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3日巴黎襲擊事件之後，很多左派把伊拉克暨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同中東帝國主義暴力的加劇聯結起來。

一方面，是戰爭和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據信，是聖戰恐怖主義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同暴力和破壞鎖定在一起，愈演愈烈。 “帝國主義的殘酷和伊斯蘭主義的殘酷相得益彰，” 巴黎襲擊之後不久，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是這樣說的。 為了打破這種虛無主義的死亡之握，我們需要反對外國干涉，制止帝國主義的暴力，並停止對中東，非洲和其他地區國家正在進行的財富掠奪。

這種說法的基本邏輯無疑是全面的。 但就解釋作用而言，這種分析還遠遠不夠。 它患在過於一般和抽象  —  關於這個特殊時刻的特殊性，關於伊斯蘭國運動的性質，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如果認為原因不言自明，歸因於伊斯蘭國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天然相似，那麼我們可能錯過造成該組織異常迅速崛起的所有重要背景和歷史。

對西方侵略以及伊拉克，敘利亞和該地區其他國家遭受的災難性情況的反應，為什麼會採取這種特殊的思想政治形式？ 伊斯蘭國在阿拉伯世界和歐洲這兩個地方所獲得的支持，到底要如何解釋？ 總之：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伊斯蘭國崛起的真正成因，需要循跡追溯至2011年和2012年爆發的阿拉伯起義。這些起義代表了巨大的希望，一個必須繼續捍衛的希望。 他們遭到了鎮壓和逆轉，無法有任何根本性的前進。 正是在這個破綻，被伊斯蘭組織鑽了進去，它們的崛起，緊緊瞄準的，是對起義及其體現的人民民主訴求的鎮壓。

這一點沒有必然性。 只是，起義所面臨的困難，創造了一個真空，這個真空必然會被其他東西填補。

伊斯蘭國的世界觀是這種新現實的思想表達。 需要明確的是，許多西方評論家似乎認為，伊斯蘭國的崛起，是意識形態或宗教的結果，這種簡單化的解釋，是不可取的。 該組織的成長，有非常現實的社會政治根源可做解釋。

但是，意識形態上的表達，確實有助於我們理解各種交互因素 --- 宗派主義的破壞性蔓延，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破壞性壓制，以及中東的不同地區和國際強權的利益--- 如何相互作用，導致伊斯蘭國的崛起。

這就是退卻的辯證法：伊斯蘭國的增長，讓2011年的願望，困難更大，越發難以實現，因為該地區已陷入多重的深層危機。 雖然框架這些危機的伊斯蘭國思想是顯然虛偽的，但卻同一些人的生活經驗產生共鳴，符合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因為這個世界讓人感到明顯的混亂和毀滅。 這個過程中相互作用的各方，使得目前的局勢非常危險。

2011年幽靈

2010年和2011年在突尼斯和埃及開始的抗議者動亂活動，隨後引發整個地區的反響，這是中東地區五十年多年來所見過的最重大起義。 重要的是，當太多的人很快地從一開始就看衰他們，--- 或者更糟，把他們當作外部詭計挑動的某種陰謀，在這個時刻，要記住這些運動體現的初始承諾。

這些抗議活動，在幾代人的時間裡，第一次吸引了數百萬人進入群眾性的政治行動，嚴重地動搖了現有的國家結構和西方盟友政權的鎮壓控制力。 最顯著的，這些運動面向區域範圍內的普通人民和分享整個中東地區人民的經驗。 他們對政治覺悟和組織形式的影響，繼續在世界各地顯現。

這些起義從一開始就很明顯的表明，利害攸關的問題，遠遠超出了許多評論家所做的“民主與獨裁”的簡單描畫。 其吸引人們走上街頭的深層原因，深刻聯繫著該地區的資本主義形式：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調整，全球性危機的影響，以及受西方長期支持的專制員警和軍事政權對阿拉伯國家的管轄方式。

