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處理十月革命的歷史遺產問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史達林主義在革命後不到十年內就已經紮根了，而七十年後資本主義的復辟卻遇到了很少的民眾抵制。 當然，人們可以指出紅軍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主要作用，或者指出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對抗，擴大了反帝鬥爭的空間，或者指出在對付資本主義對一個主要國有化計劃經濟體的貪欲方面，它起到的控制作用。 然而，即使在這些領域，遺產也遠非是不含混的。

但是，對於今天的左派來說，十月革命的主要遺產其實是最不含糊的。 它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他們 敢做”，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布爾什維克組織革命，從有產階級那裡奪取政治經濟權力並消除其反抗，作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是忠於其使命的：他們為工人和農民提供了他們需要和想要的領導。

因此，比較諷刺的是，許多歷史學家和跟隨他們的民眾輿論，都把十月革命視為一個可怕的罪行，是受到建立社會主義烏托邦計畫的意識形態啟發而推動的行為。 根據這個觀點，十月革命是一個蠻橫的行為，將俄羅斯從正常發展的道路轉移到了資本主義民主的道路。 此外，十月革命引發了蹂躪俄羅斯近三年的內戰。

關於這種觀點，有個修改版本，甚至獲得了一些左派人士的贊成，這些左派人士拒絕“列寧主義”（或者他們認為是列寧戰略的東西），因為其中有因革命奪權和內戰而爆發出來的獨裁動力。

然而，最令人震驚的是，當人們從下層研究這個革命的時候，實際上，很少有布爾什維克和支持他們的工人，是受“意識形態”鼓動的，這個“意識形態”是指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某種千禧年運動。實際上，最重要的是，對普通大眾面臨的非常嚴重和具體的社會政治問題，十月革命是實際的回應。 當然，這也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道路 --- 不是按照某種先入為主的設計來建構的烏托邦，而是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實際狀況的一套具體解決方案。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頑強地拒絕提供“未來的功能表”的原因。[2]

十月起義的直接和主要目的，是防止一場反革命，這場反革命受到資產階級經濟破壞政策的支持，要消滅二月革命的民主成果和承諾，使俄羅斯捲入帝國主義大屠殺的世界戰爭。 勝利的反革命 --- 這是十月革命唯一真正要替代的物件 --- 可能會讓全世界第一次出現一個法西斯國家，比義大利和德國的資產階級對類似失敗革命高潮的有些遲的反應，還要早幾年。

當然， 布爾什維克以及俄羅斯大多數都市化的工業工人是社會主義者。 但是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的所有派別都認為俄羅斯缺乏建成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條件。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這樣的希望，即奪取俄羅斯政權的革命，會鼓勵西方較發達國家的工人也起來反對戰爭和資本主義，為俄國革命開闢更廣闊的視野。 這確實是一個希望，但這遠非確定的。 沒有它，十月革命也發生了。

在我的歷史研究工作中，我提出了支持這種十月革命觀點的檔記載，以我的看法，這些檔是可信的，不過我不會在這裡羅列證據。 我寧願解釋，布爾什維克和支持他們的工人 --- 這個黨由絕大多數工人階級組成 --- 害怕內戰的威脅; 他們非常想避免這種情況，但避免不了，於是想要儘量減少其嚴重程度，意識到這些時，是多麼的痛苦。 為了做解釋，作為十月革命的遺產，我想更加強調“他們敢做”的意思。

防止內戰的願望，是大多數布爾什維克和大多數工人在革命初期支持“雙重權力”的原因。 在這種安排下，由一個臨時政府操控行政權力，這個政府最初只由代表有產階級的自由派政治家組成。 與此同時，由工人和士兵選出的政治組織蘇維埃，要監督政府，確保其忠於革命的綱領。 該綱領包括四個主要內容：民主共和國，土地改革，八小時工作日，以及旨在確保迅速民主地結束戰爭的活躍外交。 在那個綱領中，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東西。

