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經歷憶述

我的一生經歷憶述 (一)

彭述之

( 訪問者 : 鄭致祥 )

彭述之（1895年11月－1983年11月28日）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著名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

這篇回憶錄是1976年1月1日起由訪問者録音，再由衛眾一邊聽和記録(未經講者過目) 。本刊現特予刊出，刊前曾代為刪去一些重複的講話，以便閱讀，大小標題為本刊所加。講者另有一本回憶錄，分上下卷，已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印出發售。

1895年11月我在銅鑼村出生，隆回區中一村落，隆回區屬寶慶縣，有時叫邵陽縣，地方非常偏僻。離開邵陽縣城有180華里，因沒交通工具，全靠走路。從家鄉到縣城只有走山路，隆回區有幾十村落是小山隔離，我家更是窮鄉偏僻。大山腳下有一百戶人都很貧窮，只有兩家人有多餘的田地可以出租，祖父是其一，還有些小地主，其餘是自耕農或半自耕農，有點田地還要租些田地，其餘都是僱農，自己沒有田地需幫他人耕田糊口。因租不到田地就學手藝，有地方每年請他們到湘西給貴州人做手藝，因很貧窮，所以文化更貧乏，整個村一百戶幾百人口，能夠寫字的只有三家。讀書在老私塾，不是新學校。

我學生時期，家裡算有點文化，父親讀了四五年書能夠寫，叔叔讀了十幾年書算有點文化。總之普遍的村落都文化很低。我出生在大家族，有祖父母、伯父母。還有叔父沒結婚，二個姑母，共住一間相當大的屋裡！是中國很普通的大家庭。

祖父讀了很多年書，但他不大能寫，字可認識很多，後來也變成農民種田。我家也是農民的家，父親完全是種田的，伯父初期開藥房做生意，後來也種田，叔父讀了二十幾年書，也變成農民，不過他們種的是自己田地。其餘的田地就租給佃農，所以經濟算是富裕。有多餘的穀子賣出去。有時還買入小塊的田地，窮人把田地賣給我們。

這種農民家庭，當然夠吃、有自己的屋，要買粗布衣服“穿”，很樸素省儉，吃和穿都不好，農民就是這樣，非常勤勞。一年沒有幾次吃肉機會，過年過節外，平常都是蔬菜。有時豆腐，豆腐在鄉間是上菜了。而油就更少的，因為貴 ! 他們看起來，生活就很苦。吃的東西不夠營養，健康當然有問題。鄉村更不講衛生，常常手和身上生瘡，是很普遍的情況和很艱苦的。農民還非常保守。本來我家可以吃和穿得好一點，但是他們不願意，卻把錢留起來，再買田地，農民就是這樣，是個小地主也很樸素和很苦的。

其他村民，我的鄰居更貧窮，他們是自耕農，比我們生活更壞，至於佃農，尤其是僱農，替人耕作的農民非常苦，想起來都可怕，他們經常替別人做工，農民的工作有季節性，夏天春天種地，秋天收成有工作，冬天沒有就失業，但飯還是要吃，他們到山上砍柴，賣給地主來生活。他們非常苦。到了冬天有時沒飯吃，吃稀飯。我少時印象最深刻是我堂叔，父親兄弟輩的，是一個僱農，有妻子和一女兒，卻養不起！他的妻子，生一種營養不良病，一身都腫起來的病。窮人很年青就死去，女兒也死去。他自己勉強自食其力，度日如年，他很痛苦，我離家的時候，他還沒有死，不過他是非常艱苦的。我才10歲，跟他的女兒玩，非常深刻的印象。因同情他們，我對母親說：“給他一點糧食!”，村民給糧要還的，要錢的，他拿不出錢來，只好賴帳。這樣的情形，不是個別例子，還有很多人不夠吃的，我年輕時的深刻印象。我還不懂什麼平等，就覺得很難過。總結家鄉是貧窮和文化水準很低。