這些因素都需要從整體上觀察，而不是當作為單獨的或可分隔的原因。 示威者不必一定明確地表達出這全部因素作為他們憤怒的原因，但這個基本現實意味著阿拉伯世界面對的深刻問題，絕不會通過簡單的去除個別獨裁者而獲得解決。

為了防止任何對政治經濟結構的此類挑戰，西方列強及其地區盟友支援的精英迅速介入並試圖平息變化的可能性。 採用各種手段，用一批政治演員在每個國家塑造不同的反革命過程。

在經濟政策層面上，幾乎沒有改變，在如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約旦這樣的地方，西方捐助者和國際金融機構堅持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的連續性。 除了這個經濟持續性外，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推出新的法律和緊急命令，禁止抗議，罷工和政治運動。

同時，該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干預迅速擴大。 在西方直接軍事干預下的利比亞分裂，以及沙特領頭的對巴林起義的鎮壓，是這一過程中的兩個關鍵時刻。 2013年7月埃及軍事政變也標誌著舊政府結構重建的一個關鍵點，並證實了海灣國家逆轉埃及革命進程的有害作用。

也許最重要的是，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造成的社會和自然的破壞，包括成千上萬人的死亡和邊境內外數百萬人的流離失所，進一步強化了整個區域意義上的絕望，取代了2011年的最初樂觀情緒。

伊斯蘭國與它的前身，同第一階段的這些起義，2011年期間震撼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罷工和原創性抗議運動，基本上不相干。事實上， 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後，有關伊斯蘭國（當時被稱為伊拉克伊斯蘭國）可能見到的唯一評論，是反對世俗主義，民主和民族主義的一份警告聲明，敦促埃及人不要“用更糟糕的取代較好的東西。”

然而，由於期待真正改變的最初願望看起來日益受挫，伊斯蘭國和其他聖戰組織作為這種逆轉的象徵而興起，表達了革命過程的表面退卻和對混亂之日益強烈的感受。 為了更好地理解為什麼是這種情況，有必要回頭瞭解一下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

真實性，殘暴性，烏托邦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通常被定義為回到宏偉過去之路的理想，這個理想由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後的頭幾代伊斯蘭統治者塑造（按照遜尼派的說法）。 伊斯蘭國主張這一目標，並意圖要按社會實踐和宗教法實行這樣的統治。

但把伊斯蘭國退化到一個簡單的七世紀式領土收復主義，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該組織重視政府建構計畫，投入很大的努力，在其控制的領土上建立各種金融，法律和行政機構。 雖然這些地區的邊界在不斷地變化，對於什麼叫“控制”，有不同的評估，但伊斯蘭國擁有廣闊的領土範圍，一些估計認為，它統治的人超過1000萬。

作為這個非常現代化專案的一部分，該組織優先發展一個技術先進的媒體和宣傳網路，使它在性質上有別於其它伊斯蘭統治的實例，比如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在那裡電視-裝飾樹和電腦“運行”仍然處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老舊景象中。

一位研究人員估計，伊斯蘭國媒體單位每一天產生近四十個獨特的媒體作品，包括多種不同語言的視頻，照片散文，文章和音訊節目。 這種級別的程式設計媲美任何電視網路，並同老舊的基地組織模式形成對比，後者依靠的是自阿富汗的群山走私到半島電視臺的VHS顆粒錄影帶，在那裡他們受到變幻莫測的敵對新聞製作者和情報機構的挾持。

伊斯蘭國推行宣傳的分散式網路也很獨特，他們使用一大批推特（Twitter）帳戶和匿名的網站，如justpaste.it和archive.org 來承載他們的媒體。 阿卜杜勒·巴里·阿特萬，一個阿拉伯新聞記者，他關於伊斯蘭國崛起的報導採用了熟悉內情者的資訊，他聲稱，該組織控制了十萬推特（Twitter）帳戶，每天的攻勢是發送五萬條推文。 這和其他形式的社會媒體，是伊斯蘭國招募新兵和傳播其資訊的管道。

