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

彭述之：我的一生經歷憶述 (二)

( 訪問者 : 鄭致祥 )

這是我親身經歷，也感覺很深刻的。人們對革命的熱心冷下來了。由此可以知道後來蘇聯的官僚主義為什麼抬頭，托洛茨基那個反對派為什麼支持的人不多。因為對世界革命十分失望。

1923年11月7日開始的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是由《真理報》一篇文章引發的。

在這以前，托洛茨基的意見，尤其是關於工業化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初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剪刀差，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問題、工業與農業的問題。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之間最大分歧，到了1923年11月開始，就爆發出來，非常的激烈。因為我同時是蘇共黨員，那時也懂俄文了，所以，我以俄國共產黨黨員的資格，同時是中國支部的負責人，所以我有權責去參加各種爭論會。那時俄國還沒有像後來那樣，黨內提出的不同意見還是可以討論的。甚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提出的一系列意見，關於工業問題、農業問題，有一些是關於黨的民主問題，尤其是後一問題，爭論得非常激烈，在某些場合簡直打起上來。在那時候、那種情形，我的感覺是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們還不完全瞭解內幕，就我個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從前都是掩藏，不讓一般黨員知道的，只有上層少數人知道。所以，我們就感覺到這種情形，俄國人不同，尤其是年輕的人更激動。那時我們感覺到的一個問題，特別是關於老人的，所謂保守派的問題。另方面，我們對托洛茨基的一種崇拜，我們從中國到莫斯科的，腦海只認識列寧和托洛茨基二人。看文章也是看他們的，到了俄國就更是如此。無論什麼地方，掛的照片都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後來我們知道他們的意見，知道他們在革命中的貢獻，當然對他們有更深刻的認識了。所以，對托洛茨基、列寧是一樣的，對斯大林的印象不好。社會上，對他認識不深。尤其是我聽他的演說，都要打瞌睡的。聽托洛茨基演說就興奮得很。這是年青人的一種印象。

對於他們的鬥爭，我們覺得斯大林不對，但是還不能夠辨別。很難，很不容易。比如老人跟青年，這些老人都是在過去十幾二十年幹革命，崇老，所以我們對老革命家都很尊重。但同時看到年輕人很活躍，精神很好。所以，這個問題，年青人就很難瞭解。托洛茨基那本《新路線》，我也看了。他說，老的人會墮落，在那時候看，很難懂。當然後來懂了。那時候，我們對這些，也沒有擬好一個綱領。別人也不能幫助我們。我覺得這種情形不是很好，要研究為什麼會這樣？關於托洛茨基的意見，關於農民的剪刀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老的人要腐化，變成反動，這對我是個新鮮問題。不能夠瞭解和太難瞭解。當然，現在瞭解了。

1924年1月列寧逝世，這對俄國是很大一個衝擊。因為列寧的死，這個反對派的爭論就停止了。從那時候，斯大林對付托洛茨基的各種各樣壓迫手段開始了，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來。第五次代表大會，1924年6月到7月召開，托洛茨基沒在大會上演說，沒有說話。大會上討論最激烈的問題是德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托洛茨基跟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但會上並不公開說，所以與會代表不能瞭解這個問題。因斯大林一個人演說，托洛茨基沒有演說，就可以看出，我們已經感覺到托洛茨基受壓迫。討論德國問題最重要的是路特·費舍爾，一個女的，那是他們所謂的左派。就我看出來，當時我們感覺到的，他們這幫人支持斯大林。因為布蘭德萊總書記也被撤，當作一個代罪羔羊。所以這次會議沒有把德國1923年失敗的責任弄清楚。就是斯大林一貫的做法，他失敗了，他不去好好弄清楚那個失敗的教訓。

至於中國問題、東方問題，我感覺到他們不願意講。東方的委員會由布哈林率領，我們有中國的代表四人，就是李大釗、彭述之等。我對這次大會沒有感覺得到什麼東西。不過那時候中共中央要我回國工作。

現在要談一般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從托洛茨基主義開始到現在的情形，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政治主張。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中國，主要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少數的人像陳獨秀和我覺得這失敗完全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錯誤。我們檢討教訓，還沒有看到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的文件，我們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已經反對共產國際的政策了。例如，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斯大林跟布哈林把反對的對方打壓住，我們就覺得，這個共產國際沒有希望，不能改變，所以我們拒絕開會，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態度。隨後看到托洛茨基的兩個重要文件：一是關於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的理論，過去政策的基本錯誤，這個文件就是中國革命的總政策。另一個是第六次大會以後，有一個中國的革命問題。當時要提供一條路線，以代替斯大林的那種冒險主義，就是在反革命時代採行的政策問題。我和陳獨秀看了這兩個文件，我們沒有猶疑就認同托洛茨基所說的，無論對過去對未來都是對的。所以決定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一個左派反對派。1929年4月間，那時另外還有一個小組織，就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一批中山大學學生。他們已經開始組織托派，但是，這批學生有個嚴重的缺點，這批學生從前在革命之中，沒有人做過負責任工作和領導的，在1925年孫中山大學開辦以後，才把他們送到莫斯科。他們沒有革命經驗，直接從托洛茨基的文件吸收和認識，從托派思想的拉迪克校長處受到影響，所以贊成托洛茨基思想。他們回來後，在黨內沒有地位和不能到黨工作。就在外找少數的人組織一個團體，出版《我們的話》。這樣的組織沒有影響力，尤其在黨內沒人知道。在外也沒人知道，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那時我們還在黨內的，就可見他們沒有影響力。到了我們組織左派反對派時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像陳獨秀和我組織反對派是在過去黨內擔當最高責任的領袖，黨員差不多全是幹部，他們當中有省委書記、中央委員。上海有批工人，曾參加黨和幹部組織起來的五卅運動的。像這樣一個左派反對派在世界上是第一個，在當時社會上的規模大和人數眾多，是最高的領導層。像美國是有加農，沙赫特曼，阿伯恩，他們曾是中央委員，但他們人數少，且從地位上來說，他們在黨內沒我們那樣高層的地位，在社會上沒我們那麼大影響力，陳獨秀、彭述之在革命世界中沒人不認識。領導上千萬工人運動，社會影響力是不同的。我們第一次簽名的，就是我們的意見書，我們共有81個人，81人都是黨的幹部，像陳碧蘭，她是上海區委的委員，也是婦女運動的領袖。所以組織了左派反對派，使整個黨都震動，全中國社會上都認為是大事件，共產黨分裂了。像中國著名的胡適之、大學教授們都發表了意見，我們的宣言公佈後，上海《每日新聞》日本報章翻譯了。日本寫的中國歷史還提到此事。新聞發佈後，中共翻譯俄文和其它文字，如法文、德文等。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第三國際，我們建立反對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關注。開始就呈現出與以前完全的不同。至於後來《我們的話》分裂成兩派。一派是王凡西和劉仁靜，他們另出版一小刊物沒有影響力。他們在黨內也沒影響。最後他們離開黨，沒有在黨內去影響群眾。我們使整個黨震動了。我們的組織是左派反對派《無產者》，《無產者》出版《我們的話》和《十月》刊物，從《我們的話》分裂出來的劉仁靜辦《十月》。另外還有幾個從莫斯科回來。很少人想加入我們。他們不是很好的革命家，加入我們行列還提出條件，劉淵要做中央委員。組織還沒成立，談什麼中央委員？他們另外成立組織和出版《戰鬥》小刊物。我們主要是在黨內爭取幹部、黨內革命分子。宣言發表後，引致黨內震動，三個組織召集聯席會議，中央、江蘇省委、地方組織和我談話。準備開除我們。不過沒莫斯科命令，他們不敢單獨開除的，一定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許。後來莫斯科的命令開除我們，因莫斯科最怕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義是根據地方的關係，地區、省份和個人的，我們在黨內領導革命運動多年，有成千幹部和我們接觸。革命失敗後，很多幹部還留在黨工作，他們跟我們有接觸，所以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組織左派反對派。因我在黨內同幹部接觸最多，陳獨秀比較少，我常到各地，上海區經常出席上海區委的會，每星期一次，和每星期出席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我常作報告。上海有上百名活動分子和我接觸最廣泛。在莫斯科幾年，當時的幹部和學生，後來在黨內都變成幹部領袖，我和他們關係密切。開始，我和一些老幹部接觸，跟他們談托洛茨基的意見，談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一兩個月後，開始組織了幾個約三四十人的小組。我們集結起來，成立一個正式組織，反對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陳獨秀、尹寬和我。所有成員分成小組還在黨內部工作，在黨內也有小組，小組有鬥爭，說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說黨的政策不對，批判各種機會主義鬥爭。還在黨內的幹部，還不知道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組織的人，我們都接觸了。陳碧蘭在中學教書，她接觸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這些人都在黨內擔任重要的工作，由於她接觸了，所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托派，加入反對派。組織就擴大了，因此，我們辦了《無產者》刊物。送給黨內人看，當然外間人也看，這是秘密的，因在國民黨統治底下不能公開。

