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6日發生在厄瓜多爾太平洋海岸的地震造成了一些沉重的傷痕，不只涉及人員損失（近700人死亡，6000人受傷和30,000人受到影響）或物質損失（重建需要30億至40億美元），而且涉及到社會和政治方面。這次地震對國家管理的巨大影響，讓我們可以理解拉斐爾·科雷亞總統政府目前政策裡的緊張和矛盾。

因此，即使政府能夠迅速動員起來，為受影響的人們提供急救和援助，它仍然有義務實施一系列稅收措施，加強業已執行的應對危機影響的措施，導致這場危機的原因是油價下跌[1]，預計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會超過4％。這些措施包括提高增值稅，從12％增至14％，即每月收入超過1000元者，扣除一天的工資（收入超過2000和3,000美元者，扣除2天和3天的工資，等等），還有，對資產超過一百萬美元的人加征0.9％的稅。 更不用提的是，為了獲得新的信貸額度而要開啟與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其進展微乎其微，還有，可能要出售公共資產。

採取的這些措施，有其深刻的經濟衰退背景，在這些措施的實際範圍之外，許多批評者指出，它們幾乎沒有影響到最富有者以及大公司[2]，負擔主要加在中間消費者的身上，因為對新自由主義措施開門，造成中長期後果，例如背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國有資產的出售。 在這些決定中，沒有什麼是真正原創性的，其效用可疑，這與拉斐爾·科雷亞在其第一任期內熱情宣佈的“公民革命”的最初願望形成強烈對比[參見“制憲”公投後，“贊同”陣營獲得勝利，科雷亞在2008年9月28日的講話：“今天厄瓜多爾已經決定成為一個新的國家。舊的結構遭受挫敗。 它肯定了公民革命。”]。

科雷亞是如何獲得政權的？

為了瞭解科雷亞厄瓜多爾發生的情況，瞭解所發生的社會經濟變化的性質，以及左派所發揮或仍然發揮的作用，我們的眼光必須遠超在極其緊急情況下採取的這幾個措施。 我們必須審查這個國家的歷史，並評估從1990年代以來使安第斯國家發生深刻變化的巨大經濟，社會和政治動盪。 正是在這個時候，該國的土著人民組織 --- ‘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合會’（CONAIE）--- 驟然出現在社會政治舞臺。 與城市社會運動（CMS）協會聯盟，並于1996年聯合了一個政治力量，新國家帕恰庫蒂克運動（Pachakutik Nuevo Pais）[3]。 因此，他採取了一條與胡戈·查韋斯和埃沃·莫拉萊斯路線平行的路線，並作為最進步國家陣營的一員出現在拉丁美洲。 但是，儘管如此，他的基本計畫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而不是真正朝向左翼計畫的一個政治社會轉型。 尤其是，他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民眾和土著運動的選舉支持，他自己的‘國家聯盟’（Alianza Pais）賴以形成的政治基礎，並沒有與左翼計畫有機地聯繫在一起，而是置於其外，有時直接反對其一些最活躍行業的要求和願望。 從越來越多採用的經濟模式，從詆毀者或捍衛者加諸其上的多不嚴格的矛盾標籤（民粹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些基本歧義。

“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

應該認識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在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後，科雷亞政府見諸了該國真正的經濟復蘇，因高油價而大量流入的外匯被用以建設道路和大規模基礎設施（高速公路，機場，電車，地鐵等）。 此外，特別是在科雷亞第二任期內，“改變生產環境”的經濟計畫，無疑刺激了該國大多數經濟行業，特別是農業，漁業和旅遊業的生產。 推進能源自主（通過建設水力發電大壩），同時通過推進合作，尋求私營和公共部門之間的原創第三條路。

但同委內瑞拉一樣，合作行業發現自己與傳統的資本主義行業在做直接競爭，導致一個矛盾的結果：雖然公共投資從2007年不斷增長，甚至在2013年和2014年超過私人投資，但私有行業在關鍵的經濟領域，如電信，超市，汽車，飲料等的集中投資卻持續增加。 此外，大公司的收入占GDP的份額日益顯著，2011年100最大公司的GDP份額達57.74％，2014年則達到71.36％[4]。

這種現象在農業中尤其明顯，儘管小型畜牧生產得到官方支持，但是因為追求出口農業的發展（例如花卉和西蘭花生產），有利於大規模的對環境不良的單一種植（例如，過度使用水，化學製品等），促使這些行業的工作條件處在中世紀水準，其中大部分工人是婦女，她們每天工作（而且是非法的），不會有社會保障或受工會的保護 [5] 。

