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西哥爆發的教師抗議活動，是長達一個世紀的爭取公平教育和真正民主之鬥爭的一部分。

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有140萬會員，持不同政見的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中還有20萬以上的活動者。 四個月來，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一直在進行罷工和直接行動，有時會癱瘓恰帕斯州，瓦哈卡州和米卻肯州。

三十七年來，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一直在領導一個群眾運動，以爭取更高的教師工資和保護公眾教育。最近，在反對政府教育改革法的鬥爭中，為國家提出了新的教育模式。

在該國的社會政治史上 ，墨西哥的教師是如何佔有中心位置的？ 他們在政府的酬傭勞動政治制度中，以及在挑戰政府的工人階級社會運動中，是如何成為這樣一個有組織力量的？ 異見教師運動是什麼，想要什麼？

墨西哥革命時代

在現代墨西哥，教師角色的根源在於革命時期，那時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在爭取農業改革的農民運動中擔任政治顧問角色。

從1520年代的西班牙征服到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天主教會為墨西哥人民提供了一些小規模的正規教育。最好的天主教學校是為富人和少數中產階級專門預備的，而為工人和農民開辦的學校很少，教育品質也差。

在墨西哥總統波菲裡奧•迪亞斯（1876-1911）的獨裁統治時期，政府建立了第一個公共教育系統，但它是非常有限的，涉及的該國年輕人很少。將大眾公共教育帶到這個國家的，是墨西哥革命。

墨西哥革命有幾個隱含的目標和最終的成就：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承認工會，石油工業國有化，建立一個自由，世俗的公共教育制度。 1910年至1920年的暴力時期結束之際， 阿爾瓦羅·奧佈雷貢總統（Álvaro Obregón）在1921年創建了公共教育秘書處（SEP），並任命了“宇宙人”（Cosmic Race）的作者，哲學家兼作家何塞·瓦斯康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為主管。

曾與革命左翼---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法蘭西斯科·“潘喬”·威拉（Francisco “Pancho” Villa）大會 --- 結盟的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os）被總統阿道弗•德拉•韋爾塔（Adolfo de la Huerta）任命為墨西哥國立大學校長。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os）創造了著名的大學座右銘：“Por mi raza hablará el espíritu”（“靈魂將通過我的競賽說話”）。 為了使這個想法成為現實，他推廣大眾教育，這種教育是民族主義的，也具有拉丁美洲的特點。

作為大學校長，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os）與教師志願者開展了全國掃盲運動，作為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的負責人，他繼續推動其理念，即教育是讓墨西哥人民獲得解放的工具。

瓦斯康塞斯（Vasconcelos）將其教師比作為傳教士，革命福音的傳播者。 教師有一個神聖的使命：提升窮人，被壓迫者和未受教育者的地位。

土地改革時期

教師接受這項任務，有時候會有生命危險。

在1910年至1920年的革命動盪期間，然後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期間，當時農民起而要求莊園主歸還他們祖傳的土地，是當地的教師們經常幫助文盲農民，制定他們的要求。 我們可以說，教師成為1910年代和1920年代農民運動的工會管家。

幾乎肯定的是，教師是村裡唯一偶爾讀報紙的人，很可能是唯一讀過書的人，他們以徹底的土地改革運動語言表達村民的要求，在類似米超康（Michoacán）和韋拉克魯斯（Veracruz）這樣的地區，其訴求還經常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事實上，20世紀20年代初，這些州的激進農民運動的一些領導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共產黨。

當地的鄉村小學 --- 那個年代，少有人學歷超過六年級 --- 不僅成為土地改革運動的堡壘，更普遍的是墨西哥革命的堡壘。

在革命之前，天主教會舉辦了大部分的學校教育，但幾乎沒有為農村窮人服務的學校。1917年憲法 [ https：//www.loc.gov/exhibits/mexica ... ] 結束了教會在教育中的作用，要求國家為所有人提供免費，平等的教育。