我家是十幾人的大家庭，這種家庭是不合理的。我父親、伯父、叔父，他們相處不壞，但是伯母、姑母和祖母們常常有磨擦。少時不懂，覺得她們不和諧，芝麻小事都矛盾衝突。一般家庭都是這樣的，尤其婆媳之間。母親和姑母之間的不和是大家庭給我的印象。但是，我是幸福的，因是家中第一個男孩，長子嫡孫、大孫子。所以得到祖父母的寵愛，連姑母也愛我，尤其小姑母比我大十來歲。我在家中地位特殊的被大家保護，但他們不懂得愛、他們沒有受過教育。我雖然感覺到愛，祖父母特別寵愛我。母親生下我後，連續生了六個孩子。她的負擔很重和沒有精力。除了照顧孩子外，大家庭媳婦做飯是份內事要輪流負責，伯母和母親每人負責一天，那負擔很重，還要給孩子洗衣服，到晚上，還紡棉花和紡紗，很苦。所以母親根本沒時間照顧我，就交給祖母、姑母照顧。父親種田，但有點特別，他讀過私塾，平常中國人讀私塾四年，只認得字，不能寫，不能看，讀些古書。我父親讀了四年書，能寫和可以作詩，他常常看書。算是有文化的農民學者了。因他經常看書，耕種完就看書，也不照顧我、也不管我。到我稍微長大，鄰居有一批孩子和我年齡相若，也沒有玩具，附近有一條小河，河裡撿些花綠綠的石子，給我們玩花樣來的玩具了，孩子的生活非常枯燥單調。所以我的童年在家裡受到保護，好像很愛我，而鄰居因我家環境好些，孩子對我也好點，鄉間非常勢利的。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不過我喜歡外婆，她是個中等地主。我們每年總要到她家去一兩次。外祖母非常喜歡我和父親。所以過年過節到她家就是最大的享受。此外，鄉間有神功戲，是一種迷信，一年或兩年一次喜慶的是了不起，是鄉民最快樂的時候。

因鄉間貧窮，沒新式學校。只有“私塾”，私塾是幾家人合起來請一位老師到家教書。鄉村貧窮，所以請不到好老師。1902年約七八歲，在“私塾”讀三字經、四書、五經、論語、孟子、中庸、詩經等。每天老師讀幾段。要是不懂，他也不給你講解，只有死背，記在腦裡，到下午寫字。孩子常常讀了三、四年書也不懂。只認得字，不明白字的內容意思。先生自己也許不懂。我讀了五年，先生沒有講課。就是背。我可以背很多本書，背，像歐洲中古時代背聖經一樣。這情形下孩子很苦，讀書是件很苦的事，因為要背，死記，又不懂，所以讀書覺得很苦。我讀了五年，認識上萬的字，四書五經可以背，就不懂書中內容。連教書先生自己也不懂。到了第五年，去較遠的地方讀書。有個同學約二十歲，他能夠寫文章。跟他同房。老師才第一次講論語。還講一些古文，教我們作詩，對聯等、故進步很快。日後才可以自己看書，自己看懂了。

1909年，我的思想受影響。當年我沒有讀書，因祖母病得快死了，每天請醫生，給她買藥。我們的醫生很苦的。住得很遠。要清早起來跑去請醫生。否則他就出去了。所以我就替祖母請醫生、買藥。父親見我有空閒時就講講書。他給我講古文、講左傳，講得不錯，甚至講詩。我才發現父親是有文化的。我受他的教育不少。那一年，我的思想起了大變化。當時沒有報紙的。對外的世界根本不知道。就是聽說，慈禧太后、皇帝都給外國人趕走了。完全沒有國家的知識或認識世界，我們的生活範圍只是小村落中。

遠房的叔父是大地主的兒子。離我家有二十幾里，他有田地租給人。他在湖南省城長沙讀書，約1905和06年，中國開始有新學校，他去讀書時，本身已經有點知識。他來我鄰居收租，見我讀書，好像喜歡的樣子，從背包找《醒世鐘》給我。《醒世鐘》作者陳天華----離我家不很遠的新化縣。陳天華1901年到日本讀書，因他很有天才和研究世界的情形。1903年他寫了《醒世鐘》。當時中國出現民族主義運動，《醒世鐘》是最有力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又是白話文寫的，不是文言文，所以很容易讀。1906年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反抗日本，鼓動一個中國學生運動。他反抗日本人壓制，非常氣憤的投海自殺。因此在中國學生中起了很大的一個運動。由於這一點，我特別感興趣。一個晚上就讀完。我腦海裡完全被驚濤駭浪衝擊著。才第一次認識中國很大，但是非常危險。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便被外國人打敗幾次，割地求和、賠款、訂不平等條約等。外國要瓜分中國，書本上說侵略情形。《醒世鐘》就是提醒國民“滿清政府”是這樣敗壞國家的。陳天華反滿的。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欺負中國。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國是這樣一個敗壞國家，我們要反對東洋、反對滿清、反滿、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思想等，我第一次有政治思想。

1910-11年開始注意報章，教師是懂的，懂舊的，刻意講解。我用中文講，也作文或寫詩，自己看書，看歷史。我作為一個學者覺得國家很敗壞，覺得讀舊書沒意思。到了1912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要到外讀書。再不能讀舊書了，這對我有很大影響。家中可以夠吃，但要到外地讀書就有問題。剛好那一年，十幾個村合辦了新學堂。一位本姓地主紳士勸我到那學校讀書。學校請了兩教員，一教中文，一教科學、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學。這位教師是北京大學學生。辛亥革命時回來了。他懂一般的物理化學、數學和天文地理。他就教我們，我們只有五六個孩子。第一次學科學、自然科學、物理化學、數學、地理。把我的眼界擴大了。有初步的知識，因我的中文底子好，學得不錯。

