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6日发生在厄瓜多尔太平洋海岸的地震造成了一些沉重的伤痕，不只涉及人员损失（近700人死亡，6000人受伤和30,000人受到影响）或物质损失（重建需要30亿至40亿美元），而且涉及到社会和政治方面。这次地震对国家管理的巨大影响，让我们可以理解拉斐尔·科雷亚总统政府目前政策里的紧张和矛盾。

因此，即使政府能够迅速动员起来，为受影响的人们提供急救和援助，它仍然有义务实施一系列税收措施，加强业已执行的应对危机影响的措施，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是油价下跌[1]，预计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会超过4％。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增值税，从12％增至14％，即每月收入超过1000元者，扣除一天的工资（收入超过2000和3,000美元者，扣除2天和3天的工资，等等），还有，对资产超过一百万美元的人加征0.9％的税。 更不用提的是，为了获得新的信贷额度而要开启与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其进展微乎其微，还有，可能要出售公共资产。

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其深刻的经济衰退背景，在这些措施的实际范围之外，许多批评者指出，它们几乎没有影响到最富有者以及大公司[2]，负担主要加在中间消费者的身上，因为对新自由主义措施开门，造成中长期后果，例如背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国有资产的出售。 在这些决定中，没有什么是真正原创性的，其效用可疑，这与拉斐尔·科雷亚在其第一任期内热情宣布的“公民革命”的最初愿望形成强烈对比[参见“制宪”公投后，“赞同”阵营获得胜利，科雷亚在2008年9月28日的讲话：“今天厄瓜多尔已经决定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旧的结构遭受挫败。 它肯定了公民革命。”]。

科雷亚是如何获得政权的？

为了了解科雷亚厄瓜多尔发生的情况，了解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性质，以及左派所发挥或仍然发挥的作用，我们的眼光必须远超在极其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这几个措施。 我们必须审查这个国家的历史，并评估从1990年代以来使安第斯国家发生深刻变化的巨大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 正是在这个时候，该国的土著人民组织 --- ‘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合会’（CONAIE）--- 骤然出现在社会政治舞台。 与城市社会运动（CMS）协会联盟，并于1996年联合了一个政治力量，新国家帕恰库蒂克运动（Pachakutik Nuevo Pais）[3]。 因此，他采取了一条与胡戈·查韦斯和埃沃·莫拉莱斯路线平行的路线，并作为最进步国家阵营的一员出现在拉丁美洲。 但是，尽管如此，他的基本计划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而不是真正朝向左翼计划的一个政治社会转型。 尤其是，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民众和土著运动的选举支持，他自己的‘国家联盟’（Alianza Pais）赖以形成的政治基础，并没有与左翼计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是置于其外，有时直接反对其一些最活跃行业的要求和愿望。 从越来越多采用的经济模式，从诋毁者或捍卫者加诸其上的多不严格的矛盾标签（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基本歧义。

“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

应该认识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在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科雷亚政府见诸了该国真正的经济复苏，因高油价而大量流入的外汇被用以建设道路和大规模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机场，电车，地铁等）。 此外，特别是在科雷亚第二任期内，“改变生产环境”的经济计划，无疑刺激了该国大多数经济行业，特别是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的生产。 推进能源自主（通过建设水力发电大坝），同时通过推进合作，寻求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原创第三条路。

但同委内瑞拉一样，合作行业发现自己与传统的资本主义行业在做直接竞争，导致一个矛盾的结果：虽然公共投资从2007年不断增长，甚至在2013年和2014年超过私人投资，但私有行业在关键的经济领域，如电信，超市，汽车，饮料等的集中投资却持续增加。 此外，大公司的收入占GDP的份额日益显著，2011年100最大公司的GDP份额达57.74％，2014年则达到71.36％[4]。

这种现象在农业中尤其明显，尽管小型畜牧生产得到官方支持，但是因为追求出口农业的发展（例如花卉和西兰花生产），有利于大规模的对环境不良的单一种植（例如，过度使用水，化学制品等），促使这些行业的工作条件处在中世纪水平，其中大部分工人是妇女，她们每天工作（而且是非法的），不会有社会保障或受工会的保护 [5] 。