黨長期拒絕資產階級作為反獨裁鬥爭的潛在盟友，而支持雙重權力，就標誌著與這個拒絕政策的根本性決裂。 這種拒絕政策是布林什維主義作為工人黨的根基。 這就是黨在戰前勞工高潮時期在工人運動中獲得至高威信地位的原因。 拒絕資產階級（同時又是對孟什維主義的排斥），源于工人 對資產階級與專制政府密切合作反對他們民主社會願望的長期而痛苦的經歷。

對雙重權力的最初支持，反映出給自由派一個機會的意願，因為有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黨（Kadet）在1917年成為他們的主要政治代表）恢復了對革命的支持，雖然這種支持來得頗為遲緩，或者它似乎支持革命。 他們堅持革命，極大地促進了在俄羅斯廣大領土和前線的不流血勝利。 二月蘇維埃掌權的假設會使有產階級疏遠革命，引起內戰的陰影。 此外，工人並未準備好承擔管理國家和經濟的直接責任。

他們後來拒絕雙重權力，要求向蘇維埃轉移權力，絕不是對列寧回歸俄羅斯及其四月提綱發佈的自動回應。 從根本上說，這些提綱是對黨傳統立場的回顧，不過是在世界大戰和勝利民主革命條件下的回顧。 如果列寧的立場勝出，那是因為情況越來越清楚地顯示，有產階級和他們在政府中的自由派代表敵視革命目標，實際上想要扭轉革命。

早在四月中旬，自由政府就明確表示支援戰爭及其帝國主義目的。 甚至在此之前，資產階級報刊就終止了民族團結的短暫蜜月，發起運動，反對所謂的工人利己主義，說工人以犧牲戰爭生產為代價謀求狹隘的經濟利益。 其意圖顯然是破壞使革命成為可能的工人-士兵聯盟。

並非無關的是，在工人中間，對以供應困難為由而逐漸停工的懷疑越來越多，工廠主們堅決拒絕政府對不景氣經濟的監管，擴大加劇了這種懷疑。 停工一直是工廠老闆們最喜用的武器。 在戰爭爆發前的六個月裡，首都工廠老闆與國營工廠當局一起組織了不下三次的全面停工，在此期間，共有30萬工人被解雇。 而在十年前的1905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首都的兩次大停工給俄國第一次革命造成了致命的打擊。

到了1917年的春末和夏初，“調查學會（census society）”（有產階級）的知名人士呼籲鎮壓蘇維埃，並獲得了他們階級的大會的持續讚賞。 然後在6月中旬，在盟國的強大壓力下，臨時政府發動了軍事進攻，結束了自2月份以來在東線實行的事實上停火。

所以，到了六月份，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經接受了布爾什維克要求，要政府擺脫有產階級的影響。 這實質上就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意思：一個政府只對工人和農民負責。 到了這樣的程度上，布爾什維克和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經接受了內戰的必然性。

但這本身並不是那麼可怕，因為工人和農民（士兵絕大多數是年輕的農民）是人口的絕大多數。更加令人擔憂的是，戰爭發生在普通大眾內部，在“革命民主派”範圍內。因為，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SRs）主宰了首都以外的大部分蘇維埃，以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和農民執行委員會。 他們支援自由派，把領導權交給聯合政府，以支持後者的弱勢民眾權威。

7月初，革命民主派內部的內戰威脅被強行帶入，當時一些衛戌部隊和首都的工人一起大規模地示威，迫使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自己掌權。 他們不僅在這個目標上失敗了，而且他們的示威活動標記了革命的第一次嚴重流血事件，隨後是一波政府對左派的壓制措施浪潮，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原諒了政府的做法。

因此，七月危機 (The July Days)使得布爾什維克及其工人支持者沒有一條明確的前行道路。黨正式地採取了列寧提出的一個新口號：權力歸於一個“工人和貧農的政府”--- 沒有提到蘇維埃，因為在首都之外他們受到溫和社會主義者的控制。 列寧的意思是說，作為一個要準備起義的號召，一個可以繞開蘇維埃的起義，而且如果必要的話，甚至是轉而反對他們的。 但實踐中，這個口號，不為黨和首都工人接受，因為這意味著反對仍然支持溫和派的人民群眾 --- 也就是意味著革命民主派的內戰。

