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題1：加泰羅尼亞危機是由西班牙自由主義君主制的國家機器引起的，其意圖是控制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的政治後果。

目前發生在加泰羅尼亞的事情不是一個因果關係， 它遠遠超出了安圭塔（Anguita）預測的兩個資產階級分支，西班牙和加泰羅尼亞這兩輛火車之間的相撞事故。 與加泰羅尼亞人民---不僅與其資產階級---的對抗，是國家實際權力直接尋求的。 這不是一個計算錯誤；儘管加泰羅尼亞社會民眾動員的程度是不可預測的，但是民眾政府的表現似乎是經過精細策劃的。 與西班牙王國決裂，這種挑釁含有極端的困難，是加泰羅尼亞人為了獲得有尊嚴的未來必須要克服的，因為我不是在說一個假想的西班牙共和國的破裂，後者也許能夠和平地解決問題。

確認加泰羅尼亞這一版本政治事件的事實是已知的：

a）開始：在考慮了保守黨提出的一系列上訴之後，2010年，西班牙政府廢除了2006年加泰羅尼亞自治條例的改革。眾所周知，該條例：1）經加泰羅尼亞議會批准，2）由西班牙議會批准，3）加泰羅尼亞公民投票通過，4）在自由主義君主政治秩序內完全可以接受。

b）過程：加泰羅尼亞公民的反應非常壯觀，出現了巨大的動員，在2010年7月有個高達150萬人的示威遊行，其口號是“我們是一個國家，這是我們的決定”。 自那時以來，這一運動並沒有停止，在9月11日的“加泰羅尼亞國慶日”和其他政治事件，如人民團結組織（CUP，Popular Unity Candidacy）宣導的象徵性全民投票中，都在不斷發展。 面對這個問題，西班牙政府只有一個答案：採取鎮壓措施，譴責加泰羅尼亞自治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施加各種處罰，如超高罰款，取消政治職位資格，任意拘留和連帶監禁威脅的嚴重刑事審判，等等。

c）高潮：在加泰羅尼亞公民輿論越來越多地批評西班牙政府的強行做法時，拒絕對話，把公民投票非法化，這個西班牙政府由最反動的一派領導，日益加緊鎮壓，拒絕任何和平解決問題的方式，因為和解意味著1978年西班牙憲法的改革。為了加強其在其他西班牙人中的合法性，人民黨（PP）政府加劇了加泰羅尼亞問題，導致目前自由主義君主制合法性在加泰羅尼亞公民中間的危機。

有了這些先例，最具決定性的問題是：為什麼保守派政府這樣做，甚至不顧威脅自由主義國家政治穩定的危險呢？ 最明顯的答案是，國家的政治穩定已經因經濟危機而處於危險之中，同加泰羅尼亞的對抗是維持君主權力結構的戰略。

論題2：西班牙的金融寡頭計劃與歐洲社會的專制主義傾向一致，旨在削減自由，加強國家的壓制力量。

人民黨（PP）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行動，而是服務于國際金融寡頭的利益，服務於自由主義君主制度所代表的西班牙國家利益，必須從這一原則出發，理解寡頭統治集團的戰略計劃，以便對抗他們：保守政府的表現不是臨時拼湊和任意的，而是自覺設計的政治計劃。

首先有一個明顯的直覺：社會危機必須非常深刻，才能使人們決定採取這樣的行動。 事實上，150萬人的示威，顯示自由主義制度的機構廣泛地遭到非法化，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西班牙國家的統治制度有沉沒風險 --- 尤其是因為類似的進程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北部非洲，中東和南歐擴展。 150萬人的運動，把西班牙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帶入了政治舞臺：它缺乏前途，事實是，已建立的一個失衡而金融化的經濟，連同政治機構和支撐它的意識形態，迅速地陷入苦難。