一位姓龍的教師告訴我，他很看重我。他二十來歲是大學沒畢業。他說我的中文比他好，應到外地讀書。我受他的鼓勵，更決心要離開鄉村到長沙讀書。但經濟很有問題。母親同情我、在起程時還有點錢給我做路費。1912下半年我離開鄉村到長沙讀書。第一次離開家鄉到長沙新式學校邵陽中學，邵陽人在長沙辦的。這中學從校長和教師都是日本留學生，更是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老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他在日本留學有深厚的學養。我到學校正是辛亥革命一周年，有盛大的集會遊行，學校是紀念辛亥革命第一年，事前，我對辛亥革命稱之為小便士，認為辛亥革命是英國錢幣中最微少的一個錢幣，差不多是一毛不值的意思，這就是我的反應，其實是我認識不深。到了長沙，學校都是同盟會的人，校長是湖南人，和宋教仁組織國民黨，在那波瀾壯濶的運動中黃興是第二號人物，也是湖南人，回到湖南目的是組織國民黨。校長和我、學生們都歡迎他和遊行，我才知道同盟會的歷史。那時候因為校長從前是革命黨人同盟會會員，他的辦學比較新式。所以除了功課外，有一種集會、學生自由演講。校長出題目，例如是共和國好還是君主共和國好 ? 那時與袁世凱有衝撞的。首都在北京還是南京好 ? 還是在漢口好 ? 這樣的題目叫學生講演爭論。我是第一次上講台。就爭論“首都在什麼地方好？”我講“在武漢好”。南京被外國霸佔了，而北京是官僚的，校長賀炎武給我很大的鼓勵。私自找我說，你的演講非常好。可以成為演說家，可以加入國民黨，在湖南，他是國民黨的一個領袖，我就這樣接觸政治關係的。賀炎武是舉人、拔貢生，所以有資格到日本留學，是有派頭氣派的。他鼓勵我，自此，我在學校出了名，凡有演說都叫我做代表。雖然我還年輕就參加了政治活動，已經在政治圈中很有自信。天天看報，因看了報，我們要發表意見。有集會來了，我們就表示意見。政治上，跟我以前讀陳天華《醒世鐘》的時候，活動更擴大了和更政治化。那時很看重中文作文。我們中文課題跟政治沒關連的，我也要把政治意見加上去。那時的政治思想就是反對袁世凱。因我們已經知道袁世凱是北方一個官僚軍閥。我們一般尊重孫中山和黃興，黃興在同盟會有很大的聲望，宋教仁辛亥革命後也是國民黨人。所以，有他們的影響，湖南的學生很政治化地反袁。教育司管教育的，派兩人到學校來調查。剛剛我們作文，寫完的卷子交監學，派來調查的人把卷子拿走，看學生的思想。我們寫的文章都是反袁的，不一定有這思想，但像我和幾位寫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那個傾向。於是，大批軍隊包圍學校。先找校長，校長已經不是姓賀的。劉校長沒有政治思想，但較有道德感，軍隊指導員把校長和教員拘捕。姓李教員說 : 跟他們不相干，是我責任，卷子是我的，我個人負責任。這事對我影響非常大。我認為他很偉大。結果槍斃了李教師、校長監禁十五年。校長寫了封很漂亮的信給學生。非常感動地說我們的李教師很堅韌，在牢裡絕食，一切是他個人責任。我們聽了，都哭起來。這給我們上了很重要的政治一課。我們想暗殺敵人，幾個學生當然辦不成。我們立志要暗殺他，沒有武器，所以很頹喪，就決定離開學校。因為換了校長，袁世凱派來的。

1914年下學期離校，回到寶慶，結束了兩年中學，寶慶中學是五個縣聯合辦的，邵陽、新化、隆回、武岡、新寧，一個大的中學。在長沙可以看雜誌，在寶慶就很少。也有私塾偷賣帶有革命性的雜誌，不過不能滿足我。就很用功地讀古書。研究中國歷史、古文詩詞等。看一點改良派梁啟超的書，他的文章寫得很好。另方面，他講民族主義、講改良主義。對初步的學生也有用處，我的思想不斷發展。