特別要關注的是社會主義者的態度，即左傾知識份子的態度，其本身是受過教育的少數人。 左派知識份子幾乎普遍支持溫和的社會主義者。 布爾什維克是一個下層人民據絕對多數的平民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是如此，他們於1917年9月從俄羅斯農民黨(SRs) 脫離出來，並於11月與布爾什維克組成聯合蘇維埃政府。 沒有受過教育者的支持，管理國家而且也許還有經濟，這個前景令人深感憂慮，而工廠委員會的積極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布爾什維克，對此尤其擔心。

8月底，科爾尼洛夫將軍的無端起事，得到了有產階級的熱烈支持，最初，似乎開闢了一條走出僵局的道路。 面對明顯的情況，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似乎接受了同自由主義者決裂的必要性。（自由派部長在起事前夕辭職）。對科爾尼洛夫向彼得格勒進發的消息，工人做出的反應，奇異地混合著放鬆和警惕的情緒。 他們感到放鬆的是，他們終於可以採取行動，反對進攻中的反革命了 --- 他們奮力這樣做了 --- 與其餘的革命民主派行動一致而不是反對他們。在科爾尼洛夫的失敗之後，列寧為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提供了其黨的支持，履行了一個忠誠反對派的責任，可能的話，它會取得政權。

但是，經過一些短暫的動搖之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拒絕同有產階級決裂。 他們允許克倫斯基組建一個新的聯合政府，其中包括一些特別可惡的資產階級人物，例如實業家斯米爾諾夫（S.A. Smirnov），不久前他才解雇了他紡織廠的工人。

但到了9月底，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大部分蘇維埃已經佔有多數，於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勉強決定於十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蘇維埃會議上可能成為多數派。仍然躲在逮捕令的列寧要求他的黨中央準備起義。 但是中央的多數人猶豫了，寧願等待立憲會議。 他們的猶豫可以理解。 畢竟，一場起義將會釋放大部分尚是潛而待發的內戰。 這是一個結果未知的可怕跳躍，它可能使黨在深刻的經濟政治危機條件下，擔起執政責任。 另一方面，如果制憲會議能夠克服俄羅斯社會特色的深刻兩極分化，或者說有產階級會接受它的決定，這還是個希望，如果反對他們，那希望肯定就是一種幻想。 而與此同時，產業崩潰和大規模饑餓也即將來臨。

如果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決定組織起義，那不是因為列寧的個人權威，而是受到黨內中下層的壓力，列寧曾經向後者發出呼籲。 1917年10月，彼得格勒黨組織成員4.3萬人，其中工人2.8萬人（整個工業勞動力42萬人左右），士兵6000人。 這些工人已經準備好行動了。

然而，黨外工人群眾的情緒卻更為複雜。 他們強烈支持向蘇維埃轉移權力的要求。 但他們並不是要倡議本身而已。 從革命的頭五個月起，當普通工人堅持這個倡議並強迫黨遵從時，這是一個明顯的逆轉。 在‘二月革命’中，在四月份反對政府戰爭政策的抗議中，情形都是這樣，還有，在爭取工人控制，防止緩慢停工的運動中，以及在7月份旨在迫使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接掌政權的示威活動中，情形也是這樣的。

但七月危機 (The July Days)的流血事件和隨後的鎮壓改變了事情。 誠然，政治形勢已經演變，幾乎到處都是布爾什維克在帶領蘇維埃。 但是在暴動之前的那幾天，整個非布爾什維克新聞界都自信地預測，工人會遭到比七月危機還要血腥的暴動失敗。

