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问题: 为大公司使得世界更安全

肖恩·斯塔尔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意欲扩大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经过五年的紧张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可能在今年年底实现。关于TPP对美国劳工的消极后果,已有很多论述 (而且说的都正确)。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具有的国际影响是什么,在充斥双边和多边贸易以及投资条约 (仅国际投资条约就超过 3,200) 的世界,这会有什么不同吗?

 

当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似乎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时候,为什么美国不允许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 (已表示出兴趣)加入 TPP 谈判呢?

 

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前第三世界国家 ("新兴市场")的惊人增长,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高度的一体化,这正是上个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美国政府规划者所设想的理想世界 —  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美国企业开放而且友好的世界  — 终于在形成中,这超越了他们最狂野的梦想。几乎每个政府 (只是程度不同) 现在都把国家的发展,等同于提高国际竞争力,要使他们的国家对全球资本(经常的情况是,这并不是指美国的资本) 是安全的。

 

在地缘政治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毁坏、叙利亚的战火正酣,以及美国与古巴及伊朗的关系明显变暖,这一切,缩短了刺耳的“反美” (换言之,地缘政治上独立于美国者) 区域竞争对手的名单,即使俄罗斯最近已重返该名单上,也依然如此。

 

但是,在美国霸权下,在长达七十年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巩固过程中,一个奇兵突起:就是进进出出这个过程的中国。

 

一方面,中国从一个二十世纪主要的反资本主义和反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家,变革到了二十一世纪最渴望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一  — 说其出人意料,毫不为过,当然,这也是美国资本的福音。

 

另一方面,中国,这个既狭隘又自由的国家资本主义怪异堡垒,在地缘政治上,仍然相对地独立于美国。所有大型经济体中,对于地球上的外国资本,中国同时是一个最开放又最封闭的国家。许多高端部门如银行、能源、电信和公用事业 —  是对外国资本完全封闭的。然而,很多其它行业,则是比较开放的,而且外国投资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渗透程度大于大多数其它大型经济体 (如日本),特别是在那些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行业,更是如此。

 

然而,尽管过去三十年,对拉动中国的增长速度,外国直接投资起了重要作用,政府仍对外国投资维持比大多数其它国家更多的限制。在2015年外商投资产业的指导目录中,中国规定,完全禁止三十六个行业中的外国投资,还有三十八个行业是受限制的 (外国公司经常被迫与中国企业组成合资企业)。而在 1995 年发布的第一批目录里,有多得多的行业受到限制,美国资本显然希望中国产业自由化的步伐走得更进一步、 更快一些。

 

美国资本认为中国对外国的智慧财产权 (IP) 保护不力。有时中国政府明确鼓励通过技术转让的要求,山寨版技术和比比皆是的模仿者而复制西方的智慧财产权 (IP)。高速列车和消费品,如医药行业,服装和电子产品,全是仿造的对象。在苹果公司发布其版本之前的几个月,中国消费者们甚至就已戴着盗版“苹果手表”。

 

中国不再只是“世界工厂”和外资的超级剥削出口平台 —  它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范围包括汽车、智慧手机、奢侈品和快餐食品。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使得智慧财产权 (IP) 保护和投资者仲裁成为全球公司的头等大事。但很长时间了,外国投资者发现狭隘和民族主义的中国政府,及其反复无常的法律制度,并不能可靠的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于是,虽然中国已确定地放弃了其反资本主义世界观,由于其投资做法,现在甚至被一些非洲领导人指责为欧洲风格的新殖民主义 (尤其讽刺的是,中国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支持非洲的许多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国的统治阶级 —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CCP) —  既没有优先外国资本的利益,也没有优先美国的霸权利益。

 

相反,中国共产党优先维护的是它本身的权力。有时,为了推动积累和技术升级,涉及到向外国资本开放某些部门的问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是国有的和国家控制的,中国的国有企业 (SOEs) 仍然占据大多数的制高点。关于国有企业所获得的优惠待遇,特别是在融资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待遇,让外国资本不平而怨气冲天。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功亦使得它那个版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了其它国家的灯塔。巴西越来越热切于它,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已恢复活力,还有印度,更不用提法国,可以有把握地说,是决不会放弃它的。当然,在 2008 年华尔街金融灾害之后,美国也把其大块的"私营部门" (美国国际集团 (AIG)、克赖斯勒、花旗集团、房利美和房地美、通用汽车公司 —  这里只提一些突出的例子) 国有化,但这些措施大体上被视为是临时的,偏离公私分离的自由主义标准—  这项准则,在中国并不存在。

 

当然,中国并没有提供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甚至也没有提供其中的美国霸权的替代物。中国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愿) 来创建一个替代美国霸权的秩序 —  它只是想增加它的馅饼份额,并被视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一个第三世界次级国(或像日本一样的第一世界附庸国)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四国银行、丝路基金和中国的其它倡议并不意味着挑战美国主导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这两个机构,中国继续支持、注资并充分参与。

 

相反,他们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杠杆,为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增加回旋的余地。类似的全球治理谈判,在1970 年代也出现过,例如,当时西欧和日本的复兴激起了压力,产生了G7 和三边委员会。但这些都依然处在美国的霸权伞下。

 