公立學校教師往往是自由思想家，多是強硬的無神論者，他們指責天主教教會及其牧師愚弄人民，用迷信塞滿人們頭腦，並向要求施行洗禮，結婚和赦罪禮的人收取高昂的費用。 相反地，農村教師雖然受制于自己的有限教育，卻努力傳授現代，理性和科學的世界觀。

20世紀20年代，教師的角色是農民的支持者，教會的對手和繼續深入革命的運員者，這使得他們成了地主的目標，後者派出其白衛兵（guardias blancas）中的槍手暗殺當地的教師，這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農村教師仍然挺身上前，繼續用文字表達農民對土地的需求。

社會主義教育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導致一些農業部門的崩潰，以及許多莊園的失敗，削弱了地主階級。在1934年 拉薩羅•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擔任總統時，他支持爭取莊園土地的農村改革運動，支持農村學校及其教師。

在他的支持下，一個較為強大的農民聯盟和工業工會運動發展壯大，成為總統的強力支持者。 卡德納斯不但以集體所有的形式把數百萬英畝的土地分配給土著農民，而且還在某些情況下向農民組織提供武器，讓他們捍衛土地不受白衛兵侵佔。

與此同時，卡德納斯不但加強了公共教育，還使公共教育激進化了。卡多納斯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認為他的計畫是利用政府來控制經濟發展和現代工業，在農業社會中創造社會主義。

作為該計畫的一部分，以他為首的執政黨修改了1934年憲法，規定 “國家教育將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在此期間為公共教育秘書處（SEP）提供了一些工作人員的墨西哥共產黨（PCM）同意總統的社會主義教育目標。

政府實行的新社會主義教育專案 --- 被許多人非常正確地解釋為無神論教育 --- 立即導致與教會和其他保守勢力以及鄉村虔誠農民的衝突。

在某些地區，當地人燒毀學校，割下教師的耳朵; 在其它地方，他們暗殺了教師。 該國許多地區在這個問題上分裂很深，一些地區幾乎處於叛亂狀態。

左派和右派的許多人回顧起來，認為卡多納斯實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決定是政治判斷的大錯誤，儘管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圍繞社會主義教育的鬥爭，有助於形成多元文化民族主義的意識。

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成立

在卡德納斯總統任職期間（1934 - 1940年）期間，他獲得了工會支援，並鼓勵工會組織的動員和罷工。 同時，他迫使工會中心化，組建全國聯盟，分為三個不同的聯盟，一個是工人（CTM）的，一個是公職人員（OATSE）的，一個是農民（CNC）的。 （雖然一些大城市和一些州的教師組織起來，形成各種教師聯合會，但在那些年裡，教師沒有成功組建單一的全國教師工會）

卡德納斯把新的勞工聯盟帶入了國家黨，把它從革命民族黨（PNR）改名為墨西哥革命黨 （PRM），口號是“為了社會主義”。

卡德納斯設想通過國家黨從上面指導和創造農業社會主義。 所以諷刺的是，墨西哥最左翼的總統也是一個公司系統的創建者，也就是說，國家黨控制工會和工人。

然後卡德納斯選擇曼努埃爾•阿維拉•卡馬喬 （Manuel Ávila Camacho）（1940-46）擔任總統的繼任者，後者是一個保守得多的領導人。

是阿維拉•卡馬喬（Ávila Camacho），在1943年創建了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他把教育工作者聯盟（SUNTE），墨西哥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聯盟（SMMTE），全國教育工作者自治聯合會（SNATE）和墨西哥教育工作者聯盟（STEMRM）和其他小型組織合為一體。

1943年至1949年間，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成為宗教右翼，國家黨和左派之間鬥爭的場所。 執政黨成功打破了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裡保守員工的權力。

然後在1949年，在美國國務院的壓力下，冷戰來到墨西哥，這是國家黨領導人歡迎的發展，在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開啟了第二條戰線。

冷戰導致執政黨，也即現在的體制革命黨 （PRI），把共產黨人趕出教育部。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也將他們排除在外。

在20世紀50年代，墨西哥的教育制度受到兩個強大的國家官僚機構的控制：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其領導人合作控制教師，其中許多是19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會運動鬥爭的退伍軍人。