1914年發生的世界大事是帝國主義內部戰爭和袁世凱要做皇帝。他把宋教仁刺殺了，袁世凱比滿清沒什麼不同。另方面，這世界中，帝國主義的思想，還不叫帝國主義，那就是英法俄，同德國奧國、德奧、德奧土結盟。我們還沒瞭解，為什麼要有這個戰爭，不過有一個感動，就是他國也是人，為什麼鬥爭呢？他們所謂文明，我們國家打仗很野蠻，到處死了很多人，對於文明兩字，不過如此，我們不懂帝國主義，看不出這種文明。

1916年袁世凱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是無恥的，消息公佈後，全國的人，主要是學生，尤其南方反對最激烈。把日本的貨物燒掉，表示反對日本。我在學校是第一個主張，凡有日本的東西把它燒掉，以示抵抗。因我是高年班快畢業的。表示對二十一條不滿，校長就反對我們，他也是留日學生很頑固的。我不管他，就對學生演說，我們要組織學生會。學生因我是高年班，還有幾個人贊成我的意見，就把全體學生鼓動起來組織了學生會，我就是學生會的主席。校長非常討厭我，借題發揮要開除我。因開除我的牌子已經掛出來，我都快畢業，於是引起全體學生抗議，把開除我的牌子用腳拔掉，並引發學校風潮。結果開會，校長要說服教職員，而我就跑去反對校長，教職員會沒人支持他。我是學生會第一個出來鬥爭的。湖南也組織學生團體，到鄉村和小市鎮演說。說二十一條是一種賣國條約很危險的。在鄉村我和另一人演講了一個月。我第一次把愛國思想和民族主義帶到農村去。同時瞭解農民對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反應，那個月走了很多地方，農民聽了我們的話，反應很熱烈。我們要想辦法反抗帝國主義、反抗日本、也反抗自己政府。我第一次得到農民的反應，對於國家的思想認同。當然也見識鄉間學校的教員和紳士。但是反映最好的還是普通人、工匠、農民、小商人。整整一個月，就是我第一次到農村的政治活動。下半年我畢業。畢業後，我的志向是想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學。和父親商量，他把所有的地賣了，還不足夠我上大學的。

1913年，我從長沙回到鄉間，和幾個長沙讀書的學生要辦學校，鄉村要辦新式學校。鄉間有一幢屋是從前辦書院的。這屋被土豪劣紳霸佔變成私用。我們三個學生要爭回這幢屬於大家的屋。於是我們回到家鄉糾集同心思有改良主義的人，和他們討論，我們要辦學校，把書院的公屋拿回來。當然有紳士支持我們。一些老紳士就非常反對。於是我們三個學生，姓袁和姓花的去縣政府控告他們。我們背後有會做狀子的支持我們。這鬥爭使我得罪了當地的老紳士，尤其本姓的宗親紳士。他們給我父親很大壓力，反對族長是要被開除的，不許姓彭。中國傳統就是這樣，你姓彭的，不許你姓彭。弄得我父親很狼狽，因他們輩份高。我告訴父親，辦學校是對的，公房被紳士拿去抽鴉片私用是不對的，結果學校被我們辦成了。

讀書的問題。沒有辦法，父親有道理，家中沒能力，我很頹喪。那一年剛有人請我教書。學校是我們最好的學校，請我去當教員，有四個教師，待遇很好。我在學校工作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生活，因為環境很好，待遇很好，雖然錢不多。不過很舒服。我利用這個時候研究中國的舊學問、中國的歷史、中國古代的哲學、等於一個大學的文科。我的習慣就是喜歡看書，一輩子都是這樣。所以，一有時間就看書、研究。在這個時候對中國的舊學問，我比較有一種眼光，一種所謂西方科學眼光、民主主義的眼光。對古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發展，我很有興趣。我研究古代的莊子、孟子、老子三人。同時，寫文章寫得很好，像古文，我能夠寫古文詩詞，算是很好的。

到了1919年，學校是較特別的有報紙，在我們鄉村有幾間學校，其他是沒有報紙的。因我們有朋友在安徽縣衙門做公務員，把報紙寄回我們，他們不要的報紙，看完了按時寄回來，所以我們經常可以閱讀，就知道城市的發展情形，也知道發生了十月革命。