隨後，我們出版了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問題，除了那最初看到的兩篇文外，又找到更多文章，出版一部書送給黨內人看，對社會的影響更大，我們自己的組織生活正式開始。

1929年3、4月至12月，黨內要開除我們。陳獨秀寫了政治意見書。我也寫了政治意見書。尹寬也寫了，還有其他的同志。他們組織特別的批判會批判我們。12月陳獨秀寫了最著名的《告中共黨員書》。陳的檔案還保存著，我的就失去了，因我幾乎被捕，所有文件都丟掉。後來我們合寫《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是正式宣言----81人宣言，事實是三人合寫的，陳獨秀、尹寬和我。這是所有托洛茨基派，蘇聯以外的一個最有系統的文件、最詳細的文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文件，德國、蘇聯都沒有。我們是有系統的攻擊斯大林的共產國際、攻擊斯大林的思想和主義、官僚主義。這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一個基礎，應該從這開始，因為很有系統。托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斷革命論》，斯大林主義是一種階段論，違反了不斷革命論，就是我們理論上比較最高的理論基礎。

1930年夏天，開始形成一些小組織。事實上除了《我們的話》在工人有地區關係如香港。上海有少數的人是黨外的，都是莫斯科回來的，他們也有他們的委員會和組織，不過他們沒有影響力，除了香港有少數的工人，一二工廠或船務工廠沒有多大的影響。北京有些學生後來分裂了成兩部分，這兩部分又互相鬥爭，最攻擊的是《無產者》。尤其是《十月》社的劉仁靜和王凡西說，陳獨秀是過去的機會主義者，執行了機會主義路線，寫了文章攻擊陳獨秀。後來托洛茨基說：“你們應該好好向陳獨秀學習”。陳獨秀做反對派是執行斯大林路線的一個歷史重要事件，整個共產國際內部都很重視。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內外是第一號人物，因為中國有個大革命，中國的黨最大。從前一個黨的領袖，加入托洛茨基運動是最偉大的一件事，證明托洛茨基思想是很有力量的，這班人說陳獨秀是機會主義，這個機會主義不是陳獨秀，而是斯大林，陳獨秀只是執行者。他是沒有辦法和必須執行，後來托洛茨基告訴他們，參加我們托派運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們應跟他學習。所以，托洛茨基說這個爭論，這個攻擊《無產者》是被黨的領導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斯大林主義者利用了，在他們的幹部中說：你看，托派內某些人說陳獨秀是機會主義者，去宣傳，去蒙蔽他們的幹部。所以有許多老幹部不滿黨和不滿國際的鬥爭，像胡夢雄，羅章龍等，以前是在我們領導下工作的，我們的態度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後來瞿秋白和李立三完全是官僚主義的，對黨員壓迫得很厲害，不能說話，不能批評。所以，覺得陳獨秀和彭述之現在組織托派是有一定道理，表示同情並參考了我們的文章後，更覺有道理，包括劉少奇等。他們稱自己‘調和派’。但是托派內另一小組織攻擊我們，黨的領導拿去宣傳，調和派便失望，給托派很大的打擊，他們寫信給托洛茨基，攻擊「無產者」、攻擊陳獨秀派。所以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寫一封正式信給他們，說你們應該統一起來的。同時，我們的中文宣言《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翻譯成了俄文，寄給了托洛茨基。當時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對他們說，政治意見書跟托氏的意見是一樣，所以你們要跟他們統一起來。由於托洛茨基這樣說，這些人才放棄了他們反對「無產者」社和反對我們，才能統一。浪費了時間，同時放棄了很好的一個機會──在黨內影響所謂‘調和派’。在統一當中，最壞是王凡西的一個陰謀。他想利用這個統一操縱將來的領導機關，他幹了許多壞事情，陳碧蘭的回憶録都批評了和鬥爭過。

1931年5月開統一大會。我對統一的態度有點不同意見，統一是應該的，是托洛茨基主張的。如果不詳細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將來又要分裂，所以我的主張跟陳獨秀有點不同。我主張有一個時間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有了基礎才統一。不過大家要統一，我不反對。所以，王凡西後來說我是反對統一的，這話不對。因這統一並不是經過認真的討論，其實反對派內有些人是要不得的，應該淘汰的。後來有人成了叛徒和背叛了。例如梁幹喬，他是《我們的話》的領袖、黃埔軍校的學生，他沒有要求統一，托洛茨基的信沒有來之前，他是反對統一的。托的信到來，他就不敢反對了。他想在統一內做一個領袖。但統一大會後沒有被選出來做成中央委員，於是統一大會後，他跑到南京去見蔣介石。梁幹喬是右傾主義的具體例子，還有其他人都背叛告密了。統一會議後，所有的領導幹部均被捕了。陳獨秀和我也應該被捕的，我住的地方已被揭發。那天拘捕了六、七人。一位托派同志機緣巧合下得到訊息知會我，才即時離開，所有文件統統丟掉，還想方法告訴陳獨秀，要陳戒嚴在家，不要到別的地方去。所以陳也沒有被捕。但新選的委員會成員幾乎都被捕了。那時我們是非常狼狽的！什麼都丟掉了，另方面，又要想辦法救援被捕的人，要找錢和關係。所以非常痛苦，陳獨秀不能出門又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為被捕，其他的，特別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都害怕，便離開了，故此很混亂，一直到1931年8月，我們幾個人都很痛苦，

