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食物政治經濟學

南非的食物政治經濟學

傑克琳·科克

在當代的南非存在糧食危機，它的特點是浪費和饑餓的共存。它深深地牽涉到危機頻發的現存全球新自由主義政權。正如蘇珊·喬治所寫的，‘糧食正面臨生態、社會和經濟金融危機的十字路口，這是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了它們彼此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在全球和國家的層面上，新自由主義糧食制度是一場災難，受益的只有主宰它的公司。強烈的市場集中，意味著大約四十個跨國公司有效控制全球糧食的制度，他們因而獲取可觀的利潤。僅僅三個跨國公司 — 孟山都（Monsanto）、杜邦（DuPont）和先正達公司（Syngenta） — 就控制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種子市場。‘世界最頂級的十糧食加工公司控制了 28%的全球市場，雀巢（Nestle）是遙遙領先的一個最大公司，接下來是百事可樂公司（PepsiCo）和卡夫食品公司（Kraft Foods），’約翰·希拉蕊說。

南非的全球化積累模型所顯示的樣式，同企業主導的糧食嚴格控制體系供應鏈模式是相同的。少數公司決定所有糧食消費的可用性、價格、品質和營養價值。

在南非，這種控制的方式是小麥麵包這個商品鏈的全球化，自從放鬆對農業的管制以來，小麥的生產、儲存、磨制、烘烤和零售這一條鏈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集中，則是這種控制的標誌。所放鬆管制，包括在1996年廢除小麥委員會，以及在1992年取消麵包補貼。放鬆管制導致小麥對全球趨勢的反應越來越敏感。國內市場前所未有地受到蘭特（rand）對美元匯率波動的影響，受到國際小麥價格以及大宗商品投機的影響。政府對農民和農業商品關稅的支持，因管制的放鬆而被解除，農民面對來自歐盟和美國政府補貼的競爭以及貨幣幣值的變動，無可奈何，任其擺佈。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相對於小麥，玉米的消費降低，麵包正在成為一種主食，特別是在非正式居民區，那裡的人們缺乏可用的能源。

在過去的三年中，麵包的價格增加了80%，這對工人階級是災難性的。價格增加的部分原因是這個事實，即南非現在是小麥淨進口國，進口大部分來自阿根廷和德國。小麥的價格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得以制定，受制於投機和匯率的波動影響。但價格上漲也是南非的四家公司對價格壟斷的結果，這四家公司主宰了麵粉的碾磨和烘烤，另外三家占主導地位的糧食銷售公司的市場支配力也是導致價格上漲的原因。

農場的所有權變得越來越集中，同時，在過去的二十年裡，種植小麥的土地總面積下降了50%。南非現在有 5000 至 6000名小麥農民，主要分佈在西開普省、自由州和北開普省。農場工人屬於收入最低者，而他們的數量在減少，並且以臨時工、季節工取代永久，全職員工的趨勢很強烈。農場所有權高度集中且被大公司控制，控制土地的只不過是三個糧食存儲公司。只有兩個種子公司向商業農民供應小麥種子。南非80%左右的麵粉加工行業由四個公司控制: 先鋒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產生了Sasko麵包公司，轉過來又產生了藍鳥麵包‘Blue Bird’公司、薩利叔叔麵包‘Uncle Salie’公司和天然收穫麵包‘Natural Harvest’公司)、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生出奧爾巴尼‘Albany’公司)、第一糧食通用食品 (Premier Foods Genfoods，產生了藍絲帶‘Blue Ribbon’公司和BB公司)，還有食品公司（Foodcorp，產生出陽烤‘Sunbake’公司)。這四家公司 — 食品公司（Foodcorp）、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第一糧食通用食品（Premier Foods Genfoods）和先鋒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 — 擁有他們自己的麵包房和生產大多數南非人食用的麵包。

