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欧元区的新殖民主义整合

── 希腊给一个社会民主权利之欧洲带来的教训

凯瑟琳·萨马利

 

在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内外,从我们谴责的,必须称之为"金融占领希腊"的这个情况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教训[1]?正如 斯塔替斯·库韦拉基思(Stathis Kouvelakis)有力指出的,否决(OXI),希腊公投这一巨大的“不”,“并没有被击败”。[2]

但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领导层的策略 ── 不对抗欧盟,希望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对每个人都“有益” ── 是失败的。同激进左翼联盟的“突然变脸赞同备忘录”将要产生的气馁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 某种并非不可避免的东西,在今后几周和几个月将被决定下来。在这个层面上,真正的问题不是希腊脱欧或不脱欧,而是以谁的力量(有或没有欧元),做什么?

接下来的反思,是关于部分关于地位的推论,这个地位在阿塔克(Attac)和哥白尼(Copernicus)合作的,题为“欧洲的做法:拒绝重建”的著作中得到全面的表达[3]:一场在欧盟内部,反对欧盟的斗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只是需要经受分裂和危机。希腊债务危机是否改变了这种判断呢?我们如何能准备分裂呢?

在希腊发生的事件,要求我们后退一步,扩大辩论 ── 同时,作为紧急声援活动。我们必须查明和谴责仍在运行的新殖民主义机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即:他们是不可避免的,远未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历史核心”合并的威胁性计划走在一起,自称拥有充分的权力,反对其所有被剥夺了权利的外围国家。但在危机中,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老欧洲的心脏里,外围边缘在哪里?

对与欧盟领导机构的谈判结果,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领导层显然持乐观看法,除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领导层以外,来自迪·林科(Die Linke[4] 最近的文章确认,欧洲左派内部对欧盟存在“正面”的看法,这意味着对激进左翼联盟左派地位的接近态度。亚历克西斯·库可(Alexis Cukier)(“失败后的反思”) 关于这整个阶段的最近撰稿[5] 追溯了这些看法及其演变。

但对于不可避免的对抗,欧盟有一个现实的关键办法。对于我们所说的财政紧缩政策的敌意,是进行重组的基础。同欧盟领导机构决裂的逻辑过去包括,现在仍然包括,希腊和其它地方的激进左派内的各种地位,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不作简单化处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口号“不为欧元作牺牲”,获得同意,意味着为可能的脱欧做准备。但对一些激进的派别而言,任何谈判都是一种背叛,或者充其量是虚幻的,更不用说其反作用了: 放弃在欧盟内部“为了另一个欧洲”的战斗,然后,赞成退欧的总路线,成了一个大方向。

派对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所作选择的大部分批评,是“混乱”与似是而非,其目的是让激进左翼联盟能够获胜: 承诺在欧盟内部反对紧缩政策。这就要接受这种想法,即让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执行双重路线,不准备作对抗,这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而激进左翼联盟内部对此的辩论还没有结束。但一般认为, “清晰”的选择只有留在欧元区顺从欧洲集团,或者退出欧盟(即退欧的总路线)。鉴于第一个选项的政治表演特性,很难看出,为何不选择第二个。但这种二元选择有问题,而且危险。它趋于巩固这样的路线,这条路线的连贯性应该建议整个欧洲的反紧缩左派争取离开欧盟--- 和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而无需在欧盟内部进行战斗,断言它们是不可能的。

对于弗雷德里克·洛顿(Frédéric Lordon[6],“左派的未来是在这四个命题之间做选择”:

1.欧元从根本上禁止任何可能的进步政治。

2.如果任何进一步的证明是必要的,那么希腊受到六个多月的残暴罪恶对待("谈判"的重新洗礼),就证明“转换欧元”的企业,或“另一个欧元是可能的”假设,是怪诞的,带来的是连续的幻灭,只会导致走投无路以及政治上的绝望。

3. 为了弃而投向极右(顺便提一下,极右派,它什么都做不了),任何政治观点,只要想结束欧元及其规章,就是一个政治错误,无限上纲地归咎于欧洲左派。

4.除非它想要继续追求不会发生的事 — "另一种欧元"和及其伴随而来的"社会化欧洲" — 重新武装的欧洲左派会因此而势在必行地呼吁我们想象一下欧元之后的生活。

 