到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佔領了東三省，1932年2月28日日本佔領了上海，因日本侵略，中國爆發了廣大的民族運動----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人已經少，陳獨秀和我及另外一位中央委員又臨時組織起來，成立臨時機關，我們想辦法弄錢，出版週刊《熱潮》，又把所有組織和黨員重新組織起來，到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因有公開的刊物，可以公開辦，主張言論自由，要武裝抗戰，支持二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日本。我們的刊物有很大的影響。一般的群眾和共黨內部的人也看了。中共對日帝的侵略採取最荒唐的錯誤政策，不是抵抗日本，而是要保衛紅軍，擁護蘇聯，連二十九路軍都不支持，這就是王明時代的政策。

我們編輯托洛茨基的《中國問題》和《無產者》給他們看。在戰爭時期，上海有幾個中共支部，這個領導層看到我們的刊物了，是透過我們的同志，他們亦曾說托洛茨基的理論是對的！他們反對對托洛茨基派造謠。這時期，我個人忙得不得了，要寫文，又要出席會議、支部會議、跟他們談話，跟黨的人談話，因陳獨秀不方便。他年歲大了，沒有太大活力。經過很多次的談話，把上海黨部和幾個淮南區的支部、滬東的和滬西的支部十幾個幹部，全部說服過來，變成托洛茨基派的幹部。他們底下有很多工人支部，像浦東有十幾二十個工人支部的，就把最大的支部爭取過來。像郵政局、煙廠、電廠等都爭取過來。所以，上海托洛茨基主義就代替了斯大林主義。我們托派成功地領導上海的工人運動、罷工遊行。1932年10月15日我們全被捕了，是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陳獨秀不舒服，我代陳獨秀主持會議，會議到中段，大批警員包圍了，把我們六人拘捕。我們有一印刷機關，有兩油印工作的也被捕了。那次被捕了約十人。陳獨秀的秘書被捕了，此人叛變，被捕就供出陳獨秀的地址。淮南區支部和滬東區支部的幹部被捕，楊樹浦區是最大的工業區，在上海東面，滬東區整個委員會被捕了。從北京來的一批托洛茨基主義者如劉家良，到上海工作也被捕了。1932年4月我們被捕到1937年戰爭爆發，是托洛茨基運動差不多停頓的時期。所有幹部統統被捕，被捕幹部有30人以上，這個打擊最狠最大。在南京審判，不過審判是做宣傳，所有的報章刊登我們被捕了。托派的一個工業基礎，從黨爭取過來的，但是我們被捕了，那些幹部被捕了，大家失去聯繫。在法庭上我很嚴厲的公開反對國民黨。我的演說，報章摘要登出來。就是公開反對國民黨，用共產主義來改變中國問題。這是一個最廣大的宣傳。在監獄組織了托洛茨基主義小組，常常跟他們講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

從1932年被捕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沒有中心思想情況下衰落。1937年8月的中日戰爭爆發，國民黨不能不釋放政治犯，共產黨已經投向國民黨。不能不釋放托派，所以我們從監獄釋放出來。我是最後釋放的。因國民黨一個領導人最仇恨我，因我在法庭攻擊國民黨太厲害，想把我處死。不過監獄長向司法部請示，司法部長認為不釋放是不能的，最後把我釋放了。我從南京監獄出來就到上海，開始要恢復組織，恢復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組織，剛好有其他監獄釋放來的同志，就集合討論要恢復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又通過抗日政綱，選出執行委員會領導機關。繼續出版刊物，還是秘密的，因抗日後情形稍微變化。國民黨不能完全控制我們，1939年，出版公開刊物《動向》和出版托洛茨基的書，我們有一批朋友，由陳碧蘭介紹我到南京結交一批朋友，這批朋友後來變成我們的同情者。有一位曾是國民黨轄下當官，很有錢的，思想左傾，到日本讀書，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又一朋友是我們的老共產黨員，經這朋友，他變成我們很好的同情者。另一關係，一銀行家曾參加五卅運動的，他們都很同情和幫助我們。所以得到這三位朋友的幫助，出版托洛茨基的‘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名《蘇聯的現狀與前途》)。後來又出版《俄國革命史》三大卷，是幾本厚厚的巨著，還有很多小冊子，也是托洛茨基寫的。沒有大出版商是不能出版的。像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因要翻譯和校譯，出版又花費很大的金錢，大出版商不願出版沒有經濟效益的書籍，沒有前人的經驗，革命的書籍是出版不到的。所以，這幾位朋友籌集資金，我們找鄭超麟和王凡西翻譯，給他們生活費負責翻譯。翻譯好就出版，很快，時間約一年多，就把托洛茨基的巨著出版了。都是朋友的幫助。

我在革命前，接觸的人非常廣泛，在革命失敗後，有許多教授、知識份子最先離開，對這些知識份子很反感，他們從前要見我們都是見不到的，要入黨不容易的，革命失敗，他們最先離開。所以，革命失敗後，走到另一極端，我們很孤立。被捕的時候，陳碧蘭很苦，得不到幫助，只有幾個老的黨內的，也離開了，被捕時有第一個女兒和懷有三、四個月的身孕。我在南京跟別人不同的，我們是政治犯。我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書，全是譯文，有俄文的書，托洛茨基、列寧寫的都有。監獄長不敢干涉我們，別人也不可以。所以有時間讀書，在監獄五年，整日讀書研究。什麼都看，朋友來看我，問我要什麼，就是書，所以朋友把各樣的書送給我，我的牢房就是一個小型圖書館。我看列寧、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尤其看他們的通信，他們只要利用得到的人，他們就利用來幫助運動。有些人跟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跟列寧通信的並不是革命者。我覺得我們有點過分幼稚了，覺得我們孤立不對。所以要改變我的態度，不要走極端。釋放後，陳碧蘭介紹的朋友都跟他們見面，亦接受訪問，得了一批朋友來幫助我們的運動。從這批書的發表，刊物的發表，是運動中的又一發展，從1938-1941年日本戰爭，珍珠港事件開始，我們的運動有新的發展，在各地方，北京、重慶、浙江、廣西、把舊有關係恢復過來，有新的發展。事實上，出版一大批的書有利發展影響，我也寫了一批小冊子，寫關於抗日的小冊子，西班牙革命失敗的小冊子，奧地利革命失敗的小冊子，對托洛茨基和蘇聯的情況有廣泛的影響，也公開出版了。

日本戰爭後完全變了。日本進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從前在租界上活動比較方便，租借是壞，但日本更壞，進入上海後，恐怖和隨便捕人殺人，像希特勒進入歐洲。因此我們領導中心同各地方的關係統統斷了，不能通信。隨後，日本進入北京、山東、廣東、廣西、武漢，大半個中國都被佔領了。我們的組織受到同樣的壓迫，加上我們在上海有五個幹部被捕了，他們擔任重要工作。於是，上海的組織就完全被破壞了。他們被捕，還要營救他們，我們對同志有責任的。所以，非常狼狽，幸好有些同情者，可以給他們一點錢。中國的監獄人員可以賄賂，可以找關係，所以我很狼狽，剩下的覺得上海不可留了，跑掉了，如劉家良跑到溫州，其他同志都跑了。剩下幾個人、陳碧蘭和我，同志要求我離開上海，大部分同志可以到其他地方，但我仍留守上海。有5、6個年輕人，我把他們組織起來，開一個訓練班教育他們。