伊斯蘭國精通技術的一面已廣為人知，最近，在奧巴馬的淺薄描述中，稱他們為“一幫具有良好社會媒體的殺手”。但伊斯蘭國對技術的有效利用，或只是對秘密和不斷監測的條件的反應。相反，伊斯蘭國 對社會媒體和技術的高度重視，指向的是該組織對表演性和自我表現的狂熱心。

事實上，很難想像該地區的任何其他政治或宗教實體如此嚴肅地對待“品牌”問題，並把某種自我形象投射到外部世界。

在這一思想資訊內，三個關鍵比喻脫穎而出。 其中第一項是任何原教旨主義運動一個不言而喻的性質：宗教的真實性，或者對宗教經典不斷示忠的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構成“真實性”的東西，是必須在對立觀點面前不斷加以確定，執行並捍衛的東西。

伊斯蘭國聚焦於這個問題的例子很多。例如，一些評論者已經注意到，該集團顯然奇怪地強調位於敘利亞北部的微不足道的小鎮達比克（Dabiq）。 達比克並不擁有任何軍事用途或自然資源。 儘管如此，伊斯蘭國的線上雜誌的名字就是該地名，當攻取該鎮戰鬥開始後，據報導，該組織湧入了大量新兵。

原因呢？ 達比克在伊斯蘭的末世論中有特定地位，是未來與異教徒軍隊決戰的現場，這將預示著世界末日的開始。 攻取這一敘利亞小城鎮，伊斯蘭國可以顯示自己忠實地追隨幾個世紀前預言的路徑。 與此類似，該組織宣佈，拉嘎（Raqqa）鎮作為其西部總部，也引起阿拉伯穆斯林的強烈共鳴。 這個鎮曾是哈倫·拉希德（Harun al-Rashid）的家鄉，哈倫·拉希德是阿拔斯（Abbasid）王朝的第五位哈裡發，而許多人視阿拔斯（Abbasid）王朝為伊斯蘭的黃金時代。

伊斯蘭國宣傳的第二個核心性質，是眾所周知的“暴行”宣傳：現場斬首，處決，以及其他令人震驚的內容，已在世界各地通過電視和電腦螢幕讓該組織發聵振聾。 刻意嚇人的資料保證了媒體報導的無孔不入和一舉成名。

比較之下，基地組織花了幾十年時間以及9-11的襲擊，才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是，殘暴，不只是一個吸引眼球的標題。 它還特意用來產生恐懼。

這一策略非常成功 --- 當2014年6月伊斯蘭國接近摩蘇爾城時，伊拉克軍隊所作的，只是棄械逃跑，讓聖戰者繳獲了數不清的武器和軍用運輸車輛，還有報導所說的伊拉克中央銀行的4億美元（儘管後一故事有爭議）。

最後，也許最重要的是，暴力的過度應用是有意的，伊斯蘭國把這個行為描述為“兩極分化”的戰略 --- 目的是引爆血腥的教派戰爭，鞏固伊斯蘭國在全地區的擴張。

儘管如此，同西方媒體所散佈的刻板印象相比，伊斯蘭國宣傳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比該組織最聞名的暴力更加世俗。該集團思想比喻中的第三個是：烏托邦理想，旨在展示“哈裡發”時代平民生活的樂趣，展示他們中間的豐富經濟活動，美麗風景和生活的穩定。

一個詳盡的研究，記錄了從2015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該組織生產的所有宣傳品，發現超過一半的宣傳材料都集中在烏托邦這類主題上。 同樣，上述的雜誌‘達比克’，大量地融入了這些題材。 該組織如何在阿拉伯世界建立自己的形象，是最為人誤解的因素，而且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其指向，似乎特別針對阿拉伯觀眾。

看看伊斯蘭國的阿拉伯語Twitter帳戶，看到的是沒完沒了的嘮叨，多是看似空洞乏味的伊斯蘭國日常生活瑣事：水管搞定了，熱鬧市場上五顏六色的水果和蔬菜，新鮮麵包，以及新的牙科診所。

