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在2013年發佈的“大氣十條”要求北京在2017年實現空氣品質大幅改善，PM2.5年均濃度達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但事與願違，2015年年均PM2.5濃度仍超過80微克/立方米。2016年12月16日，第一次拉響空氣污染紅色警報 。

      網上立馬流傳以下嘻笑怒罵的段子：（1）聽說北京今天能出來見面的都是生死之交；聽說北京今天能出來工作的都是亡命之徒；聽說北京今天能出來約會的都是真愛；聽說今天出門就算聚眾吸毒。（2）記者街頭採訪：「大媽，您覺得北京的霧霾給您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影響？」 大媽說：「影響的太大了！首先就是你得看清楚，我是你大爺！」

        除了北京，成都亦被霧霾重重包圍。张春和唐大旻分析，成都雙流機場因大霧和霧霾關閉跑道14個小時，取消上千航班，2萬名旅客滯留在機場；緊接著成都地區長達九天持續空氣污染。

    张春和唐大旻指出，污染源於成都的現行經濟結構。2015年，成都市的空氣污染源解析明確顯示PM2.5排名前三的來源是交通排放、燃煤和揚塵，均超過20%。儘管工業直接排放僅占6%，但鑒於鋼鐵廠等重工業企業也同時是燃煤大戶，大規模的工業生產直接和間接造成的空氣污染依然可觀。

张春和唐大旻批評，過度倚重房地產開發和基礎建設投資的地方經濟極大增加成都的環境負擔。國家統計局網站資料顯示，成都市2014年房地產開發企業施工房屋面積超過1.7億平米，超過了北京和上海。成都正在變成一座塵土飛揚的大工地，而揚塵是顆粒物的一大來源。

再者，成都的交通規劃更是直接造成污染。成都人買車完全沒有任何限制，該市從2013年起機動車擁有量就緊隨北京之後位居全國第二，且增速驚人，從2013年到2016年短短三年時間翻了一倍。目前成都有機動車464萬輛，據媒體報導，車輛氮氧化物排放占到全市排放的一半。高溫下氮氧化物產生臭氧，而高濃度臭氧可能導致呼吸道炎症、神經中毒、頭暈頭痛等。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專案主任董連賽批評，東部地區為治理環境將重污染企業，如燃煤電廠、化工廠等，向外遷移，而急需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西部地區全盤接收這些企業：2015年中國批准建設的210座燃煤電廠中，四分之三都位於中部和西部地區。

解決霧霾的辦法眾說紛紜，大多討論如何治理污染企業及計算治理成本，比如北京大學教授汪丁丁在其文章《長期霧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效應》(2015年12月15日)，引用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北京地區的霧霾成分主要（例如70%）來自汽車尾氣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區的霧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來自燃煤。據報導，京津冀地區完全停產的企業數目大約5000家。平均一家企業養活100名工人和他們的家庭（五口之家），那麼，50萬工人家庭總共有大約250萬人口。假如命令這些企業永遠停產，需要完全負擔250萬人口的生活費，假設每年每人4萬元，一共要支付的費用是1000億元。

      老田在其文章《霧霾作證——我們怎樣失去了另一種工業化道路》(2016-12-20)辯稱要有想像力去改變工業化模式。他批評現行的工業模式是以犧牲農村工業化為代價，如果不是徹底剝奪農村工業化的前景，應該不至於那麼多的工業和人口密集地擁擠在城市，帶來工業和交通各種各樣的嚴重污染。

      老田依據徐俊忠教授的文章——《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失敗的原因究竟何在》，指出在關於鄉村工業化的政策辯論中，始終要剝奪農民辦工業的權利。在農村集體經濟無法通過興辦工商業來增進收入的同時，工商業過度集中於城市，結果是城市的野蠻生長和鄉村的過度衰敗。

      老田再指出，大城市人均上班距離急劇延長，與城市攤大餅的惡性膨脹趨勢有關，更是源於恢復雇傭勞動制的居住空間制度的變革——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居住在由單位提供住房的上班地附近。人均交通費用上升帶來的碳排放以及污染擴大，導致集中於城市的工業化帶來的污染難題，越加嚴峻。

    換言之，徹底解決霧霾難題，必須從全局著眼，城鄉協作，改革現行工業模式及房地產政策。若眼睛只盯著霧霾，即看不見霧霾背後的凶手──城市產業資本集團與房地產利益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