免稅款，也有權對使用其建成的橋樑，道路的用戶收取過路費。直接公共開支和建設將受到限制。

此外，正如我在許多發文中所說的那樣，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凱恩斯主義的刺激計劃有助於就業和增長。斯吉德爾斯基（Skidelksy）談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時期。實際上，在羅斯福時期很少有長期的或新的工作機會產生出來。失業率一直維持到戰爭開始。正如美國凱恩斯經濟學權威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他的書“終結蕭條（End Depression now）”中指出的那樣，是這場戰爭成就了全面的就業和經濟的復蘇。

在“緊縮”期間，從2009年起，當時政府在經濟衰退 --- 我們仍然處在這個時期 ---之後，試圖運用預算剩餘，想要削減公共債務，而凱恩斯主義者告訴我們，緊縮的“係數”是巨大的（即通過削減預算赤字或政府支出，增長大幅度地以一比一以上的比例減少）。那麼，在以前的發文中，我已經表明，這個“強大的係數”確實是有問題的。事實上，自2009年以來，減少或提高政府赤字或支出，同增長之間幾乎沒有相關性。與增長關聯最密切的是利潤而不是政府支出。

最近，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諾拉·特拉姆（Nora Traum）發了一文，題為“清除財政乘數陷阱”。她發現“不同的假設創造不同的乘數”。她詢問了九位建模者，使用三種不同的模型來預測三種不同稅制改革方案對增長的影響。對於一次改革，短期增長預測從-4.2％到16.4％不等，長期來看，從1.7％到7.5％不等。

最近的研究表明，對資本最好的消息，是削減政府支出而不是提高稅收以實行緊縮政策。減少政府支出給私人資本提供了更多的空間，而增加像企業稅這樣的稅收，對資本更有害，從而影響到增長。如果我們現在預期特朗普實行財政擴張而不是緊縮（我們會看到），那麼資本就希望減稅，但不希望政府支出（除了那些獲得合同的開發商），特別不希望其直接干擾或取代私人投資。這就是後凱恩斯主義的邁克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本人反對凱恩斯主義刺激的觀點。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解釋了為什麼。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私人資本投資占主導地位，真正推動投資的，是那些項目的盈利能力。因為利潤太低，私人投資未能到位，但即使如此，公共部門也不能干預。

這就是特朗普計劃與中國政府在2009年以來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和城市化投資方面的差距。過去十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花費了11萬億美元，是特朗普計劃的十多倍。這種公共投資由國家銀行資助，由國有企業執行，削弱了私營企業在中國的增長。但是控制經濟的是中國政府，不是國內外大企業（世界銀行頗感失望），這種投資可以在這個長期蕭條時期實現6-7％的年增長。

因此，特朗普經濟學能否像特朗普聲稱的那樣，取得高達每年4％的經濟增長率，其可能性很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顧問認為採用與特朗普計劃相似的方案，就能讓GDP增長率達到4％以上時，主流經濟學家(romer-and-romer-evaluation-of-friedman1)對其是一片撻伐聲，說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 不錯，我同意。但是現在特朗普宣導它，金融市場和凱恩斯主義者卻發現它是有吸引力的，甚至是可能的。

像安倍經濟學一樣，特朗普經濟學確實是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結合。顯然，新的支出和減稅的代價，是更多地放鬆對市場和勞動條件的管制來增加利潤。這應該是按“動態模式”促進增長率，這個模式以前被稱為“滲滴式經濟學”，其主張是給富人減稅可以讓其將錢用於商品和服務，以便我們其他人得到多一些的收入和工作。根據特朗普自己經濟專家們的看法，主要的激勵作用並不是來自個人或企業稅率的減少，而是因為允許企業不拖時間地迅速收回投資。

斯吉德爾斯基（Skidelksy）在他對特朗普政策的讚美中，忽略的是特朗普經濟學的特徵：貿易保護主義和移民限制。這些政策比凱恩斯式的刺激更有可能得以執行。特朗普計劃放棄TTP（與日本和亞洲的區域貿易協定）和TTIP（與歐洲的區域貿易協定），並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談判”區域貿易協定“NAFTA”。目的是‘保護’美國的工作，結束廉價的墨西哥勞工。