這時候，大夏大學和之江大學的教授朋友，他們不大反對共產黨，在革命時代是有一點同情的自由派，由朋友介紹認識，到大夏教學，之江大學原來在浙江，後來遷到上海。因我沒有教育證書是不能教學的，和美國一樣。我現在做教授，用我的名字沒人請的。不提出哪國的學位來，是不能教學的。雖然我做過教學工作和有質素，但是不能提出來的。他說：沒關係，改一個名字。我就改名陳松濤。他說，陳松濤在北京大學當過教授，不過現在不願意用他的真名字了，因日本統治有危險。校長聽了後說，用真名危險，隨便用什麼名字。所以我就用假名陳松濤教學。

教中國通史、中國歷史、有時教西洋的文學發展，又講哲學。事實上，是講歷史唯物論。不用馬克思主義名義，因為有各種學生，我是用那個意思講馬克思主義，講中國通史、哲學、西洋文學史，有些普通學生不懂，覺得我很有學問，有左傾分子，聽懂我的話，說陳教授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下課後，學生來教授休息客廳找我。“陳教授，能到你家訪問嗎？”我說：好的。就這樣一批左傾的學生到家裏來，就跟他們談，後來爭取了一大批學生，有些是斯大林派的，後來轉變了，就是做教授得到的結果。

1941、42年開始，到1945年，做教授，展開同情網，結交一批同情者朋友，也是朋友介紹的，又跟他們講馬克思主義，他們是聯合的和激進的，所以我結交更多的朋友，有同美國做生意的商人。這時期的我，活動範圍不能到廠區，而是學生、大學生、一批自由派的、激進派的商人。這對後來很有用處，和平後，1945年8月戰爭停止了。同情者朋友就問，用彭述之名是有危險的。當時，寫文章不能用彭述之，學術上、哲學、歷史的文章用‘歐伯’。所以，同情者和自己同志叫“歐伯”，現在還是這樣。他們問：“歐伯，現在和平了，戰爭沒有了，你要做什麼？想做什麼？”我說，第一要出版雜誌刊物。出版刊物一定要錢，他們說，事情大家商量，並籌集了十條金條，大約五、六千元。他們說，要辦就辦最好的。我們很快恢復組織，重新建立領導機關。因做教授，有一批學生，通過學生，又有其他革命分子，所以組織發展很順利，有些老同志在工人中工作，1946年5月出版《求真》。《求真》是最漂亮的刊物，同情者做監督印刷，做得很漂亮，知道文章內容很好，刊物的封面也要一樣的好。他做經理，把刊物辦得最漂亮的。那時我忙得要命，寫文和組織，還有劉家良(他後來死在越南)的幫助。我自己曾有一本《求真》，在越南丟了。我們的雜誌一開始就暢銷，因為水準高，不是用彭述之，用陳人白。我們的文章有水準！我們宣傳托洛茨基思想，並不是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放在前面，內容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所以雜誌影響很大，初期約4、5千份，報攤和書店可以買到，所以影響就大。隨後，陳碧蘭辦《青年與婦女》，是她私房錢搞的。她得到一批青年人幫助，主要對青年人談婦女問題，所以是有另外一種影響的。我們的刊物使各地方有些組織，孤立的、個別的同志，他們看《求真》，全國到處有賣，知道是老歐辦的。所以他們就寫信來，把全國各地方的孤立組織串連起來。個別的人寫信來，也串連起來，所以很快恢復了全國組織。1948年，我們的黨員團員約四十人，不過我們有很多同情者，使我們的影響更大，因《求真》是戰後有名的最好雜誌，連蘇聯大使館也要。國民黨有許多所謂左派也要雜誌。所以，是托派新的發展。出版了不到三年，在1948年8月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到了高點。我寫了《黨綱》草案，劉家良起草了《組織原則和方法》草案，在會前發給各地組織討論，在大會上都通過了。大會通過將原來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以下簡稱「革共黨」)。1948年，毛澤東的中共跟蔣介石的內戰展開了。這時，國內局勢，對托派來說，危險是一天較一天高。

到了1948年12月毛澤東的軍隊已經攻打到長江的北岸，要進攻南京了，離上海很近，我們非常受威脅。毛澤東的中共是斯大林主義的黨，如果不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沒有問題，我們合作好了！斯大林主義的黨特別仇視托派，可以跟任何反動派合作，就是托派不一樣。故此我們考慮到這個問題，改變政策，否則我們全部要被毀滅或監禁，像蘇聯的托洛茨基運動一樣，蘇聯沒有托派存在，全部被關在集中營，所以我們開緊急會議應付時局。

中共一定勝利，因蔣介石太腐化，對中國大陸，我們採取什麼立場？我們支持中共所有的革命措施，我們批判他們機會主義的政策，是我們的態度。另外，我們的黨員、團員要加入共青團，加入青年團，加入工會，不能獨立工作。在上海成立臨時委員會，同黨員聯繫，政治局則轉移到香港去，有同志在上海出名了、許多人認識的托派要轉移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再調到上海，這是我們的安排。我和陳碧蘭、劉家良都是政治局委員，還有尹寬，他不願意離開上海，所以他被捕了，現在還在監獄。我們到了香港，是我們不能不離開，我們一定被毀滅。毛澤東要是得到我，不會放監獄內而是要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給斯大林作為一個禮物。

1948年12月，我們離開上海。在廣州住了個短時期，當時廣州組織還有幾十個人，中共的軍隊向廣州進攻，我們只好離開廣州到香港。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中國大陸差不多20年。同時是在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底下，托洛茨基運動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從廣州、大陸來到香港的人合起來，大約還有近一百人，我們把香港的組織推動起來，在香港出版刊物《第四國際》，我們幫助做教育工作。開始不錯的，我們黨員團員有學生和工人，我們幫助做教育工作，所以看來有發展的希望，但是另一件事情又來了。兩個同志做印刷的被捕了。跟著，有一位姓謝的同情者是銀行工作的，一個很好的人，是我們在上海影響的，他大學畢業，很有知識，英文也很好，他沒有加入托派，所以他調到上海一間銀行做會計主任，很高的地位。我們要接收國外報刊，我們自己地址不便，同情者說：我來給你們接收。所以他就接收《第四國際》及其它的郵件。托派中央機關到了香港，當局有偵探，也可能是斯大林黨告密！香港政府是最厭惡托派的，因托派常常領導罷工，例如在船廠、大紗廠等，托派在領導，我們的同志是領袖，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知道我們來了，就想方法要對付，要迫害，所以花力量檢查我們接收的外國郵件。有兩個人被拘捕，十幾人被捕了，有些釋放，有些被遞解出境到澳門或內地，跟著這事情發生後，他們知道彭述之在香港，他們用盡方法找我。他們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但是根據接收報刊的同情者，有時到我住的地方去，就跟蹤他。警員有技術的知道他去這個地方，當局要來搜查這地方，幸好我事先知道，趕快搬到另一家去，也是朋友家。果然，一兩天後，那間房子被搜查了，兩同志也拘捕了。過一、兩個星期，搬去另一朋友家，又有跟踪，那便衣偵探來包圍，來調查，我只好又搬。大家就說，在香港是危險，連我們組織也是一個負擔，所以大家建議離開香港到越南。我們的同情者是陳碧蘭的親戚，幫助籌旅費到越南去。