在墨西哥制度下，勞工官僚往往是由國家黨強加給工會的，有時是蠻橫強加的。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合作，為一大批工會工作人員和非教學工作提供資金。 國家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官員與體制革命黨 （PRI）州長和當地官員以及鄉村老闆印第安人酋長合作。

要求工會官員確保工人不為更高的工資而罷工，並投票給執政的體制革命黨 （PRI），作為回報，官員們會成為國會議員，參議員和州長以及體制革命黨 （PRI）本身的領導人。

教師們在基層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恐懼和好處，讓體制革命黨 （PRI）贏得全國的選舉，把持所有政權，從市政廳，省政府，到議會總統府。總統控制了最高法院的法官。

第一次異見者運動

1940 - 1970年間，這是“墨西哥奇跡”的時代，墨西哥經濟的高速增長率為3％至4％，通貨膨脹率為3％。

奇跡源於民族主義的經濟模式，進口的替代，控制大部分經濟的國有產業部署，以及維持工人的低工資。 在這期間，工會受到國家的控制，它的工作是讓工人（包括教師）不要求更高的工資。

正是由此導致了墨西哥第一次異見教師運動。

領導這個運動的，是奧通·薩拉紮爾（Othón Salazar 1924-2008），他是一名出生在格雷羅（Guerrero）的教師，運動首先發生在歐克斯特佩克師範學校（Oaxtepec Normal School），然後發生在阿約廷紮帕師範學校（Ayotinzapa Normal School），最後在國立師範學院（National Teachers College），奧通·薩拉紮爾在1951年成為教師，1952年成為青年共產主義俱樂部的一名成員。他很快就被公認為墨西哥城高級師範學院的教師領導人。

在薩拉紮爾的領導下，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第 9區在1956年舉行了罷工，爭取更高的工資。然後在1957年，他和他的教師組織了革命教師運動（MRM），在墨西哥城和其他地區的教師中間展開了更廣泛的運動。 1958年，革命教師運動（MRM）開始在墨西哥城舉辦了一系列抗議示威遊行，要求提高工資。

政府對示威者的反應是，破壞抗議遊行活動，逮捕和短期監禁薩拉紮爾，指責他是共產黨人和蘇聯間諜，犯煽動叛亂罪。

政府壓制了這一運動 ，當薩拉紮爾在1960年領導高等師範學院的第二次罷工時，他被解雇了。從1956年至1977年，他繼續領導革命教師運動（MRM）。

在革命教師運動（MRM）抗議活動的同時，另一位共產黨人德米特裡奧•巴列霍（Demetrio Vallejo）成為墨西哥鐵路工人工會領導的人，領導了該國鐵路的總罷工。

這個罷工，癱瘓了國家，被墨西哥和美國政府解讀為共產黨的革命企圖，被軍隊鎮壓了， 有幾個人死亡，數百人被捕，這次運動被徹底破壞了。

共產黨領導的鐵路工人和教師運動的失敗，使得墨西哥的群眾社會運動終結了十年。

鎮壓民主運動

墨西哥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發生了巨大變化。 1910年至1940年的革命給了農民土地，帶來學校和診所，人口急劇擴大。 後革命政府也建成了連接城市的道路和高速公路。 數百萬的革命子孫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導致城市地區和人口的天文數字式擴張。

體制革命黨 （PRI）的老式工農結構，不再足以代表全國擴大的有數百萬高中和大學學生的社會結構。 年輕的墨西哥人對自己和他們的國家抱有更高的期望。

然後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 ，激發了墨西哥的激進社會變革運動。

在墨西哥社會的基礎上，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發展了起來，於1968年在墨西哥奧運前夕，出現了大規模民主示威活動。

學生和教師一直是運動的中心，全國有數十萬人聚集在其周圍。 古斯塔沃•迪亞斯•奧拉茲 （Gustavo Díaz Ordaz）總統（1964 - 1970年）的回應是，調集員警和軍隊襲擊這個運動，在特拉特洛爾科（Tlatelolco）三元文化（Three Cultures）廣場殺死了三百多人。