如果石油價格沒有崩潰，在一段時間內，這種類型的發展可能給人以成功的幻覺，可是石油價格的崩潰，導致2016年經濟增長預計將縮水，而2015年的增長是0.4％（但人均下降1.1％），但是2011年以來則增長 7.9％[6]。 布倫特原油（占世界石油交易量的2/3）價格從2011年2月的每桶110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平均每桶50美元，然後是2016年1月的30.69美元和2016年3月的38.32美元。對厄瓜多爾顯然有不可避免的後果 [7]； 政府收入削減，額外活動加快，特別是像鐵一類的礦產初級品的開發加快。 [8]

不挑戰資本主義！

事實上，這種國家推動的經濟發展，決不會挑戰厄瓜多爾社會的不平等及資本主義本質。 同美洲大陸的其他地區進行比較，看看厄瓜多爾弱勢階層的生活條件的變化，是有用的。 國家統計和人口普查局（INEC）的統計數字顯示，貧困率從2008年的35.09％到2014年的22.49％有顯著的下降，到2015年再次上升至23.28％，但城市和農村之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距，2015年的貧困率分別為15.7％和39.3％。

然而，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比較，並不會讓我們清楚地說明，這種失敗僅僅是由於政府的社會政策所致。 在2000 - 2014年期間，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對於新自由主義政府和進步政府，情況都是一樣的。 此外，拉美經委會在其‘2013年拉丁美洲社會全貌’中，明確指出，貧困的這種下降，影響到所有國家[9]。

在20世紀80年代的黑暗歲月之後，到20世紀90年代，程度有所緩和，在生活水準的驚人下降以及不平等性的大規模增長之後，社會資料的重新平衡是完全“正常的”，特別是在恢復增長的背景下。 所謂的進步政權，如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之間的顯著區別，在於使用石油或天然氣租金。 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委內瑞拉，它被用來制定社會政策，特別是衛生和教育領域的政策。

但基本上這些援助政策不會違背制度的資本主義邏輯。 它們不僅在不改變其基本結構的情況下對現有制度體系進行投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原材料價格，最重要的是，它們依賴於政府的社會政策。 它們根本不解決就業問題，這個問題仍然由私人雇主包辦，在較小程度上靠政府。

關於厄瓜多爾的可支配性平均收入，INEC指出，在2000年至2015年期間，“生產部門資本家”的收入增加了6倍，而“工薪生產工人”的收入增加了4倍，“採礦業公司中的工人”收入只增加了3倍。 因此，關於財富分配的趨勢並沒有真正的逆轉。 至於社會不平等，世界銀行說，自2006年以來，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由於貧窮的嚴重下降而經歷了不平等的下降。 最不平等的國家仍然是中美洲國家，但也有由工人党（PT）統治的巴西，還有哥倫比亞。 在安第斯區，按照這一時期不平等的減少來計算，秘魯和厄瓜多爾是平等的。

最後，還有一個重大現象需要注意：存在大量外債，表明拉丁美洲經濟體對北方巨大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 在厄瓜多爾，公共債務從2009年的102350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27520億美元。然而，從2007年開始，科雷亞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聯盟發生衝突。 他成功地重啟債務談判，並只須歸還以總額款的四分之一。因此，厄瓜多爾中央銀行（BCE）表明，如果2009年用於債務（折舊和利息）的款項為38.7億美元（其中0.35是利息），那麼2010年只有9.5億元。2015年，再次上升到31.6億美元，其中10.7億是利息。由於石油危機，銀行資源枯竭，厄瓜多爾不再能獲得國際銀行的貸款，只有中國願貸款給它，利率比平均值高2〜3倍[10]。 然而，警覺到該國局勢的脆弱性，在2016年4月16日的地震發生一周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現在啟動與厄瓜多爾就一項貸款進行談判。