1950年初到越南，住了年半。因是法國殖民地，非常反動。我用假名在越南生活沒問題，碧蘭和我教學，我們的女兒也教學，教中學語文、中學英文。生活是可以的。1950年2、3月，越南有托派組織要到胡志明佔領的越南區域去開會，劉家良也去，途中被越共拘捕，不幸死在獄中。我們又有危險了，加上北京老朋友告訴上海的同情者，說毛派知道我們在越南，要我們當心！因在越南要對付我們非常容易，只要一把手槍就可以了。越南常常打死人的。所以我們又要離開越南。香港同志給我們籌旅費，買船票到法國。到法國的時候，身上只有50美金，不過，我們希望國際上會有幫助。我們到了法國，正是第四國際召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前，我們是六月到，七月末到八月開世界第三次大會。我是第一次直接參加國際會議，也參加了國際的領導機關。我們二十四人到歐洲，我們只有三人，有二十一人在法國。

我參加了世界的托洛茨基組織領導層會議，初期還沒有分裂。後來分裂了，1953年，尤其是54年分裂。我們參加美國加農所領導的反巴布洛的鬥爭，我們捲進去了，因為我參加國際委員會的，在國際委員會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在這時期，我是主張統一的，我還存有文件和信件。不過那時候，巴布洛派也不願統一，英國希利也不願統一。我在這方面跟他們鬥爭，要統一。到了1962年，約瑟·韓生(Joseph Hansen)來到巴黎，1962年娜塔利亞·斯道娃(Natalia Sedova)托洛茨基夫人在巴黎去世。我才第一次見到韓生。在以前，我有通信，是給加農的，我寫了兩封很長的信給加農，有時候是給杜勃士。我就統一的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加農，我認為要統一。在1963年韓生同勞斯·道遜(Ross Dowson加拿人)，到我住處直接談。這中間有很多的障礙，不過我是堅決要統一，後來是統一了，1963年6月在羅馬開了統一會議。我是代表中國的革共黨(RCP)的。陳碧蘭都是國際上前線人，參加國際的領導機關工作，而且干預了國際上很大的是非問題，我們有意見，是代表中國支部的。我們對古巴，我有兩個文件，還有一個是原草案。我對阿爾及利亞，寫了一篇文章，是批判希利的，同時我支持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一些意見。在隨後關於拉丁美洲的游擊戰爭，我是單獨一個人反對國際執委會的，在1968年，我們代表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干預國際托洛茨基運動。

當我們離開香港的時候，組織已受了很大的打擊，多位同志幾次被捕，驅逐出境。不過，他們還繼續工作，繼續出版文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香港主要的政治意見還要靠我們幫助，我們寫的文章，如我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他們出版了，作為我們革共黨的立場，此後他們對於農業集體化，也有他們出版的文章評論。1957年有一個‘大鳴大放運動’，他們也出版了文章，也有他們的立場。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他們有他們的意見，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關於人民公社，我是批判社工黨兩個領導人，史瓦貝克和佛蘭克·格拉蘇斯(中國名字李福仁)，我是批判他們，也批判中國的蘇達同志，他們都想反駁我，因此，我在1960年寫了一個重要文件《關於中國局勢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The Character of CCP and its Regime)，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分析文件，一個綱領文件，外國都出版了，香港也出版了。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寫了很多文章和訪問，不過這不是我們的同志翻譯出來，是明報月刊翻譯出來。香港同志還出版了《嚮導》叢刊，不過不定期，有時幾個月出一次，但是他們繼續工作，還維持了一個組織。他們是不斷地出版一些刊物、小冊子，他們是受壓迫的，雙重壓迫，香港政府壓迫托派組織很厲害，香港斯大林派的壓力。從前大陸的國民黨政治機關、銀行、商舖、產業，中共接收了，它有成千上萬人在香港，因為有錢，工會也給他們把持了，所以斯大林派的壓迫，同香港政府的壓迫合起來，我們的同志簡直就透不過氣來。所以有些同志消極了，少數同志想做，做不出什麼，就是出版文件刊物，從前留下來的人越來越少，現在都50歲以上，是替我們做工作，是我們在40年代影響的，經過三十年，那時他們20歲左右，現在變成了50歲以上，也疲倦了。同時他們在香港也要生活。所以，我曾經說過：“慷慨殺身易，長期奮鬥難。”我的親身經驗，一個革命者被捕了，慷慨激昂被殺不是很艱難，我們有成千的共產黨員，都是慷慨殺身的，但是要長期抗爭就十分難。因為革命者也是人。如果在革命過程中被捕，甚至槍斃，沒什麼，我自己就經歷過。在南京準備死，我寫信給父母和陳碧蘭，說是應該做的，最後為運動犧牲，我一點沒有感覺痛苦，因已決心抛出去，後來沒有死，就知道革命家是艱難的。

1948年從大陸避難到香港的同志，現在算來，二十六七年了，他們在大陸，差不多都有十年歷史，這些同志都經過了三十五、六年的鬥爭，他們要生活，又要工作，還要想方法弄錢來出版，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跟美國完全不同，比起香港同志，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很舒服了，那不能比那種艱難困苦！所以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最艱苦的。他們工作堅持到現在是很艱難的，大家認識到，那樣的條件，美國現在的老同志，不過一兩百人。香港一些同志，幾十年了，所以我們是要體諒他們，不過我們總是要工作，這樣會有衝突。我有上百封的信，我現在還保存著，加拿大有同志的信，批判他們，鼓勵他們，提出建議。1968年我們到日本旅行，我和碧蘭在日本住了半年，香港派同志見我們，更多知道香港的實際情形和過去十幾年的情況，我們從日本回巴黎，寫了一封信給全體同志，要他們積極工作，現在的世界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建議他們籌一筆款，出版書籍，出版刊物，我們說，香港的青年，請你們活躍起來，因當時歐洲和美加有個青年激進運動潮流。像美國那些年青人反越戰，就是那個時候。他們籌了錢，把每月有的一點錢拿出來，籌了幾千元，準備要辦一個刊物，但很吃力，有錢，還要寫文章。編輯的人，寫文章的人不夠，他們又停下來。到1970年香港出了一個新的月刊《70年代》，這月刊是香港的青年激進化運動，當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這是一個新的青年運動，我們香港的同志很難影響他們，我們建議寫的文章，他們寫，但是不能夠影響他們。例如王凡西，他接觸他們，還不能夠影響，他不能吸收任何人加入我們的運動。1972年2月間，香港《70年代》雜誌二個成員到巴黎訪問我們，後來又有一批十幾人到來。他們一來便知道我的真名彭述之，他們是從外國的刊物上看到的。所以他們就問我許多問題。一青年李X明，第一次寫信給我，說他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一個負責人，我答覆他許多的問題。我同這些年青人大約有一年書信往來。跟他們談話，他們提出蘇聯的問題、中共的問題、全世界的問題，為什麼蘇聯是一個官僚獨裁的專政？為什麼中共又是一個官僚獨裁？所有的問題，我都給他們答覆了，有時談很長久的。最後被我說服了，他們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第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再進一步是托洛茨基主義。所以，這批人1973年回香港，當中著名人物是回港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的吳仲賢，不幸中年癌疾逝世。

