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歐元區的新殖民主義整合

反對歐元區的新殖民主義整合

── 希臘給一個社會民主權利之歐洲帶來的教訓

凱薩琳·薩馬利

在歐洲聯盟（歐盟）成員國內外，從我們譴責的，必須稱之為"金融佔領希臘"的這個情況中，我們可以得出什麼教訓[1]？正如斯塔替斯·庫韋拉基斯（Stathis Kouvelakis）有力指出的，否決（OXI），希臘公投這一巨大的“不”，“並沒有被擊敗”。[2]

但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層的策略 ── 不對抗歐盟，希望達成一個妥協方案，對每個人都“有益” ── 是失敗的。同激進左翼聯盟的“突然變臉贊同備忘錄”將要產生的氣餒相比，這算不了什麼 ── 某種並非不可避免的東西，在今後幾周和幾個月將被決定下來。在這個層面上，真正的問題不是希臘脫歐或不脫歐，而是以誰的力量（有或沒有歐元），做什麼？

接下來的反思，是關於部分關於地位的推論，這個地位在阿塔克（Attac）和哥白尼（Copernicus）合作的，題為“歐洲的做法：拒絕重建”的著作中得到全面的表達[3]:一場在歐盟內部，反對歐盟的鬥爭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只是需要經受分裂和危機。希臘債務危機是否改變了這種判斷呢？我們如何能準備分裂呢？

在希臘發生的事件，要求我們後退一步，擴大辯論 ── 同時，作為緊急聲援活動。我們必須查明和譴責仍在運行的新殖民主義機制，不接受這樣的說法，即：他們是不可避免的，遠未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歷史核心”合併的威脅性計畫走在一起，自稱擁有充分的權力，反對其所有被剝奪了權利的週邊國家。但在危機中，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老歐洲的心臟裡，週邊邊緣在哪裡？

對與歐盟領導機構的談判結果，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層顯然持樂觀看法，除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層以外，來自迪·林科（Die Linke）[4] 最近的文章確認，歐洲左派內部對歐盟存在“正面”的看法，這意味著對激進左翼聯盟左派地位的接近態度。亞曆克西斯·庫可（Alexis Cukier）（“失敗後的反思”）關於這整個階段的最近撰稿[5]，追溯了這些看法及其演變。

但對於不可避免的對抗，歐盟有一個現實的關鍵辦法。對於我們所說的財政緊縮政策的敵意，是進行重組的基礎。同歐盟領導機構決裂的邏輯過去包括，現在仍然包括，希臘和其他地方的激進左派內的各種地位，其中至關重要的是不作簡單化處理。希臘激進左翼聯盟的口號“不為歐元作犧牲”，獲得同意，意味著為可能的脫歐做準備。但對一些激進的派別而言，任何談判都是一種背叛，或者充其量是虛幻的，更不用說其反作用了：放棄在歐盟內部“為了另一個歐洲”的戰鬥，然後，贊成退歐的總路線，成了一個大方向。

派對激進左翼聯盟政府所作選擇的大部分批評，是“混亂”與似是而非，其目的是讓激進左翼聯盟能夠獲勝：承諾在歐盟內部反對緊縮政策。這就要接受這種想法，即讓激進左翼聯盟領導層執行雙重路線，不準備作對抗，這是唯一可能的選擇 — 而激進左翼聯盟內部對此的辯論還沒有結束。但一般認為， “清晰”的選擇只有留在歐元區順從歐洲集團，或者退出歐盟（即退歐的總路線）。鑒於第一個選項的政治表演特性，很難看出，為何不選擇第二個。但這種二元選擇有問題，而且危險。它趨於鞏固這樣的路線，這條路線的連貫性應該建議整個歐洲的反緊縮左派爭取離開歐盟--- 和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而無需在歐盟內部進行戰鬥，斷言它們是不可能的。

對於弗雷德里克·洛頓（Frédéric Lordon）[6]，“左派的未來是在這四個命題之間做選擇”:

2.如果任何進一步的證明是必要的，那麼希臘受到六個多月的殘暴罪惡對待（"談判"的重新洗禮），就證明“轉換歐元”的企業，或“另一個歐元是可能的”假設，是怪誕的，帶來的是連續的幻滅，只會導致走投無路以及政治上的絕望。