如果石油价格没有崩溃，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类型的发展可能给人以成功的幻觉，可是石油价格的崩溃，导致2016年经济增长预计将缩水，而2015年的增长是0.4％（但人均下降1.1％），但是2011年以来则增长 7.9％[6]。 布伦特原油（占世界石油交易量的2/3）价格从2011年2月的每桶110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平均每桶50美元，然后是2016年1月的30.69美元和2016年3月的38.32美元。对厄瓜多尔显然有不可避免的后果 [7]； 政府收入削减，额外活动加快，特别是像铁一类的矿产初级品的开发加快。 [8]

不挑战资本主义！

事实上，这种国家推动的经济发展，决不会挑战厄瓜多尔社会的不平等及资本主义本质。 同美洲大陆的其它地区进行比较，看看厄瓜多尔弱势阶层的生活条件的变化，是有用的。 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局（INEC）的统计数字显示，贫困率从2008年的35.09％到2014年的22.49％有显著的下降，到2015年再次上升至23.28％，但城市和农村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5年的贫困率分别为15.7％和39.3％。

然而，与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比较，并不会让我们清楚地说明，这种失败仅仅是由于政府的社会政策所致。 在2000 - 2014年期间，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对于新自由主义政府和进步政府，情况都是一样的。 此外，拉美经委会在其‘2013年拉丁美洲社会全貌’中，明确指出，贫困的这种下降，影响到所有国家[9]。

在20世纪80年代的黑暗岁月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程度有所缓和，在生活水平的惊人下降以及不平等性的大规模增长之后，社会数据的重新平衡是完全“正常的”，特别是在恢复增长的背景下。 所谓的进步政权，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使用石油或天然气租金。 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它被用来制定社会政策，特别是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政策。

但基本上这些援助政策不会违背制度的资本主义逻辑。 它们不仅在不改变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投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原材料价格，最重要的是，它们依赖于政府的社会政策。 它们根本不解决就业问题，这个问题仍然由私人雇主包办，在较小程度上靠政府。

关于厄瓜多尔的可支配性平均收入，INEC指出，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生产部门资本家”的收入增加了6倍，而“工薪生产工人”的收入增加了4倍，“采矿业公司中的工人”收入只增加了3倍。 因此，关于财富分配的趋势并没有真正的逆转。 至于社会不平等，世界银行说，自2006年以来，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由于贫穷的严重下降而经历了不平等的下降。 最不平等的国家仍然是中美洲国家，但也有由工人党（PT）统治的巴西，还有哥伦比亚。 在安第斯区，按照这一时期不平等的减少来计算，秘鲁和厄瓜多尔是平等的。

最后，还有一个重大现象需要注意：存在大量外债，表明拉丁美洲经济体对北方巨大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 在厄瓜多尔，公共债务从2009年的102350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27520亿美元。然而，从2007年开始，科雷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联盟发生冲突。 他成功地重启债务谈判，并只须归还以总额款的四分之一。因此，厄瓜多尔中央银行（BCE）表明，如果2009年用于债务（折旧和利息）的款项为38.7亿美元（其中0.35是利息），那么2010年只有9.5亿元。2015年，再次上升到31.6亿美元，其中10.7亿是利息。由于石油危机，银行资源枯竭，厄瓜多尔不再能获得国际银行的贷款，只有中国愿贷款给它，利率比平均值高2〜3倍[10]。 然而，警觉到该国局势的脆弱性，在2016年4月16日的地震发生一周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在启动与厄瓜多尔就一项贷款进行谈判。

新依赖

在2006年科雷亚第一次胜利之后的十年，在公民革命理想中强烈地体现出来的期待改变的愿望还剩多少呢？ 不可否认，有一套相当重要的社会措施，一个加强公共服务的网络，特别是在司法，卫生和教育方面[11]。 例如，在2013-2017年预算方案中，相当于11.6亿欧元将用于创建新的大学。 但该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经济依赖机制，并没有根本改变。 私人银行业的利润大幅增长，而工业和农业继续集中起来，为少数大公司谋利益。厄瓜多尔（Guayaquil）资产阶级，在小一些的程度上，首都基多（Quito）继续掌握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杠杆。 如果第一资源取得者，石油部门，不可否认地下降，特别是自2014/2015以来，政府已做了一切，代之以原材料开采，把亚马孙古陆的石油特许经营作最大范围的领土延伸，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环境破坏。