該觀測指向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伊斯蘭國有意識地把自己裝扮成為一個在戰爭動盪的混亂區域之中的安定和平之島。要瞭解伊斯蘭國之所以拉近一些階層的人民，這一點是重要的。 在危機深重的時刻，一定程度的安全承諾，是使伊斯蘭國具有吸引力（或者，最起碼，一個不太差的選擇）的部分原因。

認識這個烏托邦的承諾，是理解該組織在過去一年裡如何得以擴展的重要線索。 這並不是說，伊斯蘭國統治，特別是在那些遭受其宗派暴力的地方，不是殘酷的或者鎮壓的，而是恰恰在其烏托邦承諾的空洞處，可以找到一些希望。

管理“野蠻混亂”

伊斯蘭國這個三位一體的宣傳---宗教的真實性，殘暴性和烏托邦 --- 本身就是一種更廣泛末世論的反思：歷史和未來的時期劃分，立基於末世時間的迫近。 這是伊斯蘭國同其他聖戰組織，如基地組織之間的主要區別。

不同于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傾向於大為強調的是，有順序地展開與先知預言時刻有關的歷史階段（達比克的例子就是一個說明）。 這就是為什麼在該組織的宣傳中，真實性問題如此突出。不過，不那麼明顯的是，對於以上討論的殘暴和烏托邦比喻，這種末世論也為兩者提供了解釋。

最明顯的反映，可以在一個關於聖戰方略的普及參考書中找到：‘殘暴管理：最關鍵的階段，伊斯蘭國將通過這個階段’（AoS），該書2004年首次用阿拉伯文公佈在互聯網上，下麵的署名為阿布·貝克爾·納吉（Abu Bakr Naji）。不應認為這本書是（像一些新聞認為的那樣）聖戰組織的執行手冊或戰略手冊；該文在這些圈子的流行，透露出一些與聖戰思想有關的世界觀。

簡而言之，AoS（‘殘暴管理：最關鍵的階段，伊斯蘭國將通過這個階段’Administration of Savagery: The Most Critical Stage through which the Islamic Nation Will Pass）的主要目標是解釋他們需要採取的那些步驟，以便結束該地區的“大國”（主要是美國）支配，並按照伊斯蘭原則建立一個國家。AoS（‘殘暴管理：最關鍵的階段，伊斯蘭國將通過這個階段’）描繪了一個伊斯蘭國家得以成立前，必須通過的兩個不同歷史階段。

首先，作者認為，“煩惱疲乏”的階段是阿拉伯世界在該文寫作時間（21世紀初）經歷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任務是通過“煩惱運作”騷擾和破壞敵人，包括諸如轟炸旅遊勝地和經濟重區（特別是與石油有關的那些地區）的行動。

這些行動將迫使阿拉伯各國政府在整個廣大地區佈置他們的安全部隊，這是一個昂貴的任務，將不可避免地把新的目標暴露出來。 此外，這些組織作出這些行為而不受懲罰之能力的表現，是一種行動宣傳，有助於吸引新的參加者。

這些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引起國家結構的動盪崩潰局面，這就是作者所描述的“野蠻混亂”階段。這時期對應於個人和社會不安全感的廣泛增加，缺乏基本的社會規則，各種形式的社會暴力上升。 它被視為國家結構萎縮和崩潰的自然結果；此外，它的到來，被視為對聖戰組織是正面有利的。 踏入隨後的混亂中，聖戰者的職責是對形勢負責，“管理或控制野蠻局面”。

具體來說，這意味著“給住在野蠻地區的人民提供食物和醫療，安全和司法保障，以組織的手段阻止任何試圖攻擊野蠻地區的人，從而保障安全邊界，以及建立防禦工事”這一類的服務。

“野蠻管理”的這一面，明確反映了伊斯蘭國是如何看待它目前在阿拉伯世界的作用（特別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並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在其宣傳中烏托邦主題是那麼突出。

