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经历忆述 ()

彭述之

( 访问者 : 郑致祥 )

 

 

彭述之(18951119831128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

 

这篇回忆录是197611日起由访问者録音,再由卫众一边听和记録(未经讲者过目) 。本刊现特予刊出,刊前曾代为删去一些重复的讲话,以便阅读,大小标题为本刊所加。讲者另有一本回忆录,分上下卷,已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印出发售。

 

 

() 穷乡僻壤中的童年

189511月我在铜锣村出生,隆回区中一村落,隆回区属宝庆县,有时叫邵阳县,地方非常偏僻。离开邵阳县城有180华里,因没交通工具,全靠走路。从家乡到县城只有走山路,隆回区有几十村落是小山隔离,我家更是穷乡偏僻。大山脚下有一百户人都很贫穷,只有两家人有多余的田地可以出租,祖父是其一,还有些小地主,其余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有点田地还要租些田地,其余都是雇农,自己没有田地需帮他人耕田糊口。因租不到田地就学手艺,有地方每年请他们到湘西给贵州人做手艺,因很贫穷,所以文化更贫乏,整个村一百户几百人口,能够写字的只有三家。读书在老私塾,不是新学校。

  我学生时期,家里算有点文化,父亲读了四五年书能够写,叔叔读了十几年书算有点文化。总之普遍的村落都文化很低。我出生在大家族,有祖父母、伯父母。还有叔父没结婚,二个姑母,共住一间相当大的屋里!是中国很普通的大家庭。

 祖父读了很多年书,但他不大能写,字可认识很多,后来也变成农民种田。我家也是农民的家,父亲完全是种田的,伯父初期开药房做生意,后来也种田,叔父读了二十几年书,也变成农民,不过他们种的是自己田地。其余的田地就租给佃农,所以经济算是富裕。有多余的谷子卖出去。有时还买入小块的田地,穷人把田地卖给我们。

  这种农民家庭,当然够吃、有自己的屋,要买粗布衣服“穿”,很朴素省俭,吃和穿都不好,农民就是这样,非常勤劳。一年没有几次吃肉机会,过年过节外,平常都是蔬菜。有时豆腐,豆腐在乡间是上菜了。而油就更少的,因为贵 ! 他们看起来,生活就很苦。吃的东西不够营养,健康当然有问题。乡村更不讲卫生,常常手和身上生疮,是很普遍的情况和很艰苦的。农民还非常保守。本来我家可以吃和穿得好一点,但是他们不愿意,却把钱留起来,再买田地,农民就是这样,是个小地主也很朴素和很苦的。

 其它村民,我的邻居更贫穷,他们是自耕农,比我们生活更坏,至于佃农,尤其是雇农,替人耕作的农民非常苦,想起来都可怕,他们经常替别人做工,农民的工作有季节性,夏天春天种地,秋天收成有工作,冬天没有就失业,但饭还是要吃,他们到山上砍柴,卖给地主来生活。他们非常苦。到了冬天有时没饭吃,吃稀饭。我少时印象最深刻是我堂叔,父亲兄弟辈的,是一个雇农,有妻子和一女儿,却养不起!他的妻子,生一种营养不良病,一身都肿起来的病。穷人很年青就死去,女儿也死去。他自己勉强自食其力度日如年,他很痛苦,我离家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不过他是非常艰苦的。我才10岁,跟他的女儿玩,非常深刻的印象。因同情他们,我对母亲说:“给他一点粮食!”,村民给粮要还的,要钱的,他拿不出钱来,只好赖帐。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例子,还有很多人不够吃的我年轻时的深刻印象。我还不懂什么平等,就觉得很难过。总结家乡是贫穷和文化水平很低。