3. 為了棄而投向極右（順便提一下，極右派，它什麼都做不了），任何政治觀點，只要想結束歐元及其規章，就是一個政治錯誤，無限上綱地歸咎于歐洲左派。

4.除非它想要繼續追求不會發生的事 — "另一種歐元"和及其伴隨而來的"社會化歐洲" — 重新武裝的歐洲左派會因此而勢在必行地呼籲我們想像一下歐元之後的生活。

艾蒂安·巴厘巴（Etienne Balibar）和塞德里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7] 之間的辯論，轉錄在‘備忘錄’中，裡面概述了一個選擇，該選擇針對的是民族主義回落的陷阱和對歐盟的屈從。塞德里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的悲觀理論，在他合作的著作和‘歐洲的終結（En finir avec l Europe）’[8]的序言裡有清楚的論述 --- 在那裡，他主張“把歐洲放在括弧之間”。正如我在質疑他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所寫的 — “終結與歐盟的關係，並不與歐洲分手”，有關這個問題，我將做進一步闡述 — 在其演講辯論中，他省略歐盟內部反對歐盟的鬥爭的現有狀態，塞進了它必將挑起這個聯盟的危機（如蜜雪兒·哈森（Michel Husson）和皮埃爾·卡爾法（Pierre Khalfa）所描述的那些狀態）的觀念。

這種定位在上面提到的阿塔克（Attac）和哥白尼（Copernicus）的合著中做了清楚表達。例如: “認為我們可以走出歐洲各國人民正在忍受的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而不會經歷一個歐洲的政治危機，那是虛幻的。一旦這場危機開啟，這裡所說的左派政府就會採取一些單方面行動，解釋說，他們打算擴展到歐洲層面。”

“採取單方面的合作措施會成為一個問題，解釋是，面對競爭性的貨幣貶值，他們不針對任何其他國家，而是針對寡頭的經濟政治利益，而且越多的國家採用他們，他們就會越加有效。所以它是以另一種歐洲的名義，即一個社會轉型的政府將不得不打破聯盟的現行規則。違背條約，將會以所有歐洲人民利益的名義開啟同歐盟規章的對抗。”

然而，對抗歐盟的路（或在歐洲聯盟內部反對"過渡邏輯"的鬥爭）第一次在歐洲由激進左翼聯盟作了概述。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它似乎在全民投票中逐漸成形。洛頓只是動了動嘴，寫了上面引述的文章，然後就迅速跳過它：因為他想要灌輸的觀念是，這是一個“幻想”，要回到上面定義的二擇一選項，那麼討論如何發展這種做法，又有什麼意義呢？這種二擇一選法正在與齊普拉斯（Tsipras）目前的進程一起得以鞏固，把任何方向的爭取“另一個歐洲”的鬥爭認同為一個單純的“歐洲主義”，對歐盟具有"積極"的態度，並相信其可改革性（reformability）。健康和有效的辯論意味著充分整合所有現存的立場。

這裡捍衛的立場 — 歐盟內部針對歐盟的鬥爭 — 是激進左翼聯盟捍衛的“無人要為歐元作犧牲”的邏輯。因此，它根本不同於任何對歐洲當局要求的屈從（這意味著對接受與否的協調作判斷，避免跨越"紅線"） — 因此，也不同於權力的問題（最好放棄而不是執行右派的政策）。這種觀點同退歐陣線的支持者，對於改革歐盟而不正面挑戰其規章和條約的可能性的任何幻想，持批評態度。所以我們絕不能害怕這種對抗（正如比利時共產主義革命聯盟（LCR）的決議中所制定的“在希臘的強力審判：關於左派的戰略辯論的迫切性”[9]，關於這點，我要談一般的方法 — 稍後我會回頭肯定其假設），但要盡可能以最好的條件做準備。

這樣的目標，使得有必要把某些提案結合起來（不能反對或不理會），這些提案或者已經做過討論，或者部分地做過實踐，以便鞏固談判背後的勢力關係：這裡的辯護角度，希臘脫歐，應按照蜜雪兒·哈森（Michel Husson）的想法[10]，作為“最後手段”而做設計，首先要強烈譴責“不合法的，非法的和令人厭惡的”債務，同時應用激進左翼聯盟的“無人要為歐元作犧牲” 口號，保護自己免受來自歐元集團施行單邊措施的訛詐，正如埃裡克·杜桑[11]所建議的，或者如一定程度上的瓦魯法克斯（Varoufakis）部長的做法（控制資本運動，國有化銀行，包括恢復對中央銀行的控制，準備一種並行的貨幣，暫停支付債務）。可以想像，湯瑪斯·科特若（Thomas Coutrot）[12] 也捍衛的“財政貨幣”，也可以整合面向農業和服務業（保健、教育...）的聲援網路：在這些領域中，現有形式的自行組織和聲援，可能進一步插入在幾條戰線上的一項全民抵抗戰略裡：反對來自歐元集團和全球市場的外部壓力，反對內部寡頭及其武裝力量，反對金色黎明（Golden Dawn）所宣導的聲援“善良希臘人”的政策。