新依賴

在2006年科雷亞第一次勝利之後的十年，在公民革命理想中強烈地體現出來的期待改變的願望還剩多少呢？ 不可否認，有一套相當重要的社會措施，一個加強公共服務的網路，特別是在司法，衛生和教育方面[11]。 例如，在2013-2017年預算方案中，相當於11.6億歐元將用於創建新的大學。 但該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包括經濟依賴機制，並沒有根本改變。 私人銀行業的利潤大幅增長，而工業和農業繼續集中起來，為少數大公司謀利益。厄瓜多爾（Guayaquil）資產階級，在小一些的程度上，首都基多（Quito）繼續掌握國家的大部分經濟杠杆。 如果第一資源取得者，石油部門，不可否認地下降，特別是自2014/2015以來，政府已做了一切，代之以原材料開採，把亞馬孫古陸的石油特許經營作最大範圍的領土延伸，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環境破壞。

政府的資源開採政策並未質疑外國跨國公司的作用。 它滿足於自己 --- 當然，不可忽略 --- 要求比過去更高的特許權使用費，但是讓他們在這個區域自由地開採資源，允許他們繞過生活在這片令人垂涎之土地上的人民（通常是土著人民）的固有權利，這要歸功於採用“憲法”中一個“國家的更高利益”的條款。 而這個憲法，業已明載要更好地保護厄瓜多爾土著民族的權利。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跨國公司毫不猶豫地污染環境，持久地以最低成本採取珍貴的礦物。 尤其是在厄瓜多爾南部採取鐵礦，大量地使用氰化物並將其排放到水供應源，或在地下水層中擴散。 這種開採模式大體上類似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做法。 主要區別在於給地方政府的補償金額，這比以前更高。 但基本面仍然相同：剝奪祖傳的土地，系統性污染，疏散常住人口，讓外國公司發財，生態系統的持續退化，更不用說加諸於勞動力的惡劣工作條件。

因此，依賴關係具有雙重性：依賴與原材料價格有關的國際投機活動，因為厄瓜多爾無法控制原材料的價格，而它急需經常性收入來購買必需品； 此外還要依賴強大的外國公司對所謂的國家底層土地徵用的管理 [參見西方國家的例證，根據其與厄瓜多爾國家簽訂的合同條款，西方國家不能出售其特許權給協力廠商（加拿大）公司。 然而，在帕拉西奧斯總統時（2005-2006年），它這樣做卻完全不受懲罰，得到了世界銀行仲裁法院的全力支持，後者的仲裁有利於它。 厄瓜多爾國家因此必須向西方國家支付15億美元的罰款。]

除了這種雙重依賴的後果之外，還有一組典當經紀人的問題，這些人的上頭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他們準備當局面變得不利時，騎劫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目前遭受2014/2015 以來的暴烈經濟收縮。 歐洲聯盟正在準備與厄瓜多爾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作為與哥倫比亞和秘魯簽約的一個附件，其中某些條款將允許歐洲跨國公司在極其有利的條件下投資該國，並迫使該國把其公眾服務開放給市場。

因此，科雷亞的厄瓜多爾沒有經歷真正的結構性變化。 當然，公共投資（特別是運輸和教育的基礎設施）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要求開採底土須付的特許權使用費，可以暫時減少對該制度不滿的部分最危險原因。 然而，它們不能改變其性質，也不能打擊使厄瓜多爾受害的最悲慘形式的依賴。 此外，這一說法大體上得到了科雷亞本人的證實。 “積累的模式，我們還沒有能夠大幅度改變它。在積累模式改變之前，我們用相同的積累模式，改良事情。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不傷害富人，而是創造一個比較公正和公平的社會”[12]。 很明顯，我們所擁有的既不是激進的社會變革也不是反資本主義，而是在資本主義框架中的“後新自由主義”政策。 不多，也不少！在2016年5月3日，為處理地震的災難性影響，科雷亞發表了關於公共資產私有化列表的聲明：“我們必須將這種財富改變為流動的”，這不就是解釋嗎？

緊張的社會局勢

自從2013年2月17日，科雷亞上次連任總統以來，反對政府政策的社會運動變得更加廣泛。 政府“偏向開採”的取向加劇了土著居民同安置於其領土上的跨國公司的鬥爭。 也許有幾個土著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傾向政府的政策（卡洛斯·維特利[Carlos Viteri]，李嘉圖·烏爾倉度[Ricardo Ulcuango]等），但對於那些直接面臨礦業開採的村莊居民，情形不同，他們處於同政府的公開衝突中。 一個典型的案例出現在2014年9月，是印塔各（Intag）地區圍繞利古裡亞瓜（Llurimagua）銅礦開採項目的暴力對抗。抗議者反對把一部分谷地讓給智利公司Codelco，阻礙後者進入谷地，導致政府派軍隊佔領該地，然後逮捕土著活動家。

