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错爱，这份花甲厚礼，实在愧不敢当！

所以有此过誉的书，与其说是幸运，毋宁讲是不幸。古往今来，抗争者能在被告席上放言抗辩，申述己见，本已是万幸，更多不幸者根本欲辩无从，就牺牲于当权者之斧钺。我之幸运，乃是香港仍未完全极权，好歹仍有公开审判。更且，抗争之熖未炽，未足摇撼专制，法庭尚可不受政权把持，操弄为绞肉机器。如此说来，未来抗争者之不幸，又岂非香港之大幸？

幸运者都会把握机会，为效命志业申辩，无惧后果，甘之若饴。我这个幸运儿与之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人家自辩，恍似遗言，我则刑期太短，能不汗颜？

      以身殉道的自辩士，莫过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被权贵指控煽惑雅典青年不敬神祇，于公审中拒绝屈膝认错；不但如此，更毅然推辞友人疏通以罚款代饮鸩极刑之好意，滔滔雄辩为理性辩护，留下一句：「临别之时已届，我赴死，大众生，何者更佳，惟上苍始知。」

      视死如归，千古绝唱！

至于近代，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于1953年起义失败被捕，面临军法审讯，在秘密法庭娓娓道来，列举亲美军政府残民自肥，祸国殃民，临末慨然宣布：「判处我吧，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其辩词本应不见天日，但蒙探监之女同志分别将之藏于发夹，偷运出狱而公诸于世，俨如一篇控诉极权之檄文，民意为之沸腾。卡斯特罗亦因此逃过死劫，寻且获假释流亡岛外，于一九五九年卷土重来，完成革命。

如此勇迈，又令我想到陈独秀被国民党政权控以「叛国罪」，于庭上推翻当时律师泰斗，其老友章士钊之有罪辩护，改以洋洋洒洒之自辩词述志，力陈一党专制误国，涂炭工农大众，推翻一党专政，乃是护宪革命。辞甜杯而就苦盏，视庭审若有讲坛，一如其在狱中应友人之求所撰之句：「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晚近之例，乃是1979年3月魏京生以言犯禁，遭中共政府以「反革命宣传煽动」及「泄露国家机密罪」检控，并破格予以公开审理，然旁听席却须预约取票，严加限制。他在被告栏毫无惧色，宣读其自辩辞，痛斥「反革命宣传罪」为恶法，与宪法赋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相悖，更揭穿当局芝麻小事亦列为机密，民众动辄得咎，罗织入罪之荒谬恐怖﹗有高干子弟得以旁听，冒险将之录音整理付梓。

思之不觉想到俄国文豪高尔基笔下的人物巴威尔，他在小说《母亲》里向帝俄法官诘辩：

「我现在讲话，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按照我那些拒绝辩护的同志们所愿，试试向你们解释一些你们不懂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专制制度并不是束缚我国唯一锁链，它只是我们必须从人民身上打碎第一条锁链…」

壮哉斯言，但愿有日香港法庭亦有巴威尔在﹗

      「我们都是巨人肩上的侏儒，之所以比他们看得更远，并非目光较之更敏锐，而是巨人肩负我们，把我们提升到他们的高度。」

      一名哲人如是说。

      多谢编者、作者，你们的厚礼令我反思，感悟巨人的召唤﹗

2016年母亲节

后记:

这篇后话，乃是应《我反抗 故我在》编者之邀而写成，这本书由不同人士合作，缕述对我过去廿年「司法抗争」的观感，是一份送给我六十周岁的「贺礼」。

后话如此，正本如何，还待各位阅后评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