1968年的事件成為墨西哥歷史上的一個巨大轉捩點，導致了接下來的幾十年的一系列民主運動。

新左派走向人民

體制革命黨 （PRI）對民主運動的暴力鎮壓，導致成千上萬的年輕墨西哥人轉向左派。

親蘇聯的墨西哥共產黨（PCM）在這個時期有所增長，但是，極左派 --- 菲德爾•卡斯楚和埃內斯托•切•格瓦拉，毛澤東和萊昂•托洛茨基等人的追隨者--- 的影響力最大。

菲德爾主義者，毛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一些新卡迪斯塔斯人（neo-Cardenistas）走向人民：貧窮的城市街區，農村，工業區的工廠。 他們很快就在農民，汽車工人，鋼鐵工人和教師中招來了追隨者。

在新民主運動的同時，從1968年到70年代中期，在工業工人和一些公務人員中間，一個工作者反叛運動持續發展。 反叛成為一個實驗室，讓左派活動家可以測試他們關於組織一場革命的理念。

工會受到墨西哥官僚腐敗和暴力的國家黨控制，就改變這個工會的戰略， 左派進行了辯論。 一些左派團體選擇創建新的獨立工會，而另一些則決定在現有的結構中鬥爭，爭取建立民主運動，以便可以控制地方工會，最終控制全國工會。

一群左派教師決定採用後一種策略。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的成立

今天的異見教師運動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主要是女性，恰帕斯州的土著教師。

這些雙語或多語言教師，以西班牙語和該地區的一種或多種瑪雅語言進行教學，他們開始組織起來，以爭取獲得更高的工資。 雖然其中絕大多數普通成員是女性，但運動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男性。

有些事情為他們建立一個教師組織的早期努力創造了背景。 首先， 路易士•埃切韋裡亞總統 （Luis Echeverría ，1970 - 1976年）結束了“印地安人西班牙化”的舊制度，並讓國家公共教育秘書處（SEP）以土著自己的語言和西班牙文負責土著教育工作。

結果是在農村正規學校培訓了成千上萬的土著雙語教育工作者，他們在社區中組成了一個重要而有尊嚴的新角色。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體制革命黨 （PRI）的印地安村落酋長式侍從體系，這些教師是抗衡的力量，對國家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的官僚控制的工會代表，他們是個挑戰。

第二，大多數教師在農村正規學校接受基礎教師教育，後來又在墨西哥城國立師範學院和高等師範學校學習。 在七十年代，他們的教授中，許多是由毛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組成的新左派，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要素教授給新教師。

因此，基層土著運動與全國左派組織建立了聯繫，包括毛主義的無產階級陣線（LP）和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工人黨（PRT）。

毛派主義傾向主要集中于建立學校和社區地方的基礎，但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則強調與政府鬥爭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重要性。 這兩個潮流都將對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產生重要的影響，他們的政治傾向因為捲入土著社區而逐漸變得溫和。

20世紀70年代的新教師運動，起初是為了提高工人的工資而奮鬥，但很快就成了反對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官僚主義的鬥爭。 但鬥爭是多方面的，反對體制革命黨 （PRI）的，反對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反對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官員，但也許最重要的，是反對當地的政治土豪，這三個組織共有的政治老闆。

雙語教師，其中大多數是婦女，每兩周與學生父母開一次會，解釋他們的行動和目標，並逐漸與許多家長和社區建立聯盟。

革命先鋒

從1949年到1972年，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一直由耶穌·羅布林斯·馬廷訥茲（Jesús Robles Martínez）主導，這是工會的輝煌期。 但是當他顯然不能控制難以駕馭的教師時，他被解雇並由卡洛斯•瓊蘇圖•巴里奧斯（Carlos Jonguitud Barrios）取代，正如喬·福拉克（Joe Foweraker ）在“墨西哥的民眾運動：1977年至1987年的教師運動” 中所說的：