正式零售部門也是高度集中的，由三個連鎖超市有效地控制著，這三個超市是‘需品來’（Shoprite）,‘取與付’（Pick n Pay）, 以及斯帕（Spar）。團結工會曾批評這三個零售商，在進口成本下降和糧食價格通脹降低的情形下，牟取暴利。不平等深深植根于小麥轉成麵包這個鏈條中的每個節點。南非最大零售商‘需品來’（Shoprite）的市場價值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2010年，其首席執行官懷特尼·巴森，賺得了 627百萬蘭特的薪金和津貼，包括其594百萬蘭特的股票期權的現金兌現；同時，需品來公司全職工人的平均工資是一個月3600蘭特。在2014年頭六個月，巴森獲得了 49.9萬蘭特，同他2013年整年賺得的(50萬蘭特)差不多一樣。這使得他的工資是其員工平均工資的725倍。巴森作為‘利潤的天才’出現在 2008年的‘金融郵報’的封面上，巴森被描述為‘令人難以置信的嚴行紀律的人，很聰明、大肆努力者，可能是在南非最被低估的首席執行官。’

‘麵包的政治表明了糧食體系的錯誤，’ 2014年約翰尼斯堡女權主義者圓桌會議的一位參與者說。這些 ‘錯誤’包括這個事實，即現代企業公然蔑視他們追逐利潤的道德後果 — 幾乎在小麥麵包轉換鏈上的每一處都出現了密謀勾結和控制定價，這就是明證。例如，2007年，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被罰款98.9萬蘭特，它承認曾與競爭對手(第一糧食通用食品（Premier Foods Genfoods），先鋒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和食品公司（Foodcorp）) 串謀提高麵包價格，每一條麵包漲價30到35分錢。正當競爭委員會開始調查麵包定價問題時，虎牌食品公司的四個高層管理人員兌現了價值44百萬蘭特的股票期權。競爭法庭裁定被告串謀勾結並罰款，但是，根據安妮·克羅蒂說， ‘罰款很容易被虎牌食品公司吸收，’由於該公司當年的收益是 22億蘭特。不久之後，虎牌食品公司的奧爾巴尼麵包價格每條上升40多分錢 (引用的理由是較高的小麥價格，而非罰款)，其後，其他三個糧食業巨頭相繼提價。競爭委員會批評這種加價行為，說:‘這種公然的暴利侮辱了全國人，特別是窮人。’後來，在與競爭委員會達成協議，先鋒食品公司承諾支付 250萬蘭特給國稅基金（National Revenue Fund）作為行政處罰，以創建農產品競爭力基金（Agroprocessing Competitiveness Fund），基金由工業發展公司（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管理。此基金旨在促進食物價值鏈的競爭力、就業和增長。該基金將以優惠條件向中小型企業提供融資。目前還不清楚這筆錢是否花了。其他串謀操縱定價的例子比比皆是。2009年，沙索（Sasol）公司因為其串謀化肥定價行為，被競爭委員會罰款250萬蘭特。競爭法庭已聽取了一些大交易商對最大的糧食交易商Senwes的反競爭行為的指控。競爭委員會還調查了乳製品產業，指控南非一些最大的乳製品企業 — 三葉草（Clover），帕瑪拉特（Parmalat），萊迪史密斯乳酪（Ladysmith Cheese），林地乳製品（Woodlands Dairy），蘭斯林木（Lancewood），雀巢（Nestle SA）和乳林（Milkwood） — 包括操縱價格在內的反競爭行為。這個企業主導地位的結果是，造成南非糧食體系的深深不公正性、生態的不可持續性和不安全性。

不公正性的最明顯證據，是浪費和糧食不安全性的‘慢性暴力’共存。暴力通常被認為是一個事件或行動，它在時間上即刻出現，在空間中突然爆發。然而，‘慢性暴力’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釀成重大損害。正如羅布·尼克森說的，慢性暴力是‘暗中為害的、受操控的、平平淡淡的、逐步發展的，並且比較隱蔽的’。