我家是十几人的大家庭,这种家庭是不合理的。我父亲、伯父、叔父,他们相处不坏,但是伯母、姑母和祖母们常常有磨擦。少时不懂,觉得她们不和谐,芝麻小事都矛盾冲突。一般家庭都是这样的,尤其婆媳之间。母亲和姑母之间的不和是大家庭给我的印象。但是,我是幸福的,因是家中第一个男孩,长子嫡孙、大孙子。所以得到祖父母的宠爱,连姑母也爱我,尤其小姑母比我大十来岁。我在家中地位特殊的被大家保护,但他们不懂得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我虽然感觉到爱,祖父母特别宠爱我。母亲生下我后,连续生了六个孩子。她的负担很重和没有精力。除了照顾孩子外,大家庭媳妇做饭是份内事要轮流负责,伯母和母亲每人负责一天,那负担很重,还要给孩子洗衣服,到晚上,还纺棉花和纺纱,很苦。所以母亲根本没时间照顾我,就交给祖母、姑母照顾。父亲种田,但有点特别,他读过私塾,平常中国人读私塾四年,只认得字,不能写,不能看,读些古书。我父亲读了四年书,能写和可以作诗,他常常看书。算是有文化的农民学者了。因他经常看书,耕种完就看书,也不照顾我、也不管我。到我稍微长大,邻居有一批孩子和我年龄相若,也没有玩具,附近有一条小河,河里捡些花绿绿的石子,给我们玩花样来的玩具了,孩子的生活非常枯燥单调。所以我的童年在家里受到保护,好像很爱我,而邻居因我家环境好些,孩子对我也好点,乡间非常势利的。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不过我喜欢外婆,她是个中等地主。我们每年总要到她家去一两次。外祖母非常喜欢我和父亲。所以过年过节到她家就是最大的享受。此外,乡间有神功戏,是一种迷信,一年或两年一次喜庆的是了不起,是乡民最快乐的时候。

 

 

() 思想渐起变化

   因乡间贫穷,没新式学校。只有“私塾”,私塾是几家人合起来请一位老师到家教书。乡村贫穷,所以请不到好老师。1902年约七八岁,在“私塾”读三字经、四书、五经、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等。每天老师读几段。要是不懂,他也不给你讲解,只有死背,记在脑里,到下午写字。孩子常常读了三、四年书也不懂。只认得字,不明白字的内容意思。先生自己也许不懂。我读了五年,先生没有讲课。就是背。我可以背很多本书,背,像欧洲中古时代背圣经一样。这情形下孩子很苦,读书是件很苦的事,因为要背,死记,又不懂,所以读书觉得很苦。我读了五年,认识上万的字,四书五经可以背,就不懂书中内容。连教书先生自己也不懂。到了第五年,去较远的地方读书。有个同学约二十岁,他能够写文章。跟他同房。老师才第一次讲论语。还讲一些古文,教我们作诗,对联等、故进步很快。日后才可以自己看书,自己看懂了。

    1909年,我的思想受影响。当年我没有读书,因祖母病得快死了,每天请医生,给她买药我们的医生很苦的。住得很远。要清早起来跑去请医生。否则他就出去了。所以我就替祖母请医生、买药。父亲见我有空闲时就讲讲书。他给我讲古文、讲左传,讲得不错,甚至讲诗。我才发现父亲是有文化的。我受他的教育不少。那一年,我的思想起了大变化。当时没有报纸的。对外的世界根本不知道。就是听说,慈禧太后、皇帝都给外国人赶走了。完全没有国家的知识或认识世界,我们的生活范围只是小村落中。

  远房的叔父是大地主的儿子。离我家有二十几里,他有田地租给人。他在湖南省城长沙读书,约190506年,中国开始有新学校,他去读书时,本身已经有点知识。他来我邻居收租,见我读书,好像喜欢的样子,从背包找《醒世钟》给我。《醒世钟》作者陈天华----离我家不很远的新化县。陈天华1901年到日本读书,因他很有天才和研究世界的情形。1903年他写了《醒世钟》。当时中国出现民族主义运动,《醒世钟》是最有力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又是白话文写的,不是文言文,所以很容易读。1906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反抗日本,鼓动一个中国学生运动。他反抗日本人压制,非常气愤的投海自杀。因此在中国学生中起了很大的一个运动。由于这一点,我特别感兴趣。一个晚上就读完。我脑海里完全被惊涛骇浪冲击着。才第一次认识中国很大,但是非常危险。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便被外国人打败几次,割地求和、赔款、订不平等条约等。外国要瓜分中国,书本上说侵略情形。《醒世钟》就是提醒国民“满清政府”是这样败坏国家的。陈天华反满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欺负中国。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是这样一个败坏国家,我们要反对东洋、反对满清、反满、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思想等,我第一次有政治思想。