政府的资源开采政策并未质疑外国跨国公司的作用。 它满足于自己 --- 当然，不可忽略 --- 要求比过去更高的特许权使用费，但是让他们在这个区域自由地开采资源，允许他们绕过生活在这片令人垂涎之土地上的人民（通常是土著人民）的固有权利，这要归功于采用“宪法”中一个“国家的更高利益”的条款。 而这个宪法，业已明载要更好地保护厄瓜多尔土著民族的权利。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跨国公司毫不犹豫地污染环境，持久地以最低成本采取珍贵的矿物。 尤其是在厄瓜多尔南部采取铁矿，大量地使用氰化物并将其排放到水供应源，或在地下水层中扩散。 这种开采模式大体上类似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做法。 主要区别在于给地方政府的补偿金额，这比以前更高。 但基本面仍然相同：剥夺祖传的土地，系统性污染，疏散常住人口，让外国公司发财，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更不用说加诸于劳动力的恶劣工作条件。

因此，依赖关系具有双重性：依赖与原材料价格有关的国际投机活动，因为厄瓜多尔无法控制原材料的价格，而它急需经常性收入来购买必需品； 此外还要依赖强大的外国公司对所谓的国家底层土地征用的管理 [参见西方国家的例证，根据其与厄瓜多尔国家签订的合同条款，西方国家不能出售其特许权给协力厂商（加拿大）公司。 然而，在帕拉西奥斯总统时（2005-2006年），它这样做却完全不受惩罚，得到了世界银行仲裁法院的全力支持，后者的仲裁有利于它。 厄瓜多尔国家因此必须向西方国家支付15亿美元的罚款。]

除了这种双重依赖的后果之外，还有一组典当经纪人的问题，这些人的上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们准备当局面变得不利时，骑劫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目前遭受2014/2015 以来的暴烈经济收缩。 欧洲联盟正在准备与厄瓜多尔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作为与哥伦比亚和秘鲁签约的一个附件，其中某些条款将允许欧洲跨国公司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投资该国，并迫使该国把其公众服务开放给市场。

因此，科雷亚的厄瓜多尔没有经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 当然，公共投资（特别是运输和教育的基础设施）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要求开采底土须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暂时减少对该制度不满的部分最危险原因。 然而，它们不能改变其性质，也不能打击使厄瓜多尔受害的最悲惨形式的依赖。 此外，这一说法大体上得到了科雷亚本人的证实。 “积累的模式，我们还没有能够大幅度改变它。在积累模式改变之前，我们用相同的积累模式，改良事情。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不伤害富人，而是创造一个比较公正和公平的社会”[12]。 很明显，我们所拥有的既不是激进的社会变革也不是反资本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中的“后新自由主义”政策。 不多，也不少！在2016年5月3日，为处理地震的灾难性影响，科雷亚发表了关于公共资产私有化列表的声明：“我们必须将这种财富改变为流动的”，这不就是解释吗？

紧张的社会局势

自从2013年2月17日，科雷亚上次连任总统以来，反对政府政策的社会运动变得更加广泛。 政府“偏向开采”的取向加剧了土著居民同安置于其领土上的跨国公司的斗争。 也许有几个土著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倾向政府的政策（卡洛斯·维特利[Carlos Viteri]，李嘉图·乌尔仓度[Ricardo Ulcuango]等），但对于那些直接面临矿业开采的村庄居民，情形不同，他们处于同政府的公开冲突中。 一个典型的案例出现在2014年9月，是印塔各（Intag）地区围绕利古里亚瓜（Llurimagua）铜矿开采项目的暴力对抗。抗议者反对把一部分谷地让给智利公司Codelco，阻碍后者进入谷地，导致政府派军队占领该地，然后逮捕土著活动家。