因年青人膽子大，他們不怕，頂多坐牢。老的同志不同，拘捕會遞解出香港，到澳門或大陸去。年青人是生長在香港，英國政府不能迫使他們離開香港，最多關起他們。所以這批年青人反對香港政府，示威遊行。他們敢於公開說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以，從前老同志不敢說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年青人不管，香港的報紙就知道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這班人，報紙常常登載。從1970年開始，我們向他們建議，把托洛茨基以前的書籍重新出版，拿到書店去賣。首先拿到《七十年代》的書店寄售，它當然想賣，所以我們有一大批書，托洛茨基主義的書再版。像《俄國革命史》，像《中國革命問題》，現在又要再版。這些書籍印出來是公開賣的，所以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就擴大了。一年多兩年，他們出版《十月評論》刊物。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派運動在香港等於半公開。香港政府也不像從前的壓迫，共產黨是公開的，為什麼托派就不能公開？托派在英國是公開的，在倫敦是公開的，為什麼托派在香港就不能公開。所以，我們現在的活動比較公開，半公開的，兩個刊物和書籍出版。我們可以公開地代表托派去演說，由這批年青人去復興托派運動。《十月評論》已經出版了快兩年，知道他們很積極、盡力的做。我們的書現在是公開出版，《十月評論》上有我的名字，將來還有一些新出版的是我寫的。他們登載我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等文章。他們要出版陳碧蘭的訪問記和回憶錄。這就是香港現在的情形。在香港的組織有幾十年，從1940 年左右，我們香港有組織，但是從來不能這樣的公開，我們出版刊物，從前也有的，都是秘密的。最近一年多，我們的書公開出版，刊物公開賣。這倒是新現象，也可以表現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也是一個發展，香港的組織雖然很小，但是組織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因為所有斯大林主義統治的國家，從蘇聯到東歐、北韓、北越，沒有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香港，我們還有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而且這個組織，最有鬥爭的傳統，這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關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產生的思想基礎，我們就要檢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中國大陸所採取的政治立場，對於大的事變，它的政治立場是怎麼樣，才可以判斷托派起了什麼作用。我們可以用幾個大的事件做一個基礎，做一個標準來做判斷。

第一個時期是從1929年到1949年這二十年，托派活動在國民黨最反動的統治底下。第二個時期，就是從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到現在二十六年。我們要分開來講。在國民黨統治底下，有什麼最大的事變呢？第一是‘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東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都是大事變，對於中國的民族命運有關聯。我們採取什麼態度，中國怎麼辦？我們出版刊物，我們有文件、有宣言，我們的態度是分析日本佔領中國，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政策的結果，也是第二次革命失敗的結果。所以我們宣傳這個基本觀點。日本侵略，我們要武裝對武裝，應該要武裝人民來對抗日本的侵略。為了這點，要求國民黨應該給人民有自由，沒有自由，怎能夠活動呢？所以我們提出的政綱，就是我們的共同要求，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這種專制獨裁，只有幫助日本，因他控制了人們的自由，所以人們要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人們要有公開的武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此，農民、受壓迫的人們在一起，幫助農民得到自由，改善生活，因這是全民族的問題，為了實現這些自由，要有一個國民會議，要有一個普通選舉的有全部權力的國民會議，把這些自由活動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們的共同綱領。我們用這個共同綱領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的專制獨裁。這些綱領和宣言等，在當時都是有文件發表或登載在報章上的。

托派的運動也是上述同樣的兩個大時期，在上述第一個時期，首先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佔領東北三省，和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我們當時採取的立場，是號召全國人民組織和武裝起來抗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批判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們提出由國民會議來解決重大的問題。

第二是1937年8月13日，日本軍隊全面進攻中國，這是繼續從前佔領東北三省一樣，繼續擴大，日本侵略是很重要的事件，對中國的國家命運很重大的一個歷史性影響，同時對整個國際也是。托派的政策是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支持抗戰，抵抗日本戰爭，就是在蔣介石領導底下，我們在軍事上，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另一方面，我們批判國民黨的抗戰政策，是錯誤的反動的，它壓迫人民，不許人民自動的武裝，不許人民組織武裝自己，自由組織，不給人民有自由，所以我們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全國人民普選出的國民會議來領導這個抗日戰爭。這就是我們基本的態度。我們現在看起來還是對的。後來托洛茨基也表示這個意見，與我們完全一致。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托派有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派是陳獨秀，他從監獄出來，變了。在監牢，我跟他鬥爭，證明他的思想錯誤，在支持抗戰行動上表現出來。他跟我們不同，他也主張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這跟我們一樣，但是我們反對國民黨的抗戰政策不徹底，尤其對於人民繼續壓迫，人民沒有自由。陳獨秀跟我們不同，他主張不要批判國民黨，我們也無條件去批判蔣介石。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那時他已經放棄了革命的立場。他害怕批評國民黨。這就是我們的文件表明的，關於陳獨秀的我們有好幾個決議。第二個傾向，就是托派中的鄭超麟，也是個老托派同志和老黨員，他是另一個極端。他因為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他說這個戰爭不是革命的，我們則說有進步性。他說蔣介石同日本天皇是一樣的，兩方面都是反動，所以他主張我們對抗戰應該採取失敗主義。這是極左的。這一傾向很危險，在那時候，如果在客觀上，我們是擁護日本人，贊成日本侵略，因為必須首先要打倒國民黨蔣介石，他已經領導抗戰，這樣就等於做漢奸、做叛徒。所以我們反對，我們反對這兩種傾向，我為此起草的決議案，是絕大多數同志支持的。所以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正確的，也就是我們所代表的。後來，在日美戰爭發生的珍珠港事變後，王凡西又是個失敗主義者，我也批判了，我們批判他，尤其劉家良最多文章批判他，他也是一種極左派。因為日本進入了中國，我們怎能夠對日本戰爭我們要採取失敗主義。我們採取失敗主義等於幫助美帝國主義。對這件事情我們是正確的。有很多文件，爭論得很厲害。結果，陳獨秀離開了托派。王凡西和鄭超麟也出來組織一個小組織。所以托派分裂了。不過，他們出去的人很少，幾個人。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就是和平後，托派對於和平後採取什麼立場？和平後，我們的政治立場是反對國民黨的專政，人民要自由，我們重新提出要有國民會議，解決國家的問題。《求真》同《青年與婦女》都發表這些意見，托派的政治立場是正確的。