艾蒂安·巴利巴(Etienne Balibar)和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7] 之间的辩论,转录在‘备忘录’中,里面概述了一个选择,该选择针对的是民族主义回落的陷阱和对欧盟的屈从。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的悲观理论,在他合作的著作和‘欧洲的终结(En finir avec l Europe)’[8]的序言里有清楚的论述 --- 在那里,他主张“把欧洲放在括号之间”。正如我在质疑他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所写的 “终结与欧盟的关系,并不与欧洲分手”,有关这个问题,我将做进一步阐述 在其演讲辩论中,他省略欧盟内部反对欧盟的斗争的现有状态,塞进了它必将挑起这个联盟的危机(如米歇尔·哈森(Michel Husson)和皮埃尔·卡尔法(Pierre Khalfa)所描述的那些状态)的观念。

这种定位在上面提到的阿塔克(Attac)和哥白尼(Copernicus)的合着中做了清楚表达。例如: “认为我们可以走出欧洲各国人民正在忍受的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而不会经历一个欧洲的政治危机,那是虚幻的。一旦这场危机开启,这里所说的左派政府就会采取一些单方面行动,解释说,他们打算扩展到欧洲层面。”

“采取单方面的合作措施会成为一个问题,解释是,面对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他们不针对任何其它国家,而是针对寡头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越多的国家采用他们,他们就会越加有效。所以它是以另一种欧洲的名义,即一个社会转型的政府将不得不打破联盟的现行规则。违背条约,将会以所有欧洲人民利益的名义开启同欧盟规章的对抗。”

然而,对抗欧盟的路(或在欧洲联盟内部反对"过渡逻辑"的斗争)第一次在欧洲由激进左翼联盟作了概述。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似乎在全民投票中逐渐成形。洛顿只是动了动嘴,写了上面引述的文章,然后就迅速跳过它:因为他想要灌输的观念是,这是一个“幻想”,要回到上面定义的二择一选项, 那么讨论如何发展这种做法,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二择一选法正在与齐普拉斯(Tsipras)目前的进程一起得以巩固,把任何方向的争取“另一个欧洲”的斗争认同为一个单纯的“欧洲主义”,对欧盟具有"积极"的态度,并相信其可改革性(reformability)。健康和有效的辩论意味着充分整合所有现存的立场。

这里捍卫的立场 欧盟内部针对欧盟的斗争 是激进左翼联盟捍卫的“无人要为欧元作牺牲”的逻辑。因此,它根本不同于任何对欧洲当局要求的屈从 (这意味着对接受与否的协调作判断,避免跨越"红线" 因此,也不同于权力的问题(最好放弃而不是执行右派的政策)。这种观点同退欧阵线的支持者,对于改革欧盟而不正面挑战其规章和条约的可能性的任何幻想,持批评态度。所以我们绝不能害怕这种对抗 (正如比利时共产主义革命联盟(LCR 的决议中所制定的“在希腊的强力审判:关于左派的战略辩论的迫切性”[9] 关于这点,我要谈一般的方法 稍后我会回头肯定其假设),但要尽可能以最好的条件做准备。

这样的目标,使得有必要把某些提案结合起来(不能反对或不理会),这些提案或者已经做过讨论,或者部分地做过实践,以便巩固谈判背后的势力关系: 这里的辩护角度,希腊脱欧,应按照米歇尔·哈森(Michel Husson)的想法[10],作为“最后手段”而做设计,首先要强烈谴责“不合法的,非法的和令人厌恶的”债务,同时应用激进左翼联盟的“无人要为欧元作牺牲” 口号,保护自己免受来自欧元集团施行单边措施的讹诈,正如埃里克·杜桑[11]所建议的,或者如一定程度上的瓦鲁法克斯(Varoufakis)部长的做法(控制资本运动,国有化银行,包括恢复对中央银行的控制,准备一种并行的货币,暂停支付债务)。可以想象,托马斯·科特若(Thomas Coutrot[12] 也捍卫的“财政货币”,也可以整合面向农业和服务业(保健、 教育...)的声援网络: 在这些领域中,现有形式的自行组织和声援,可能进一步插入在几条战线上的一项全民抵抗战略里: 反对来自欧元集团和全球市场的外部压力,反对内部寡头及其武装力量,反对金色黎明(Golden Dawn)所倡导的声援“善良希腊人”的政策。