讓工人們猶豫的另一個來源是大量失業的陰影。 推進產業崩潰是支持立即行動的最有力論據。 但這一個不安全因素，也造成工人的猶豫不決。

因此，這一倡議落到了黨的身上。 而且，似乎布爾什維克工人們自己也不是沒有懷疑的。 但是他們有一定的素質，是經過多年與專制和企業主的激烈鬥爭而形成的，使他們得以克服疑慮。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他們要脫離資產階級而獲得階級獨立的願望，這也是布林什維主義工人運動的特徵。 在革命前的幾年裡，這些工人堅持要求他們的組織，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文化的，都不受有產階級的影響。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這些工人強烈的尊嚴感，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工人階級的成員。在俄羅斯，一個“覺悟工人”的概念包含了整個世界觀和道德準則，後者同調查學會的觀點和道德規範不同，並且基本上是與之相反的。在其他方面，尊嚴感表現在“禮貌演講”的要求中，這個要求總是在工人的罷工要求清單中出現。管理層有禮貌的用第二人稱複數提出要求，而不是非正式的單數，那是為親近朋友，孩子和下屬保留的。在編制罷工統計資料時，沙皇內政部在政治要求欄中列出了“禮貌待人”，可能是因為這意味著拒絕了工人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1917年的工廠會議決議經常把臨時政府的政策稱為對工人階級的“嘲弄”。而在十月，當時工人赤衛隊跑步不肯彎腰或拒絕打得倒下，因為他們認為對革命工人來說，這是怯懦和恥辱，所以士兵不得不向他們解釋，把腦袋送給敵人是不光榮的。但是，如果階級榮譽感是一種鬥爭責任，那麼沒有它的十月革命是不太可能的。

儘管在十月這項倡議主要落在了黨員身上，但幾乎所有工人，甚至大多數印刷人員，孟什維克的傳統支持者，也都歡迎起義。但是新政府組成的問題立刻就出現了。所有由布爾什維克為首的工人組織和布爾什維克的黨組織本身都呼籲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各黨派的聯合政府。

這又一次表達了對革命民主派的團結和避免其裡面出現內戰的關切。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中，列寧和托洛茨基反對納入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但不包括左翼俄羅斯農民黨(SRs)和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認為他們會癱瘓政府的行動。但在談判進行時，他們卻站在一邊。

然而，這個聯盟未成。在談到蘇維埃權力問題上，談判很快就破裂了：布爾什維克和絕大多數工人都希望政府對蘇維埃負責，也即那是一個不受有產階級影響的大眾政府。然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認為，要建立一個可行的政府，蘇維埃是過於狹隘的基礎。雖然有點掩蓋，他們繼續堅持，要包括有產階級的代表，或者至少是在蘇維埃沒有代表的“中間階層”。但是，俄羅斯社會是深深分裂的，包括大部分知識份子在內的後者與有產階級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儘管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占多數，但是溫和派拒絕任何擁有布爾什維克多數的政府。實質上，溫和派要求取消十月革命。

一旦事情變得清楚了，工人對廣泛聯盟的支持就消失了。不久之後，與工人達成了相同結論的左翼俄羅斯農民黨(SRs)與布爾什維克組成了聯合政府。到十一月底，一個由左翼俄羅斯農民黨(SRs)主導的全國農民代表大會，決定將其執行委員會同工人和士兵代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合併，這一決定讓布爾什維克黨松了口氣並受到歡迎，也受到工人的普遍歡迎：至少從下面實現了團結，雖然沒有左翼的知識份子，但與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大多數取得了一致。（但是，應該指出的是，孟什維克與俄羅斯農民黨(SRs)不同，並沒有採取武力反對蘇維埃政府。）

那麼，作為十月的遺產，這就是“他們敢做”的含義。布爾什維克作為一個真正的工人黨，按照格言“盡人事，聽天命”（“Fais ce que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行動，托洛茨基認為這個格言應該在一切偉大鬥爭中引導革命者。[3]但我試圖表明，這個挑戰並不被輕易接受。布爾什維克不是冒險主義者。他們擔心內戰，試圖避免內戰，如果不可能的話，至少要限制其嚴重性，並提高勝算。