此外，在AoS的設計中，暴力的作用也是基本的。 對應於伊斯蘭國對殘暴性的運用方式，AoS建議要刻意極度使用暴力並讓它具高度表演性。“屠殺敵人，讓其恐懼”將有助於“使[敵人]在攻擊前思想一千次。”這包括所謂“付出代價”的行動，其目的是讓敵人由於恐懼後來的報復而不敢輕啟攻擊。

同樣，所有行動的目標，應該是通過使用極度的暴力，製造社會的“兩極分化”。 就像AoS作者寫的：

“把群眾拖投入戰鬥，需要更多激發反對的行動，使人們願意或者不願意地進入戰鬥，這樣每個人都會去到他支援的一方。 我們必須使這種戰鬥非常暴力，使得死亡是轉瞬之間的事，讓兩個組織認識到，進入這種戰鬥經常會導致死亡。”

此公式有一種不可抗拒的結局：情況越糟越好。 作者承認（並鼓掌）這種自我實現的邏輯，並指出，即使聖戰組織在野蠻的直接管理中失敗，那麼結果實際上仍然是積極的：失敗，這是說，“並不意味著結束此事；相反，這種失敗會導致野蠻的加劇”。

簡言之，必然目的論已設立，即在廣泛負面的情況下興旺發展，相輔相成和日益惡化的暴力迴圈的存在，其本身就是該模式正確性的證據。

宗派主義和後-入侵伊拉克時代

伊斯蘭國世界觀和整個區域宗派主義的災難性上升，兩者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 雖然AoS的作者和早期聖戰組織的領導人非常小心，以避免由於穆斯林內部的暴力而遭宗教制裁，並譴責針對其他穆斯林的任何蓄意攻擊，而2000年中期伊拉克基地組織（AQI）的出現將改變這個情況。

在約旦的紮卡維（Abu Musab Zarqawi）的領導下，伊拉克基地組織（AQI）明白了，要造成兩極分化，爆炸宗教儀式和機構是最令人震驚的有效工具之一。 在伊拉克，紮卡維有意識地尋求點燃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內戰，有計劃地對什葉派社區發動了一系列破壞性攻擊。

這樣的活動，再加上可怕的斬首錄影，讓他贏得了“屠夫教主（Sheikh of the Slaughterers）”的稱謂，導致烏薩馬·本·拉丹和紮瓦希裡的老基地組織領導層的憤怒增加了。 事實上，後者在2005年寫了一封著名的信給紮卡維，責備這個約旦人，在信中他描述了“屠殺人質的場面”以及紮卡維對伊拉克什葉派的攻擊，認為這種戰術會使基地組織疏遠他們必要的支援基礎。

然而，不管紮瓦赫裡的抗議，有一系列與紮卡維無關的因素，為宗派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後美國佔領軍實施了臭名昭著的去復興黨（de-Ba’athification）政策，導致該國遜尼派人民被深廣地邊緣化。 在此政策下，任何薩達姆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員立即被解雇失去工作，排除在公共部門就業之外，並被禁止領取他們的養老金。

正如當時許多分析師指出的，這是一個災難的處方。 復興黨黨員身份曾是幾乎所有國家工作的要求，所以這個政策導致成千上萬的教師，醫生，員警和低級公務員的大規模解雇。 通過這種方式把政府掏空，美國實實在在地保證了基本社會服務的崩潰 --- 一個社會的災難性情景，而這個社會過去遭受了二十年的制裁和戰爭。

遜尼派邊緣化不只是發生在經濟領域。 美國軍隊頻繁對遜尼派聚居的城鎮和村莊發動攻擊，數萬囚犯禁錮在美國管理的監獄中，在那裡，隔離，酷刑，以及“泰羅化官僚式拘留（Taylorized bureaucracy）”[2]被經常使用，以加強佔領。