最後，是國民黨同共產黨的內戰，引起共產黨後來奪取政權。我們起初批判共產黨機會主義政策，它等於投降，在中日戰爭中，它投向國民黨，它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這個領導，沒有重要地批判，所以我們批判它。和平後，共產黨還想跟蔣介石建立聯合政府，這是機會主義，和平後，情形很好，中共如果是個真正革命的黨，它可以很快的發動全國的工人農民走向政權，但是要跟國民黨合作，直到蔣介石把周恩來這位國共和談代表趕走了，才逼得毛澤東增加反抗，因蔣介石已經發表宣言，要拘捕毛澤東、朱德。我們批判這些。另方面，我們攻擊國民黨發動內戰，犧牲人民，這就是這時期我們對兩方面的批判。我們主張共產黨應該直接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認為國民黨應該打倒的，這是我們的立場。但是在這時期，我們托派有一錯誤。我們的錯誤就是，因共產黨用這樣純粹的軍事手段，不發動民眾，不能夠得到政權，原則上是對的，但是我們忽略了一點，就是第二次大戰後造成的整個國際形勢，特別是中國的局勢，是非常的特殊，所以中共雖然實行機會主義，它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走上了政權，我們後來檢討，我們對這一點，沒有估計到。這是我們的一個教訓。關於這一點我還要說的，就是在國民黨統治二十年當中，托派對於重大事變的政治態度和政策。我們現在來回顧，我們是對的。共產黨就不同，是機會主義的，一時是冒險主義的，所以，這與我們不同。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托洛茨基主義正確，不能夠成為一個群眾的黨，領導工農走向政權呢？這是一個歷史大問題。我寫了小冊子解釋，就是托派在國民黨底下，被壓迫得非常厲害，例如1932年，陳獨秀和其他的同志被捕，在上海的，在全國的基礎上，我們當時在城市內的基礎，尤其是在上海工人中，我們可能很快的發展，成為一個大的黨，但是陳獨秀和我被捕，所有的幹部30幾人被捕，所以沒有辦法。這解釋了托派不容易發展，是受各個時期統治者的壓迫破壞太厲害。

第二件事，是毛澤東派走上政權後，托派的政治主張，在這點上，我們也要根據那個大的事變來看問題。起初是一般的，我們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我們怎麼樣看法？第一，他是個機會主義者，斯大林派，為什麼能夠奪取政權？什麼樣的客觀原因？什麼是它的主觀原因？以及這個黨當時的政策，它的組織上政策，它的措施，以及它的前途。最後，就是我們的態度，這必須要有一種很嚴肅的分析。關於這方面，我在1951年11月做了一個很認真的研究，寫出了《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這是我給第四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國的托派同志是完全贊同的。我在這個文件內就做了分析，認為中共能取得了政權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一是蔣介石政權的絕對腐杇無能和崩解，二是美帝最後抛棄蔣介石，三是中共力量在內戰，尤其是抗戰中的壯大，四是蘇聯對中共的援助(詳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3卷)。跟著，我指出它的前途有三個，多半是東歐國家的道路，就是走向變態的工人國家，這是斯大林主義的表現。事實上，毛澤東是跟著斯大林當時的東歐國家的道路走的，我指出這個前提部份。我們的態度，我的報告後面提到，我們支持毛澤東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正確的措施，同時，我們指出他們的不夠徹底，我們指出應該沒收土地給農民，沒收所有資本家的財產歸國有，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歸國有。

另一方面我們指出，工人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完全是被官僚控制，我們主張工人農民兵士都要組織蘇維埃，來管理國家，然後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工農政府，工人和農民的政權，這就是我們的態度。我們這個態度很清楚，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關於這一點，我在1954年給瑞士一份托派的報章寫了一篇文章，我更簡約地叙述了我們托派的政治見解，在這篇給瑞士的托派刊物發表的文章中，我更具體地批判和分析，我們一方面支持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要摧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參加抵抗，這是我們的態度。要有一個真正的工農兵的蘇維埃政府，我第一次指出，中共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走東歐的道路，將會有一個政治革命，這是我1954年第一次提出來，是我們托派的意見。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是共產黨在1955年開始農業集體化，要農民參加生產合作社。關於農業集體化，我們支持，但是毛澤東的做法，我們反對。因他強迫農民參加。那時香港的托派同志，寫文章批判這件事情。我們表示這是一種列寧對農民的態度。1957年，毛澤東發動大鳴大放運動，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我們一位同志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如果它真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自由，這是對的，但是毛澤東不是這樣，他是要利用這個大鳴放來查出那些反對派，引這些反對派連同中共自己的黨員說出他們的真心話，說是「引蛇出洞」，然後加以打擊，當作右派，拘捕了幾萬人，開除了幾萬黨員，所有批判中共的人都受打擊，我們認為這是個陰謀，事實是如此。這是我們對這件事的態度。第三大的事就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這些是中國事件中最大的事情，那時有5億農民，要他們一下子參加公社，這使全世界都震驚了，全世界的輿論都很驚奇。因為這實在是非常重大，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但在我們托派內也有人贊成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是史瓦貝克和李福仁，中國有蘇達同志是贊成的。他們支持人民公社，不加批判的擁護。那時候，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也很煩惱，形成二派，由紐約和洛杉磯兩地的成員所分別代表。所以，杜勃士就要求我寫一篇文章。我寫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評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我根據列寧、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以及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俄國的歷史事實和經驗，東歐的經驗，我全部的做了一個檢討，批判毛澤東的這種人民公社是一種冒險主義。我從理論上，歷史的經驗上，根據俄國的先例，給毛澤東一個批判，給人民公社批判。這種冒險主義必然會失敗，我預先指出要失敗。例如，公共食堂，我說這是行不通的，這是起碼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懂得的，物質生活落後，怎能夠把家庭完全不要，吃飯到公共食堂？就是美國革命以後也辦不到！還要等一段時間。這是非常幼稚的，沒有知識的，一定會瓦解的，公共食堂要取消的，那時還沒有取消，當我說這個問題時。後來，沒有公共食堂了。原來公社是一個失敗，後來又恢復到生產合作社。我相信我這篇文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對這個問題最精細、最正確的分析。這也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觀點。後來，事實證明，我們的分析是有預見。對落後國家，托洛茨基主義應該研究。所以，這篇文章刊出後，把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兩人打垮了。所有的同志支持我們的意見，紐約的同志社工黨的領導是完全支持這個見解，而且給他解除了一個麻煩困難。其他的國家，像日本的Yamayiqi，他就最贊成我這篇文章的分析。當然，沒有人不贊成托洛茨基主義的意見。第三件，最後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我給中共黨員的公開信，在明報月刊刊出，還有許多文章講解文化大革命。我在1967年2月16日《給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封公開信》(見同上書)中，提出一個鬥爭綱領，我們的態度非常明顯，我們反對毛澤東用這種辦法排斥異己，排除反對派；打倒了劉少奇，林彪又來了。這就是我們正確的立場，我們批判反對派劉少奇，但是我們指出劉少奇有的政策，比毛澤東是有建設性的，代表溫和改良的。我們支持這個溫和派改良派，同時批判他不足夠，這就是我們的態度。像我們對俄國的赫魯曉夫批判，我們支持他的非斯大林主義，但另一方面，我們批判他不夠徹底。最後，我們反對批林批孔運動，我們的《十月評論》有大量文章評論這些事件。我分析，研究中共的歷史是很重要的。關於批林批孔，是毛派的作為，涉及一些中國重大的歷史問題。