中国增加全球影响力的愿望由其政治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  一党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塑造 。虽然中国的精英是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受益者,与日本或韩国不同,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拥抱自由民主,需要避免过分从属于美国。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仅依赖于持续的经济增长,还在于洗刷中国“百年耻辱”,因为, 1839 —  1949 年,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不断侵略。随着反资本主义斗争作为正统意识形态 (虽然大学所有学生仍然必须参加“马克思主义”的考试)被逐步地淘汰,中国共产党现在试图把自己定位为正确的力量,能够把中国带回到其历史上曾经的地位,即太阳系的“中央王国”。

 

这就是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东亚地区自由经济秩序的不确定性。融入此秩序,让中国精英阶层大量受惠,但他们在中国的持续合法性,取决于种族优越感的民族主义计划,在西方人眼中,这个计划有变得“过于狭隘”的危险。中国军事的快速升级,中国东海和南海日益加剧的领土争端,就是这危险的所在。

 

这是 TPP 见缝插针的机会。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他说,这次TPP的签署,比派另一艘航空母舰到东亚地区更加重要。  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霸权长盛不衰,背后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它能够渗透到其它经济体,从结构上让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与美国霸权的利益相一致。日本精英毫不动摇地支持美国的霸权,并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而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

 

中国精英阶层已经在依赖全球资本主义了,但要确保他们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这样做,美国需要他们进一步自由化并整合进 —  并因此依赖于 —  全球资本 (尤其是美国公司)、 全球金融 (集中于华尔街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并向西方消费者 (尤其是美国) 出口产品。

 

这不是关于中国的全部。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一直在施压日本开放其经济,而 TPP 继续这种要求,针对的是日本农民和汽车制造商。马来西亚、墨西哥和越南是重要的出口平台,他们与中国竞争外国资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从广义上讲,国家越开放,他们对美国的影响也就越开放。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每个人都知道,TPP 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它是最受地缘政治污染的贸易之一。

 

TPP 要建立未来的规范和规则,要把地球上最具活力的地区 —  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 —  锁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内。如果美国可以与日本和西欧一起(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制定智慧财产权 (IP) 保护和投资者仲裁的共同标准,那么西方就可以继续塑造世界其它地方的交易规则。

 

因此,如果中国想要继续融入全球资本主义 (而它必须这样,因为经济增长的急剧下降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那么,中国将被迫继续开放,让其规则和条例与西方确立的“国际标准”协调一致。顺应日益加剧的自由化,也会让他国效仿的“国家资本主义” 的任何衍生替代模式的突出地位减色。

 

这就是有些人所称的“结构性权力” —  制定制度的规则和规范的能力,以使他人别无选择惟有就范。结构性权力往往比“关系性权力”更有效,或者根本就强迫别人做某事。它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中国表示有兴趣加入,却被排除在 TPP 谈判 之外 —  这样,他们就不能够改变规则。

 

TPP 的设计师们构建协议来谋取自身利益:保护智慧财产权和投资者仲裁,促进世界顶尖企业的持续主导地位,那些企业仍然是欧洲人、日本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天下。

 

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能确保先进的知识行业,如医药品行业,维持其在健康卫生业的利润 (而穷人依旧被拒之救命药物之门外)。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将获利于日本农业的开放,而耐克公司将受益于越南 (其大部分鞋在此制造) 的进一步自由化。

 

要了解谁获利,很简单,只要注意到这个情况就行了:超过六百名的“企业顾问” 伴随着美国贸易代表参与处于保密状态的谈判。而劳工顾问呢? 人数是零。

 

TPP 还将便于跨国企业在劳工、环境、健康、安全和其它法规方面对政府提起诉讼,以便让纳税人赔偿由于“征用” 而来的“未来回报率的损失”。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 —  已经存在于许多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中 —  将在TPP中得到巩固和加强,以确保一个单一的、更可预测的标准,因为新个案的数目已破了纪录。

 

2011 年,有这样一个案件,涉及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该公司援引 1993 香港-澳大利亚投资条约,起诉澳大利亚政府“剥夺”其智慧财产权。澳大利亚通过了一些世界最严格的香烟包装法条,用可怕的肿瘤图片覆盖烟盒,并删除其前面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商标。TPP 将便于企业在跨国法院挑战公共卫生和其它政策,规避国内的法律机制。

 

TPP 在美国是有压力的,尤其是来自大工会的压力,后者认为,几十年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增加了资本对劳工的压力,导致制造业工作的外包和不平等情形的飞涨。(出于类似的原因,许多欧盟国家都反对更大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或者说TTIP,但比较侧重于投资者-政府间仲裁)

 

如果获得批准,TPP 将是历史上最扩张的贸易和投资条约,涵盖了世界GDP 40%,三分之一的出口,以及几乎全球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股票。

 

可能会有新焕发的活力注入 TTIP 谈判,该谈判停滞不前,其原因是群众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超过100万署名的请愿书。它将逼迫中国进一步自由化,并与美国资本的利益协调一致,因为 TPP 成了未来巨型区域贸易和投资协议的模型。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它将进一步加强资本对劳工的压力,确保公司、劳工、和环境法规保持宽松。

 

出于这些原因,很明显,我们应该反对 TPP —  更不用提任何加强资本力量的国际协议了。左派应撇开保护投资者和企业的“自由贸易”协议,转而争取提高劳动和环境标准的国际协议 (列入超越纯政治辞令的强制性措施),保护和培养独立的工会,对资本以及资本流动,施加更大的调节和控制。

 

但在每个国家反资本的社会力量的平衡出现转变时,这必会发生。由于前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 (尤其是中国)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这场斗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 —  美国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