置身事外而指手画脚很容易,声称此处有现成的解决办法也没有问题,但重要的是专心聆听希腊自己设计的解决方案。除了必须拒绝不可接受的备忘录和新殖民主义的讹诈之外,关于左派的辩论是合法和必要的,正如艾蒂安·巴利巴(Etienne Balibar)、 桑德罗·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和费里德·奥托·沃尔夫(Frieder Otto Wolf)在给我们的邀请信中所说的,“布鲁塞尔的苛刻条件与激进左翼联盟的困境”。在总体困难的情况下,声言有一个明显占上风的“好”选项,是不负责任的, --- 就像米歇尔·哈森在 Mediapar (“欧元区或希腊”)组织的辩论中所强调的,当时他针对的是塞德里克·杜兰德[13] 所倡导的退欧“美好”假设。在退欧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对此做“计量经济学”的评估是不可能的: 正如激进左翼联盟的左翼希腊脱欧论者最有人气和卓越的提倡者之一,科斯塔斯·拉帕维斯塔斯(Costas Lapavistas),充分强调的那样,“建立模型”的尝试采用了稳定的假设,而周遭环境是内在不稳定的。除非他使用这一论点反对那些预测会有最糟糕的混乱情况的人。它也适用于其它的假说。

我们必须持续开放辩论,因为有一些人关闭得太快: 首先,希腊方案并没有穷尽其所有的可能性。也没有能够让我们测试退欧支持者所申明的确定性 --- 而且对不确定的恐惧无疑施加了影响。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接受这个事实,即不正面挑战欧盟,就没有替代性的进步政策可以在欧洲得以稳定和扩大。当力量的关系不适当时,破裂会如何发生,远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正如米歇尔·哈森(Michel Husson)和皮埃尔·卡尔法(Pierre Khalfa 特别在许多文章中肯定的,虽然退出欧元区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斗争主轴,也不是一个总体的解决方案,但把它排除是一个错误,因为面对来自债权人的风险或新的金融和货币勒令,脱欧并不能使希腊坚定不移。

但在局面错综交杂的辩论之外,退欧是欧盟内部反对欧盟的进步斗争的总体优先主轴吗?难道正如上述的比利时共产主义革命联盟(LCR)提出的决议,它是一个“所有外围的国家” 的极明显选择吗?答案是,远非明显,因为你只要问,外围国家算到哪里为止?这就显而易见了。西班牙国家已经比希腊更不算"外围"了。意大利怎么样?东方的外围国家......以及“中央”的心脏地区呢?

虽然我们不应该比排除区域重组所共有的策略更加排除全民脱欧,我们必须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退一步,尤其是要选择“我们的平台”而作斗争。

超越我们必须避免的论战,很显然,需要考虑为获得希腊人民支持而进行动员的弱点。某些分析(如弗雷德里克·洛顿 和塞德里克·杜兰德)展示了一般的不可能性,用他们眼界确认(“如果这是必要的”)在欧盟内争取“社会性欧洲”的方向的僵局。对他们来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仅有)各势力间的不利政治关系 ---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事实上,有一个得以动员的所谓非关键的,更“原始”的论点:“缺乏一个欧洲人民”或缺乏一个“欧洲政治空间”。

在任何情况下,你可以尝试单单摆脱这个束缚。但它是虚幻的,在外国直接投资和整个欧洲经济、金融和商业关系密切重迭的背景下,难以想象,你可以避开已经整合的力量,而无须在它的老巢攻击它。

为了团结,也为了准备其它国家的“脱离(Oxi)”欧洲,我们必须关心希腊经验和这场危机在欧洲左派内部的心理影响。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加深辩论。

 

反思/行动主轴之概述 ── 从希腊危机……到乌克兰危机

上世纪 80 年代之交,出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全球社会化战争,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对这场战争进行抵抗的一部分。但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使新自由主义的攻势激进化,自 1989 年以来,给"[欧洲]旧世界"(佩里·安德森的说法[14])一个特别的社会暴力和一些规章形式。

但自2009年以来,新的重大变化在酝酿: 几年前欧盟就可能分裂。在欧洲的主导国家和其它国家中,显现相反的选择 ── 利用所谓"主权债务危机",试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给伪“黄金法则”(pseudo-"golden rules")以制度性力量,排除政治和民主辩论包括在国民议会内 --- 排除在经济政策中作出的选择: 甚至萨洛尼卡紧急方案,以及由"脱欧"所表示的民众的民主选择,都是根本上与这种逻辑相矛盾的。