在社會的其他層面，問題是勞動的監管正使得不滿在凝聚。 自2012年以來，工廠受訓人員的工資劃分為三，以及讓公司在遇到困難時減少工作時間同時降低工資的可能性，把FUT工會聯合會動員了起來。 更何況，因為接著這最初的改革之後還有其它幾個，尤其是2015年的勞動彈性制的推廣[13]，由國家支付的那部分養老金壓縮40％，以及工會權利和罷工權的限制。

2015年8月，幾個工會，土著和學生組織制定了一個13點要求平臺； 科雷亞拒絕討論它們，理由是它們是局部的利益要求。 然而，這些要求包括土地改革，包括一條保護水免於私有化和被跨國公司佔有的法律，還要求拒絕增加公共交通運輸價格等。 運動是強烈的，像2015年8月13日的遊行，引來近10萬人走在基多的街道上。 全國都有罷工和示威，持續一個多星期。

儘管有政府的鎮壓，特別是通過2013年12月4日的第16號法令，將佔領工作場所和道路封鎖這一類行為定為刑事罪。 發生於社會運動和政府之間的這種破裂，是政治轉向的結果，自2012年年底以來，這個轉向加劇，轉向不惜代價地實現經濟增長，將“公民革命”蛻變為僅對議會機構的強制效忠，其所根據的，就是我們在西方國家發現的議會民主模式。

左派的碎片化

在這種對比鮮明的盤算之前，厄瓜多爾左派最初支持“公民革命”社會變革的願望，現在一點一點地同後者疏遠和分手。 阿爾伯托·阿科斯塔的例子就是明證。 他是制憲議會的主席和祖國聯盟（Alianza Pais）內部的一個左派領導人：2008年，他辭職了，因為關於制憲大會的任期，他同科雷亞的意見不同，隨後他試圖著手新左派勢力的另一個真正重組。 但是到現在為止，尚無多大的成功，他仍然相當孤立，至少在選舉方面[14]。

土著運動和工會及城市運動的重要部門也是如此，他們很快面臨著科雷亞從政風格的限制和禁令，特別是在他的第二任期。 這是“公民革命”的另一個問題層面，即其有關更具侵入性控制的社會運動的發展，通過創建親政府的社會組織來同現存組織（例如2014年11月創建的工人聯合會[CUT] ）競爭，或直接在最貧困階層中間發展庇護關係[15]。

因此，厄瓜多爾現在展現了一個奇怪的政治全景，其中並未出現任何清楚的東西。 右派正在恢復其力量，考慮為2017年總統選舉推出統一候選人的可能性，比如瓜亞基爾銀行家吉列爾莫·拉索，祖國聯盟（Alianza Pais）仍然在尋找一個激情候選人，因為法院已經裁定科雷亞不能再參選（他只能到2022年再參選）[16]。 兩名候選人似乎已準備好了：列寧·莫雷諾（Lenin Moreno），2009年至2013年的前副總統，他發出的語調較為一致，還有喬治·格拉茨（Jorge Glatz，現任副總統），他更多地與瓜亞基爾商界有聯繫，雖然目前難以辨別誰的機會更高。

對於非政府的反對派左翼，還沒有什麼明確決定，即便‘翻轉世界-新建國運動’（Pachakutik Nuevo Pais）剛剛任命了一個更左翼的新組織者（Marion Santi），而恩裡克·阿亞拉·摩拉（Enrique Ayala Mora），前安德列-西蒙-玻利瓦爾省大學校長的名字，和前將軍和基多前市長帕多·蒙托亞（Paco Montoya）的名字，是最經常領先者，被認為可能比在2013年的阿爾韋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做得更好。

然而，一切都還不確定，只有一點是確定的， 即左派力量仍然陷於深刻的分裂和碎片化。 有些人 --- 因為受到更激進右翼進攻的刺激 --- 激烈地捍衛政府的成果，沒有任何保留，也無任何名副其實的批評。 其他人 --- 與政府在這點或那點上有分歧 --- 傾向於“妖魔化”其管理，反動地和不分青紅皂白地說明他們無法提供具體和建設性的改革建議，更沒有長期替代性的思維 [因此，科雷亞政府試圖通過新聞和媒體法，他們指責大媒體的壟斷，左翼被動地強烈反對，但沒有努力去把積極面表露出來和修改較有問題的條款。]。

