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还剩什么?反思扎根于非洲大陆的左翼劳动阶级运动的失败

法罗则·曼吉
　

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自由解放理想的鼓舞下，整个非洲大陆见证了人民运动的风起云涌 — 解除了殖民枷锁。整个非洲大陆，民族主义政党使人们相信，政治独立是达到自由的路径。自那时以来，用数百万非洲人的生命鲜血换来的许多独立成果，已经反转为公共设施的私有化，反转为土地的剥夺，失业率和食品，房租及其它生活必需品费用的不断上升。作为响应，整个非洲大陆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某些情况下，忿怒的爆发和群众暴动导致帝国主义孕育和培养的政权(例如突尼斯、埃及和布基纳法索)被推翻。在这种情况下，人会想到，整个非洲大陆，足以孕育出强大的左翼工人阶级运动。但这为什么没有发生呢?

几十年来，各种规模的，具有各种影响力的左派和共产党出现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国家，尽管他们面临殖民压迫的恐怖。许多情况下，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这些政党的政治战略是同民族主义政党合而为一的。遵从当时主导的信条:这是革命的‘战略’观，根据这个信条，共产党人不仅要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作为 ‘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还要服从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 —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自1994年以来，南非共产党服从于非洲国民大会（ANC）的领导。

为了政权，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府经常获得左派的支持，他们认为，为满足群众要求而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控制国家。但他们忽略了，国家本身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它的设置是服务，保护和促进帝国主义强权及其公司和银行伙伴利益的。这个国家垄断暴力的使用。它有警察、军队和秘密警察，在必要时，它使用军队和暴力，保护资本主义外围经营方式的利益。

占据了国家权力后，独立的政府基本上是寻求适度的改革，主要是消除国家的种族化，对它进行现代化改造，以便经济能更充分地纳入美国、欧洲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着手建立的新兴国际秩序。国家控制的机构、警察、军队和特种部队 — 甚至殖民强权建立的本土政权的权力架构— 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原封未动，尽管装扮有国旗的颜色。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被完整保留，即使在那些声称是马列主义政权的国家中也是如此，例如，门格斯图（Mengistu）的埃塞俄比亚。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占据的危险，更不会去创建资本主义国家的替代品。其中必须提到的有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 (刚果)，阿米尔·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 (几内亚比绍) 和托马斯·桑卡拉（Tomas Sankara） (布基纳-法索)。他们都致力于建设殖民地国家的替代品。显而易见的是，所有三个人都被与帝国合作的他们自己的同志暗杀了。

卡布拉尔（Cabral）曾慷慨陈词:"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国殖民政府的各个方面完全摧毁，破裂，变为灰烬，以便让我们的人民完全自主"。

虽然国家的压制武力可能会穿上新制服，但它们的作用 — 保护资本主义在(前)殖民地的利益 — 保持不变，因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现在占据新殖民主义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们意识到，私人积累和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抢劫的潜力可观，所以他们对转型国家的兴趣退却了。

‘非洲化（Africanisation）’ — 或用南非案例的说法，‘黑色经济强权’ — 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呐喊，要把他们对私人积累源头的掌控合法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他们日益增长的‘投资’兴趣 — 主要集中在采矿业 — 提供太多赚钱的机会，让他们甚至不会去考虑对经济权力作更改。国家成了蜂蜜罐，因而经常成了新兴阶级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场地。在某些情况下，左派的领导成员加入了民族资产阶级行列，正如我们在南非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和其它人身上所看到的。