 1910-11年开始注意报章,教师是懂的,懂旧的,刻意讲解。我用中文讲,也作文或写诗,自己看书,看历史。我作为一个学者觉得国家很败坏,觉得读旧书没意思。到了1912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要到外读书。再不能读旧书了,这对我有很大影响。家中可以够吃,但要到外地读书就有问题。刚好那一年,十几个村合办了新学堂。一位本姓地主绅士劝我到那学校读书。学校请了两教员,一教中文,一教科学、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位教师是北京大学学生。辛亥革命时回来了。他懂一般的物理化学、数学和天文地理。他就教我们,我们只有五六个孩子。第一次学科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数学、地理。把我的眼界扩大了。有初步的知识,因我的中文底子好,学得不错。

 

 

() 进行反袁世凯、反日等各种斗争

    一位姓龙的教师告诉我,他很看重我。他二十来岁是大学没毕业。他说我的中文比他好,应到外地读书。我受他的鼓励,更决心要离开乡村到长沙读书。但经济很有问题。母亲同情我、在起程时还有点钱给我做路费。1912下半年我离开乡村到长沙读书。第一次离开家乡到长沙新式学校邵阳中学邵阳人在长沙办的。这中学从校长和教师都是日本留学生,更是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老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日本留学有深厚的学养。我到学校正是辛亥革命一周年,有盛大的集会游行,学校是纪念辛亥革命第一年,事前,我对辛亥革命称之为小便士,认为辛亥革命是英国钱币中最微少的一个钱币,差不多是一毛不值的意思,这就是我的反应,其实是我认识不深。到了长沙,学校都是同盟会的人,校长是湖南人和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在那波澜壮濶的运动中黄兴是第二号人物,也是湖南人回到湖南目的是组织国民党。校长和我、学生们都欢迎他和游行,我才知道同盟会的历史。那时候因为校长从前是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他的办学比较新式。所以除了功课外,有一种集会、学生自由演讲。校长出题目,例如是共和国好还是君主共和国好 ? 那时与袁世凯有冲撞的。首都在北京还是南京好 ? 还是在汉口好 ? 这样的题目叫学生讲演争论。我是第一次上讲台。就争论“首都在什么地方好?”我讲“在武汉好”。南京被外国霸占了,而北京是官僚的,校长贺炎武给我很大的鼓励。私自找我说,你的演讲非常好。可以成为演说家,可以加入国民党,在湖南,他是国民党的一个领袖,我就这样接触政治关系的。贺炎武是举人、拔贡生,所以有资格到日本留学,是有派头气派的。他鼓励我,自此,我在学校出了名,凡有演说都叫我做代表。虽然我还年轻就参加了政治活动,已经在政治圈中很有自信。天天看报,因看了报,我们要发表意见。有集会来了,我们就表示意见。政治上,跟我以前读陈天华《醒世钟》的时候,活动更扩大了和更政治化。那时很看重中文作文。我们中文课题跟政治没关连的,我也要把政治意见加上去。那时的政治思想就是反对袁世凯。因我们已经知道袁世凯是北方一个官僚军阀。我们一般尊重孙中山和黄兴,黄兴在同盟会有很大的声望,宋教仁辛亥革命后也是国民党人。所以,有他们的影响,湖南的学生很政治化地反袁。教育司管教育的,派两人到学校来调查。刚刚我们作文,写完的卷子交监学,派来调查的人把卷子拿走,看学生的思想。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反袁的,不一定有这思想,但像我和几位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那个倾向。于是,大批军队包围学校。先找校长,校长已经不是姓贺的。刘校长没有政治思想,但较有道德感,军队指导员把校长和教员拘捕。姓李教员说 : 跟他们不相干是我责任,卷子是我的,我个人负责任。这事对我影响非常大。我认为他很伟大。结果枪毙了李教师、校长监禁十五年。校长写了封很漂亮的信给学生。非常感动地说我们的李教师很坚韧,在牢里绝食,一切是他个人责任。我们听了,都哭起来。这给我们上了很重要的政治一课。我们想暗杀敌人,几个学生当然办不成。我们立志要暗杀他,没有武器,所以很颓丧,就决定离开学校。因为换了校长,袁世凯派来的。

    1914年下学期离校,回到宝庆,结束了两年中学,宝庆中学是五个县联合办的邵阳、新化、隆回、武冈、新宁,一个大的中学。在长沙可以看杂志,在宝庆就很少。也有私塾偷卖带有革命性的杂志,不过不能满足我。就很用功地读古书。研究中国历史、古文诗词等。看一点改良派梁启超的书,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另方面,他讲民族主义、讲改良主义。对初步的学生也有用处,我的思想不断发展。