在社会的其它层面，问题是劳动的监管正使得不满在凝聚。 自2012年以来，工厂受训人员的工资划分为三，以及让公司在遇到困难时减少工作时间同时降低工资的可能性，把FUT工会联合会动员了起来。 更何况，因为接着这最初的改革之后还有其它几个，尤其是2015年的劳动弹性制的推广[13]，由国家支付的那部分养老金压缩40％，以及工会权利和罢工权的限制。

2015年8月，几个工会，土著和学生组织制定了一个13点要求平台； 科雷亚拒绝讨论它们，理由是它们是局部的利益要求。 然而，这些要求包括土地改革，包括一条保护水免于私有化和被跨国公司占有的法律，还要求拒绝增加公共交通运输价格等。 运动是强烈的，像2015年8月13日的游行，引来近10万人走在基多的街道上。 全国都有罢工和示威，持续一个多星期。

尽管有政府的镇压，特别是通过2013年12月4日的第16号法令，将占领工作场所和道路封锁这一类行为定为刑事罪。 发生于社会运动和政府之间的这种破裂，是政治转向的结果，自2012年年底以来，这个转向加剧，转向不惜代价地实现经济增长，将“公民革命”蜕变为仅对议会机构的强制效忠，其所根据的，就是我们在西方国家发现的议会民主模式。

左派的碎片化

在这种对比鲜明的盘算之前，厄瓜多尔左派最初支持“公民革命”社会变革的愿望，现在一点一点地同后者疏远和分手。 阿尔伯托·阿科斯塔的例子就是明证。 他是制宪议会的主席和祖国联盟（Alianza Pais）内部的一个左派领导人：2008年，他辞职了，因为关于制宪大会的任期，他同科雷亚的意见不同，随后他试图着手新左派势力的另一个真正重组。 但是到现在为止，尚无多大的成功，他仍然相当孤立，至少在选举方面[14]。

土著运动和工会及城市运动的重要部门也是如此，他们很快面临着科雷亚从政风格的限制和禁令，特别是在他的第二任期。 这是“公民革命”的另一个问题层面，即其有关更具侵入性控制的社会运动的发展，通过创建亲政府的社会组织来同现存组织（例如2014年11月创建的工人联合会[CUT] ）竞争，或直接在最贫困阶层中间发展庇护关系[15]。

因此，厄瓜多尔现在展现了一个奇怪的政治全景，其中并未出现任何清楚的东西。 右派正在恢复其力量，考虑为2017年总统选举推出统一候选人的可能性，比如瓜亚基尔银行家吉列尔莫·拉索，祖国联盟（Alianza Pais）仍然在寻找一个激情候选人，因为法院已经裁定科雷亚不能再参选（他只能到2022年再参选）[16]。 两名候选人似乎已准备好了：列宁·莫雷诺（Lenin Moreno），2009年至2013年的前副总统，他发出的语调较为一致，还有乔治·格拉茨（Jorge Glatz，现任副总统），他更多地与瓜亚基尔商界有联系，虽然目前难以辨别谁的机会更高。

对于非政府的反对派左翼，还没有什么明确决定，即便‘翻转世界-新建国运动’（Pachakutik Nuevo Pais）刚刚任命了一个更左翼的新组织者（Marion Santi），而恩里克·阿亚拉·摩拉（Enrique Ayala Mora），前安德烈-西蒙-玻利瓦尔大学校长的名字，和前将军和基多前市长帕多·蒙托亚（Paco Montoya）的名字，是最经常领先者，被认为可能比在2013年的阿尔韦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做得更好。

然而，一切都还不确定，只有一点是确定的， 即左派力量仍然陷于深刻的分裂和碎片化。 有些人 --- 因为受到更激进右翼进攻的刺激 --- 激烈地捍卫政府的成果，没有任何保留，也无任何名副其实的批评。 其它人 --- 与政府在这点或那点上有分歧 --- 倾向于“妖魔化”其管理，反动地和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明他们无法提供具体和建设性的改革建议，更没有长期替代性的思维 [因此，科雷亚政府试图通过新闻和媒体法，他们指责大媒体的垄断，左翼被动地强烈反对，但没有努力去把积极面表露出来和修改较有问题的条款。]。