瓊蘇圖（Jonguitud）是墨西哥城第9區的官員，國家員警委員會負責人（負責工會紀律），還是一個名為革命先鋒隊的強大核心小組的領導人。 他還擔任體制革命黨 （PRI）的國會議員，參議員，州長以及勞工大會(CT)主席。

因為有埃切韋裡亞總統 （Echeverría）總統的護持，1972年，瓊蘇圖（Jonguitud）和他的革命先鋒隊掌管工會，同時政府增加了教育支出，這一做法為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從而也為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捐款機器提供了更多的資金。

在資金好處未能贏得地區領導人的地方，瓊蘇圖•巴里奧斯（Jonguitud Barrios）與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合作，解雇工會領導人，如果有必要，他威脅，毆打對手，甚至有時殺害對手。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趕走了巴里奧斯

不過，恰帕斯的持不同政見者繼續鬥爭，爭取更高的工資，爭取對本地工會的民主控制，並取得了成功。 1979年，恰帕斯州和其他州的教師創建了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作為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核心小組。

儘管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領導層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毛派人士都未採納民主的模式 ---在形成其基礎的土著社區也沒有實行民主模式 --- 但他們聚集一起，形成了一個運動，側重于建立民主學校和地方工會，以及參與運動，採取直接行動，以便對酋長，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和體制革命黨 （PRI）施壓。 恰帕斯州的活動者經過努力，舉行了民主的州工會大會，選舉了自己的工會領袖，這個成果是1981年完成的。

幾年之內，瓦哈卡州的教師也成功地控制了當地的工會，同時改革運動在墨西哥城也在增長，儘管在所有這些區域，維持工會自主權的鬥爭是不斷的。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進行了一些罷工，有成功有失敗，但戰鬥持續年復一年。

1989年，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領導了全國罷工，在南部和東南部最強，在墨西哥城也得到了巨大的支持。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動員了三十多萬名教師舉行大型示威遊行，要求趕走卡洛斯•瓊蘇圖•巴里奧斯（Carlos Jonguitud Barrios），並召集民主的全國工會大會。

墨西哥城被罷工和抗議的教師弄得癱瘓，1989年4月，體制革命黨 （PRI）的總統卡洛斯•薩利納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將瓊蘇圖叫到辦公室，解雇了他，結束了其對教師十八年的獨裁控制。

然而，教師們沒有贏得舉行民主的全國大會的權利; 相反，薩利納斯則把也是第9區官員的埃爾巴•以斯帖•戈迪略（Elba Esther Gordillo）推出，讓她成為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第一位女主管。 她反過來認可了民主反對派在墨西哥城第9區的選舉勝利，成功地平息了異見者。

戈迪略不是改革者。 她是瓊蘇圖（Jonguitud）革命先鋒隊的忠實而強硬的成員，她的基地仍然是工會，儘管她也努力爭取成為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的領導人，並與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的教育改革者合作。

由於工會內部的一系列政治鬥爭和談判，她很快就從上面構建了一個新的官僚機構，儘管恰帕斯州和瓦哈卡州繼續持反對立場。

忠誠和異見

戈迪略對工會進行政治控制的方式與前任一樣：用賞罰兩手，獎賞忠誠者和懲罰反對者。

教育體系發展巨大，更多的學生從初級學校到高中。 預算也隨之增長。 在政治酬傭體系（prebendalist corporative system）下，除了工會的會費外，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繼續向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提供資金，維持充斥閒職和掛名工作的龐大官僚機構。

她的行政當局也是壓制性的，1981年1月，她被指控要對謀殺教師蜜雪兒·努呢茲·阿科斯塔（Misael Nuñez Acosta）負責。根據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的說法，在過去幾十年中，151名教師中只有一人被謀殺 。

此後還有其他幾名教師被謀殺。 除了恰帕斯州和瓦哈卡州外，戈迪略對工會的控制仍然是牢固的。

堅定地控制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企圖用工會來獲得政治權力，讓戈迪略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像其他工會官員一樣，她曾擔任國會議員，也是參議員，但她也是從普通黨員升格為黨頂層的人，最終在2002年成為體制革命黨 （PRI）執政委員會的總書記，黨的最高職位。