這些監獄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拘留所，2003年顯示美軍在這裡虐囚的照片發佈之後，震驚西方意識。 緊接著這種醜聞，許多囚犯被從阿布格萊布監獄轉到另一個監獄，布卡營（Camp Bucca）監獄。 正是在這裡，一名被拘留者，後來聞名的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來此同一群曾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呆過的前復興黨軍官們建立了牢固的關係。

當然，今天，巴格達迪是伊斯蘭國的領導者，這同一批前復興黨官員現在是他最親密的代表和顧問。 在這種方式下，落在美軍手中的遜尼派囚犯經驗不僅進一步確立了該國的新興宗派分支，而且腳踏實地，鑄造了伊斯蘭國本身。

從2006年起，宗派裂痕繼續深化，隨著美國與伊朗的默契，什葉派民兵支持的什葉派主導的政府得以合法化。 隨著2011年美軍從伊拉克正式離開後，形勢只是惡化。在再加上社會經濟的不安全性，遜尼派邊緣化產生了真正的社會基礎，伊斯蘭國對其的吸引力，超越了宗教或意識形態的因素。

伊斯蘭國中層幹部的很大一部分是前復興黨人員，他們之所以被該組織吸引，部分原因是經濟激勵措施所致。 經濟回報也吸引普通人員。例如，支付給伊斯蘭國戰鬥人員的錢，估計是大約每月300至400美元左右，超過伊拉克軍隊薪水兩倍。 現在，卡車司機和走私者運送伊斯蘭國-生產的石油從敘利亞到伊拉克[3]，其主要動機是獲得謀生的機會。 在其所有的宗教偽裝下，伊斯蘭國的國家建設項目有一個非常物質的現實。

許多伊拉克問題評論家經常把這一結果粉飾為布希政府的愚蠢和傲慢，以及佔領後繼承明顯失誤的政策所導致的。 這種方法有個假定，就是美國確實在尋求一個穩定統一的伊拉克。

然而，由政府領導的，具有較強民眾支持的，非宗派的統一的伊拉克，對於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是一場災難。這種可能性從未有過機會，不難看出，從一開始，伊拉克沿著教派分支而碎片化，是美國佔領的最可能結果（特別是因為這也正好符合伊朗的利益）。 分而治之是殖民統治者鍾愛已久的方法。

該地區目前的宗派轉變有其實際的物質政治根源。 不管伊斯蘭國，沙烏地阿拉伯或伊朗會說什麼，教義或民族分裂是一直存在的，自遠古就存在並持續不變至當代，而宗派主義並不是其結果。

正如黎巴嫩共產黨人馬赫迪·阿梅爾幾十年前指出的，它一直是一種政治權力的現代技術，一個手段，統治階級用它試圖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社會基礎，以便分裂任何人民反對的潛力。 後-入侵伊拉克時代和後續的伊斯蘭國興起，為該論點提供了悲慘的證明。

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和伊斯蘭國

當然，在支撐俗世權力方面，宗教的運用在該地區有一個漫長的血統。 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和海灣國家，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聯盟，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包括伊斯蘭國的祖先）組織的根源。[4]

面對該地區不斷增長的左翼和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伊斯蘭教的贊助被視為一種有效的和解制衡物。 到了80年代，這個政策最系統的應用，是美國和沙特對阿富汗的阿拉伯伊斯蘭武裝的支持。 正是在這裡，武裝聖戰的準備活動獲得了其第一次實際的推動。

這種長期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工具化，導致一些觀察家認為，伊斯蘭國是海灣國家的工具。 乍一看，這些說法似乎是有道理的。 在意識形態上，沙特政權和伊斯蘭國之間有相近的共性。 雙方都同意伊斯蘭懲戒法（hudud）的一個特別限制性解釋。 事實上，在伊斯蘭國控制的地區看到的簽名斬首和截肢，在該地區除了沙烏地阿拉伯，其他地方都不見有。 當伊斯蘭國為其執政的學校尋找教科書時，被認為是唯一合適的那些版本都來自沙烏地阿拉伯。