左派的教訓？

面對來自傲慢而仇恨右派的全面進攻，特別是在阿根廷，委內瑞拉和巴西，那麼厄瓜多爾左派，更廣泛地，還有拉丁美洲的左翼，應該得到什麼教訓？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記得其背景，就像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省革命和玻利維亞的土著革命，厄瓜多爾的“公民革命”開始於過去十年的中期，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希望。因此，就政治經驗（在柏林牆倒塌之後）而論，這相當於有希望取得社會變革的集體和創新經驗，這些變革能夠超越過去的所謂社會主義經驗，結束拉丁美洲所遵循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壞性影響，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厄瓜多爾導致了真正的體制危機。 因此，這是對土著條件或參與性管理的經驗及其必要的民主要求的新關注。 所以，在承擔新權利（包括對於自然的權利）和產生一個社會契約的組成過程中，這種不可否認的利益可以得到完全的延續。 所以，最終，隨著民眾的動員和不可預見的選舉或重選，這些經驗中的每一個實際採取的是意想不到的道路，在新自由主義占上風的時代，提供希望和不可否認的政治更新的跡象。

儘管如此，厄瓜多爾的公民革命 --- 像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的其他社會變革進程一樣 --- 在某些基本問題上陷入僵局，這些問題構成了左翼的歷史遺產。 這其中，要考慮到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核心問題，及其隱含的佔有類型和它們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衝突[17]。 如果我們站在左翼，當然必須考慮到處在持久變革的歷史中出現的新現實，如果這意味著關注力量的新關係，並參與新的和動態的社會運動（女權主義，生態，土著等等）激起的鬥爭，那麼我們不能忘記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決定性份量，這些關係繼續存在，並以奇怪的方式重塑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傳自過去的統治（殖民主義，宗法制度等等）。

然而，忘記它們，是拉丁美洲政府左派一旦權力在手就要做的事，把這些難以和解的問題淪為無關緊要的小事，並最終進入最傳統的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的死胡同。 這不就是科雷亞的厄瓜多爾的現況嗎？ 這不就是左派 --- 當它喚起“迴圈的結束”或“社會經濟發展專案的耗盡”時 --- 正在思考的嗎？

註腳

[1]現有的計畫，包括增加香煙，酒精，甜碳酸飲料，以及固定電話和行動電話的稅收

[2]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從2006年以來推出的大型工程中獲益的人。

[3]從字面上看，“回到美好時光，新的國家。”，他們從事大規模的鬥爭，反對結構調整和美元化的政策，還要求承認他們作為土著人民或民族，是具有社會，政治和經濟權利的行動者。

對於一個40％人口為土著人的小國，這是一種社會和政治地震，這反映在七次大規模起義（1990,1992,1994,1997,1998,2000,2001）中，兩次成功推翻政府的嘗試（1997年2月推翻阿夫達拉·布卡拉姆（Abdala Bucaram）和2000年1月推翻加米爾·馬瓦德（Jamil Mahuad）），以及盧西奧·古鐵雷斯總統（2003-2005）政府的悲慘結局，似乎是對這種願望確認的最高點。 這個政府不是兌現其在結構改革方案中對土著盟者的承諾，而是殘忍地與華盛頓結盟，玩弄政治伎倆，極為不受歡迎，以至於它的許多對手組成的聯盟迫使他在24個月的混亂後辭職。

然後，在持續的制度危機背景下，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 左翼和中左政黨祖國聯盟（Alianza Pais）的總統候選人 --- 在土著人民的支持下，參加競選，得了56.8％的選票，戰勝了香蕉巨頭，代表右翼的候選人，阿爾弗熱多·諾寶（Alfredo Noboa）。 然而，從那時起，我們可以注意到，困擾祖國聯盟（Alianza Pais）項目的模糊性，在科雷亞總統（2006-2013年和2013-2017年）的兩個任期內，越來越明顯。 首先，如果自從1990年代它們就被放在厄瓜多爾巨大變革的願景中，這不僅導致起義的態度，還質疑 --- 以土著概念的“美好生活”和左翼平等主義理想的名義--- 新自由主義秩序以及繼續影響厄瓜多爾社會的殖民，資本主義和父權的社會關係。