置身事外而指手畫腳很容易，聲稱此處有現成的解決辦法也沒有問題，但重要的是專心聆聽希臘自己設計的解決方案。除了必須拒絕不可接受的備忘錄和新殖民主義的訛詐之外，關於左派的辯論是合法和必要的，正如艾蒂安·巴厘巴（Etienne Balibar）、桑德羅·梅紮德拉（Sandro Mezzadra）和費裡德·奧托·沃爾夫（Frieder Otto Wolf）在給我們的邀請信中所說的，“布魯塞爾的苛刻條件與激進左翼聯盟的困境”。在總體困難的情況下，聲言有一個明顯占上風的“好”選項，是不負責任的， --- 就像蜜雪兒·哈森在 Mediapar （“歐元區或希臘”）組織的辯論中所強調的，當時他針對的是塞德里克·杜蘭德[13] 所宣導的退歐“美好”假設。在退歐的情況下，會發生什麼，對此做“計量經濟學”的評估是不可能的：正如激進左翼聯盟的左翼希臘脫歐論者最有人氣和卓越的提倡者之一，科斯塔斯·拉帕維斯塔斯（Costas Lapavistas），充分強調的那樣，“建立模型”的嘗試採用了穩定的假設，而周遭環境是內在不穩定的。除非他使用這一論點反對那些預測會有最糟糕的混亂情況的人。它也適用於其他的假說。

我們必須持續開放辯論，因為有一些人關閉得太快：首先，希臘方案並沒有窮盡其所有的可能性。也沒有能夠讓我們測試退歐支持者所申明的確定性 --- 而且對不確定的恐懼無疑施加了影響。但我們必須清楚地接受這個事實，即不正面挑戰歐盟，就沒有替代性的進步政策可以在歐洲得以穩定和擴大。當力量的關係不適當時，破裂會如何發生，遠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過，正如蜜雪兒·哈森（Michel Husson）和皮埃爾·卡爾法（Pierre Khalfa）特別在許多文章中肯定的，雖然退出歐元區不是一個令人信服的鬥爭主軸，也不是一個總體的解決方案，但把它排除是一個錯誤，因為面對來自債權人的風險或新的金融和貨幣勒令，脫歐並不能使希臘堅定不移。

但在局面錯綜交雜的辯論之外，退歐是歐盟內部反對歐盟的進步鬥爭的總體優先主軸嗎？難道正如上述的比利時共產主義革命聯盟（LCR）提出的決議，它是一個“所有週邊的國家” 的極明顯選擇嗎？答案是，遠非明顯，因為你只要問，週邊國家算到哪裡為止？這就顯而易見了。西班牙國家已經比希臘更不算"週邊"了。義大利怎麼樣？東方的週邊國家......以及“中央”的心臟地區呢？

雖然我們不應該比排除區域重組所共有的策略更加排除全民脫歐，我們必須堅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退一步，尤其是要選擇“我們的平臺”而作鬥爭。

超越我們必須避免的論戰，很顯然，需要考慮為獲得希臘人民支持而進行動員的弱點。某些分析（如弗雷德里克·洛頓和塞德里克·杜蘭德）展示了一般的不可能性，用他們眼界確認（“如果這是必要的”）在歐盟內爭取“社會性歐洲”的方向的僵局。對他們來說，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並非（僅有）各勢力間的不利政治關係 --- 如果是這樣的情形，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放棄？事實上，有一個得以動員的所謂非關鍵的，更“原始”的論點:“缺乏一個歐洲人民”或缺乏一個“歐洲政治空間”。

在任何情況下，你可以嘗試單單擺脫這個束縛。但它是虛幻的，在外國直接投資和整個歐洲經濟、金融和商業關係密切重疊的背景下，難以想像，你可以避開已經整合的力量，而無須在它的老巢攻擊它。

為了團結，也為了準備其他國家的“脫離（Oxi）”歐洲，我們必須關心希臘經驗和這場危機在歐洲左派內部的心理影響。

上世紀 80 年代之交，出現了世界資本主義化的全球社會化戰爭，對這個問題的反應，是對這場戰爭進行抵抗的一部分。但德國統一和蘇聯解體，使新自由主義的攻勢激進化，自 1989 年以來，給"新[歐洲]舊世界"（佩里·安德森的說法[14]）一個特別的社會暴力和一些規章形式。

