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明白，未來的一年俄羅斯會沉浸在一場經濟危機中，這幾乎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一場社會政治危機。一年多以前，普京在他最喜歡參加的電視節目“與人民直接對話”中，向觀眾保證，說這場危機是暫時的，困難問題將在一兩年內成功地得以克服。 這些斷言不僅僅是一個宣傳伎倆，而且是俄羅斯統治精英意識裡的根深蒂固因素的體現，當他們從戰略轉向戰術，應對出現的挑戰時，習慣如此做法。 這種意識，是油價連續上升的十年期間，整個國內經濟緊緊依賴自然資源出口的結果。

石油銷售的暴利，造成了這樣的感覺，即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肌肉過去一直得到加強，而且保證了政府支出的不斷上升。 軍隊，官僚機構和政府的黑箱採購系統因此獲得了大量利益。 然而，社會領域上開支的增加，只不過是殘羹剩飯而已，教育和醫藥則一直被視為缺錢時的第一犧牲品。

石油繁榮的年代，培養發展了一個醜陋的社會模式，基於投機的能源資源價格的通脹補償了生產的下降，造成了一個驚人水準的社會不平等，腐敗和日益系統化的獨裁政權，保護著精英的利益。 普京的聲望依賴於（就目前而言，仍然依賴於）這個不確定的基礎。 這聲望的關鍵，就是許多人認為的，是他的堅忍無情，普京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能夠保證“穩定”，保護國家經濟增長的持久軌跡，避開任何動盪的風險。

在此，對於廣大俄羅斯的居民，最有價值的領悟，是知道了“普京式穩定”現在肯定是已經過去的事情，還有，俄羅斯精英並沒有挽救局勢的備案。 截至去年，已經很清楚，政府的反危機做法變為地方的各種緊縮措施，其無情程度，甚至勝過歐盟各國政府的當前做法。 它包括大幅削減社會支出，強迫養老金改革（擬議增加退休年齡至65歲），原則上拒絕將工資與通脹（去年12.9％）的速度掛鉤，提高向人民徵收的稅費。 對於盧布的削弱，通過引入市場的貨幣儲備以及增加中央銀行的利率，以進行抑制，使得小中小型企業無法獲得貸款，從而進一步促使經濟的崩潰。

2016年的國家預算，依照這一危機，是基於設定石油價格平均為每桶50美元而計算出來的，但它已經跌破 30美元 儘管政府尚未公開考慮修改它，但財政部已建議所有其他部門減少10％的開支。

這種情況，由於莫斯科和地區之間的稅收分配的現行制度而惡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稅收歸為聯邦預算的一部分，然後才算入地方預算。 其結果是政府和地方當局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因為地方當局必須在人民面前承擔這些“緊縮措施”的責任。 與此同時，為了努力保持自己的人氣，總統公開要求他們顯示 “社會責任”，把他們置於一個不可能的情勢裡。

政府收入的急劇下降，暴露了普京 “垂直權力”的脆弱性，即，地方政權對中央的完全政治依賴與其經濟的“自治”（即履行預算責任的職責）相結合。 因為緊縮政策而發生的政治損失，必須由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為首的聯邦政府或地方長官來負責，可以讓任何人承擔責任，唯獨總統除外，在任何情況下，他的支援度都不應該因為其支持者生活品質的下降而遭受損害。

在大多數人眼中，普京作為“民族領袖”這個形象，是當權者合法性的主要依據。 局勢的諷刺意味在於，人們相信他們的總統，但不相信他所代表的政府。 在這些災難性的條件下，普京政治機器為議會選舉做準備，選舉安排在2016年9月。像所有以往的選舉一樣，它們必須符合克里姆林宮所寫的腳本。 目前，似乎要讓“統一俄羅斯黨”為議會多數，而讓梅德韋傑夫作為日益不滿情緒的代罪羊。 “獨立”候選人，還有持續反對黨（包括共產黨和日里諾夫斯基的黨）會抨擊政府反社會的緊縮措施，但總統仍將不在批評的範圍內。

這一指導腳本可能失控，並引發一波公共躁動（如在2011年12月前議會選舉後發生的情況）。今天，主要的區別可能變成的是一個結合，一個針對反民主制度的政治抗議和針對貧困及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抗議的結合。 2015年出現了地區抗議活動的嚴重上揚，所涉及的，是薪金的延遲支付，裁員和不必要的新增稅。 12月，卡車司機對超高的新過路費極為憤慨，在近一半的全國各地區舉行了示威。 在一些城市，有抗議行動，反對加在國家醫療保障上的嚴格限制。 總體上，專家估計，在過去的一年已經有409抗議，關係到對工人權利的侵犯（其中168起採取了停工的形式）。 這比2008-2013年期間的平均值高76％。

經濟危機以及常規政治週期（2016年議會選舉和2018年總統選舉），難免會招來並強化精英內部的分裂。 已經可以依稀看到可能的戰線：莫斯科和地區勢力之間； 政府財政專家和軍隊說客之間，因為軍方會堅持面對“外部威脅”要增加國防預算，還有國有企業之間，這些企業要求從國家預算中獲得所有的新補貼以便資助其巨額債務。

為努力保持現有勢力的平衡，當局必須重新審視過去兩年的外交政策，包括仍在烏克蘭進行的戰爭，同西方的衝突以及在敘利亞的軍事捲入。為了去除美國和歐盟的制裁，莫斯科已經做出了積極的行動。自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的那一刻以來，這是首次就頓巴斯的命運，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和俄羅斯代表席格雷茲洛夫（普京的內部“朋友”圈成員）在基輔開始直接談判。 接著這次會議後，克里姆林宮烏克蘭事務的主要“推動者”和美國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努蘭進行了一個小時之久的協商。其中一個原因是，對於俄羅斯政府，取消制裁獲得大規模的外國貸款，增加已經枯竭的國家財政資源，是必要的。 對石油價格的依賴，可能很快被另一個依賴完全取代，這次依賴的是國際債權人。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俄羅斯處在嚴重變化的關口，簡而言之，顯示“普京主義”作為一個制度的結束──至少，就像我們在這些“虛胖”年代裡所認識到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