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悼念所引發的爭拗，對香港的政治團體，清楚展示了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怎樣去面對中共政權?

        廿七年前，中國學生和市民的反貪腐運動風起雲湧。香港學生組織「學聯」和民運人士積極支援，提供金錢及物資，甚至跑到天安門去串連。八九年六月四日，運動最終被血腥鎮壓。「學聯」和香港民運團體成立「支聯會」，希望能繼續支援中國民主運動。

        這麼多年過去，部分香港人曾經很自豪。因為在中國境內，每年就只是在香港，仍有這麼多人走出來，公開譴責中共政權的暴行。維多利亞公園點亮的燭光，反映出對當年犧牲抗爭者的思念。不過，這一切都在褪色中。

    學聯退出支聯會、十一間大專院校學生會不參加維園悼念活動、學生覺得悼念應有個終結、有學生又甚至覺得支聯會的悼念活動，是欺騙群眾的感情......這些尖酸的批評，都是匪夷所思。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權並無改變，卻因經濟力量增長，近年變得更跋扈囂張，對香港入的民主訴求，全面封殺。「民主回歸」和「一國兩制」等等建基於一個中國的概念，在2014年，被國務院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和「8‧31人大決議」打得稀巴爛。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人，失望之餘，否定以往的策略，自然另謀出路。況且香港回歸以來，連番施政失誤，民怨沸騰，又受「強國」自由行旅客衝擊，年青人尋求本土身分，來抗衡中國這個「他者」，是可以理解。

        時光倒流廿七年，當時香港人自視為同胞，以愛國情懷去支持中國學生。「愛國」這名義在一般人心目中，有很大的正當性，亦出師有名。但實際可怎樣做呢? 雖然當時曾流傳過一些激烈抗爭建議，例如：擠提中資銀行、籌錢買軍火等等，似乎都只是一時意氣之言。而就算是計劃中較激烈的「三罷：罷課、罷工、罷市」，也因支聯會的領導層，恐怕出現騷亂而臨時取消。支聯會綱領之一的「結束一黨專政」，初初提出時亦引起很多爭論，質疑應否直接挑戰現政權。

支聯會能夠怎樣跟中共對著幹？公眾所知不多，稍為了解的，便是拯救民運分子的「黃雀行動」，以及試圖打破內地新聞封鎖。但這些都只是支援性質。或者主流大眾的看法，並未想像要提昇到主體抗爭的領導角色。支聯會以至其他海外民運團體，最可做(或公眾所能知悉) 的，便是製造輿論壓力。但在現實政治中，單靠批評痛責和道德感召，又何曾損害政權？

        當年青人摒棄上述的路線，究竟怎樣才可取得實質成果？在部分「本土分子」心目中，既然中國是一個他者，沒有需要去關注中國民主化，這應是他們國民自己的責任和取態。不過，香港不理會中國的事情，本土分子是否就可自由地，去建構香港的制度甚至建國？這似乎是將中共的「河水井水論」，放到最完美的情況來看。六四之後，中共亦有藉這個觀點來唬嚇香港人：不要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可惜這個觀點明顯難以站得住腳。沒有人相信中共政權「會」和「要」遵守這個承諾。香港回歸後的發展，亦証明中共沒那麼克制。無論你有否行動，中共怎樣也會伸手進來。

        在「大一統」思維的中共政權看來，相對於傳統民運團體，是更難容忍要求高度自治以至獨立的本土分子。誠然，追求政治理想之士，不會怯於對手的強勢，歷史的發展也必定有起伏。在後「雨傘運動」的形勢下，一直以來和理非非的議會抗爭，像顯得蒼白無力。不過，部分本土分子提出的勇武抵抗，內涵是怎麼回事？是野猫式洩憤，抑或是具策略的游擊戰，甚至乎是全面(包括武裝) 對抗的一部分? 似乎仍然有待商確。在強大國家鎮壓機器面前，抗爭者勇武極也會相形見拙。如果他們宣佈要全面對抗，亦可能再不能公開活動。若發展到這些景況時，他們又是否已有後著？

中共政權可以是墮落的官僚層、黨商勾結利益集團、香港的新殖民者、一個霸權強國......， 視乎你從那個角度去分析，香港政治團體要跟這隻巨獸爭民主，有甚麼策略？由只是從旁吶喊，到跟它玉石俱焚之間，尚有甚麼選擇？亦怎樣才能牽動廣大群眾? 是否暫時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