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爱因斯坦的告诫

破谜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告诫世人：“不要过于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我们切莫以为﹐对于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只有专家有权表达他们的看法。”

不要过于高估科学

        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教授戴维舒伯特(Dave Schubert）在美国主流媒体CNN发表了论证严密、引证文献丰富的文章:《科学领域的论战影响到世人健康》，挑战了转基因“商用科学家”和推销团队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谎言。舒伯特教授指出:

大多数玉米和大豆在美国是转基因的，用以抗孟山都研发的“农达”除草剂。“农达”是由混合的化学制剂组成，包括主要成分“草甘膦”以及“表面活化剂”（“表面活化剂”使得草甘膦得以有效地穿透进入植物内部）。因此，这种喷洒在作物上的除草剂并不如我们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农药所理解的那样 ---- 它是无法洗掉的。自从转基因植物被发明出来，“农达”的使用量已经增加了10倍。美国环保局提升了草甘膦在食物中被允许的含量，目前，它已经被发现出现在人类血液中。……

法国科学家色拉里尼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的研究显示：使用农达的转基因玉米以及这种除草剂本身，增加了实验鼠的癌症发生率。正如所有揭示转基因植物对健康潜在危险的出版物一样，这一篇论文引发了来自从事植物生物技术科学家们即刻的、恶意的批评，直到导致杂志编辑近期撤回论文的决定，抹去了科学文库里一项重要的研究记录。更为严重的是：撤除论文这一事件，被用来进一步推广转基因食品 ---- 误导公众不信任一个支持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疑虑的研究。……

孟山都自己曾在8年前用同样数目、同样品系的实验鼠在同样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相类似的研究。只是孟山都的研究只有90天，声称转基因食品对实验鼠没有伤害。与孟山都发表的研究之区别只在于：色拉里尼的研究时间跨度为两年，而直到实验持续到9个月（270天）之后，实验鼠才发生肿瘤。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孟山都短期的90天喂养实验，是不足以探测到直至9个月以上才会发生的致癌效应的。 ---- 这种低剂量地暴露于环境毒素，是需要一定长度的时间积累，才会显示对于健康的危害。比如，最近美联社的一个报导，记录了阿根廷在种植了转基因大豆10年以上的地区，发生了急剧增加的癌症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

我确信，已经存在极其重要的证据表明（就像色拉里尼研究所揭示的）---- 一些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是危险的。为了能让支持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实验数据进入公共论述的领域，科学家们必须置科学伦理的责任于商业公司的利润之上，停止对于转基因安全性方面的科学研究之持续性的打压。捍卫科学家之权利发表他们的科学发现而不受科学外因素的审查或打击报复（曹明华译）[1]

另一方面，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刘华杰从众多科技案例中总结出，科学项目从来就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转基因绝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消除科学的负面影响，比科学本身的成本更高。[2]

刘华杰从一个一般原理“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来讨论GMO的风险与责任。所谓“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是指：研发并实施去除技术A的效应E之B技术所需的支出，要远大于当初研发与实施技术A的支出，表现为针对效应E两种技术A和B的成本不对称。[3]

        这一原理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有关。举例: 把一滴墨水释放到一个水池中或把一瓶农药释放到小河中非常容易，但是想把释放出的东西聚集起来、回收起来却相当困难，即增熵容易减熵难。某流域采用一系列技术增加了沿岸居民的经济收入，但是此过程污染了河水，而如今试图让河水清澈起来需要的新技术（包括社会技术）非常复杂，支出巨大。[4]

        再举例: 研发和生产AK47的收益是明确的，是少数人得利，受害的或者感受到威胁的是大多数人，然而想去除AK47的影响或者限制其滥用的花费十分巨大。即使世界上不再生产这种步枪，其技术也可能稍加变化而应用到其它杀人武器当中。世界上各国研发核武器都有相当的支出，但是比起限制核武器以及消毁核武器的难度、花销以及时间，原来那些支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去除核武器的影响并预防核武器将来的可能灾难而导致的支出，将远大于当初研发核武器的支出。[5]

        刘华杰根据上述“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总结: 即使有主体愿意研发B技术来试图消除A技术的后果，B技术的成本也远大于A技术的成本。关键问题是: 是否要提前认真讨论其风险，明确谁是最大受益者，谁是潜在的风险承担者，以及控制风险可能的支出。[6]

