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錯愛，這份花甲厚禮，實在愧不敢當！

所以有此過譽的書，與其說是幸運，毋寧講是不幸。古往今來，抗爭者能在被告席上放言抗辯，申述己見，本已是萬幸，更多不幸者根本欲辯無從，就犧牲於當權者之斧鉞。我之幸運，乃是香港仍未完全極權，好歹仍有公開審判。更且，抗爭之熖未熾，未足搖撼專制，法庭尚可不受政權把持，操弄為絞肉機器。如此說來，未來抗爭者之不幸，又豈非香港之大幸？

幸運者都會把握機會，為效命志業申辯，無懼後果，甘之若飴。我這個幸運兒與之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人家自辯，恍似遺言，我則刑期太短，能不汗顏？

      以身殉道的自辯士，莫過於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被權貴指控煽惑雅典青年不敬神祇，於公審中拒絕屈膝認錯；不但如此，更毅然推辭友人疏通以罰款代飲鴆極刑之好意，滔滔雄辯為理性辯護，留下一句：「臨別之時已屆，我赴死，大眾生，何者更佳，惟上蒼始知。」

      視死如歸，千古絕唱！

至於近代，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於1953年起義失敗被捕，面臨軍法審訊，在秘密法庭娓娓道來，列舉親美軍政府殘民自肥，禍國殃民，臨末慨然宣佈：「判處我吧，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其辯詞本應不見天日，但蒙探監之女同志分別將之藏於髮夾，偷運出獄而公諸於世，儼如一篇控訴極權之檄文，民意為之沸騰。卡斯特羅亦因此逃過死劫，尋且獲假釋流亡島外，於一九五九年捲土重來，完成革命。

如此勇邁，又令我想到陳獨秀被國民黨政權控以「叛國罪」，於庭上推翻當時律師泰斗，其老友章士釗之有罪辯護，改以洋洋灑灑之自辯詞述志，力陳一黨專制誤國，塗炭工農大眾，推翻一黨專政，乃是護憲革命。辭甜盃而就苦盞，視庭審若有講壇，一如其在獄中應友人之求所撰之句：「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晚近之例，乃是1979年3月魏京生以言犯禁，遭中共政府以「反革命宣傳煽動」及「洩露國家機密罪」檢控，並破格予以公開審理，然旁聽席卻須預約取票，嚴加限制。他在被告欄毫無懼色，宣讀其自辯辭，痛斥「反革命宣傳罪」為惡法，與憲法賦予公民言論、出版自由相悖，更揭穿當局芝麻小事亦列為機密，民眾動輒得咎，羅織入罪之荒謬恐怖﹗有高幹子弟得以旁聽，冒險將之錄音整理付梓。

思之不覺想到俄國文豪高爾基筆下的人物巴威爾，他在小說《母親》裏向帝俄法官詰辯：

「我現在講話，並不是為自己辯護，而是按照我那些拒絕辯護的同志們所願，試試向你們解釋一些你們不懂的問題…..在我們看來，專制制度並不是束縛我國唯一鎖鏈，它只是我們必須從人民身上打碎第一條鎖鏈…」

壯哉斯言，但願有日香港法庭亦有巴威爾在﹗

      「我們都是巨人肩上的侏儒，之所以比他們看得更遠，並非目光較之更敏銳，而是巨人肩負我們，把我們提升到他們的高度。」

      一名哲人如是說。

      多謝編者、作者，你們的厚禮令我反思，感悟巨人的召喚﹗

2016年母親節

後記:

這篇後話，乃是應《我反抗 故我在》編者之邀而寫成，這本書由不同人士合作，縷述對我過去廿年「司法抗爭」的觀感，是一份送給我六十周歲的「賀禮」。

後話如此，正本如何，還待各位閱後評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