1917年。我還弄不清楚十月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對這事很有興趣。勞工政府又說共產主義，又說國際主義，我就去讀歷史。那時我第一次考慮這個問題。我看過無政府主義的書《民聲》，也是我叔叔給我《醒世鐘》的。《民聲》是劉師複辦的，我覺得《民聲》很有意思。覺得他說的是理想，但辦不到和空想的。沒有很深的印象。到了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報紙常有刊載，我就更多地思想，更多地注意這問題。但搞不清楚。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了，他帶這些書給我，我非常有興趣，對這件事，從前弄不清楚的問題，看了這些有點清楚。那份《新青年》五月號，1919年五月號----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還登載了其他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和各種思想。《每週評論》也談社會主義。尤其對陳獨秀提倡白話，陳獨秀跟胡適之倡議白話文。這一切對我是完全新的。第一次看了馬克思主義專號的文章談俄國，介紹俄國文章，完全是新的社會主義。認為舊文章不應當。年輕人、小孩要把文章讀好，要讀十年八年。我覺白話文很簡單。所以那一年，我就提倡新文化。我在學校教孩子學白話文。當然其他的教員還是教古文。我鼓勵學生到外地去讀書。我的學生很多，當然那些學生相信我。1919年完了，我決心離開學校到邵陽去。我的思想很複雜，有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我覺得社會要改造，所以我是第一個要徹底改造的。為了做這事情，我不能在學校。有朋友跟我說，我們辦一個山莊也好，無政府主義的山莊。我覺得有意思，但何來土地呢？用什麼來做房子呢？我也考慮過這些問題，1920年春，我決心離開我的家鄉。因我教書有點錢作路費，我就不管父親和外公了。

那一年的初春，另外一個同事學校的校長，他要到外地去，他是地主，有兩個學生，也是那學校畢業的。1920年，我離開了家。從湘江乘船轉到長沙。隨後到武漢，我準備到北京去，可是京漢鐵路斷了，因為戰爭----割據內亂。弄得我很狼狽，沒有辦法到北京去。我妹夫在貴州做生意，他說你不能到北京去，就到我這裡來看看。我到了貴州也有好處。相近湖南，跑到貴州銅仁鎮，就是取漆的，我妹夫是開漆房的，在那裡住了一兩個月。

一位姓羅的，他在湖南長沙中學當教員。他對我很好。他是校長賀民範一位教員，是我的好朋友。我到貴州旅行的時候，跟他通信。信內有寫我的理想，發表了我的意見觀點，一種社會主義的思想。我朋友把信交給賀民範校長。賀民範看了我的信，說是社會主義者，我的朋友不很清楚。校長叫他趕快寫信，叫彭述之到長沙來。我們學校準備要組織社會主義的團體，就是組織共產黨的意思。我得了信，就從貴州到長沙。到長沙見賀民範校長，他跟我談得非常好。要先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因他看到我的信，知道我的意見，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我當然贊成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九月初，賀民範要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賀民範已經六十歲的老頭子，本來是日本留學的，經過辛亥革命的，他喜歡看新書新雜誌，長期看《新青年》。他學校有幾位學生後來都很出名的，他介紹他們到上海去參加‘工讀互助團’，這些學生是上海開始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分子。當然跟陳獨秀有比較直接的聯繫。通過這些學生告訴賀民範，賀民範就直接跟陳獨秀通信。大概從1920年夏天陳獨秀跟賀民範通信。因上海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從1920年7月開始成立的，所以他知道這個情形。雖然他是個老頭、老青年，他自己也幹青年團方面的工作。我在湖南第一次才有社會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約在9月初，我跟他談論社會主義青年團。那時長沙還沒有共產黨的，上海已經有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1920年5月開始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7月成立的。當然，長沙還沒有共產主義的組織，他和我談起，大概4、5人有這傾向，想組織一個共產主義的團體。他提到毛澤東，還有船山中學李教員。上海已經有共產主義的團體。他建議我到上海去，算是我們共產主義團體的一個發起人，所以他就寫信給上海陳獨秀。