在未作稳定化及合法化的情况下,所做的是巩固欧元集团的一个欧洲“硬核心”,把其规范强加于别人 ── 成员国、正式候选人或欧盟的"伙伴" ── 如乌克兰。

所以,留在欧盟内部而反对欧盟的战斗很重要,不是因为这会是“进步的”,而是因为出于各种原因,它是既危险又有吸引力的,但并非没有弱点:有这样的假说,它将更糟糕,是完全的“边缘化”,而且不能和其它人一起为争取联盟成员的权利而斗争,这个假说仍然可信。对新殖民主义行为的不服从运动仍将保持强劲。这种结构的主要弱点是其最广义的“政治”维度 ── 不仅需要赢得合法性和参加选举…而且也把其“文明”的扩大合法化,这理应带来社会凝聚力与和平。

 

因此对战略轴心 ── 和特定的斗争 ── 做反省或行动。

1.统一的战略轴心 ── 必然会出现社会-政治上的“支配集团以争取另一个欧洲”;它必须建立在欧盟内或外,反对欧盟和它的政策,在欧洲层面维护全民社会权利,无论有无欧元,反对一切形式的仇外心理,反对其所有的“文明化”战争,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和外部的。

岌岌可危的是大陆的重组,及其国际地缘政治面 (我不能在这里涉及这个问题 [15])。在详细分析了不民主的反社会的欧洲规章的确切内容后,痛斥了把欧盟作为"进步"价值而进行的"欧洲式"宣传, 他针对一个欧盟危机设想了各种方案。最不可能的,是一些国家做了最多协调的那些方案,这时,他制定了更现实的方案 ── 在一个成员国里发起社会政治运动......

“面对欧洲联盟的规章,” ‘必要知道,如何在政治上和纲领上准备’把一个‘进攻安装在一个欧盟成员国里’以便“‘在两个层面上做响应’: 在国家层面上,一个替代性政策必须形成,在‘整个欧洲前面’戏剧性地和明显地扭转优先关注,使其有利于工人阶级,妇女和青年,从而立即采取一系列有利的社会措施及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这政治经验。

本质上,它应该回复这样疑虑,即面对欧盟的敌意,在一个开放的和欧洲式的经济中,组织起这样一个国家断裂的可能性。铭记两个目标;在国内寻求支持,把它的人民和群众运动告诉给欧洲,第二,--- 在欧盟的层面上,比如‘与欧盟分离’ 的政府,不应离开欧盟,或谴责其条约。目标是放大欧盟危机,使用条约的体制规则许可的最大时间和空间,以便在欧洲产生支持和动员,引爆其它欧盟政府身上的压力'。因此,‘重新谈判条约的要求’将在危机情况下发挥真正的有力作用,服从两个条件的: 1.给它精确的具体内容,从而事实上拆除条约;2. 配合这一民主的建议,把决策过程从政府手中转移到人民的手中。”

他继续分析后来会兴起的挑战 (什么建议?),着重指出欧盟危机的危机也可以来自“资产阶级”。“在这两种情况下 ── 来自左翼的危机或来自右翼的危机,”他补充说,“民主问题作为一种有效的决定手段而启用,并立即在欧洲一级启用。(......)按这种观点, 一个一般的宣传口号似乎有用,即召开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民主代表大会。它将会是在每个想要与会的国家选出的议会。其目标是进行辩论,并定义一部宪法的一个或多个项目…...

如果这是战略地平线,任何人── 无论是否是目前欧盟或欧洲货币联盟(EMU)的成员 ── 都可能涉及;在这个民主社会方案的框架内,从大众愿望和要求开始,回头修改与欧盟条约有关的东西;每个国家有关人民的动员,显然是决定性的,反对所有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同性恋排斥。没有方案,没有区域集团或人民专题会议(捍卫普通货物 ── 健康、 教育、 水)应该被排除在外……

        但是无论那种方案,只要在议案中有所设置,包括从一个国家开始的一场危机爆发,所采取的单方面措施应该总是转向“欧洲” ── 亚历克西斯·普拉斯(Alexis Tsipras)关于欧洲民主的演讲,以及坚持对涉及所有欧洲人民的紧缩计划举行全民投票,都是这些要求的良好表达。但在希腊和欧洲,对这些目标的支持,预期应该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官方和欧盟统治阶级。