左派的教训？

面对来自傲慢而仇恨右派的全面进攻，特别是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巴西，那么厄瓜多尔左派，更广泛地，还有拉丁美洲的左翼，应该得到什么教训？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记得其背景，就像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和玻利维亚的土著革命，厄瓜多尔的“公民革命”开始于过去十年的中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希望。因此，就政治经验（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而论，这相当于有希望取得社会变革的集体和创新经验，这些变革能够超越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经验，结束拉丁美洲所遵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坏性影响，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厄瓜多尔导致了真正的体制危机。 因此，这是对土著条件或参与性管理的经验及其必要的民主要求的新关注。 所以，在承担新权利（包括对于自然的权利）和产生一个社会契约的组成过程中，这种不可否认的利益可以得到完全的延续。 所以，最终，随着民众的动员和不可预见的选举或重选，这些经验中的每一个实际采取的是意想不到的道路，在新自由主义占上风的时代，提供希望和不可否认的政治更新的迹象。

尽管如此，厄瓜多尔的公民革命 --- 像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其它社会变革进程一样 --- 在某些基本问题上陷入僵局，这些问题构成了左翼的历史遗产。 这其中，要考虑到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及其隐含的占有类型和它们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17]。 如果我们站在左翼，当然必须考虑到处在持久变革的历史中出现的新现实，如果这意味着关注力量的新关系，并参与新的和动态的社会运动（女权主义，生态，土著等等）激起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份量，这些关系继续存在，并以奇怪的方式重塑所有其它形式的不平等和传自过去的统治（殖民主义，宗法制度等等）。

然而，忘记它们，是拉丁美洲政府左派一旦权力在手就要做的事，把这些难以和解的问题沦为无关紧要的小事，并最终进入最传统的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的死胡同。 这不就是科雷亚的厄瓜多尔的现况吗？ 这不就是左派 --- 当它唤起“循环的结束”或“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耗尽”时 --- 正在思考的吗？

脚注

[1]现有的计划，包括增加香烟，酒精，甜碳酸饮料，以及固定电话和行动电话的税收

[2]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从2006年以来推出的大型工程中获益的人。

[3]从字面上看，“回到美好时光，新的国家。”，他们从事大规模的斗争，反对结构调整和美元化的政策，还要求承认他们作为土著人民或民族，是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行动者。

对于一个40％人口为土著人的小国，这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地震，这反映在七次大规模起义（1990,1992,1994,1997,1998,2000,2001）中，两次成功推翻政府的尝试（1997年2月推翻阿夫达拉·布卡拉姆（Abdala Bucaram）和2000年1月推翻加米尔·马瓦德（Jamil Mahuad）），以及卢西奥·古铁雷斯总统（2003-2005）政府的悲惨结局，似乎是对这种愿望确认的最高点。 这个政府不是兑现其在结构改革方案中对土著盟者的承诺，而是残忍地与华盛顿结盟，玩弄政治伎俩，极为不受欢迎，以至于它的许多对手组成的联盟迫使他在24个月的混乱后辞职。

然后，在持续的制度危机背景下，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 左翼和中左政党祖国联盟（Alianza Pais）的总统候选人 --- 在土著人民的支持下，参加竞选，得了56.8％的选票，战胜了香蕉巨头，代表右翼的候选人，阿尔弗热多·诺宝（Alfredo Noboa）。 然而，从那时起，我们可以注意到，困扰祖国联盟（Alianza Pais）项目的模糊性，在科雷亚总统（2006-2013年和2013-2017年）的两个任期内，越来越明显。 首先，如果自从1990年代它们就被放在厄瓜多尔巨大变革的愿景中，这不仅导致起义的态度，还质疑 --- 以土著概念的“美好生活”和左翼平等主义理想的名义--- 新自由主义秩序以及继续影响厄瓜多尔社会的殖民，资本主义和父权的社会关系。

拉斐尔·科雷亚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左派基督徒，是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同时反对美元化，非法债务和与美国的自由贸易条约。 此外，他希望建立一个“公民革命”，帮助该国最被剥夺的阶层，建立一个选民大会来加强集体权利（包括自然的集体权利）和国家的多民族性质（2008年）[超越某些具体的局限，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新的宪法代表基本权利的进步。] 问题在于是否有政治意愿以便具体运用这些原则。