我在1920年9月中到上海，上海因我已是共產主義的一分子，就第一次見了陳望道。陳望道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負責人，主編《新青年》，我第一次到著名的漁陽里，後來就是共產黨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漁陽里六號。已開始辦俄文學校。而且準備派人到俄國去。我到了，陳望道就安排我(大概有十幾、二十年輕人) 去學俄文。俄文的教師就是楊明齋是山東人，在俄國加入共產黨，給魏金斯基做翻譯。我學俄文差不多半年。每星期有會議，會議是共產黨方面跟青年團方面一起討論各種問題。最普通的關於青年人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有一個特別組織，就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會是一些比較重要的人參加。就在漁陽里，那時住在漁陽里的有兩人，楊明齋和陳望道，在外就是李達，他是復旦大學的教授教哲學的。另一李漢俊，他們都是上海小組的發起人。陳獨秀因住在法租界不太方便出面。法租界捕房很注意他。所以在漁陽里，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機關就是四人，經常碰頭的是陳望道、楊明齋、李漢俊和李達。他們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我到的時候，有兩個年輕學生也是漁陽里的學生。因我跟他談一些問題，他覺得我的瞭解程度比別人深入一點，所以，他就介紹我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研究會每星期一次聚會，討論的是唯物史觀、歷史唯物論，討論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我們都有書本，先看了，每次討論一個問題。是中文，從日文翻譯出來的。有一本是考茨基論資本論的第一卷。我們把那本書做預備，按部就班地研究。後來，劉少奇等七人，也是賀民範介紹的，他寫信給我，要我給他們安排學俄文，到俄國去。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劉少奇是七人中的一位領袖。我看劉少奇較其他人更深入認識多，他很認真，所以我把他介紹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會內有四人是比我們長一輩的，有四個較年輕。其他人沒參加，因他們瞭解程度不足。其中有蕭山，他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最初的七人之一。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最初的七人之一，有二人是很出名的。一是任弼時，一是蕭勁光海軍部長。當然還有其他人，特別是工人運動的。這些學生是學俄文的，在漁陽里好些都在工人運動很活躍。我的湖南話不行，不懂上海話，所以我不能夠到工人運動，還有其他的人都不能夠，要懂上海話才能夠接觸工人。所以，我們沒參加工人運動，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李啟漢，他懂上海話，也是湖南人，在上海罷工，是很出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我沒參加工人運動，專心做研究，我對研究有興趣，尤其對理論、哲學、政治學等。我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在該研究會有兩人較高修養，一是李達。李達正翻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史觀，他在復旦大學講哲學，也是日本留學生。一是李漢俊亦是日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他在上海的一批領袖中是他認識較深入，因他日文很好，還懂德文、英文，所以能夠直接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是很認真研究。所以，在研究會遇到難題，經濟學是李漢俊解釋，哲學是李達解釋，所以得益良多。劉少奇也很認真，不過他一般的知識水準不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剩餘價值等理論，他就不容易懂。其他人也不易懂，我倒能夠掌握，故較有興趣。當年在漁陽里，來往的有二三十人，大半是湖南人。這些都是賀民範介紹的，賀民範可說是湖南共產主義運動初期的領導發動者。他非常熱心。所以他接見青年，就把他們說服，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再介紹到上海。其餘是上海本地留俄學生，其次是浙江人。陳望道是浙江人，是浙江師範學校的教員，所以他的學生後來都轉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有其關係的。此外四安徽人，還有二江西人。主要是湖南和浙江人。

我簡單說說如何到蘇聯。先到上海，主要是想去蘇聯研究。1920年，蘇聯開辦了一間黨校東方共產主義大學。這間學校是為了蘇聯少數民族開辦的，俄國組織有很多來自東歐，像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第三國際決定，也應該為亞洲的東方民族開放。開放消息是通過魏金斯基，問中國可否派學生到俄國。魏金斯基和陳獨秀討論，陳獨秀是求之不得。就決定派年青的共產主義者到俄國留學。為這事就開辦俄文學習班。名義是外語班，並不是俄語班，因在上海必須掩飾。所以我一去就和其他人齊學俄文，後來劉少奇也學俄文，目的是俄國去。這批人都加入青年團或入黨。那時，黨最感覺是缺幹部，與歐洲和美國不同。為了未來是對的，所以要培養幹部。因我們在中國只有幾本馬克思主義的翻譯中文書，例如共產黨宣言。當時我們的英語不行，不能看書，看得很吃力。怎樣研究馬克思主義？當然到俄國去，俄國那時革命了，年青人都把俄國看成共產主義聖地。所以非常強烈要到俄國去研究。

到俄國很不容易，因俄國剛剛成立遠東蘇維埃共和國，是俄國的東方一部分。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參威，是日本軍隊控制的，一條阿木然河隔住，東邊是日本軍隊佔領，西邊是紅軍，所以到俄國是危險的。如果走滿洲方向很難，因張作霖軍閥監視很嚴。俄國同志魏金斯基認為較安全的，是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當然危險，但年青人是冒險，不管的，我把人分開，三人或者兩人一批，都裝扮工人的樣子，我和姓殷一起，其他的三兩人一起乘俄國的船到日本，在日本轉到海參威，符拉迪沃斯托克。上岸是很危險。日本人檢查很嚴厲的，我和姓殷的每人一介紹書，是魏金斯基簽名的。我們拿著信件，在俄國就得到招待，但是，上岸的時候，日本人檢查得非常嚴厲，船上的人都說，檢查是共產黨人就要拘捕，所以把信撕掉丟落海。後來便很麻煩。檢查我們，讓我們上岸。

找到一中國人開的旅館在海參威住下來，海參威有很多華僑。我們問沒有介紹信怎麼辦？要想辦法通過奧莫爾鐵橋到俄國去怎麼辦？後來就寫了篇通訊，講從上海到日本，到海參威的，寫了一首新詩，關於海上情況，投稿給海參威中國人辦的報紙。想找路線關係，投稿到報館，第二天登出，報館主編跑到旅館，我們不敢說真話，我們說到德國留學的。他很高興和很有興趣說 : 如果你們到德國，能給我們通訊嗎？我說可以。他是報館主編，掌握各方情形，於是把從海參威，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巴羅夫斯克，怎麼移轉到紅軍區，這情形讓我們知道了。