在这里我想总结这些一般性意见,拒绝任何欧洲民族国家的单一化和集中化模型,因为它无视民族的历史多样性和每个民族的自决权利。

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欧洲人民”,这个事实,绝不是反对欧洲战略方案(政治和体制的计划,不只作为社会斗争的并行物)的理由。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有关项目,结合不同层次的决策、 融资和由主权国家人民决定的民主控制的选择 ── 遵循重新审查的“主从”原则,根据出现的问题,也根据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寻求适度的有效管理。我不会在这里展开已在别处论述过的一些想法[16]

葡萄牙左翼集团(Portuguese Left Bloc 上述决议中提到过的)的同志记得,欧洲左派 (他们是其中的一部分) 近几年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意在改变欧盟规章。上面引述的弗朗索瓦·维卡门(François Vercammen)文章,部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因为该方法针对的是没有危机的欧盟“民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制定的建议没有意义。他们有助于把辩论具体化,而无需幻想欧盟当局由于其存在,可以简单地通过“谈判”而修改联盟的规章。

在迫切需要建立的“欧洲公共空间”里,所有这些建议都可以讨论。但第一和最紧迫的事情是具体 --- 而且必须 “围绕”希腊人而制定,具体声援其战斗,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欧洲结构。

2 降低围绕特定轴心的这些战略问题,提出团结的逻辑,提出达成和保护权利的方法。

a 反对欧洲债务,也反对利用这些债务的规章变革,因为它们具有不合法的、非法的、可憎的特点...... 反对备忘录,也反对债权人强加的任何退场办法。

欧盟最近所经历的改革全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其人民 ── 甚至活动分子所了解。在法国,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曾经转化为反对欧洲条约的抗争行动,这个传统,必须再度兴起、更新和扩展。单单谴责德国,这个做法虽然容易简单,但也是错误的,因为它无视法德两国领导人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阶段的关键作用,忽略在欧盟最近的转型中德国统一所代表的重大转变。

人们可以大致同意法边·厄斯卡隆那(Fabien Escalona)在其新闻网站(Médiapart[17] 的概述中的分析:“在欧洲货币联盟(EMU)里,德国享有‘霸权’,”它源于其经济实力,其在体制上的地位,则源于其把欧元集团不同意见联系起来的能力。其不妥协态度深为北欧和东欧的国家接受,因为这些国家或者有与其相同的商业模式,或者被整合进了其出口系统。德国政府不否认其强硬的立场,它已经在国内实施倍受争议的紧缩政策。而且其它国家,包括法国,同意其做法,对于他们,维护欧洲的边界势在必行,在地缘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都是这样。安格拉·默克尔对这些国家的说法,就像她在其联邦议会里演讲一样, 宣布欧元是欧盟“命运共同体的象征”。希腊危机有助于揭示它爆发之前的状况:内置于2009年以来的各项条约和协议的新规章机制的实质内容。我同意塞德里克·杜兰(Cédric Durand)和拉兹米·库车沿(Razmig Keucheyan)关于危机导致“欧洲专制”的分析[18]。但对它必须加以精确定义。欧盟规章必须变革,必须引入新的机制,以便绕过(面对市场投机)体制的某些禁忌和弱点,既不必质疑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无须质疑欧洲央行的自治性,尤其是不必召开制宪大会:理论上(根据条约),欧盟规章和国家的规则法规的任何变动,必需召开这种大会。

实现一个具有伟大“竞争力的欧洲”是目的。但缺乏以团结为基础的程序条约,让自己面临投机危机。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后,引入了特设机制,从而“援助”—  危机中国家所要求的 可以大幅度地习惯那样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它地方强推的那些阴险的“结构调整政策”。上文所述的法边·厄斯卡隆那(Fabien Escalona)的文章 (“面临欧洲‘勒令’的左派方案”),列出了各种压制性立法措施 ---“六套规则条约(Six-Pack)”,“两套规则条约(Two-Pack)”,“财政条约,其中包括关于稳定、治理与合作 TSCG)条约” 其本质是“修改议会的预算自主权”。欧洲“联邦制”正得到巩固,作为“迈向”“大欧洲”的步伐正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它应定为“非法的”、“不合法的”和“令人作呕的” ── 要使用同描述我们所关心的债务一样的用词。

这个模拟不是偶然的: 难道我们不因该坚持所有新殖民主义过程的违法性 ── 根据本身并不是很民主的欧洲条约 ── 吗?这些过程不仅在希腊,先前还在塞浦路斯和其它地方实行。我们可以从希腊债务的审计中汲取灵感[19],可以从反对自由贸易条约的全球正义运动的行动或从气候大会 (很多斗争的诱因,来自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的书“这会改变一切: 资本主义与气候”,这些斗争也给人启发灵感)中获取灵感,打造欧洲层面一级的反对势力和抵抗行动,建立专门知识反驳中心,给论争和替代方案提供帮助。

 

b 提出无处不在的问题:货币(在其特定的背景中)、金融、税收 ── 要做什么?为了什么样的权利和“大众商品”?