     1914年发生的世界大事是帝国主义内部战争和袁世凯要做皇帝。他把宋教仁刺杀了,袁世凯比满清没什么不同。另方面,这世界中,帝国主义的思想,还不叫帝国主义,那就是英法俄,同德国奥国、德奥、德奥土结盟。我们还没了解,为什么要有这个战争,不过有一个感动,就是他国也是人,为什么斗争呢?他们所谓文明我们国家打仗很野蛮,到处死了很多人,对于文明两字,不过如此,我们不懂帝国主义,看不出这种文明。

     1916年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是无耻的,消息公布后,全国的人,主要是学生,尤其南方反对最激烈。把日本的货物烧掉,表示反对日本。我在学校是第一个主张,凡有日本的东西把它烧掉,以示抵抗。因我是高年班快毕业的。表示对二十一条不满,校长就反对我们,他也是留日学生很顽固的。我不管他,就对学生演说,我们要组织学生会。学生因我是高年班,还有几个人赞成我的意见,就把全体学生鼓动起来组织了学生会,我就是学生会的主席。校长非常讨厌我,借题发挥要开除我。因开除我的牌子已经挂出来,我都快毕业,于是引起全体学生抗议,把开除我的牌子用脚拔掉,并引发学校风潮。结果开会,校长要说服教职员,而我就跑去反对校长,教职员会没人支持他。我是学生会第一个出来斗争的。湖南也组织学生团体,到乡村和小市镇演说。说二十一条是一种卖国条约很危险的。在乡村我和另一人演讲了一个月。我第一次把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带到农村去。同时了解农民对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反应,那个月走了很多地方,农民听了我们的话,反应很热烈。我们要想办法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也反抗自己政府。我第一次得到农民的反应,对于国家的思想认同。当然也见识乡间学校的教员和绅士。但是反映最好的还是普通人、工匠、农民、小商人。整整一个月,就是我第一次到农村的政治活动。下半年我毕业。毕业后,我的志向是想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学。和父亲商量,他把所有的地卖了,还不足够我上大学的。

 

 

     () 在长沙工作

     1913年,我从长沙回到乡间,和几个长沙读书的学生要办学校,乡村要办新式学校。乡间有一幢屋是从前办书院的。这屋被土豪劣绅霸占变成私用。我们三个学生要争回这幢属于大家的屋。于是我们回到家乡纠集同心思有改良主义的人,和他们讨论,我们要办学校,把书院的公屋拿回来。当然有绅士支持我们。一些老绅士就非常反对。于是我们三个学生,姓袁和姓花的去县政府控告他们。我们背后有会做状子的支持我们。这斗争使我得罪了当地的老绅士,尤其本姓的宗亲绅士。他们给我父亲很大压力,反对族长是要被开除的,不许姓彭。中国传统就是这样,你姓彭的,不许你姓彭。弄得我父亲很狼狈,因他们辈份高。我告诉父亲,办学校是对的,公房被绅士拿去抽鸦片私用是不对的,结果学校被我们办成了。

    读书的问题。没有办法,父亲有道理,家中没能力,我很颓丧。那一年刚有人请我教书。学校是我们最好的学校,请我去当教员,有四个教师,待遇很好。我在学校工作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生活,因为环境很好,待遇很好,虽然钱不多。不过很舒服。我利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的旧学问、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哲学、等于一个大学的文科。我的习惯就是喜欢看书,一辈子都是这样。所以,一有时间就看书、研究。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旧学问,我比较有一种眼光,一种所谓西方科学眼光、民主主义的眼光。对古代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发展,我很有兴趣。我研究古代的庄子、孟子、老子三人。同时,写文章写得很好,像古文,我能够写古文诗词,算是很好的。

     到了1919年,学校是较特别的有报纸,在我们乡村有几间学校,其它是没有报纸的。因我们有朋友在安徽县衙门做公务员,把报纸寄回我们,他们不要的报纸,看完了按时寄回来,所以我们经常可以阅读,就知道城市的发展情形,也知道发生了十月革命。