買到火車票，到哈巴羅夫斯克。哈巴羅夫斯克就是黑河。到了黑河車站，上車就有問題，因為身份是到莫斯科學習的。但證件呢？我們告訴他，怕日本人檢查，撕掉了，當局把我們軟禁起來，不許動。因我們的俄文不行，跟俄國人交涉不清楚，簡單的話可以說一說，但解釋就不行。

所以，車站的職員找華僑翻譯。我們告訴他，我們的情形，他說，你們還有幾個人在前面去了。我說，是的。所以那個車站的職員告訴他說：“OK”，於是我們和幾個中國人還沒走，如劉少奇他們還沒走，他們在我們前面便算通過了。麻煩在哈巴羅夫斯克有華僑工會，要人去辦報紙，同志要到莫斯科的，大家推我來辦報，我就住下來一兩個月辦報。在西伯利亞的紅軍又派人來，紅軍要中國人參加紅軍工作，工會便解除我工作。我離開哈巴羅夫斯克的一個城市。那裡有幾百人的中國軍隊，也有幾百人北韓軍隊，正在組織訓練。所以西伯利亞的紅軍，總司令甘達施負責的。還有一個政委負責教育。所以要我們做教育工作。這些軍隊都是中國東三省人。他們還有紅鬍子，紅鬍子就是地痞流垊，他們什麼都做，包括強盜。我和姓殷的住了一兩個月，每星期對中國的軍隊講話，從最簡單的共產主義告訴他們。不過也知道他們要革命，他們都是貧農失業的，是北方的真正低下階層人。但到了1921年7、8月間，莫斯科有一命令，停止中國的紅軍和北韓軍。因當時俄國已經跟日本講和了。日本的軍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準備撤退，我們這支專門對付日本軍隊就不需要了，我們當然也不需要在那裡做政治工作。那時就要我們到莫斯科。起初到庫斯克，因庫斯克設有遠東局，管理東方的運動。大概在8月底9月初，遠東局把我們送到莫斯科。第一次到莫斯科，有人報告俄國人叫他們招待我們。我們就直接到東方大學留學。

到東方大學的中國人有二十個以上，這批人分成兩派系，有五個人中一人說俄文很好。他跟學校接觸買食物，辦交涉等等。那時候是饑荒最厲害的時候，沒東西吃，吃得很壞。所以，麵包吃不飽和非常苦的。

一位姓涂的領兩份，他也節省地給別人吃。但其他人一看便反對，弄得很壞。事實上，不一定領麵包的人特別壞，不過這也證明，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制度，也有官僚腐化的機會，他們五人，對領麵包的事情，促使其他人反對，這情況非常壞，很難調解，所以，我出現，就很多人跟我說，像劉少奇一批人，還有其他的人。我就找他們商量，那領雙份麵包的人要公開說出來是個錯誤，不應該的；他們認錯就算，不是很大的政治問題。一點物質問題。所以我把糾紛解決了。

我來到前，沒有組織，全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中有少數是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沒有組織，我覺得情形不對，把團員在莫斯科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制度，後來變成黨員，是共產國際允許的。我們中國人俄文不懂，不能參加俄國的黨。後來我被大家推舉來做書記，是黨團書記，黨跟團的。我把好的和壞的條件都說出來讓大家研究。告訴他們，我們來幹什麼的？我們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將來要改造中國，說一般的道理。大家當然明白。我們要認真學習。首先學俄文，再學其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哲學、西方文明史、俄國共產黨史。這樣便沒有22我們討論中國問題，討論世界的政治經濟局勢。當然是很緊張的。但是物質生活非常壞吃不飽，各人都有病，我有肺病，營養不良，但我們很用功，學習很緊張，所以一些人的身體很衰弱。

俄國最壞的情況是1920、21年饑荒，內戰剛剛停止。沒有生產，新建設的經濟政策在1921年3月剛剛通過，還沒實現。加上頓河流域大饑荒，數以萬計的人死去，還有美國的胡佛(後來做了總統)，他就是去放債給俄國，他出名了便當選總統。他帶了幾百萬美金來放債。這是非常重大的事，這情形到了1922年秋天，收成才好一點。新經濟政策實現了，所以情形就好。到1923、24年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在1924年我回國時，經濟恢復得很快，是由於新經濟政策的結果。