正像法农（Fanon）说的: 民族资产阶级发现它作为中介的历史使命。......其作用并不是改变国家，而是平淡无奇作为输送带而服务于资本主义，被迫躲在新殖民主义的面具背后伪装自己。民族资产阶级，无所顾忌而傲慢自大，陶醉于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角色。这个有利可图的角色，这个卑劣骗子的作用，这狭隘的心理和雄心的缺乏是民族资产阶级无能的症状，无能履行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为了履行其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代理人以及‘卑劣骗子’的职能，这个阶级转而对付曾经帮助它夺权的左派，杀戮左派，囚禁左派、放逐左派或使它边缘化。 以屠杀为例，1971年，苏丹最强大的党派之一共产党遭到屠杀，嘎法·尼迈里（Gaafar al-Nimeiry ）发起一场运动，几乎彻底消灭了该党。即使在有组织的左派并不强大的地方，后独立期也出现了对中坚分子的暗杀: 例如，在肯尼亚，汤姆·博亚（Tom Mboya）、 皮奥·伽马·平托（Pio Gama Pinto） 和JM 卡利乌克（JM Kariuki）遭到暗杀，或在南非，克利斯·哈尼（Chris Hani）遭到的暗杀，和最近发生的对南非金属工人工会(Numsa) 成员和棚户居民运动（Abahlali base Mjondolo）成员的暗杀。

‘非洲社会主义’作为对后独立期早年非洲大陆不发达的响应而获得表扬，但在每种情况下，这同只许有一个合法政党的要求相结合。无论那种实际政治色彩的政权，宣布效忠于社会主义，对于民族主义者并不罕见，尽管是‘非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也许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即使在加纳，也从未尝试过解构殖民国家。因此，激进化蔓延于人民中。在1961年，铁路工人举行了全国性的罢工，但政府变得越来越专制，独立的政治组织遭受打压 — 直到最终成为一党制国家。恩克鲁玛的政治著作，在1966年推翻他的政变后，变得更为激进。

同样，朱利叶斯·尼雷尔建立他自己特定品牌的社会主义 —乌贾马（Ujamaa）— 桑给巴尔岛革命的结果，在这场革命中，他精心策划镇压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布-乌玛（Abdulrahman Babu’s Umma）党。尼雷尔的《阿鲁沙宣言》 宣布成立一党制国家，防止左派的独立组织，防止工人阶级组织。曾经的热情工会主义者，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领导几内亚在1958年独立，并在1960年，宣布他的党，几内亚民主党（Parti démocratique de Guinée）成立，是唯一合法的政党。自称‘社会主义’结合一党专政的国家，以其自己一党专政的压制形式建立苏联式斯大林主义，及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最终的消亡 — 所以这一切，有助于诋毁‘社会主义’作为进步力量的思想。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一词成了脏话，消失于日常词汇中。

还有另一个抑制非洲左派发展的因素需要考虑。三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只是导致了物质的剥夺，而且还导致了记忆的剥夺。许多人出生在结构调整方案实施以后的年代，在CNN和麦当劳文化的环境中，他们失去了同自己历史的联系。

正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 清洗一个人的第一步，是要抹去其记忆。毁灭它的书，它的文化，它的历史。然后让人写新书，制造一种新文化，创造新的历史。不久，全民族将开始忘记它的现在和它的过去。它周围的世界会忘记得更快。…人类反抗权力的斗争是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今天仍然存在建设强大左派，建设工人阶级运动的挑战。无论我们的历史可能遗留给我们什么样的限制，现实是：在独立后，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

这个阶级心甘情愿实施了三十年 (或二十年，南非的情况)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大多数人的条件在许多方面反而比他们获得独立时更糟。今天，不满正在增长，尤其是在青年中。对后殖民政府的不满也更广泛，因为他们的信誉和合法性已丧失。关于这个阶级领导解放的能力，越来越严重地受到质疑。

客观条件，至少为建设一个左翼运动，潜在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四十年分析的基础上，这是做不到的，尽管大部分左派已习惯于这个分析。还有工作要做，要加深我们的理解，要理解在今天的金融化资本及其在‘边缘’运作方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分析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即工作场所不只是通过强占而积累的地方— 它是通过租金，医疗和社会福利、教育、土地、水、电等的私有化而抽取收入和财富的地方。所有这些都依靠投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