[4]阿尔贝托·阿科斯塔根据厄瓜多尔中央银行（BCE）和Superintendancia公司的成果所收集的资料

[5]关于这个，参见弗朗索瓦·候塔德（François Houtart）有关两个厄瓜多尔公司（Brownville Investment和Corola NV）的缜密侦查，科雷亚政府把它们作为“新的生产布阵” 模式展现出来，分别专业于西兰花生产，以及把其加工出口到美国，欧洲，日本和以色列。 所提及的国家已经自己生产西兰花，两个厄瓜多尔公司的总部位于巴拿马和荷属安替列斯。

[6]来自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的经济资料。

[7]在厄瓜多尔提取的油被认为是低质量的，价格跌至每桶14美元。

[8]在2015年12月9日接受世界报的采访时，科雷亚明确表示：“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将使用到的最后一滴石油，以便更迅速地脱离贫穷”。

[9]这句话适用于其它统计来源，像美洲开发银行。 失业率的下降也是如此。

[10]中国已经成为厄瓜多尔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但不是按你想象的方式。 因此，中国购买了60％的厄瓜多尔石油，但这并不到达中国 --- 一旦购买，石油被转售给厄瓜多尔离岸公司，条件是对后者非常有利（2％的特许权使用费加5美元/桶），然后再卖给美国石油公司。 通过这种销售获得的美元，被中国用来买伊朗石油，这比把石油从厄瓜多尔运往中国便宜得多。

[11]公共教育系统的参与提高到80％，而私有制教育则下降到20％。 教育投资增加了三倍。 小学注册率已增至97％。 在中等教育中，注册率从2006年的40％上升到今天的65％。 即使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接受中等教育，而且土著和非裔厄瓜多尔人民存在显著差异，但总体来看，有了良好的改善。

[12] 电讯报 ，2012年1月15日。

[13] 前劳动部长弗朗西斯科·巴卡斯2016年2月21日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灵活性使企业得以雇人”。 一个熟悉的论据。

[14] 2013年阿科斯塔同拉斐尔·科雷亚竞选总统，其立场显然位于左翼，强调强大的生态问题。 然而，他只得到了3％的选票。

[15]特别是2015年8月的总罢工期间，大示威遭到科雷亚政府的严重镇压。 但在2015年12月18日，也有土著领导人卡洛斯·佩雷斯·瓜特本尔被逮捕，以及在当局不续他的同伴曼努埃拉·皮克的签证后，她被驱逐出境。 另见2013年12月 “大地之母基金会（Fundacion Pachamama）” 的关闭，该组织专门捍卫土著人民，以及2014年底威胁通过单方面撤销1991年订立的使用合同贷款将CONAIE从其历史总部驱逐出境，此事遭到450名拉美裔知识分子的公开反对。

[16]他刚刚正式宣布，他将不会成为候选人，即使大家的“拉斐尔仍与你同在”，玩弄地震之后飙升的民族团结愿望，在争取改变宪法法院的最后判决，从而允许他参选。

[17]在这方面参见奥拉西奥·冈萨雷斯2015年12月9日的题为“国家和花园”的文章，第12页，提供了明智的历史概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批评，是在这么多的激情中，如此多的动员，这么多的热情在街道上表达，甚至没有触及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的利益，它仍在正常运作。 如此多的路障，却没有征收的行动”。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圭洛达（Patrick Guillaudat），是拉丁美洲专家，在2016年夏天从厄瓜多尔回来

皮埃尔•牟特德（Pierre Mouterde）是一位社会学家。 他出版了“智利的社会运动 Les mouvements sociaux au Chili（1973-1993）”（与帕特里克•圭洛达合着），巴黎，L'Harmattan，1995年，和“危机中的左派，明日的反对战略 La gauche en temps de crise，Contre-stratégiespour demain”，蒙特利尔，Liber, 2011年。他是博客“转向左翼 Presse-toi à gauche”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