糧食不安全涉及到一種緩慢形式的暴力，因為其對人體的傷害影響相對隱蔽，其對人的能力和潛力的侵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發生。現在，由於長年營養不足，有些兒童現出了發育不良(生理的和智力的)的跡象，這就是明顯的證據。基於1萬戶的樣本調查，南非國家健康營養調查（South African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發現，幾乎一半的南非人要麼目前就遭受饑餓，要麼就面臨挨餓的危險。調查發現，45.6%的人口是‘糧食無保障的’；26%的人在經受饑餓；進一步，還有28.3%的人處於遭受饑餓的風險之中；還有四分之一的三歲以下兒童，由於營養不良，有中度至嚴重的發育不良跡象。一個孩子，若從麵包或玉米稀飯中吃到了基本的卡路里，應會是活潑的，但根據萊奧妮·茹貝爾的說法，‘缺乏像維生素A、維生素B、鋅或鐵這樣的關鍵要素，意味著在身體系統裡面有危險的腐蝕。機器在繼續運行，但它運行的方式處在最佳情況以下。’ 在醫界有廣泛的共識，即：如果一個孩子在受孕和兩歲之間的成形關鍵月份裡，未獲得所需的營養，那麼身體和認知會產生不可逆轉的損害。

‘處理饑餓問題的第一步，也許是直截了當，描述它對真實的人們意味著什麼，而不是遮遮掩掩或把它推到“糧食安全”這類技術名詞的後面，’ 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Oxfam）這樣說。貧窮黑人家庭的孩子是這種慢性暴力最明顯的受害者。同時，在南非，估計每年糧食生產的31% — 那就是，1000 萬噸的食物 — 以某種形式的廢物浪費在整個供應鏈中，而可用的食物大約是3100萬噸。這種浪費發生在糧食供應鏈中的五個點: 農業生產、收割後的處理和存儲、加工和包裝、配送和零售，以及消費者行為。食物浪費最厲害的是水果和蔬菜，其中超過50%的生產浪費在供應鏈上。

在南非，市場已經成為大多數家庭食物的主要來源，因此這些家庭獲得食物的關鍵問題是負擔能力。在南非 (如同全球的情形)，糧食價格近年來急劇增長。例如，玉米粉成本最近上漲了30%，白玉米上漲了73%，白色和棕色麵包上漲了將近13%。根據國家統計局（Stats SA）統計，2013年9月和2014年9月之間，糧食價格上漲了 9.9%。隨著失業、外包和臨時工作的增加，家庭收入都在下降。因而，糧食不安全/饑餓問題處在兩個現實的中心: 家庭低收入和食品高價格。在這裡，低收入的意思是，就像整個世界大多數人一樣，負擔不起好的營養糧食。城市貧民經常把70-80%的資源花在食物上，糧食價格增加時，他們極易受傷害。

在南非，糧食價格預計將繼續進一步上漲，主要由七個因素造成:

• 產業化農業的投入成本不斷上升，比如水和電等。自 2010年以來電力價格上漲了200%以上。油價波動。石油價格的上升提高了依賴石油的肥料、農藥和長途運輸的成本。

• 氣候變化。由於氣候變化(根據 2011年的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報告)，到2030年，主食價格將翻一番。更極端的天氣事件，比如乾旱和洪澇災害，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對農作物的危害尤其嚴重。

• 把可耕種土地用於生物燃料和採礦。在南非，農業用地被轉用於大豆和高粱種植，從而便於生物燃料的生產。幾乎有一半(46.4%)的南非高潛力可耕種的土地位於姆普馬蘭加，由於目前採礦活動的，那裡已經失去了其26%的高潛力耕地；有42個新煤礦計畫在該省開發。2012年糧食和農業政策局的報告估計，採礦活動導致的玉米產量損失，可能使玉米價格增加14%。