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後，這種清醒的覺悟就變得明顯了。 我們必須指出問題的根源：

a）進入歐洲後，由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政府推動的，以國家非工業化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西班牙經濟結構性巨大失業的原因 --- 粗暴的合同不能被認為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真正辦法;

b）政治模式產生同企業家相關的政治階層的結構性腐敗，特別是在城市建設部門，它導致了這個部門的生產過剩危機。

自由主義的兩黨制被譴責為不能解決國家問題的政治制度，公民們認識到，腐敗是克服經濟危機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第二個顯而易見的觀察是：在社會秩序破裂的時候，獨裁和鎮壓是資本主義統治階級--- 金融寡頭---的典型反應，過去的五年裡，在所有北約組織的帝國主義國家，這些反應都再次付諸實踐。這個寡頭政治的西班牙框架在政治上是由君主制代表的，君主制的特色是，通過受意識形態機器，尤其是天主教會 --- 今日是社交媒體保護的國家強制機構，有效地管理使用壓迫手段。

在帝國主義專制統治的背景下，我們可以把加泰羅尼亞問題的製造，理解為具有深刻戰略意義的戰術把戲，其目的是使大多數西班牙公民能接受代表少數極右派的政府法西斯暴力。 政府部門，如軍隊和司法機構，以及天主教等重要的私人機構，都受到法西斯主義少數派的控制，而且人民黨（PP）本身就是一個准軍事組織或具有法西斯特性的統治派別。 侮辱加泰羅尼亞自治機構的明顯目的，是一個挑釁，目的是使政治鎮壓擴大並合理化，這個做法已經被廣泛用於遏制整個西班牙的民眾運動。

一旦巴斯克（Basque）問題暫時得到解決，西班牙政府就沒有足夠的手段來合理化其反民主及限制自由的政策。 通過廣泛限制政治自由的立法，鎮壓公民運動，對此，用公民運動回應，還不夠。它還必須被理解為自由主義君主制的防禦性政策，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該制度面臨的危險，是它成為西班牙國家永遠的過去。 對腐敗的譴責使得保守右派受到了束縛 --- 請參閱愛琳·蒙特羅（Irene Montero）在反對拉霍伊（Rajoy）政府的譴責動議中的發言。

反對加泰羅尼亞的政變 --- 表面未宣佈，但實際存在的緊急狀態 --- 是在為金融寡頭服務的自由主義政治權力工具尚未完全惡化時發動攻勢的嘗試。

對加泰羅尼亞公民投票的鎮壓，旨在給一個完全不受信任的保守政府臉上貼金，把其弄成一個受加泰羅尼亞分裂主義威脅的西班牙統一的保證。 它試圖認可它對加泰羅尼亞自治機構的無能，淡化它對國家敵人進攻時的犯罪形象。 請記住，譴責分裂主義是第二共和國時期極端右翼的鼓動口號之一，也是法西斯軍隊發動引起內戰的政變的原因之一。 這個“西班牙統一”意味著國際金融寡頭統治西班牙的國家機器，並通過它統治他們的具不同傳統的民族。 這種由制度代理實行的統治，已經充分表現出巨大的腐敗，在我們共同事務的政治方向上則是低效率的。

論題3：加泰羅尼亞政治鬥爭中取得的力量與解決這場危機的相關性，將決定西班牙國家整套政治結構的民主品質。

加泰羅尼亞危機還不是一場革命危機，可能的原因是，它的地區特性和動員西班牙其他地方人民的困難性，即使考慮到後者的弱點，也是如此。 但是它可以轉化為興起於第二次過渡時期之政府的內部永久性政治衝突，取代暫時平息的巴斯克衝突。

必須明確指出自由派政治家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普遍化危機時期，把金融寡頭的欺騙性統治合法化。 而在這個矛盾中，他們需要操弄民族情感，挑動一些群眾反對另一些群眾。 但無產階級特有的國際主義不能忘記，以免輸掉為人類未來的鬥爭，同民族情感一樣深厚的社會現實不只是統治的面具。 在全國問題上，工人階級的政治霸權問題得以解決，這個工人階級的政治霸權包括與小資產階級和農村農民等其他社會階級結成必要的聯盟，建立歷史性的共和集團。