但自2009年以來，新的重大變化在醞釀：幾年前歐盟就可能分裂。在歐洲的主導國家和其他國家中，顯現相反的選擇 ── 利用所謂"主權債務危機"，試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給偽“黃金法則”（pseudo-"golden rules"）以制度性力量，排除政治和民主辯論 — 包括在國民議會內 --- 排除在經濟政策中作出的選擇：甚至薩洛尼卡緊急方案，以及由"脫歐"所表示的民眾的民主選擇，都是根本上與這種邏輯相矛盾的。

在未作穩定化及合法化的情況下，所做的是鞏固歐元集團的一個歐洲“硬核心”，把其規範強加於別人 ── 成員國、正式候選人或歐盟的"夥伴" ── 如烏克蘭。

所以，留在歐盟內部而反對歐盟的戰鬥很重要，不是因為這會是“進步的”，而是因為出於各種原因，它是既危險又有吸引力的，但並非沒有弱點：有這樣的假說，它將更糟糕，是完全的“邊緣化”，而且不能和其他人一起為爭取聯盟成員的權利而鬥爭，這個假說仍然可信。對新殖民主義行為的不服從運動仍將保持強勁。這種結構的主要弱點是其最廣義的“政治”維度 ── 不僅需要贏得合法性和參加選舉…而且也把其“文明”的擴大合法化，這理應帶來社會凝聚力與和平。

1.統一的戰略軸心 ── 必然會出現社會-政治上的“支配集團以爭取另一個歐洲”；它必須建立在歐盟內或外，反對歐盟和它的政策，在歐洲層面維護全民社會權利，無論有無歐元，反對一切形式的仇外心理，反對其所有的“文明化”戰爭，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和外部的。

岌岌可危的是大陸的重組，及其國際地緣政治面（我不能在這裡涉及這個問題 [15]）。在詳細分析了不民主的反社會的歐洲規章的確切內容後，痛斥了把歐盟作為"進步"價值而進行的"歐洲式"宣傳, 他針對一個歐盟危機設想了各種方案。最不可能的，是一些國家做了最多協調的那些方案，這時，他制定了更現實的方案 ── 在一個成員國裡發起社會政治運動......

“面對歐洲聯盟的規章，” ‘必要知道，如何在政治上和綱領上準備’把一個‘進攻安裝在一個歐盟成員國裡’以便“‘在兩個層面上做回應’：在國家層面上，一個替代性政策必須形成，在‘整個歐洲前面’戲劇性地和明顯地扭轉優先關注，使其有利於工人階級，婦女和青年，從而立即採取一系列有利的社會措施及相應的措施來保護這政治經驗。

本質上，它應該回復這樣疑慮，即面對歐盟的敵意，在一個開放的和歐洲式的經濟中，組織起這樣一個國家斷裂的可能性。銘記兩個目標；在國內尋求支持，把它的人民和群眾運動告訴給歐洲，第二，--- 在歐盟的層面上，比如‘與歐盟分離’ 的政府，不應離開歐盟，或譴責其條約。目標是放大歐盟危機，使用條約的體制規則許可的最大時間和空間，以便在歐洲產生支持和動員，引爆其他歐盟政府身上的壓力'。因此，‘重新談判條約的要求’將在危機情況下發揮真正的有力作用，服從兩個條件的： 1.給它精確的具體內容，從而事實上拆除條約；2. 配合這一民主的建議，把決策過程從政府手中轉移到人民的手中。”

他繼續分析後來會興起的挑戰（什麼建議？），著重指出歐盟危機的危機也可以來自“資產階級”。“在這兩種情況下 ── 來自左翼的危機或來自右翼的危機，”他補充說，“民主問題作為一種有效的決定手段而啟用，並立即在歐洲一級啟用。（......）按這種觀點，一個一般的宣傳口號似乎有用，即召開一個歐洲各國人民的民主代表大會。它將會是在每個想要與會的國家選出的議會。其目標是進行辯論，並定義一部憲法的一個或多個項目…...”

如果這是戰略地平線，任何人── 無論是否是目前歐盟或歐洲貨幣聯盟（EMU）的成員 ── 都可能涉及；在這個民主社會方案的框架內，從大眾願望和要求開始，回頭修改與歐盟條約有關的東西；每個國家有關人民的動員，顯然是決定性的，反對所有的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或同性戀排斥。沒有方案，沒有區域集團或人民專題會議（捍衛普通貨物 ── 健康、教育、水）應該被排除在外……

但是無論那種方案，只要在議案中有所設置，包括從一個國家開始的一場危機爆發，所採取的單方面措施應該總是轉向“歐洲” ── 亞曆克西斯·普拉斯（Alexis Tsipras）關於歐洲民主的演講，以及堅持對涉及所有歐洲人民的緊縮計畫舉行全民投票，都是這些要求的良好表達。但在希臘和歐洲，對這些目標的支援，預期應該來自人民，而不是來自官方和歐盟統治階級。