     1917年。我还弄不清楚十月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对这事很有兴趣。劳工政府又说共产主义,又说国际主义,我就去读历史。那时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我看过无政府主义的书《民声》,也是我叔叔给我《醒世钟》的。《民声》是刘师复办的,我觉得《民声》很有意思。觉得他说的是理想,但办不到和空想的。没有很深的印象。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报纸常有刊载,我就更多地思想,更多地注意这问题。但搞不清楚。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他带这些书给我,我非常有兴趣,对这件事,从前弄不清楚的问题,看了这些有点清楚。那份《新青年》五月号,1919年五月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还登载了其它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各种思想。《每周评论》也谈社会主义。尤其对陈独秀提倡白话,陈独秀跟胡适之倡议白话文。这一切对我是完全新的。第一次看了马克思主义专号的文章谈俄国,介绍俄国文章,完全是新的社会主义。认为旧文章不应当。年轻人、小孩要把文章读好,要读十年八年。我觉白话文很简单。所以那一年,我就提倡新文化。我在学校教孩子学白话文。当然其它的教员还是教古文。我鼓励学生到外地去读书。我的学生很多,当然那些学生相信我。1919年完了,我决心离开学校到邵阳去。我的思想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我觉得社会要改造,所以我是第一个要彻底改造的。为了做这事情,我不能在学校。有朋友跟我说,我们办一个山庄也好,无政府主义的山庄。我觉得有意思,但何来土地呢?用什么来做房子呢?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1920年春,我决心离开我的家乡。因我教书有点钱作路费,我就不管父亲和外公了。

    那一年的初春,另外一个同事学校的校长,他要到外地去,他是地主有两个学生,也是那学校毕业的。1920年,我离开了家。从湘江乘船转到长沙。随后到武汉,我准备到北京去,可是京汉铁路断了,因为战争----割据内乱。弄得我很狼狈,没有办法到北京去。我妹夫在贵州做生意,他说你不能到北京去,就到我这里来看看。我到了贵州也有好处。相近湖南,跑到贵州铜仁镇,就是取漆的,我妹夫是开漆房的,在那里住了一两个月。

    一位姓罗的,他在湖南长沙中学当教员。他对我很好。他是校长贺民范一位教员,是我的好朋友。我到贵州旅行的时候,跟他通信。信内有写我的理想,发表了我的意见观点,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朋友把信交给贺民范校长。贺民范看了我的信,说是社会主义者,我的朋友不很清楚。校长叫他赶快写信,叫彭述之到长沙来。我们学校准备要组织社会主义的团体,就是组织共产党的意思。我得了信,就从贵州到长沙。到长沙见贺民范校长,他跟我谈得非常好。要先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他看到我的信,知道我的意见,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当然赞成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九月初,贺民范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贺民范已经六十岁的老头子,本来是日本留学的,经过辛亥革命的,他喜欢看新书新杂志,长期看《新青年》。他学校有几位学生后来都很出名的,他介绍他们到上海去参加‘工读互助团’,这些学生是上海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分子。当然跟陈独秀有比较直接的联系。通过这些学生告诉贺民范,贺民范就直接跟陈独秀通信。大概从1920年夏天陈独秀跟贺民范通信。因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从19207月开始成立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形。虽然他是个老头、老青年,他自己也干青年团方面的工作。我在湖南第一次才有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约在9月初,我跟他谈论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长沙还没有共产党的,上海已经有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5月开始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7月成立的。当然,长沙还没有共产主义的组织,他和我谈起,大概45人有这倾向,想组织一个共产主义的团体。他提到毛泽东,还有船山中学李教员。上海已经有共产主义的团体。他建议我到上海去,算是我们共产主义团体的一个发起人,所以他就写信给上海陈独秀。

 

 