中期政治機構的未來配置 --- 也許另一個40年 --- 將取決於當前社會危機中的政治對抗的結果（我們稱之為與70年代政治進程平行的第二過渡）和在加泰羅尼亞的政治鬥爭中可以實現的力量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背叛加泰羅尼亞公民的民主鬥爭就等於背叛了西班牙國家的民主鬥爭。

必須明確的是，民主鬥爭不是反對或贊成一個抽象狀態或一個虛幻的地位，而是針對特定的政府機構，這是決定社會發展大方向的東西。 歷史發展的規律是決定性的，不可避免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給出一個明確的方向，以便替代資本主義的，專制的和腐敗的統治，這個統治因其社會生態的破壞性而變成了怪物。要改變這個方向，社會運動的鬥爭能做的非常有限，到今天為止，由於北約領導的帝國主義集團向法西斯主義傾斜，這一方面似乎還不夠。 對抗這種傾斜，是當前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政治路線。

自由主義君主制代表了國際金融寡頭對西班牙人的統治，但是這種統治的建立，在某種程度上，決定於社會凝聚力和人民的自我組織能力。 自決原則是將政治權力擴散到公民和民間機構的工具，必須在每個歷史時刻以最廣泛的方式行使它。 只有專制的政權才能害怕人民的自由決心;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的不可治理性”是限制公民權利的新自由主義口號。

論題4：聲援加泰羅尼亞，定義了當前歷史背景下的政治鬥爭。

政治動態導致人民共和國陣營中最激進的分裂主義選擇，這個事實，被改革派左翼陣營譴責為資產階級操縱的結果。 獨立鬥爭中工人階級的缺乏，是改革派反對加泰羅尼亞運動的一個論據，而不想承認歐洲工人階級的消極性以及政治領袖對新自由主義的讓步是法西斯主義在帝國主義國家崛起的直接原因。 但是，工人階級開始動員起來，反對加泰羅尼亞保守派政府所施加的壓制。面對正在發展的，扭轉屈從於倡狂法西斯運動的趨勢的政治事件，這個時候，階級本能可以覺醒。

否則，恐怕西班牙的工人階級會滑向像歐洲正在發展的那種政治進程裡。 新自由主義左派的政治改良主義，已經無力為陷入苦難的工人階級重要階層提供另一種鬥爭方式，而其維護者似乎把更多的資本主義剝削視為一種必要之惡，甚至是一種奇怪的社會現象。 歐洲的工人階級更喜歡投身於法西斯主義的武裝，而不是忍受那些政客的虛偽，在沒有任何改革需要的時代，這些政客顯出一副資本主義政權改革派拐杖的模樣。

在這個時候，事情不應鎖定在獨立選項（是/是，在口號方面）還是專制型的西班牙（不/不）之間的爭論，因為還有第三種可能性，通過公民投票接受反對獨立（是/否）。 第三種可能性是議會左派維護的，傳統上由聯合左派（IU，United Left）及其聯邦共和國的提議為代表，現在至少由‘我們能團結’（Podemos）聯盟的一個部門代表。 然而，加泰羅尼亞的對抗動態使得這第三中間道路顯得模糊。 顯然，政府力量做了這樣的操縱，但是聯合左派（IU）本身也顯示出它無力指導在危機中產生的社會鬥爭。 雖然通過‘我們能團結’（Podemos）聯盟的重組，能夠解決過去左派最嚴重的組織問題，但也必須承認它的錯誤，認真對待自己的政治綱領，其高潮在於共和國的宣言。 而且可以預見，在薩拉戈薩（Zaragoza）9月22日事件之後，他們將更清楚地瞭解形勢的嚴重性。 聯邦共和國的捍衛者必須與加泰羅尼亞人民一道，建立反對政府鎮壓的共同事業。

對加泰羅尼亞進程的聲援必須是無條件的，儘管每個人都必須捍衛自己的政治立場，充分意識到它們的影響並尋求最大程度的連貫性。 要應用的選擇，將取決於發生在整個危機期間的力量的相互關係，但無論如何，共和國的力量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西班牙寡頭集團發起的挑戰，知道這場鬥爭是在惡化的條件下進行的，為民主而戰，並面對西班牙政府對半島和島嶼民族的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