在這裡我想總結這些一般性意見，拒絕任何歐洲民族國家的單一化和集中化模型，因為它無視民族的歷史多樣性和每個民族的自決權利。

也就是說，並不存在“歐洲人民”，這個事實，絕不是反對歐洲戰略方案（政治和體制的計畫，不只作為社會鬥爭的並行物）的理由。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有關專案，結合不同層次的決策、融資和由主權國家人民決定的民主控制的選擇 ── 遵循重新審查的“主從”原則，根據出現的問題，也根據政治和社會的背景，尋求適度的有效管理。我不會在這裡展開已在別處論述過的一些想法[16]。

葡萄牙左翼集團（Portuguese Left Bloc 上述決議中提到過的）的同志記得，歐洲左派（他們是其中的一部分）近幾年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意在改變歐盟規章。上面引述的弗朗索瓦·維卡門（François Vercammen）文章，部分是對這個方法的批判，因為該方法針對的是沒有危機的歐盟“民主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所制定的建議沒有意義。他們有助於把辯論具體化，而無需幻想歐盟當局由於其存在，可以簡單地通過“談判”而修改聯盟的規章。

在迫切需要建立的“歐洲公共空間”裡，所有這些建議都可以討論。但第一和最緊迫的事情是具體 --- 而且必須 “圍繞”希臘人而制定，具體聲援其戰鬥，反對新殖民主義的歐洲結構。

2）降低圍繞特定軸心的這些戰略問題，提出團結的邏輯，提出達成和保護權利的方法。

a）反對歐洲債務，也反對利用這些債務的規章變革，因為它們具有不合法的、非法的、可憎的特點...... ：反對備忘錄，也反對債權人強加的任何退場辦法。

歐盟最近所經歷的改革全景，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為其人民 ── 甚至活動分子所瞭解。在法國，大規模的群眾教育運動曾經轉化為反對歐洲條約的抗爭行動，這個傳統，必須再度興起、更新和擴展。單單譴責德國，這個做法雖然容易簡單，但也是錯誤的，因為它無視法德兩國領導人在歐洲一體化的主要階段的關鍵作用，忽略在歐盟最近的轉型中德國統一所代表的重大轉變。

人們可以大致同意法邊·厄斯卡隆那（Fabien Escalona）在其新聞網站（Médiapart）[17] 的概述中的分析:“在歐洲貨幣聯盟（EMU）裡，德國享有‘霸權’，”它源於其經濟實力，其在體制上的地位，則源于其把歐元集團不同意見聯繫起來的能力。其不妥協態度深為北歐和東歐的國家接受，因為這些國家或者有與其相同的商業模式，或者被整合進了其出口系統。德國政府不否認其強硬的立場，它已經在國內實施倍受爭議的緊縮政策。而且其他國家，包括法國，同意其做法，對於他們，維護歐洲的邊界勢在必行，在地緣政治上，在意識形態上都是這樣。安格拉·默克爾對這些國家的說法，就像她在其聯邦議會裡演講一樣，宣佈歐元是歐盟“命運共同體的象徵”。希臘危機有助於揭示它爆發之前的狀況：內置於2009年以來的各項條約和協定的新規章機制的實質內容。我同意塞德里克·杜蘭（Cédric Durand）和拉茲米·庫車沿（Razmig Keucheyan）關於危機導致“歐洲專制”的分析[18]。但對它必須加以精確定義。歐盟規章必須變革，必須引入新的機制，以便繞過（面對市場投機）體制的某些禁忌和弱點，既不必質疑資本的自由流動也無須質疑歐洲央行的自治性，尤其是不必召開制憲大會：理論上（根據條約），歐盟規章和國家的規則法規的任何變動，必需召開這種大會。

實現一個具有偉大“競爭力的歐洲”是目的。但缺乏以團結為基礎的程式條約，讓自己面臨投機危機。在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後，引入了特設機制，從而“援助”— 危機中國家所要求的 — 可以大幅度地習慣那樣一些規則，這些規則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他地方強推的那些陰險的“結構調整政策”。上文所述的法邊·厄斯卡隆那（Fabien Escalona）的文章（“面臨歐洲‘勒令’的左派方案”），列出了各種壓制性立法措施 ---“六套規則條約（Six-Pack）”，“兩套規則條約（Two-Pack）”，“財政條約，其中包括關於穩定、治理與合作（TSCG）條約”— 其本質是“修改議會的預算自主權”。歐洲“聯邦制”正得到鞏固，作為“邁向”“大歐洲”的步伐正受到一些人的歡迎，但它應定為“非法的”、“不合法的”和“令人作嘔的” ── 要使用同描述我們所關心的債務一樣的用詞。