正如唐納德去年三月所說：“我要讓蘋果公司開始在我們的土地上而不是在中國製作電腦和iPhone。”他想對中國進口商徵收45％的關稅。據大和資本市場（Daiwa Capital Markets）估計，這可能會拉低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4.8％，在三年內減少中國向美國出口的87％。雪梨大學資訊研究學院教授傑森·德特裡克（Jason Dedrick）估計，即使蘋果在美國找到足夠的工人進行裝配，蘋果iPhone 7的成本可能會增加30-40美元。由於勞動力僅占電子設備整體成本的一小部分，這些較高費用的大部分，將用於運輸零部件到美國。如果iPhone元件也在美國製造，那麼設備的成本可能會攀升到90美元。這意味著，如果蘋果選擇將所有這些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該設備的零售價格可能會上漲約14％。因此，即便假設中國沒有報復，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也將意味著美國商品價格開始大幅上漲。

正如約翰·史密斯在其雄辯的著作“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化，超級剝削和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中所表明的那樣：“全球貿易的80％（以出口總額計）與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網路有關。”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估計，“約60％的全球貿易……由中間商品和服務的貿易組成，它們是在用於最終消費的商品和服務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階段納入的。”當代全球化的一個突出特徵是，現在許多全球價值鏈中，增長中的非常大比例的勞動力落在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一句話，正如史密斯先生所引用的加里·格雷菲（Gary Gereffi）的說法那樣，“大部分世界工業生產的重心已經從全球經濟的北方向南方轉移。”

把所謂“全球化”的這個關鍵特徵扭轉，只會對美國公司造成損害，同時把任何成本和價格上漲的負擔轉移到美國普通家庭身上。

全球化 --- 世界貿易的跨境擴張和資本流動以及國際增值鏈的發展 --- 是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歷過的利潤下降的重要因素。勞動權利的放鬆，工會權力的破裂，國內公共部門資產的私有化，這些都伴隨著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特朗普現在談到要扭轉這一反作用因素，以利於他在美國中西部的“生銹帶”中的選舉支持者，因為美國跨國公司搬移到墨西哥，亞洲和拉丁美洲剝削更便宜的勞工，這些地區受到最多的影響。

諷刺（以及資本的擔心）的是，大衰退和隨之而來的長期蕭條似乎在結束全球化。在特朗普和脫歐運動（Brexit）之前，全球化已經陷入困境。自2009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大衰退和隨之而來的長期蕭條（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已經使世界貿易的擴張停止了。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衡量標準，主要跨國公司之盈利能力的提高，現在正處於停滯中。

當然，資訊流（主要是互聯網流量和電話）爆炸，但貿易和資本流動仍然低於衰退前的高峰。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

最近，在特朗普勝選之前，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會面，他們已經看到全球化危機緊迫的徵兆。他們表示反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如德意志銀行的經濟學家們所說的：“感覺我們正在走向一個經濟時代的終結......因為系統中的現有壓力，為了防止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變化，時間正在耗盡。”

資本策略師擔心，特朗普經濟學只會使全球盈利能力變得更糟。前歐洲央行成員，金融資本首席策略師賓·斯馬季（Bin Smaghi）評論說：“試圖扭轉全球化，可能是有害的，對於邁出第一步的國家，傷害尤其深。在最近一波的浪潮中，發達經濟體面臨的挑戰最大，所以反全球化運動正在得到支持，政府也傾向於轉向內部。然而，由於他們的經濟如此之大，受到全球化網路的約束，除非新興市場也退縮，否則它們不能扭轉局面。”

風險在於，隨著貿易進一步下滑，流入資本枯竭，新興經濟體可能會陷入低谷。新興經濟體已經從美國和歐洲的銀行舉措大量的債務（信貸）來投資，而錢並不總是用在生產部門。由於全球利率非常低，美元走弱，因此美元借款不成問題，迄今尚未造成任何問題。

但這是改變的開始，部分是由於特朗普經濟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今年在奧地利，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發出了35次信用降級，只發表了5次升級。評級公司評估的134個國家中，目前對35個國家的展望是負面的。國際清算銀行去年年底的資料顯示，至少有7萬億美元的政府債務有降級的危險。這一被穆迪投資看衰的國家比例，是自2012年以來最高的，而它不會在更糟糕的時候出現。債券利率，特別是長期債券利率現在急劇上漲。如果這是債券市場35年牛市的結束，那麼，經過多年的低利率後，政府可能需要準備大幅度提高借款成本。

與此同時，美元與其他主要貿易貨幣相比，呈強勢上漲態勢。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伴隨著借貸成本上升和貿易停滯不前，目前受到特朗普經濟學的威脅，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將會增加，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