我们必须弄清楚,对于人民岌岌可危的是什么,反对取快捷方式: 货币不是“中性”的 --- 欧元不比英镑或美元更中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并不只是中介交流物。但回归本国货币并不是离开资本主义的一条出路 ── 因此,也并非离开控制货币和资金背后的阶级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的任何规章,这是真的。对于欧元,它明显尤其是这样的。但具体地说,是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EMU (使用欧元的经济货币联盟),包括所有一系列的规章和管理当局,以及其“标准”,使欧元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

同欧盟和欧洲货币联盟竞争。具体地说,就意味着不“离开欧元”,但倡导另一项政策,提倡其它的权利,使用其它的货币。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欧元 ── 或者德拉克马、 或者英镑...... 要做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政治会转而反对“活动分子”和社会需要及权利,对货币和金融进行公众、社会、多元的控制,这个问题,同改变货币的口号相比,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和破坏性的。

基于单一货币的统一市场空间,几乎没有预算作对应,这种结构的片面特性,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但它不是一个理论的“错误”。也不只是“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计划实行的结果 (英国,是非常新自由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但总是抗争质疑它。…...)。它是历史妥协的结果,在具体经济和历史因素的十字路口出现的妥协 --- 德国统一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辩论放在一边。本质的东西在于方法和建议:

无论我们是否离开欧元区,我们一定不能放弃思考和准备“平行货币”,把它作为抵抗的手段,还要把它当作一个多元货币空间的更宽广构想: 我们必须在欧洲层面上,在一个把专家和社会运动联接起来的永久集体的基础上,进行这种思考和设计工作,推广以团结为基础的非牟利资助项目的现有经验。[20]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和凯恩斯对后者的批评,融入其不同时期(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针对围绕替代性货币及融资而进行的全球力量关系的结构重组,我们必须进一步激励反思和行动建议。

在每种情况下,在所有层面上,在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不能有公共控制的货币政策: 这是一个中心的,主要的问题;比如禁止对基本需求 ── 农业,还有社会服务,因而公共预算,作投机性私人市场化的筹资。基础深厚和长期持续的运动,其部署应该顾及这些问题 ── 面向行动的大众教育。

欧洲各国必须得到帮助,掌握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反对所有统治关系的抵抗行动 ── 并且在这样做时,完全理解它并使它成为“共同的欧洲利益”和欧洲公共空间的熔炉。

 

c 欧盟的自我维护词汇,经常进入那些批评它的人的话语里: 我们一定要小心,永远不要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组织,欧洲联盟,称为“欧洲”,以便以精确的方式对其作批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欧洲”种族主义",这个种族主义选定那些“值得”的人为欧洲人,而诋毁其它人,诋毁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历史…… ── 在这方面,我已有论述,特别论及巴尔干人民[21] 反对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只承认遵守其规则加入联盟的人是“文明的”。希腊人民正遭受这种侮辱的全力蹂躏。

更广泛地说,80年代初,发生了大规模破坏性的社会战争,在2008-09年后,这个战争反弹,在这个情况下,有关思想、政治和压制程度,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过去和现在的抵抗行为定为刑事罪。因此,二十世纪革命已经退化为古拉格群岛和一党制国家,无视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斗争所取得的社会成果;无视过去和现在的,反殖民主义起义和反奴隶制斗争的那些成果,而这些成果,应该完全融入我们必须建立的“欧洲公共空间”;在必须进行的另一种支配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这样做。

因为欧盟构建的连续扩大,对人民的看法有影响,所以要按照不同人民的眼光,对欧盟构建的主要阶段做深入的具体分析,这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在南方国家(摆脱了独裁统治的国家)的扩展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同具体条件, 然后回到东方的国家。这样做,是要了解人民的期望 --- 以及他们目前的幻想;但也要设法把握此幻灭,把它转向反对欧盟,反对它不兑现其平等、社会和民主的承诺。这意味着要清楚地揭露,什么是不同制度间冷战的产物,最终,对于任何替代制度,揭示什么是它想要结束的。这意味着把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欧洲放在议程上 --- 反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d 把愤怒的枪口转而对准那些有钱人,因为这些有钱人根据种族主义对我们实行分而治之。我们不应该偏离这个目标。