這個類比不是偶然的：難道我們不因該堅持所有新殖民主義過程的違法性 ── 根據本身並不是很民主的歐洲條約 ── 嗎？這些過程不僅在希臘，先前還在賽普勒斯和其他地方實行。我們可以從希臘債務的審計中汲取靈感[19]，可以從反對自由貿易條約的全球正義運動的行動或從氣候大會（很多鬥爭的誘因，來自拿俄米·克萊因（Naomi Klein）的書“這會改變一切：資本主義與氣候”，這些鬥爭也給人啟發靈感）中獲取靈感，打造歐洲層面一級的反對勢力和抵抗行動，建立專門知識反駁中心，給論爭和替代方案提供幫助。

b）提出無處不在的問題:貨幣（在其特定的背景中）、金融、稅收 ── 要做什麼？為了什麼樣的權利和“大眾商品”？

我們必須弄清楚，對於人民岌岌可危的是什麼，反對取捷徑：貨幣不是“中性”的 --- 歐元不比英鎊或美元更中性；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並不只是仲介交流物。但回歸本國貨幣並不是離開資本主義的一條出路 ── 因此，也並非離開控制貨幣和資金背後的階級因素。對於資本主義的任何規章，這是真的。對於歐元，它明顯尤其是這樣的。但具體地說，是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EMU （使用歐元的經濟貨幣聯盟），包括所有一系列的規章和管理當局，以及其“標準”，使歐元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個工具。

同歐盟和歐洲貨幣聯盟競爭。具體地說，就意味著不“離開歐元”，但宣導另一項政策，提倡其他的權利，使用其他的貨幣。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歐元 ── 或者德拉克馬、或者英鎊...... 要做什麼？面對這個問題，政治會轉而反對“活動分子”和社會需要及權利，對貨幣和金融進行公眾、社會、多元的控制，這個問題，同改變貨幣的口號相比，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和破壞性的。

基於單一貨幣的統一市場空間，幾乎沒有預算作對應，這種結構的片面特性，從一開始就受到質疑。但它不是一個理論的“錯誤”。也不只是“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計畫實行的結果（英國，是非常新自由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但總是抗爭質疑它。…...）。它是歷史妥協的結果，在具體經濟和歷史因素的十字路口出現的妥協 --- 德國統一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這裡，我們把這個辯論放在一邊。本質的東西在於方法和建議：

無論我們是否離開歐元區，我們一定不能放棄思考和準備“平行貨幣”，把它作為抵抗的手段，還要把它當作一個多元貨幣空間的更寬廣構想：我們必須在歐洲層面上，在一個把專家和社會運動聯接起來的永久集體的基礎上，進行這種思考和設計工作，推廣以團結為基礎的非牟利資助專案的現有經驗。[20]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必須把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和凱恩斯對後者的批評，融入其不同時期（從金本位制到佈雷頓森林體系）；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力量，針對圍繞替代性貨幣及融資而進行的全球力量關係的結構重組，我們必須進一步激勵反思和行動建議。

在每種情況下，在所有層面上，在資本自由流動的背景下，不能有公共控制的貨幣政策：這是一個中心的，主要的問題；比如禁止對基本需求 ── 農業，還有社會服務，因而公共預算，作投機性私人市場化的籌資。基礎深厚和長期持續的運動，其部署應該顧及這些問題 ── 面向行動的大眾教育。

歐洲各國必須得到幫助，掌握自己過去和現在的反對所有統治關係的抵抗行動 ── 並且在這樣做時，完全理解它並使它成為“共同的歐洲利益”和歐洲公共空間的熔爐。

c）歐盟的自我維護詞彙，經常進入那些批評它的人的話語裡：我們一定要小心，永遠不要把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組織，歐洲聯盟，稱為“歐洲”，以便以精確的方式對其作批評。我們必須堅決反對“歐洲”種族主義"，這個種族主義選定那些“值得”的人為歐洲人，而詆毀其他人，詆毀他們的過去，他們的歷史…… ── 在這方面，我已有論述，特別論及巴爾幹人民[21] 反對占主導地位的“歐洲”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只承認遵守其規則加入聯盟的人是“文明的”。希臘人民正遭受這種侮辱的全力蹂躪。