     () 参加共产主义小组

     我在19209月中到上海,上海因我已是共产主义的一分子,就第一次见了陈望道。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主编《新青年》,我第一次到著名的渔阳里,后来就是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组织的渔阳里六号。已开始办俄文学校。而且准备派人到俄国去。我到了,陈望道就安排我(大概有十几、二十年轻人) 去学俄文。俄文的教师就是杨明斋是山东人,在俄国加入共产党,给魏金斯基做翻译。我学俄文差不多半年。每星期有会议,会议是共产党方面跟青年团方面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最普通的关于青年人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一个特别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会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参加。就在渔阳里,那时住在渔阳里的有两人,杨明斋和陈望道,在外就是李达,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教哲学的。另一李汉俊,他们都是上海小组的发起人。陈独秀因住在法租界不太方便出面。法租界捕房很注意他。所以在渔阳里,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机关就是四人,经常碰头的是陈望道、杨明斋、李汉俊和李达。他们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到的时候,有两个年轻学生也是渔阳里的学生。因我跟他谈一些问题,他觉得我的了解程度比别人深入一点,所以,他就介绍我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研究会每星期一次聚会,讨论的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讨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我们都有书本,先看了,每次讨论一个问题。是中文,从日文翻译出来的。有一本是考茨基论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把那本书做预备,按部就班地研究。后来,刘少奇等七人,也是贺民范介绍的,他写信给我,要我给他们安排学俄文,到俄国去。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是七人中的一位领袖。我看刘少奇较其它人更深入认识多,他很认真,所以我把他介绍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内有四人是比我们长一辈的,有四个较年轻。其它人没参加,因他们了解程度不足。其中有萧山,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七人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七人之一,有二人是很出名的。一是任弼时,一是萧劲光海军部长。当然还有其它人,特别是工人运动的。这些学生是学俄文的,在渔阳里好些都在工人运动很活跃。我的湖南话不行,不懂上海话,所以我不能够到工人运动,还有其它的人都不能够,要懂上海话才能够接触工人。所以,我们没参加工人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李启汉,他懂上海话,也是湖南人,在上海罢工,是很出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我没参加工人运动,专心做研究,我对研究有兴趣,尤其对理论、哲学、政治学等。我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该研究会有两人较高修养,一是李达。李达正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史观,他在复旦大学讲哲学,也是日本留学生。一是李汉俊亦是日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上海的一批领袖中是他认识较深入,因他日文很好,还懂德文、英文,所以能够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很认真研究。所以,在研究会遇到难题,经济学是李汉俊解释,哲学是李达解释,所以得益良多。刘少奇也很认真,不过他一般的知识水平不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剩余价值等理论,他就不容易懂。其它人也不易懂,我倒能够掌握,故较有兴趣。当年在渔阳里,来往的有二三十人,大半是湖南人。这些都是贺民范介绍的,贺民范可说是湖南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领导发动者。他非常热心。所以他接见青年,就把他们说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再介绍到上海。其余是上海本地留俄学生,其次是浙江人。陈望道是浙江人,是浙江师范学校的教员,所以他的学生后来都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有其关系的。此外四安徽人,还有二江西人。主要是湖南和浙江人。

 

 

( ) 到苏联留学

     我简单说说如何到苏联。先到上海,主要是想去苏联研究。1920年,苏联开办了一间党校东方共产主义大学。这间学校是为了苏联少数民族开办的,俄国组织有很多来自东欧,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第三国际决定,也应该为亚洲的东方民族开放。开放消息是通过魏金斯基,问中国可否派学生到俄国。魏金斯基和陈独秀讨论,陈独秀是求之不得。就决定派年青的共产主义者到俄国留学。为这事就开办俄文学习班。名义是外语班,并不是俄语班,因在上海必须掩饰。所以我一去就和其它人齐学俄文,后来刘少奇也学俄文,目的是俄国去。这批人都加入青年团或入党。那时,党最感觉是缺干部,与欧洲和美国不同。为了未来是对的,所以要培养干部。因我们在中国只有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中文书,例如共产党宣言。当时我们的英语不行,不能看书,看得很吃力。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当然到俄国去,俄国那时革命了,年青人都把俄国看成共产主义圣地。所以非常强烈要到俄国去研究。

    到俄国很不容易,因俄国刚刚成立远东苏维埃共和国,是俄国的东方一部分。海参崴就是海参威,是日本军队控制的,一条阿木然河隔住,东边是日本军队占领,西边是红军,所以到俄国是危险的。如果走满洲方向很难,因张作霖军阀监视很严。俄国同志魏金斯基认为较安全的,是走海参崴海参威。当然危险,但年青人是冒险,不管的,我把人分开,三人或者两人一批,都装扮工人的样子,我和姓殷一起,其它的三两人一起乘俄国的船到日本,在日本转到海参威,海参崴。上岸是很危险。日本人检查很严厉的,我和姓殷的每人一介绍书,是魏金斯基签名的。我们拿着信件,在俄国就得到招待,但是,上岸的时候,日本人检查得非常严厉,船上的人都说,检查是共产党人就要拘捕,所以把信撕掉丢落海。后来便很麻烦。检查我们,让我们上岸。

