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有過無數次人道主義災難，這些災難讓千萬人受損乃至慘死。

然而災難過後，人們對於災難的反思常常只著眼於體制，而不及於個人。

那些曾為體制效力的人會坦然地為自己辯護，說他們身不由己，他們只是螺絲釘而非機器的開動者，是被動而不是主動做惡。

　

應該指出的是，體制本身並不能獨自運行，正是因為有那些看似無辜的人的參與，罪惡才得以實現，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災難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漢娜·阿倫特發表了題為《專制下的個人責任》的著名演講，她尖銳地指出，不僅要反思體制，不僅要追究政治責任（政府必須對其前任的行為負責），也要追究個人責任。

　

第一種辯護會說：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僱員，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齒輪，甚至連齒輪都不是，只是齒輪上的一個齒牙。

　

你看，我也是人，也要養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會有別的人替我去做。

　

對此阿倫特的回應是：請告訴我們，為什麼你會變成一個齒輪？

　

又在何種情況下，你才會繼續願意做一個齒輪？

　

如果從上到下的每個公職人員都是齒輪，難道就沒有人需要對罪惡負責任了嗎？

　

她繼續追問：難道我們每一個人不是具有獨立意志的個體嗎？

　

難道我們沒有主觀意志和選擇的自由嗎？

　

我覺得，她一定還有更嚴厲的質問沒有說出口：難道你是豬嗎？
還有一種說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會有比我更壞的人去做。

我們參與其中，事實上避免了更壞的事情發生。

　

還有些人會說，我們在體制中做了一些壞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

　

我們沒有加重災難，相反，我們使之減輕，瞧，我們甚至挽救了一些人。

　

阿倫特的回應是：這種辯護或許可以減輕法律上的責任，但並不構成道義上的合理性。

　

當人們辯稱自己在體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問：這些好事是否最終改變、終止或推翻了邪惡的體制？

　

如果沒有，那麼與體制的妥協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它還在繼續做惡，並將迫害更多的人。

　

事實上，一個小的罪惡通常會成為更大罪惡的前奏，人們會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從一件壞事到多件壞事，從小的罪惡到大的罪惡。

　

如果你為保護一個村而交出一個人，也必然會為了保護一個鄉而交出一個村，更會為了一個縣而交出一個鄉。

　

在這種不間斷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辦法顯然只有一個：停止做惡，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理由。

　

如果體制內的工作是邪惡的，就應該立即停止與體制合作。

第三種說法認為：服從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個公民、每一個公職人員的天然責任。

　

我雖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職責。

　

阿倫特的回應是：上級的命令和“法律”並不能為眾多的犯罪行為開脫，對成年人來說，“服從”就意味著“認可”，“認可”就意味著“贊同和支持” ，所以，不應該問那些作惡的人“你為什麼服從”，而應該問：你為什麼支持？

　

—–當上級命令你把猶太人押進毒氣室，你為什麼支持？

　

當上級命令你開動坦克，你為什麼支持？

　

當上級命令你囚禁一個盲人，你為什麼支持？

　

法學中有句話：惡法亦法。而事實上，如果你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就不應該把邪惡的法律再視為法律，更不應該支持。

　

第四種是所謂的“集體過錯理論”，每次災難過後，總會有人拿著完美的道德標準質問別人：

　

你說他做的不好，難道你就沒做過一點壞事？

　

在這種完美道德之下，誰都沒有資格質問別人，最終每個人都有罪，每個人也都無罪。

　

人們不再追究個體責任，轉而去拷問制度、拷問歷史、拷問文化，把全部罪惡歸諸集體，如果要懺悔，那就所有人一起懺悔，如果要受懲罰，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罰。

　

阿倫特對此的回應是：這種集體認罪、集體悔過的理論，其實無助於認清真相，只能讓真正有罪的人順利脫罪，並最終將演化為“道德虛無主義”。

　

她說：“世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集體愧疚或集體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人時才有意義。”

　

當真正有罪的人拒不懺悔，並以“集體過錯”為自己辯護，那其實是在逃避責任。

　

中國文化常常強調“寬容”而忽視“責任”，但我認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寬容”才有意義，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中，主張寬容其實是一種智力低下的表現，至少也是糊塗，或者用孔夫子的話說，鄉愿，德之賊也。
在《專制下的個人責任》中，漢娜.阿倫特提出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她認為，那些效力於體制的人，通常不是因為恐懼，也不是為生活所迫，而是因為他們抗拒不了誘惑，專制制度總是會給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種優待：

　

鐵飯碗、顯赫的身份、滿足感以及可觀的物質利益。

　

當德國人紛紛加入納粹軍隊，實際上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

　

幾十年前的年輕人紛紛加入紅衛兵組織，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受了虛榮心的驅使。

　

當數以百萬的人踴躍報考公務員，我相信，他們不僅是為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更是為了潛規則和巨大的灰色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再以“齒輪說”或“服從命令說”為自己辯護，其虛偽不言而喻。

　

邪惡制度是人間災難，更是對人類良知的考驗，換成更形象的說法，它其實是兩個問題：

　

一、給你很多錢，你會不會去殺人？

　

二、如果你不殺人，自己就會被殺，你將如何選擇？

　

許多體制內的人都會誇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實上，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惡的製度才得以運轉。

　

還是那句話：做幫兇還是不做幫兇，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