所有這一切都是傳統和典型的，但是在2000年，隨著國家行動黨（PAN）的維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當選總統職務，所有事情都突然改變了。

福克斯和國家行動黨（PAN）沒有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解除酬傭體系。 保守派把其用自己的目的，與上層工會領袖形成政治關係。 福克斯和戈迪略成為朋友，為她提供了在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的影響力，即為工會人員提供持續的工資來源和職位。

部分原因是因為她與福克斯的聯盟，2005年，戈迪洛（Gordillo）發現自己與另一位體制革命黨 （PRI）領導人羅伯托•馬德拉佐（Don Roberto Madrazo）的鬥爭失敗了。 她辭去了體制革命黨 （PRI）的職務，並於2005年在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基礎上組建了自己的新聯盟黨（New Alliance Party）。 同時，她也支持了國家行動黨（PAN）的候選人菲力浦·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ón）。

在2006年，她的新聯盟黨獲得了14％的可觀選票，使得她在國會上佔有重要地位。 同年，她試圖恢復她作為體制革命黨 （PRI）領導人的地位，但體制革命黨 （PRI）領導層將她從組織中驅逐出去，因為她支持了另一黨的候選人。

自從卡洛斯•薩利納斯（1988 - 1994年）任總統以來，墨西哥採取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開放市場，外國投資，削減社會服務，打擊工會 --- 現在政府開始把這種模式強加於教育。 2008年，卡爾德龍總統和戈迪略達成了一項協定，名為“素質教育聯盟”（ACE）。

素質教育聯盟（ACE）要求教師在受雇于公共教育秘書處（SEP）之前參加考試，工會停止銷售教學職位。 雖然這兩項主要規定似乎是合理的，但人們普遍認為，長期目標是政府更多地控制工會和教師，結束革命以來的民族主義公共教育的模式。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拒絕了素質教育聯盟（ACE）協議，認為這是對工會和公共教育的攻擊。

教育改革法

從墨西哥資產階級以及全國勞動人民的角度看，維森特·福克斯（Felente Fox）和費利普•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ón）的總統工作都被證明是失敗的。 卡爾德龍的反毒品戰爭導致六萬人死亡，另外有二萬人的強迫失蹤，以及數萬人的流離失所。而且 經濟停滯不前。

隨著國家行動黨（PAN）信譽的徹底破產，中左派的民主革命黨（PRD）否定了通過欺詐獲得的選舉勝利，墨西哥的公民回歸體制革命黨 （PRI），選舉了恩裡克•佩尼奧•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為總統。

2012年12月，佩尼奧•尼托（Peña Nieto）將體制革命黨 （PRI），國家行動黨（PAN）和民主革命黨（PRD）的領導人帶到了查普爾特佩克城堡（Chapultepec Castle），在那裡簽署了“墨西哥公約”，要求改革稅收結構，銀行體系，能源，電信和教育。 教育改革法獲得了三大主要政黨的支持，儘管受到戈迪略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反對，該法於2012年12月由國會通過。

教育改革的中心是建立國家教師評估制度。佩尼奧•尼托（Peña Nieto）的第一任公共教育部長厄米洛·恰非特（Emilio Chuayffet）解釋說，測試是強制性的，沒有管理或參加考試將導致“法律後果”。

新法對雇傭，工作安全，工資和晉升機會有影響。 它也打破了正規學校之間的聯繫，允許開放所有的教學工作給任何大學的畢業生競爭，無論他們學什麼。 教師不能把工作交給家庭成員或者在市場上出售。

戈迪略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反對改革，說在法案起草時沒有諮詢工會和教師。 不過，她不會被允許繼續反對或領導反對運動。

2013年2月26日，佩尼奧•尼托（Peña Nieto）當局把戈迪略逮捕，指控她挪用數百萬美元的工會資金，據報導，錢已經存放在歐洲的銀行並用於房地產上。

墨西哥總檢察長耶穌·穆利洛·卡蘭（Jesús Murillo Karam）指責 戈迪略洗錢，說她使用工會資金支付飛機，飛行員培訓，她的整形手術和在美國購買的奢侈品。曾是她的工會核心小組忠實成員的卷·戴茲 ·德·托雷（Juan Díaz de la Torre），成了工會的負責人。