    找到一中国人开的旅馆在海参威住下来,海参威有很多华侨。我们问没有介绍信怎么办?要想办法通过奥穆尔铁桥到俄国去怎么办?后来就写了篇通讯,讲从上海到日本,到海参威的,写了一首新诗,关于海上情况,投稿给海参威中国人办的报纸。想找路线关系,投稿到报馆,第二天注销,报馆主编跑到旅馆,我们不敢说真话,我们说到德国留学的。他很高兴和很有兴趣说 : 如果你们到德国,能给我们通讯吗?我说可以。他是报馆主编,掌握各方情形,于是把从海参威,海参崴,到哈巴罗夫斯克,怎么移转到红军区,这情形让我们知道了。

    买到火车票,到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就是黑河。到了黑河车站,上车就有问题,因为身份是到莫斯科学习的。但证件呢?我们告诉他,怕日本人检查,撕掉了,当局把我们软禁起来,不许动。因我们的俄文不行,跟俄国人交涉不清楚,简单的话可以说一说,但解释就不行。

    所以,车站的职员找华侨翻译。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形,他说,你们还有几个人在前面去了。我说,是的。所以那个车站的职员告诉他说:“OK”,于是我们和几个中国人还没走,如刘少奇他们还没走,他们在我们前面便算通过了。麻烦在哈巴罗夫斯克有华侨工会,要人去办报纸,同志要到莫斯科的,大家推我来办报,我就住下来一两个月办报。在西伯利亚的红军又派人来,红军要中国人参加红军工作,工会便解除我工作。我离开哈巴罗夫斯克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几百人的中国军队,也有几百人北韩军队,正在组织训练。所以西伯利亚的红军,总司令甘达施负责的。还有一个政委负责教育。所以要我们做教育工作。这些军队都是中国东三省人。他们还有红胡子红胡子就是地痞流垊,他们什么都做,包括强盗。我和姓殷的住了一两个月,每星期对中国的军队讲话,从最简单的共产主义告诉他们。不过也知道他们要革命,他们都是贫农失业的,是北方的真正低下阶层人。但到了192178月间,莫斯科有一命令,停止中国的红军和北韩军。因当时俄国已经跟日本讲和了。日本的军队在海参崴准备撤退,我们这支专门对付日本军队就不需要了,我们当然也不需要在那里做政治工作。那时就要我们到莫斯科。起初到库斯克,因库斯克设有远东局,管理东方的运动。大概在8月底9月初,远东局把我们送到莫斯科。第一次到莫斯科,有人报告俄国人叫他们招待我们。我们就直接到东方大学留学。

 

 

     () 在东方大学

到东方大学的中国人有二十个以上,这批人分成两派系,有五个人中一人说俄文很好。他跟学校接触买食物,办交涉等等。那时候是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没东西吃,吃得很坏。所以,面包吃不饱和非常苦的。

    一位姓涂的领两份,他也节省地给别人吃。但其它人一看便反对,弄得很坏。事实上,不一定领面包的人特别坏,不过这也证明,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制度,也有官僚腐化的机会,他们五人,对领面包的事情,促使其它人反对,这情况非常坏,很难调解,所以,我出现,就很多人跟我说,像刘少奇一批人,还有其它的人。我就找他们商量,那领双份面包的人要公开说出来是个错误,不应该的;他们认错就算,不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一点物质问题。所以我把纠纷解决了。

  我来到前,没有组织,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中有少数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没有组织,我觉得情形不对,把团员在莫斯科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制度,后来变成党员是共产国际允许的。我们中国人俄文不懂,不能参加俄国的党。后来我被大家推举来做书记,是党团书记,党跟团的。我把好的和坏的条件都说出来让大家研究。告诉他们,我们来干什么的?我们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将来要改造中国,说一般的道理。大家当然明白。我们要认真学习。首先学俄文,再学其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哲学、西方文明史、俄国共产党史。这样便没有22我们讨论中国问题,讨论世界的政治经济局势。当然是很紧张的。但是物质生活非常坏吃不饱,各人都有病,我有肺病,营养不良,但我们很用功,学习很紧张,所以一些人的身体很衰弱。

 俄国最坏的情况是192021年饥荒,内战刚刚停止。没有生产,新建设的经济政策在19213月刚刚通过,还没实现。加上顿河流域大饥荒,数以万计的人死去,还有美国的胡佛(后来做了总统),他就是去放债给俄国,他出名了便当选总统。他带了几百万美金来放债。这是非常重大的事,这情形到了1922年秋天,收成才好一点。新经济政策实现了,所以情形就好。到192324年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在1924年我回国时,经济恢复得很快,是由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果。