希腊斗争的激进化,全民投票中的“不”的深化,不应该转化为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的利益,或让希腊的寡头受益,以及让德国和法国的银行,从欧洲的伪-“援助”受益。

我们必须“掉转愤怒的枪口”,正如让约翰·齐格勒(Jean Ziegler)所说的[22] 反对各个地方的那些从统治社会的战争中受益的人。

特别是在德国,虽然有反对新殖民主义行为和一个欧盟“中心”权力的必要斗争,但“外围国家”也是主导国家的一部分: 德国工人遭受可怕的哈兹(Hartz)法律之苦,这个法律扩大了工作不安全感,扩大了“一块欧元的工作”和对外包工作的依赖;东德人还受苦于强迫的私有化和新殖民主义的做法,心有余悸。同时,东欧国家的人民已被用于建立激进欧洲社会和财政倾销 (为资本的利益),并实行紧缩“纪律”,拆除社会服务。

各个孤立和被封口的百姓,看不到所有这些剥夺,置身于与他人的竞争中。不正视所有欧洲人民遇到的事 不对抗造成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破坏的这个机制和意识形态,我们就不能理解和加强对希腊人民的脆弱声援,或不能同“反希腊”种族主义作斗争,统治阶级散布这个种族主义以便合法化他们自己的政策。

这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由所有有关人民达成,而平等可以是另一个欧洲项目的基础。就个人而言,我会高兴地称它为“社会主义项目”。但这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言词协议的使用并不是一起发明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欧洲的先决条件。

 

脚注

 [1] 这些条款引用于葡萄牙左翼集团全国领导层通过的决议,“关于希腊教训的决议: 反对金融殖民主义的民主”。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 斯塔提斯·库韦拉基思(Stathis Kouvelakis),“希腊: 不,还没输,继续”: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3] 这本书的撰稿人是维伟讷·安格里(Verveine Angeli), 托马斯·库特罗特(Thomas Coutrot)、 纪尧姆·厄铁万特(Guillaume Etiévant)、 米歇尔·哈森(Michel Husson),皮埃尔·卡尔法(Pierre Khalfa),丹尼尔·拉勒特(Daniel Rallet)、 雅克·里戈迪亚(Jacques Rigaudiat),凯瑟琳·萨马利(Catherine Samary)、 奥里列·图伟(Aurélie Trouvé)。

 [4] 妮可·郭尔克(Nicole Gohlke),简妮·威斯勒(Janine WISSLER)“从德国看希腊的经验教训: 逃离欧元的梦想争论的条款”。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5] 亚历克西斯·库可尔(Alexis Cukier),“什么是欧洲激进左派的战略?希腊失败后的集体反思”: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6] http://blog.mondediplo.net/2015-07-... 

 [7] http://www.regards.fr/politique/eur... 7753 

 [8] 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这是欧洲吗? ‘欧洲的终结’一书的介绍 :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9]“对实力的希腊考验以及关于左派的一个战略辩论的紧迫性”: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0] 米歇尔·哈森,“好的德拉克马?对辩论的浅见”: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

 [11] 埃里克·杜桑,“希腊:替代投降书的另外选项 一些应急措施”: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2] http://cadtm.org/Lettre-ouverte-a-Y...

 [13] 哈森,引自前书。

 [14]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新的旧世界、 Verso出版社、 伦敦和纽约,2011

[15] 有必要回溯 1989年的歧义,以及在与俄罗斯的新“凉战(lukewarm war)”中危在旦夕的事。关于这个题目的这些文章,参见 http://csamary.free.fr 关于乌克兰和“新世界秩序”的最近文章。].