前车可鉴

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和农药公司孟山都曾经在越战时期为美国空军大量提供生物武器（落叶剂，又名橙剂），以破坏越南军队在丛林中的埋伏点，导致大量越南和美国军人后代严重畸形。

        在全球粮食生产格局中，转基因乃跨国农业公司盈利的工具，每一分钱都建立在农民的无助、绝望甚至生命之上。自1995年以来，印度自杀的农民已超过30万，平均每天都有41个印度农民自杀。美国导演米查˙普雷德（Micha X. Peled）拍摄纪录片“苦涩的种子”，以一个立志当记者的女孩曼殊（ManjushaAmbarwar）及一位农民拉姆（Ram Krishna Kopulwar）为主角，纪录印度被哄骗种植基因改造种子的棉农的悲伤故事。[7]

        2002年，印度维达巴（Vidarbha）地区特兰塔克里（TelungTakli）村庄农民听信了孟山都对神奇种子的虚假宣传，开始种植Bt转基因棉种。十几年来，不断有农民因为每年缴纳的种子权益金和不断上涨的化肥农药投入，向银行、高利贷借款，最后因为收不抵支，走上破产之路。他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甚至被迫选择自杀结束无望的人生。而当他们觉醒，希望重新依靠传统棉种时，却发现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8]

        致力保障小农生存的九种基金会（Navdanya Foundation）著名科学家席娃博士（Dr. Vandana Shiva）批评像孟山都等跨国粮农企业横行霸道背后都有政府大力资助: “农业工业化的设计，不论是种子、化学药品、机械，都是成本大于产出的农业，之所以在美国行的通，是因为大型农场可以拿到补贴。”[9]

中国沦落孟山都垃圾场

中国农业大学长期接受孟山都巨额资助，涉嫌利益输送。华中农业大学涉嫌恶意推广转基因水稻，长期幕后组织所谓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导致湖北、湖南等地转基因水稻种植失去控制，而身为转基因监管机构的农业部却涉嫌行政不作为。[10]

        2015年12月16日，美国农业部颁发关于阿根廷转基因农业的年度报告公文，确认转基因食品作物依靠中国农业部批准进口消费而苟存，原文明明白白地说：阿根廷之所以搞相关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是因为中国方面批准了转基因食品的进口和消费。

        美国农业部2015年10月颁布的统计说，2014/15农业年度，中国的大豆产量是12.35MMT (百万公吨) 、进口为78,350KMT（公斤公吨）；2015/16农业年度，中国大豆产量降低到11.50MMT、进口增加到80,500KMT。

　　中国中央农业工作组官员陈锡文等宣称进口转基因大豆“不可避免”、根据过去数年年度增长比例估计，大约2018/20年前后，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数量将可达到100MMT）。

        美国农业部公文和孟山都公司公文都清楚说明，相关转基因作物实行商业化种植，是依靠中国农业部批准进口才做的。换言之，搞转基因食品作物垃圾的对象是中国。10多年前，美国学界就说明转基因食品作物是“垃圾技术”、能否成为“黄金技术”取决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消费。[11]

切莫以为只有专家有权表达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

        2013年至2015年全球许多国家举行“反孟山都游行”，呼吁公众关注转基因食品对人的危害。5月24日，全球再次爆发400万人反孟山都的游行。

北京市民杨晓陆、李香珍、田香萍三位代表状告农业部隐瞒转基因产品毒害真相，要求公开被告批准孟山都公司草甘膦除草剂“农达”进入中国市场、对其颁发“安全证书”所依据的毒理学动物试验报告。获得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建议追加孟山都公司为当事人，2015年11月16日正式开庭。

　　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 11个国家17位专家对草甘膦农药致癌性审查评估，将草甘膦重新评级为“对人类可能的致癌物”。新华网等媒体详细揭露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种子捆绑草甘膦危害人类的确凿证据。[12]

        2015年11月30日，台湾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初审部分《学校卫生法》修改案，针对第23条第一项、增加“禁止使用含转基因生鲜食材及初级加工品”等文字。换言之，若法案三读通过，未来高中（含）以下中小学的营养午餐，不得使用基因改造的生鲜食材及初级加工品，例如转基因玉米粒、转基因豆腐、转基因豆干、转基因豆皮、转基因豆浆等。唯独大豆色拉油、酱油因属于高阶加工品，不在禁止范围内。[13] 在台湾，2015年初修订之《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将于2016年实施，含大于3%基因改造原料的食品未来都须予以标记，但在欧盟，只要超过0.9%就必须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