雖然戈迪略很可能犯了她被指控的貪污罪，但這種做法在墨西哥的勞工官僚機構中很常見。 監禁她的動機是政治性的：首先她背叛了體制革命黨 （PRI），其次反對佩尼奧•尼托（Peña Nieto）。

她必須走人。 被捕後，被監禁等待審判，她的聲譽被摧毀，離開權力，她不再有任和政治力量。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把新的教育改革法作為對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開戰宣言，尤其針對其異見者運動，開始動員工會的普通成員。 像ACE一樣，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認為教育改革法是對公共教育，工會和教師本身的攻擊。

教師開始抗議，但很快就發現自己捲入了更廣泛的鬥爭。 2014年9月26日，在格雷羅州伊瓜拉（Iguala）市，員警和幫派成員殺害了六人，二十五人受傷，並從阿約茲那怕地方師範學校（Ayotzinapa Rural Normal School）綁架了四十三名學生，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 參加了已成為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面臨的挑戰

墨西哥的教師繼續面對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以來所面臨的制度：體制革命黨政權，強大的教育部，官僚主義的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以及地方土豪。

恰帕斯，瓦哈卡，格雷羅和米卻肯的教師們在他們的州建立了強大的運動，贏得了權力，教師們仍然處於不斷保護自己的動員狀態。 儘管鬥爭了近四十年，儘管其他一些地區有活動偶然爆發，民主運動仍未能在其他二十八個州中獲得權力。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受到公司媒體不斷的批評，費力地向媒體和公眾解釋其觀點，認為它是在捍衛公眾教育，教師的工作條件和學生的最大利益。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也繼續努力，維持其與地方家長和學生的關係，這是一個困難的挑戰，因為工會經常會罷工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時間。

持不同意見的教師努力爭取公眾的支援，因為部分公眾對於將工作轉交給家庭成員或出售工作的做法持批判態度。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最近也制訂了自己的教育改革計畫。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從一開始就與選舉政治問題纏鬥在一起。 民主革命黨(PRD)自一九八九年成立以來，一直最同情持不同政見的教師，並表示願意擔任其政治工具。 但是，民主革命黨(PRD)的宗派主義，腐敗和機會主義使得它不是那麼令人滿意的政治盟友。

在六人死亡的時候，在阿約茲那怕地方師範學校（Ayotzinapa Rural Normal School）四十三名學生失蹤的時候，當時民主革命黨(PRD)主導格雷羅州政府和伊瓜拉市政府，這個事實嚴重損害了該黨在教師中的聲譽。

在2015年6月，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呼籲抵制選舉，但瓦哈卡和格雷羅的教師摧毀投票站和投票箱，燒毀選票，進行強迫抵制，這個導致與當地地方社區的衝突。

較近時候，一些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領導人與國家再生黨運動（Morena）的洛佩斯·奧布拉多爾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普遍稱為AMLO）合作，儘管許多人擔心AMLO（洛佩斯·奧布拉多爾）只會利用聯盟來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

到目前為止，持不同政見的教師沒有為他們的運動找到政治工具。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反對一系列墨西哥政府的史詩般戰鬥發生在這樣的時期，當時大部分勞工運動被墨西哥政府挫敗或擊垮。

戈迪略的盟友費利普•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ón）摧毀了墨西哥電器工人工會，把墨西哥礦工和金屬工人工會領袖拿破崙•戈麥斯•烏魯蒂亞（Napoleón Gómez Urrutia）驅趕到溫哥華流亡。

政黨，政府機構，私人雇主，邪惡的律師和流氓團夥控制著墨西哥的大多數工會。 經濟仍然停滯不前，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向美國移民變得更加困難而回報更少。

所有這一切使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的鬥爭更加醒目。 儘管他們的幾個活動分子被謀殺，一些領導人遭逮捕，以及警方對示威遊行施以暴力攻擊，但鬥爭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