對於中共這個政黨和政權的分析，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共的勝利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見同上書)這是比較全面的分析。雖然不像托洛茨基寫的《被背叛的革命》那樣詳細，不過，一般是那樣一個新的分析。這也是因為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寫了文章，他們認為毛的黨，中共，不是斯大林黨，毛的政權不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權，中國實行了純正的革命。他們是把中共美化了，這就是一種投降毛澤東主義的思想，這是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起初在社工黨裡，他們的文章發表使得社工黨的領導層很麻煩，因為他們不很懂得中國的情形，不知道怎樣答覆他倆人。所以杜勃士要求我寫篇文章講解。所以我就批判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文件來批判。在托派來說，是對毛派、毛政權和托派的基本政治革命綱領的一份文件，是最基本的。我們現在根據這個綱領，視為對毛派的政治革命綱領。

總而言之，這是一份很重要的托派文件。因它表示托派對中共的政權和前途，托派的基本的政綱，提出政治革命，表現托派是非常有原則的，根據馬克思主義，不是隨便反對和隨便贊成。像托洛茨基提出蘇聯要有個政治革命，他是根據理論和事實的分析，從這點上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繼承托洛茨基。

指出托洛茨基運動在中國所經歷的，這四十六年，托派對於中國問題的政治主張、政治分析是有文件寫出的，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的托洛茨基派有這麼多的文獻。因中國的事件發展得複雜，完全不同。一個斯大林黨掌握了政權，又是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所以，我們對整個運動的發展，做出了我們的思想貢獻、正確的貢獻，我認為我們是對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見到有人能否定我們或是有理據批判我們。此外，中國托派目前對於中國的問題是有有系統的分析，並堅持主張的。

我們中國托派對於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於世界大事的意見也有相當的貢獻。例如對古巴問題，我有兩個文件，1960、61年，卡斯特羅剛剛走上政權，我對他的分析。一方面，他建立的政府是革命的，但同時又有點危險，因為他國家太小和孤立。在美帝國主義壓迫下，可能要墮落，尤其在蘇聯的援助底下會官僚主義化。我這個分析，第一次我寫了篇文章，第二次，1961年我給國際委員會寫了一個決議草案，我們的分析，到現在還沒失效，事實上卡斯特羅是完全跟蘇聯走向官僚化。

第二件大事，就是阿爾及利亞，她同法國帝國主義，經過了多年的戰爭。我曾經發表過意見，提出阿爾及利亞應該走怎麼樣的道路？我這個政綱性意見包括在《白恩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裡去?》一文內(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四卷)(註)。因這篇文章提到古巴問題，提到阿爾及利亞的問題，提到統一問題，這是我對國際問題比較重要的問題的文件。我對古巴的意見又重新分析，為什麼古巴走上政權和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我說得更詳細。也說她的缺點。對阿爾及利亞有我提出的政治綱領。因為對阿爾及利亞，我認為，那時白恩斯是極左教派主義，所以，我就批判他。我提出一個綱領性文件，這也許很重要，對於國際問題，阿爾及利亞很重要的。

[註: 該文指稱「阿爾及利亞的一切革命者必須團結起來，以現時獲得的政治獨立為基點，製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綱，再進而動員工人群眾及一切貧苦的農民繼續進行鬥爭，為撤退法國駐軍和取消它的經濟特權、為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和實現產業國有化、為爭取工農的民主權利，和建立工農兵委員會和工農政府而鬥爭，以此把阿爾及利亞推上社會主義道路----這便是我們對阿爾及利亞所應採取的路線，並以此為批評本.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標準，和鼓勵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繼續進行鬥爭的方針。」(見該書第242頁)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智利1970年開始的革命，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有個重要的意見。我曾經寫了封信，給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我在1971年就主張智利要成立工農兵蘇維埃，否則，這革命一定會失敗。因為只有成立蘇維埃，才能夠使軍隊兵士，跟軍官隔離起來，才能避免戰爭。我在《導論》中也提到。這是托派對國際運動的貢獻。對於葡萄牙，我也有不同意見。我主張葡萄牙應成立工農兵蘇維埃，不能專靠立憲會議。不過，這事現在還在爭論。中國托派對於國際運動重要事變有其主張和分析。所以，我可以說，中國托派，從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從思想來說，是堅強的支部，我們特別的自豪。當然，我們的組織非常小，這並不是我們的主觀錯誤，而是一個歷史問題。托洛茨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創造了有系統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不能在蘇聯活動，蘇聯的托派同志們被摧毀了。所以，我們是可以解釋的。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挫折、失敗，處境是非常艱難的，但在政治上，是表示了托派的一種可以說是最深刻的，最廣泛的意見。政治立場證明是對的，在世界的托洛茨基運動裡面是不多的。

訪問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第二次革命中中共宣傳部的組織。當時宣傳部是我負責的。在1924、25年是沒有的，從前宣傳部是有的，雖然沒有機構，也就有個人負責，沒有正式成立一個機構。我回來後，因我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要我負責宣傳部，所以就建立了一個宣傳部的機構。是一種獨立的，單獨的，有一個負責人。我是宣傳部部長。組織了一個宣傳委員會，可以大家討論關於宣傳出版工作。因宣傳部工作很廣泛，要領導出版兩個刊物《新青年》和《嚮導》，我要負責。這些刊物是對外和對內宣傳。還有對內的教育工作和辦黨校。所以要有個宣傳委員會來討論。宣傳委員會就是我、瞿秋白、蔡和森。但是蔡和森後來去了莫斯科作代表。剩下我和瞿秋白，我們宣傳委員會有陳喬年秘書，我們開會討論。有兩份報紙和兩刊物，我是主編，陳喬年是助手。所以，我們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有黨校組織，很忙，沒時間教育，因革命發展像狂風暴雨般急速！上海五百黨員，連青年團員一千多些，一年後便一萬多。所以我們人手不足夠。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夠。不過，我們也做了一點宣傳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我和瞿秋白。這問題很複雜，因有許多外國書籍，老是說彭述之與瞿秋白有仇恨、有衝突。我這個人從來不同人爭，我對於同志是採取一個正當的態度，我們同志間工作，政治上意見不同，也沒關係，可以討論。我是依照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我懂得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思想，我自己參加過。所以我是採取這種態度。我跟任何同志沒有成見，我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工作的成績表。對瞿秋白也是這樣。瞿秋白在莫斯科有一年和我在一起，他的俄文很好，比我強，但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機會主義思想。1923年回國，和陳獨秀參加第四次國際代表大會一起回來。他回來，黨叫他編輯《新青年》。他寫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有個很大的毛病，因我也懂俄文，他把俄文翻譯出來算是自己的，寫上瞿秋白的名字，我看不起此事，我認為不忠實，尤為重要的，他在上海大學當教授，他講唯物史觀，他把布哈林的那本唯物史觀翻譯出來，後來，翻譯本印刷出來寫的是瞿秋白著，沒有說是從布哈林的書翻譯的，非常不光彩。

(編按: 原有錄音帶說到此為止。憶述和錄音歷時15天，從1976年1月1日至同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