在1923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多爾·丹（Fedor Dan）解釋說，即使在科爾尼洛夫起事之後，他的黨拒絕與有產階級決裂。那是因為“中間階層”，在蘇維埃沒有代表的那部分“民主派”（丹提到教師，一個合作者，莫斯科市長...）不會同意與有產階級的分裂---他們相信，沒有他們，國家就不能得以管理。他們甚至不會考慮參加布爾什維克的政府。丹繼續說道：

然後--- 理論上！--- 與聯盟（與有產階級的代表）決裂只有一條路徑：與布爾什維克組成一個政府 --- 一個不與“非蘇維埃”民主派（“中間階層”）聯合，而是反對它的政府。鑒於布爾什維克當時的立場，我們認為這條道路是不可能接受的。我們清楚地瞭解，走上這條道路就是要走上恐怖和內戰的道路，去做一切布爾什維克事實上後來被迫做的事情。我們誰都不覺得有可能為這個非聯合政府的政策負責。[4]

丹的立場可以和另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斯坦科維奇（V.B. Stankevich）形成對比，後者是其黨內罕見的人物（曾經是臨時政府的前線政治委員）。他在1918年2月致同黨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們必須看到，到那個時候，人民運動的力量在新政權的一邊…。

有兩條路向他們 [溫和的社會主義者] 開放：進行與政府不可調和的鬥爭，或者作為忠誠的反對派，進行和平的創造性的工作…。

前執政黨可以這樣說嗎？說他們現在已經變得如此有經驗，可以擔當治國的任務，這個變得不容易而且更難的任務？實質上，因為他們沒有反布爾什維克的綱領。而沒有一個綱領的鬥爭就是墨西哥將軍的冒險。即使存在創建綱領的可能性，你也必須明白，你沒有力量來執行它。要推翻布林什維主義，即使不是正式的話，事實上，至少也需要從俄羅斯農民黨(SRs)到極右派的各方聯合努力，。但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也是更強大的…。

只有一條道路：統一的人民陣線，團結的全民工作，共同的創造力...

那麼明天呢？繼續毫無意義，實質上是冒險主義的奪權企圖？或者與人民共同努力，幫助它處理俄羅斯面臨的問題，為永恆的政治原則，治國的真正民主基礎進行和平鬥爭的有關問題！[5]

我會讓讀者自己決定，丹或還是斯坦科維奇的看法更優。但是可以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即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對“敢做”的拒絕，有助於他們所說的讓他們害怕的結果。

自1917年10月以來的歷史充滿了左翼黨派不敢做的例子，即使他們應該做的時候也不敢。其中包括1918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German Social Democrats），1920年的義大利社會主義者（Italian Socialists），1936年的西班牙左派，1945年和1968年至1968年的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人，1970-73年的智利民眾團結（Chilean Unidad Popular），最近的希臘左派聯線（Syriza）。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在某個特定的時刻組織起義，而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拒絕採取一個戰略，目標是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經濟和政治權力，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戰略必然要求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革命性的決裂。

今天，人類面臨的另一些挑戰是如此的兩極分化，前所未有，唯一真正的選擇是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當文明社會的未來本身受到威脅時，左派應該從十月革命獲取靈感。這意味著，儘管過去幾十年來，工人階級和聯合的社會力量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但為了像拒絕幻想一樣，拒絕恢復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的目標，要回到“真正的社會民主”。這樣一個當代資本主義的綱領必然失敗，進一步失效。今天，‘敢做’，就是要制定一個最終目標是社會主義的戰略，接受這個目標，必然會同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實行革命性的決裂 。

註腳

[1]這篇文章大部分基於我的“俄國革命期間的彼得格勒工人”一文，布里爾赫馬基特，萊頓和波士頓，2017年。

[2] K.馬克思，“第二版資本論後記”。 第一卷。 國際出版社，紐約，1967年，p17。

[3]托洛茨基，“我的生活”，1930年，紐約，斯克裡布納，p418。

[4] 費多爾·丹（Fedor Dan）“臨時政府最近的歷史”，

第一卷，柏林（ https：//www.litres.ru/static/trials ... ）。

[5] IB.奧洛夫（Orlov），“Dva puti stoyat pered nimi ...”伊斯托利切斯基   文件，4，1997，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