所以我在那里很苦,每个人都是,有病的。所以有些人不愿意学下去了,要回国,怕留在那里要死去,要饿死,生病。刘少奇和萧劲光一批人要回国工作。在1922年暑假,他们大批人回到国内,留下的是少数人。我也是留下的。1922年末、23年初,陈独秀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跟我谈到欧洲的学生。那时在欧洲,主要是法国、比利时、德国,大约有上百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1年自己成立的。成立组织的发起人是蔡和森、汪泽楷、陈延年、周恩来、任卓宣即叶青这批人。那时在德国不过六、七人,就是周恩来、朱德们在德国柏林。陈独秀跟我谈起,要怎样使法国的、比利时的、德国的那些年青人,除了朱德是老人,愿意到东方大学学习,于是他就建议把莫斯科的中国支部,变成欧洲的联络支部,同法国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人通信。因我是莫斯科支部书记,于是就设法和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通信,与他们讨论,能否派人到莫斯科来学习。这是陈独秀认为有必要的。

 所以,从19231月份开始,我就写信到巴黎,那时巴黎负责任的是陈延年,陈独秀的大儿子在读书。于是他带了约十几二十人,从法国到莫斯科。这些人很多后来都是出名的人士。像陈延年、陈乔年是最出名的。我同欧洲的关系密切是由这而起的,一直到我最后离开莫斯科,我和德国负责的书记、巴黎的妇女工作等人保持通信。后来,他们都大批到莫斯科去。只有少数人不到莫斯科,直接到中国待命。以后的东方大学人数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欧洲来的;一方面是国内去的,像1924年下半年陈碧兰到莫斯科,已经有上百同志。我在时最多不过四十人,后来的人更多在那里学习,都是一般的功课、历史唯物论、经济学、西方的革命运动史、俄国的工人运动史,一般都是这样。当然是一般性,不过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用的,那些教学虽然不是很好,但他们毕竟懂得多了,他们有系统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对任何国家的帮助都很大的。当然,初步的自己也可以研究,自己学习,日后就更有用了。

 我在莫斯科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共产国际的第四次大会、第五次大会及1923年开始的托洛茨基跟斯大林的斗争,当然还有1923年德国的革命。

  1921年底1922年初有一个远东劳动委员会的会议,就是远东的劳动者革命的代表会议,包括了日本、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北韩,正当巴库会议后召开,这个会议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是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可以参加,所以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人、当然也有中国共产党员、有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北韩也差不多,不一定是共产党,不过中国共产党代表有三个,张国焘就是出席的代表之一。我是东方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的。后来到彼得格勒去旅行。这个会议,多少有一点影响,就是把东方的各民族的革命分子,给他们一个联络,把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表示的,告诉这些代表。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萨法罗夫,他是共产国际内东方局的主任。萨法罗夫,在俄国很出名。第二个是辛格勒·布哈林。不过会议叫我当时参加是有一些意思,但没多大作用。因参加会议的,像国民党的人、像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没训练,北韩人也是如此。

 第二次是1922年末,23年初,陈独秀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我没参加,因我不是代表。只是旁听的。当然该会议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因这是跟第三次大会来的,讨论最具体的策略问题。这对后来的共产国际的发展很有意义。第二次大会是讨论原则的问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不过我没参加,但知道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23年,第一是19235月开始的德国革命,到10月完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在这个革命开始以后,俄国的工人群众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希望西方有个革命的先例,俄国还是很穷、落后的。所以莫斯科、其它的城市,希望看到5月的德国革命,非常的狂热。像我们那一年开始做指导员。我那时开始学德文。东方大学有个德文班,凡是愿意到德国去干革命工作的人,可以学德文。我第一次学德文,想到德国去。一般人对德国的革命很响往和非常高兴,普通群众、工人都希望德国革命胜利,我们苏联就有希望,寄望在德国革命上。但到了1923910月,革命失败了。我不说这革命失败的原因,太多了,有很多书籍提到的。像杜契也提到这事,他写得很好。那时我们还不能够了解,这个革命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只看到,拉狄克那时候非常的出头,《真理报》都见到,拉狄克是德国的列宁。革命一失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很失望,有许多过分热心的人没有希望。德国革命在1923年失败,对于苏联是严重打击,有助官僚、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因为群众变得冷淡失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