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宁访王凡西之子(转载)

潘惠莲

 

          距上海约一小时车程的浙江海宁市,常标榜出了两位近代著名作家:徐志摩和金庸。其实它还是已故托派元老王凡西的故乡,他的笔名「双山」便是源于海宁市中心的两座山:东山和西山。但托派一直批判和揭露中共的专制独裁,王凡西的名著《双山回忆录》至今尚且不能在大陆正规出版,海宁就更不会有纪念他的设施。笔者月前到访海宁,有缘找到王凡西的长子王宇平,他已年届八十五,中共五二年「大肃托」后,就被下放到海宁生活。年近花甲,才有机会到英国,与分别近四十年的父亲重聚。

王宇平一九三年生于上海,是王凡西与首任妻子叶英所生的长子。他说,父亲一九二五年进北京大学念书后加入共产党,与母亲同是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于一九二七年一起被中共派到苏联留学。至于父母的婚恋经过,他并不清楚。父亲在英国时曾不经意的向他提及:「王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其貎不扬,在苏联时却想追求你母亲。」

王凡西在苏联期间,因看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于一九二八年参加了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其后称为托派),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回到上海后,他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翌年,因托派身份被发现而遭中共开除党籍,其后与陈独秀一起推动左派反对派的发展。于三一年当选为统一的托派中央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编辑。

但一个月后,王凡西、楼国华等一批托派中委遭国民政府逮捕下狱。鉴于形势凶险,王宇平被祖母带回家乡抚养。监狱的恶劣环境,令王凡西染上严重肺病。一九三四年出狱时,留在上海的妻子叶英已带同幼子改嫁,他无奈回到家乡海宁,租住西山上一间小屋养病。期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马裕生。

一九三五年,王凡西到上海参加新成立的托派全国中央临时委员会,并创办论政刊物《斗争》及《火花》,继续追求他的革命理想。翌年,他与马裕生结婚,一年后诞下女儿凤岗(翌年夭折),女儿出生不足两个月,王凡西再次被国民政府拘捕,关押在南京监狱。日本空炸南京时,监狱被毁,国军败退.王趁机逃脱,辗转避难到香港,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返回上海,继续托派的工作。

此后几年间,尽管饱受斯大林派的诬蔑和种种打击,中国托派不但再度活跃起来,还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员。当中王凡西作出很大贡献,尤其文字宣传方面。他出任公开的《动向》月刊编辑和撰稿,并翻译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和《俄国革命史》等。

一九四二年,中国托派因政见不同分裂为两派:彭述之与刘家良领导的多数派,以及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楼国华领导的少数派。二战结束后不久,少数派在上海创办《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执笔人之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进驻上海前夕,由于担心中共打压托派,王凡西与楼国华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建立联络站,几个月后,王因托派身份被港英当局逮捕,驱逐到澳门。

王凡西在澳门以教学和写稿维生,不断思索和评论中国的问题。在一九五七年写成极具史料价值的《双山回忆录》,其后又发表了《毛泽东思想论稿》、《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著作。王凡西原名王文元,「双山」是他众多笔名之一,因在四十年代常用「连根」这笔名发表论证文章,跟他交往的后辈都称呼他为「根叔」。一九七五年,他得到朋友帮助移居英国,至二○○二年,在英国利兹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

王宇平表示,自小由祖母养育,与父亲聚少离多,跟后母的关系则并不融洽。生母改嫁后,在抗战期间带同幼弟到了重庆生活,起初有书信往来,后来便失去联络。因为生活贫困,王宇平十多岁就到杭州打工谋生,他记得父亲临离开上海往香港前,曾到杭州探望他,叮嘱他好好照顾自己和祖母,道别时还轻抚了他的头。

王宇平在五年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财务管理,几个月后就获分配到杭州的政府部门工作。但到了五二年的十二月底,毛泽东为讨斯大林欢心,大举整肃境内的托派分子(称为大肃托),连同托派的同情者,逾千人被逮捕或判刑。王宇平因父亲的关系也受牵连,无法留在杭州政府机关工作,五四年被下放回家乡海宁当小学语文教师。

王宇平称,可能少时已投身社会工作,知道世途险恶,须低调实干做人做事,所以虽经历了连番政治运动,总算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但大肃托期间,王凡西的两个侄、一个内弟及他们好些朋友,都受到牵连而被捕,一个侄更死在狱中。有关父亲的事,王宇平长大后才逐渐有较多了解,明白父亲追求的理想很美好,但这个理想能否实现,实行起来又是否如他所想象的?王宇平表示:「难说了!」

王凡西到澳门初期,仍与儿子保持联系,其后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通信。其后王宇平见政策较为宽松,便主动向父亲提出到英国会面,最终在一九八八年成行,由于当时经济拮据,只够钱买一张往英国的单程机票,回程费用由王凡西支付。

父子分隔了三十九年重逢,问他当时感受,王宇平带点感慨说:「很平淡,我们都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没有激动的心情,就像见到一个熟朋友的感觉,我连『父亲』两个字都叫不出口!他那年已八十一,年纪大,没来接机,他的朋友把我从伦敦机场送到长途汽车站,我独自坐车到利兹,他在车站等我。」

 

王宇平此行与父亲相聚了四个月,他形容父亲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喜欢跟年青人交往。他在海外一直过着独居简朴的生活,但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好些学生和学者都爱跟他一起聊天饭聚。父子俩的话题却甚少涉及政治,多是闲话家常,只记得父亲曾提及中共党内最坏的两个人是王明和康生。

自小缺乏父母关爱的王宇平表示,长大后逐渐体会到母亲当年带同幼弟离去,以及父亲远走他方,都是为势所迫,心中已无怨愤。既尝过骨肉分离之痛,便不想留在大陆的妻女有着自己同样的经历,而且父亲在英国的生活也非富裕,所以没想过要留在英国。

回程时为了省钱,王宇平经香港坐火车回大陆,在香港逗留的几天,由父亲的托派朋友接待,其中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长毛」梁国雄。王宇平说:「他为人热情,照顾周到,陪我到山顶游览,离开那天,还亲自送我到红磡火车站。」

随着前苏联为托派平反,中国对托派也转趋宽松,被指为「托派反革命案」主要领导人的郑超麟一九七九年出狱后,中共给他「上海市政协」的虚衔;从人民出版社分枝出来的东方出版社,在二○○四年亦以只供内部流传、半公开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然而,托派对中共政权的批判深刻尖锐,王宇平估计在未来数年,中共对托派分子的态度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王宇平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王燕祺居于上海,但彼此没有联系。王凡西去世后,朋友把他的骨灰运返香港宝福山安葬。到二○○五年,王凡西的妻子马裕生亦离世,王燕祺来港把父亲一半骨灰带返上海与母亲合葬。这对分离了逾半世纪的夫妇,终于可在人世间以外的地方再续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