拉斐爾·科雷亞將自己定義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和一個左派基督徒，是區域一體化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同時反對美元化，非法債務和與美國的自由貿易條約。 此外，他希望建立一個“公民革命”，幫助該國最被剝奪的階層，建立一個選民大會來加強集體權利（包括自然的集體權利）和國家的多民族性質（2008年）[超越某些具體的局限，但是不可否認，這一新的憲法代表基本權利的進步。] 問題在於是否有政治意願以便具體運用這些原則。

[4]阿爾貝托·阿科斯塔根據厄瓜多爾中央銀行（BCE）和Superintendancia公司的成果所收集的資料

[5]關於這個，參見弗朗索瓦·候塔德（François Houtart）有關兩個厄瓜多爾公司（Brownville Investment和Corola NV）的縝密偵查，科雷亞政府把它們作為“新的生產佈陣” 模式展現出來，分別專業于西蘭花生產，以及把其加工出口到美國，歐洲，日本和以色列。 所提及的國家已經自己生產西蘭花，兩個厄瓜多爾公司的總部位於巴拿馬和荷屬安替列斯。

[6]來自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經濟委員會（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的經濟資料。

[7]在厄瓜多爾提取的油被認為是低品質的，價格跌至每桶14美元。

[8]在2015年12月9日接受世界報的採訪時，科雷亞明確表示：“我們已經明確表示，我們將使用到的最後一滴石油，以便更迅速地脫離貧窮”。

[9]這句話適用于其他統計來源，像美洲開發銀行。 失業率的下降也是如此。

[10]中國已經成為厄瓜多爾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 但不是按你想像的方式。 因此，中國購買了60％的厄瓜多爾石油，但這並不到達中國 --- 一旦購買，石油被轉售給厄瓜多爾離岸公司，條件是對後者非常有利（2％的特許權使用費加5美元/桶），然後再賣給美國石油公司。 通過這種銷售獲得的美元，被中國用來買伊朗石油，這比把石油從厄瓜多爾運往中國便宜得多。

[11]公共教育系統的參與提高到80％，而私有制教育則下降到20％。 教育投資增加了三倍。 小學註冊率已增至97％。 在中等教育中，註冊率從2006年的40％上升到今天的65％。 即使三分之一的人口無法接受中等教育，而且土著和非裔厄瓜多爾人民存在顯著差異，但總體來看，有了良好的改善。

[12] 電訊報 ，2012年1月15日。

[13] 前勞動部長法蘭西斯科·巴卡斯2016年2月21日接受商報記者採訪時說過，“靈活性使企業得以雇人”。 一個熟悉的論據。

[14] 2013年阿科斯塔同拉斐爾·科雷亞競選總統，其立場顯然位於左翼，強調強大的生態問題。 然而，他只得到了3％的選票。

[15]特別是2015年8月的總罷工期間，大示威遭到科雷亞政府的嚴重鎮壓。 但在2015年12月18日，也有土著領導人卡洛斯·佩雷斯·瓜特本爾被逮捕，以及在當局不續他的同伴曼努艾拉·皮克的簽證後，她被驅逐出境。 另見2013年12月 “大地之母基金會（Fundacion Pachamama）” 的關閉，該組織專門捍衛土著人民，以及2014年底威脅通過單方面撤銷1991年訂立的使用合同貸款將CONAIE從其歷史總部驅逐出境，此事遭到450名拉美裔知識份子的公開反對。

[16]他剛剛正式宣佈，他將不會成為候選人，即使大家的“拉斐爾仍與你同在”，玩弄地震之後飆升的民族團結願望，在爭取改變憲法法院的最後判決，從而允許他參選。

[17]在這方面參見奧拉西奧·岡薩雷斯2015年12月9日的題為“國家和花園”的文章，第12頁，提供了明智的歷史概述。“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批評，是在這麼多的激情中，如此多的動員，這麼多的熱情在街道上表達，甚至沒有觸及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銀行的利益，它仍在正常運作。 如此多的路障，卻沒有徵收的行動”。

作者簡介:

派翠克•圭洛達（Patrick Guillaudat），是拉丁美洲專家，在2016年夏天從厄瓜多爾回來

皮埃爾•牟特德（Pierre Mouterde）是一位社會學家。 他出版了“智利的社會運動 Les mouvements sociaux au Chili（1973-1993）”（與派翠克•圭洛達合著），巴黎，L'Harmattan，1995年，和“危機中的左派，明日的反對戰略 La gauche en temps de crise，Contre-stratégiespour demain”，蒙特利爾，Liber, 2011年。他是博客“轉向左翼 Presse-toi à gauche”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