所以我在那裡很苦，每個人都是，有病的。所以有些人不願意學下去了，要回國，怕留在那裡要死去，要餓死，生病。劉少奇和蕭勁光一批人要回國工作。在1922年暑假，他們大批人回到國內，留下的是少數人。我也是留下的。1922年末、23年初，陳獨秀出席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跟我談到歐洲的學生。那時在歐洲，主要是法國、比利時、德國，大約有上百人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1921年自己成立的。成立組織的發起人是蔡和森、汪澤楷、陳延年、周恩來、任卓宣即葉青這批人。那時在德國不過六、七人，就是周恩來、朱德們在德國柏林。陳獨秀跟我談起，要怎樣使法國的、比利時的、德國的那些年青人，除了朱德是老人，願意到東方大學學習，於是他就建議把莫斯科的中國支部，變成歐洲的聯絡支部，同法國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人通信。因我是莫斯科支部書記，於是就設法和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通信，與他們討論，能否派人到莫斯科來學習。這是陳獨秀認為有必要的。

所以，從1923年1月份開始，我就寫信到巴黎，那時巴黎負責任的是陳延年，陳獨秀的大兒子在讀書。於是他帶了約十幾二十人，從法國到莫斯科。這些人很多後來都是出名的人士。像陳延年、陳喬年是最出名的。我同歐洲的關係密切是由這而起的，一直到我最後離開莫斯科，我和德國負責的書記、巴黎的婦女工作等人保持通信。後來，他們都大批到莫斯科去。只有少數人不到莫斯科，直接到中國待命。以後的東方大學人數越來越多，一方面是歐洲來的；一方面是國內去的，像1924年下半年陳碧蘭到莫斯科，已經有上百同志。我在時最多不過四十人，後來的人更多在那裡學習，都是一般的功課、歷史唯物論、經濟學、西方的革命運動史、俄國的工人運動史，一般都是這樣。當然是一般性，不過對中國人來說是有用的，那些教學雖然不是很好，但他們畢竟懂得多了，他們有系統地講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以對任何國家的幫助都很大的。當然，初步的自己也可以研究，自己學習，日後就更有用了。

我在莫斯科對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共產國際的第四次大會、第五次大會及1923年開始的托洛茨基跟斯大林的鬥爭，當然還有1923年德國的革命。

在1921年底1922年初有一個遠東勞動委員會的會議，就是遠東的勞動者革命的代表會議，包括了日本、中國、越南、印尼、北韓，正當巴庫會議後召開，這個會議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是各民族的、民族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都可以參加，所以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人、當然也有中國共產黨員、有無政府主義者。日本、北韓也差不多，不一定是共產黨，不過中國共產黨代表有三個，張國燾就是出席的代表之一。我是東方大學的學生代表參加會議。會議在莫斯科召開的。後來到彼得格勒去旅行。這個會議，多少有一點影響，就是把東方的各民族的革命分子，給他們一個聯絡，把共產國際的第二次大會的決議所表示的，告訴這些代表。主持這個會議的是薩法羅夫，他是共產國際內東方局的主任。薩法羅夫，在俄國很出名。第二個是辛格勒·布哈林。不過會議叫我當時參加是有一些意思，但沒多大作用。因參加會議的，像國民黨的人、像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沒訓練，北韓人也是如此。

第二次是1922年末，23年初，陳獨秀參加第四次代表大會，我沒參加，因我不是代表。只是旁聽的。當然該會議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因這是跟第三次大會來的，討論最具體的策略問題。這對後來的共產國際的發展很有意義。第二次大會是討論原則的問題、戰略和策略的問題，不過我沒參加，但知道情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23年，第一是1923年5月開始的德國革命，到10月完了，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在這個革命開始以後，俄國的工人群眾是非常的興奮，因為希望西方有個革命的先例，俄國還是很窮、落後的。所以莫斯科、其他的城市，希望看到5月的德國革命，非常的狂熱。像我們那一年開始做指導員。我那時開始學德文。東方大學有個德文班，凡是願意到德國去幹革命工作的人，可以學德文。我第一次學德文，想到德國去。一般人對德國的革命很響往和非常高興，普通群眾、工人都希望德國革命勝利，我們蘇聯就有希望，寄望在德國革命上。但到了1923年9月10月，革命失敗了。我不說這革命失敗的原因，太多了，有很多書籍提到的。像杜契也提到這事，他寫得很好。那時我們還不能夠瞭解，這個革命為什麼失敗？因為我們只看到，拉狄克那時候非常的出頭，《真理報》都見到，拉狄克是德國的列寧。革命一失敗，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很失望，有許多過分熱心的人沒有希望。德國革命在1923年失敗，對於蘇聯是嚴重打擊，有助官僚、斯大林主義的興起，因為群眾變得冷淡失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