• 大宗商品投機。幾位分析師得出結論，2008年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的投機和生物燃料的推動。這場危機把數百萬的人推入貧困。正如蘇珊·喬治指出的，糧食危機並非對每一個人都是壞消息:‘ 在 2007 年的最後三個月，三個主要的跨國穀物公司之一，嘉吉公司（Cargill）的利潤上升了86%。’

• 過去三年的農業貿易自由化。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國際談判讓富裕國家受益，因為富裕國家獲得了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市場。發展中國家的小農戶處於不利地位。在南非，對農業部門放鬆管制和實行自由化，就意味著把農民暴露在國際競爭中，讓他們無奈地面臨大宗商品的投機、零售力量的增加和多種形式的國家支持 (如市場管理局，可靠的價格和市場)的取消。

在這種不公平模式中，企業追求利潤，意味著窮人負擔不起的糧食價格，除此以外，當前糧食制度還是生態不可持續的。產業化農業要擔負11%的南非碳排放量的責任；如果把運輸糧食(‘食物里程’)的費用包括在內，這個數字還要高些。產業化農業嚴重依賴於兩種生產要素的可用性: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和水。水資源短缺將會加大氣候變化和能源的成本。兩者都將增加糧食的生產和運輸成本，特別是對基於石油的化肥和殺蟲劑的依賴。由於氣候變化，糧食價格會上漲，糧食生產會下降，家庭層面的糧食不安全性會隨之增加。

糧食安全性的下降也是該糧食管理體制的特點。在農產工業生產的食品，特別高度加工的食品中，有毒化學物質越來越多，在‘垃圾糧食’和‘速食’組成的日常飲食中，營養不良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就全球而言，快速變異的病毒和耐抗生素藥的細菌引發的流行病日益增加，而工廠化養殖是其主要的根源。因為許多飼養禽畜的農民經常把抗生素注入其飼養的禽畜，如沙門氏菌這樣的病原體對抗生素產生越來越強的抗藥性，從而更難被消除。根據邁克爾·坡蘭（Michael Pollan）的說法，‘對占主導地位的農產工業大公司而言，糧食被加工處理得越多，獲取的利潤就越多。’

至於有關基因修改(GM)糧食，其長期的健康風險尚在未知中。轉基因技術是受利益驅使的，它讓大公司對糧食鏈具有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促進轉基因作物的資本主義動機是清清楚楚的，因為納入轉基因農業的農民依賴于企業銷售的種子及其附隨的農用化學品，’約翰·希拉蕊說。非洲生物安全中心揭露了南非最普遍的白麵包品牌中含有高水準的孟山都（Montsanto）轉基因大豆。正如該研究組織發言人所說的:‘ 轉基因大豆種植場噴灑大量的除草劑草甘膦（herbicide glyphosate），其殘留物進入到麵包裡。大多數這種品牌的白麵包含有21%至91%水準的轉基因大豆；草甘膦同許多健康風險有關聯，包括慢性腎臟疾病，人類及動物的出生缺陷，以及自發性流產的風險的增加，都與草甘膦有關。’轉基因小麥目前正在研發中。

饑餓是貧窮和無助的一面。它是無法獲得收入，無法獲取水和土地等生產資源的問題。問題的原因，是無良雇主和商人操縱新自由主義的食物系統，這個系統越來越不公平、不安全和生態上不可持續，由大公司控制，但驅動大公司的是利潤而不是社會的的需要。這些公司的力量在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重組過程中，把南非納入金融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此制度威脅我們大家的生存，它對工人階級具有特別災難性的影響。

糧食危機的廣泛性質，為爭取替代性的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提供許多不同的切入點。這樣一條道路的基礎將是‘糧食主權，意味著健康權利，可持續地以民主方式控制生產，意味著與自然協作而不是違背自然的農業生態學方法。我們必須這樣做。我們不能坐在著火的房子裡，讓火焰掠燒屋椽，掠燒我們的眉毛，卻詢問建一所新房子是否可能的問題，’貝爾托·布萊希特說。‘我們必須拋棄舊的結構，想法建立一個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