事实上,斗争的空间和"欧洲的政治空间"的建设,必须设想于在欧盟内外/反对这个欧盟,并争取另一种欧洲;而且其建设不应受制于任何“舞台秀(stageism)”,或回到阳光高地 (同时撤退到国家框架和他们之间的简单“经典”协调)的视觉。另一种欧洲的问题,不应局限于欧盟的边界,更不只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 事实上,欧洲论坛和反峰会(Counter-summits)并未沦落为会员国。这并不妨碍区域或专题分组、也不妨碍 特定的战斗和战术是可以一起开发调整(想法)的。

必须在工会和协会的层面,在政治层面上,迫切地开发这种方法,不歧视挑战欧盟的整体方案,不引发其危机,也不歧视各个国家 (或加入欧盟者,或采用欧元者,或两者俱否)的特定方案,这些方案必须从具体情况和战术选择中系统性地衍生出来,同时保持相同的关键战略轴。

一定会把这些反对力量统一起来并锻造出另一个“支配集团”的,是对主导政策的彻底批判,无论他们使用的是英镑 (在欧盟内部或外部),匈牙利福林还是欧元。这种做法,并不阻止其国情方面的固定阻力,也不妨碍系统地寻求使它是同欧盟竞争的工具,只是其方式有限而已。这种定位不会使选择“赞成还是反对欧元”(或欧盟)成为一个战略选择:然而在反体制左派内部产生分歧是可能的,但是不会防止寻求共同的斗争平台,包括在全民公投期间联合战斗的可能性: 我们不愿见到,在英国激进左派内部的“脱欧(yes)”和“留欧(no)”的支持者都有其充足的选择理由,同其恶劣的右派对手并肩同行...分享他们的选择。为什么不争取对欧盟和所有仇外的民族主义者进行共同的批评,捍卫整个欧洲的基本权利,让选民在战术方案之间作选择,而在这些方案中,利与弊会老老实实地展现出来。(可以做这样的梦想吗?)。

我们可以推进(天真?)这样的想法,即我们面临着几个致命危险: 所有的欧洲左派可能遭受“希腊式崩溃(Pasokisation)”,或者债权人和欧元集团强行推动扩大化的“希腊脱欧”--- 而表面上是它自愿选择促成的。至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特别是 “欧拉比亚(Eurabia)”的论调,或欧洲遭受到伊斯兰教的“入侵”)的兴起,在所有方案中都有不同程度地显现:瓦尔斯(Valls)和萨科齐(Sarkozy)的欧洲主义,同勒庞(Le Pen)的主张相比,几乎一样排外;还有,它退回到民族主义 (不能与捍卫国家权利相混淆) 同骑在人民背上的欧洲一体化一样充满戏剧性。

 

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成功,同她的反欧洲话语相比,更多得益于其仇外心理 特别是谴责伊斯兰教对法国的入侵,据其称,这种入侵威胁政教分离、妇女、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这有助于在左派的场地重新配置勒佩主义(Lepenist) “软件”)。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民族问题(民主自决和主权在民)和欧盟内部反对新殖民主义行径的斗争,留给极右派。

不管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反种族主义斗争,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还是捍卫民族权利的斗争,在欧洲层面上,在欧盟内部/反对欧盟比在封闭状态下,他们的一致性都会更加广泛和更加有效 (针对所有多种多样形式的虚伪工具化)。他们可以采取一般和有原则的意义 (无处不在地捍卫所有人民的权利) 并在同一时间具体化: 什么样的联盟,有什么样的地位和现实权利的平等性?

当我们谈论这一问题时,向我们怀念的后来的同志和朋友弗朗索瓦·维卡门(François Vercammen)表示敬意,并让我们引用他过去的文章之一,该文写于1999年,长期卧病以前 [弗朗索瓦·维卡门(François Vercammen),“面对欧盟规章---欧盟国家规章问题的要素]: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6] 一些供讨论的构想,在安托万·阿贾伊(Antoine Artous),多米尼克·米兹(Dominique Mezzi)和我本人的 2003年的著作(重新发布与 2012 年)中提出,该书是“评估另一个欧洲的出现”: http://www.contretemps.eu/intervent...

 [17]“挑战欧洲‘勒令’的左翼替代方案”

[18] 塞德里克·杜兰(Cédric Durand),拉兹米·库车沿(Razmig Keucheyan)“走向欧洲的专制--- 因危机而中止民主”: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9] 参见 CADTM www.cadtm.org

 [20] 这一主题,特别参见托马斯·库特罗特(Thomas Coutrot)和布鲁诺·特雷特(Bruno Théret: http://www.liberation.fr/monde/2015... / l-euro-drachma-ball-and-oxygen-for-grece_1221089

 [21] 凯瑟琳·萨马利(Catherine Samary “巴尔干社会论坛,另一个欧洲的机会,”: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2] http://www.politis.fr/Jean-Zieg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