更廣泛地說，80年代初，發生了大規模破壞性的社會戰爭，在2008年-09年後，這個戰爭反彈，在這個情況下，有關思想、政治和壓制程度，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把過去和現在的抵抗行為定為刑事罪。因此，二十世紀革命已經退化為古拉格群島和一黨制國家，無視反資本主義和反官僚的鬥爭所取得的社會成果；無視過去和現在的，反殖民主義起義和反奴隸制鬥爭的那些成果，而這些成果，應該完全融入我們必須建立的“歐洲公共空間”；在必須進行的另一種支配權的鬥爭中，我們必須這樣做。

因為歐盟構建的連續擴大，對人民的看法有影響，所以要按照不同人民的眼光，對歐盟構建的主要階段做深入的具體分析，這意味著我們要回到在南方國家（擺脫了獨裁統治的國家）的擴展中占主導地位的不同具體條件，然後回到東方的國家。這樣做，是要瞭解人民的期望 --- 以及他們目前的幻想；但也要設法把握此幻滅，把它轉向反對歐盟，反對它不兌現其平等、社會和民主的承諾。這意味著要清楚地揭露，什麼是不同制度間冷戰的產物，最終，對於任何替代制度，揭示什麼是它想要結束的。這意味著把另一個世界的另一個歐洲放在議程上 --- 反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d）把憤怒的槍口轉而對準那些有錢人，因為這些有錢人根據種族主義對我們實行分而治之。我們不應該偏離這個目標。

希臘鬥爭的激進化，全民投票中的“不”的深化，不應該轉化為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的利益，或讓希臘的寡頭受益，以及讓德國和法國的銀行，從歐洲的偽-“援助”受益。

我們必須“掉轉憤怒的槍口”，正如讓約翰·齊格勒（Jean Ziegler）所說的[22]，反對各個地方的那些從統治社會的戰爭中受益的人。

特別是在德國，雖然有反對新殖民主義行為和一個歐盟“中心”權力的必要鬥爭，但“週邊國家”也是主導國家的一部分：德國工人遭受可怕的哈茲（Hartz）法律之苦，這個法律擴大了工作不安全感，擴大了“一塊歐元的工作”和對外包工作的依賴；東德人還受苦於強迫的私有化和新殖民主義的做法，心有餘悸。同時，東歐國家的人民已被用於建立激進歐洲社會和財政傾銷（為資本的利益），並實行緊縮“紀律”，拆除社會服務。

各個孤立和被封口的百姓，看不到所有這些剝奪，置身於與他人的競爭中。不正視所有歐洲人民遇到的事 — 不對抗造成整個歐洲大陸的社會破壞的這個機制和意識形態，我們就不能理解和加強對希臘人民的脆弱聲援，或不能同“反希臘”種族主義作鬥爭，統治階級散佈這個種族主義以便合法化他們自己的政策。

這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由所有有關人民達成，而平等可以是另一個歐洲專案的基礎。就個人而言，我會高興地稱它為“社會主義專案”。但這並不是必不可少的，言詞協定的使用並不是一起發明另一個世界的另一個歐洲的先決條件。

[1] 這些條款引用於葡萄牙左翼集團全國領導層通過的決議，“關於希臘教訓的決議：反對金融殖民主義的民主”。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 斯塔提斯·庫韋拉基斯（Stathis Kouvelakis），“希臘: 不，還沒輸，繼續”: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3] 這本書的撰稿人是維偉訥·安格裡（Verveine Angeli），湯瑪斯·庫特羅特（Thomas Coutrot）、紀堯姆·厄鐵萬特（Guillaume Etiévant）、蜜雪兒·哈森（Michel Husson），皮埃爾·卡爾法（Pierre Khalfa），丹尼爾·拉勒特（Daniel Rallet）、雅克·裡戈迪亞（Jacques Rigaudiat），凱薩琳·薩馬利（Catherine Samary）、奧裡列·圖偉（Aurélie Trouvé）。

[4] 妮可·郭爾克（Nicole Gohlke），簡妮·威斯勒（Janine WISSLER）“從德國看希臘的經驗教訓：逃離歐元的夢想 — 爭論的條款”。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5] 亞曆克西斯·庫可爾（Alexis Cukier），“什麼是歐洲激進左派的戰略？希臘失敗後的集體反思”: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8] 塞德里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這是歐洲嗎？— ‘歐洲的終結’一書的介紹 ”: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4]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新的舊世界、 Verso出版社、倫敦和紐約，2011年

[15] 有必要回溯 1989年的歧義，以及在與俄羅斯的新“涼戰（lukewarm war）”中危在旦夕的事。關於這個題目的這些文章，參見 http://csamary.free.fr — 關於烏克蘭和“新世界秩序”的最近文章。]）.