在沙特人口中，還有一大部分無疑是同情伊斯蘭國的，這些人中有做財金捐助的，也有志願參戰的。 然而，儘管由於倒戈或繳獲的原因，沙烏地阿拉伯（和卡塔爾）提供給敘利亞反對派團體的武器可能落在伊斯蘭國的手中，卻很少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伊斯蘭國從沙烏地阿拉伯或任何其他海灣國家獲得了直接的資助或武裝。

在口頭上，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深刻的反感和仇恨之一。 伊斯蘭國認為沙特君主制是其最鄙視的敵人之一，推翻沙特統治家族是該組織的主要目標之一。 沙特君主制不會容忍任何其他人對全球伊斯蘭領導的聲索，它擔心伊斯蘭國對自己統治所呈現的威脅。

在另一方面，伊斯蘭國不斷增強的實力，同阿薩德政府指揮的對敘利亞起義的鎮壓有明確的聯繫。 起義幾個月後，阿薩德釋放了數百名囚犯（其中包括訓練有素的聖戰分子），其中許多人成為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的領導和戰士。 前敘利亞高級情報人員聲稱，這是該政權蓄意煽動宗派紛爭，把起義抹上伊斯蘭色彩。[5]

阿薩德政府有一個長期記錄，試圖操縱這些群體[6]，包括在2000年初釋放囚犯，便利成千上萬聖戰志願者跨境與伊拉克的紮卡維網路聯合起來。 事實上，2010年2月，敘利亞情報官員試圖推廣他們的滲透，並且操縱聖戰組織，讓其作為深化本地區與美國安全合作的基礎。[7]

也難怪，敘利亞示威者面臨炮彈，坦克以及阿薩德不分皂白的軍機空襲，那是因為訓練有素，久經沙場的聖戰組織中，有一些開始轉變。 這些組織包括“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JaN），該組織成立于伊拉克伊斯蘭國在2011年年底派出戰士到敘利亞後，並在2012年1月首次公開亮相。

在2013年，暴力和流離失所愈演愈烈時，努斯拉陣線(JaN）在戰略方向的問題上，遭遇了同其上級組織分裂的痛苦：是把重點放在對付敘利亞的軍隊上，不再強調宗派分裂，還是根據伊斯蘭法以及竭力使所有其他組織兩極化的策略，優先控制領土。 在伊拉克的伊斯蘭國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並在2013年4月9日宣佈驅逐頑抗不從的努斯拉陣線(JaN）幹部，構建新的伊斯蘭國組織。

反思這些戰略重點後---與大眾的看法相反 --- 伊斯蘭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與阿薩德政府的直接對抗[8]。 相反，利用其對走私路線和跨越伊拉克與敘利亞邊境口岸的控制（讓它有戰略縱深和退卻安全性，這是任何其他武裝組織所沒有的），伊斯蘭國開始尋求領土擴張。

在這一努力中，在布卡營（Camp Bucca）監獄呆過的前復興黨將領的軍事諮詢是成功的關鍵 --- 重點是控制連接戰略節點的出入路線及供應路線，而不是癡迷執著於固定點本身，要確保油田和核心基礎設施（特別是水和發電）。

這一戰略不僅使該組織富可敵國（掌握了至少九個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豐厚油田，每天的石油銷售，估計價值超過1.5百萬美元）。這也使得敘利亞領土的其餘部分（無論是政府還是反對派控制的地區）嚴重依賴伊斯蘭國滿足他們的能源和電力需求。

另外，通過綁架，敲詐聚斂，買賣文物，走私和稅收，獲取大量的資金，伊斯蘭國不像中東地區幾乎所有的實際國家 --- 財富獨立，財政上自給自足，並且在境內操作，有意識地違犯二十世紀早期殖民強權建立的邊界。

更多干預？

這些情況下，呼籲提高西方軍事對該地區的干預，只會使該組織得以進一步的維持。正因為戰爭和佔領為伊斯蘭國的發展提供了沃土，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反應只會使局勢惡化。事實上，按照這種兩極化的戰略，伊斯蘭國的近期攻擊已經明確地瞄向這個結果，要吸引更多的西方干預進入該地區，作為加深危機感和混亂感的手段。