事實上，鬥爭的空間和"歐洲的政治空間"的建設，必須設想于在歐盟內外/反對這個歐盟，並爭取另一種歐洲；而且其建設不應受制於任何“舞臺秀（stageism）”，或回到陽光高地（同時撤退到國家框架和他們之間的簡單“經典”協調）的視覺。另一種歐洲的問題，不應局限于歐盟的邊界，更不只是歐洲貨幣聯盟的國家 — 事實上，歐洲論壇和反峰會（Counter-summits）並未淪落為會員國。這並不妨礙區域或專題分組、也不妨礙特定的戰鬥和戰術是可以一起開發調整（想法）的。

必須在工會和協會的層面，在政治層面上，迫切地開發這種方法，不歧視挑戰歐盟的整體方案，不引發其危機，也不歧視各個國家（或加入歐盟者，或採用歐元者，或兩者俱否）的特定方案，這些方案必須從具體情況和戰術選擇中系統性地衍生出來，同時保持相同的關鍵戰略軸。

一定會把這些反對力量統一起來並鍛造出另一個“支配集團”的，是對主導政策的徹底批判，無論他們使用的是英鎊（在歐盟內部或外部），匈牙利福林還是歐元。這種做法，並不阻止其國情方面的固定阻力，也不妨礙系統地尋求使它是同歐盟競爭的工具，只是其方式有限而已。這種定位不會使選擇“贊成還是反對歐元”（或歐盟）成為一個戰略選擇：然而在反體制左派內部產生分歧是可能的，但是不會防止尋求共同的鬥爭平臺，包括在全民公投期間聯合戰鬥的可能性：我們不願見到，在英國激進左派內部的“脫歐（yes）”和“留歐（no）”的支持者都有其充足的選擇理由，同其惡劣的右派對手並肩同行...分享他們的選擇。為什麼不爭取對歐盟和所有仇外的民族主義者進行共同的批評，捍衛整個歐洲的基本權利，讓選民在戰術方案之間作選擇，而在這些方案中，利與弊會老老實實地展現出來。（可以做這樣的夢想嗎？）。

我們可以推進（天真？）這樣的想法，即我們面臨著幾個致命危險：所有的歐洲左派可能遭受“希臘式崩潰（Pasokisation）”，或者債權人和歐元集團強行推動擴大化的“希臘脫歐”--- 而表面上是它自願選擇促成的。至於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特別是 “歐拉比亞（Eurabia）”的論調，或歐洲遭受到伊斯蘭教的“入侵”）的興起，在所有方案中都有不同程度地顯現：瓦爾斯（Valls）和薩科齊（Sarkozy）的歐洲主義，同勒龐（Le Pen）的主張相比，幾乎一樣排外；還有，它退回到民族主義（不能與捍衛國家權利相混淆）同騎在人民背上的歐洲一體化一樣充滿戲劇性。

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成功，同她的反歐洲話語相比，更多得益于其仇外心理 — 特別是譴責伊斯蘭教對法國的入侵，據其稱，這種入侵威脅政教分離、婦女、猶太人和同性戀者（這有助於在左派的場地重新配置勒佩主義(Lepenist) “軟體”）。但是，我們當然不能把民族問題（民主自決和主權在民）和歐盟內部反對新殖民主義行徑的鬥爭，留給極右派。

不管我們正在談論的是反種族主義鬥爭，是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還是捍衛民族權利的鬥爭，在歐洲層面上，在歐盟內部/反對歐盟比在封閉狀態下，他們的一致性都會更加廣泛和更加有效（針對所有多種多樣形式的虛偽工具化）。他們可以採取一般和有原則的意義（無處不在地捍衛所有人民的權利）並在同一時間具體化：什麼樣的聯盟，有什麼樣的地位和現實權利的平等性？

當我們談論這一問題時，向我們懷念的後來的同志和朋友弗朗索瓦·維卡門（François Vercammen）表示敬意，並讓我們引用他過去的文章之一，該文寫於1999年，長期臥病以前 [弗朗索瓦·維卡門（François Vercammen），“面對歐盟規章---歐盟國家規章問題的要素]: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6] 一些供討論的構想，在安東莞·阿賈伊（Antoine Artous），多明尼克·米茲（Dominique Mezzi）和我本人的 2003年的著作（重新發佈與 2012 年）中提出，該書是“評估另一個歐洲的出現”: http://www.contretemps.eu/intervent...

[18] 塞德里克·杜蘭（Cédric Durand），拉茲米·庫車沿（Razmig Keucheyan）“走向歐洲的專制--- 因危機而中止民主”: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