反對外國干預，不單單是一個需求，指向反美或反歐洲國家的需求。儘管官方的說法是針對伊斯蘭國，但9月30日開始的俄羅斯在敘利亞的空中轟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伊斯蘭國控制的地區，反而是集中于非伊斯蘭國反對派所在的地區。

這些俄羅斯的攻擊---受到真主黨，伊朗軍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和敘利亞軍隊的地面支持---主要是力求鞏固阿薩德的位置，因為在敘利亞的主要地區玩家和國際玩家之間一個新交易似乎要出現。在此背景下，伊斯蘭國的存在確實有加強阿薩德 “抵抗恐怖主義”說法的作用，顯然，眾多的西方國家現在搖身一變，轉而支持把他的政府作為一個可能的必要之惡。

當然，俄軍方向可能會在西奈，貝魯特和巴黎的襲擊之後發生變化，但事實是，伊斯蘭國與阿薩德政府之間長期存在的默契緩和[9]，一直到現在都服務於雙方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左派有幾個簡單的回答。是的，我們需要另一個徹底的願景，這個願景植根于民主的訴求，植根於社會和經濟的正義以及對宗派主義的排斥。但是，這也需要冷靜評估力量的平衡，對過去幾年的問題，做某種分析。

有些分析，把某種自動相互反應性歸到伊斯蘭國的崛起與戰爭和帝國主義的陰謀上，我們需要警惕這種分析。這個結果沒有什麼必然性。2011年起義的逆轉 --- 他們未能從根本上挑戰獨裁統治者 --- 使伊斯蘭國發現了可以讓它發展壯大的生態系統。

政治忌憚真空，隨著過去三年民眾民主運動的挫折，伊斯蘭國是收割該退卻果實的力量之一。該組織以寄生的方式，鎖定在該地區各國統治者刻意培養的宗派暴力衝突上，首先在伊拉克，後來在敘利亞找到了宿主。在這兩個國家，該組織遇到了（並有助於其應運而生的）適合其“野蠻管理”的陰慘現真實模式。

然而，儘管形勢明顯慘澹，但還是有希望的理由。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地方勢力正在對抗伊斯蘭國 --- 最重要的是，庫爾德人運動（同時面對土耳其政府的鎮壓[10]），以及在敘利亞的非伊斯蘭國反對勢力。

與此同時，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埃及和其他地方，勇敢的社會政治運動，繼續對抗宗派主義的邏輯，表明爭取另一種進步狀況的鬥爭仍然在繼續。

伊斯蘭國可以設計一個穩定和繁榮的烏托邦承諾，但這畢竟是遠離現實的。我們可以絕對肯定，它將遭到其內部的反叛，就像伊斯蘭“國”那類聲明例子過去所面臨的那樣。

此外，如果我們瞭解到伊斯蘭國是通過扭曲撤退而崛起的，那麼我們就會有一些信心， 因為知道，對於該地區目前的困境，該組織沒有提供任何有效的答案。它不代表任何一種反帝國主義的反應，或者也不代表可行的，讓中東免除無論是國外還是本地的統治或壓制的路線。

儘管有過去幾年的所有挫折，一個真正的替代性左派力量的增長還沒有被撲滅，而最重要的是，它變得更加需要。

感謝拉勒·卡裡裡 和 拉斐夫·茲阿達的評論。

亞各賓

注釋

[1] https://www.ctc.usma.edu/posts/zawa...

[2] http://www.sup.org/books/title/?id=21640

[3] http://ig.ft.com/sites/2015/伊斯蘭國-oil/

[4]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1/...

[5] http://www.thenational.ae/world/syr...

[6] http://www.lrb.co.uk/v36/n07/peter-...

[7]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

[8] http://www.nbcnews.com/storyline/is...

[9] http://www.nbcnews.com/storyline/is...

[10]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