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极端时代”一书中，把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1914年8月，标记为“短二十世纪”的开端。

按霍布斯邦的说法，那个短世纪结束于德国统一和苏联“东方集团”解体的1989-1990 年。他认为，1914-1918 年的“大战”，是该世纪的决定性事件。

就像霍布斯邦所写的，正当九十年代早期南斯拉夫遭肢解时，他观察到小区间的冲突重新点燃，地点就在代表“凡尔赛宫的老鸡们再一次回巢”的“巴尔干火药桶” — 意思是，1919 年施加在巴黎以外地区的惩罚性和平的回荡，一直持续至70 年以后。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当然会注意到，那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之创伤在如何地继续溃烂。

工业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第一次广义“全面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  总共的伤亡人数、 包括军人和平民，估计高达 4000 万 —  受伤者更多，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士兵被芥子气噎死，或落得终身残疾。

这场战争结束了数百年来由西泽、 沙皇、 皇帝、 中欧东欧皇帝和中东苏丹的王朝统治；把大英帝国带到了最终消亡的阶段；并把法国进一步降为次等强权。它结束了摇摇欲坠的“欧洲病夫”，君士坦丁的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曾经统治过南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西亚和北非。它助长了日本想成为主导东亚地区的帝国主义强权的欲望。

帝国的核心竞争

这场战争破坏，为1917 年2月和10月的俄罗斯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且就像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大胆宣布的那样，导致了第一次 “构建社会主义秩序”的 尝试。同时，它预示着一个新帝国秩序的到来，因为美国已经具备了一个强国的生产力，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正在最终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首要超级大国的路上。

虽然把战争完全点燃的火花几乎是个意外 —  1914 年 6 月末，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弗兰兹大公费迪南在塞拉耶佛被波黑塞族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 — 但这场战争的根源显然则更深刻。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但不止于此，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因素 —  资本主义追逐的市场、 原料、 廉价劳动力、静态投资市场，或者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解决方案。

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次全球战火确实是国际范围内综合资本主义不平均发展的结果。双方都有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协约国方面是英国以及法国和日本，后来加入了美国。同盟国方面由统一的德国领导， 1914 年时德国是欧洲大陆上最强最先进的经济体。

各自的战争联盟还包括半工业化旧秩序政权，这些政权已经被法国、 德国和英国的资本渗透了。俄罗斯加入了协约国一方，虽然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已经是衰落中的帝国，他们却站在德国方面。一旦开战，战争也提供了或真或幻的机会，让一些 “次级帝国主义”强权意大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强化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收复领土的野心。

在这场战争结束时，为了惩罚性战争赔偿，1919 年战胜者在凡尔赛宫迫使德国为这场战争担负唯一的责任，这种强迫做法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与纳粹的兴起。但有很多“战争罪责”涉及者是多方面的。

战前德国的执政圈肯定都渴望扩大该国所谓“阳光之地”的全球政策（Weltpolitik）。在制造业实力方面，德国已经是该大陆仅次于美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德国起而挑战英国，后者不再是“世界工厂”，但仍主导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商业和保险中心。

英国霸权的关键在于其“统治海波”的能力，了解到这一点后，不只是德国，还有美国和日本计划建立自己的海军，把它作为一种在全球投射实力和威胁的方式。长时间的进展，一个大国争相获取和控制正式和非正式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以前瓜分的或令人垂涎的领土，也加剧了竞争者之间的相关“陆地军备竞赛”和战争计划突发事件。

重要的是，推进帝国野心的不只是经济因素，还有突出相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 膨胀的民族优越感观念，“命运”和神定的“使命”。

那个时代充斥着“科学”种族主义 — 关于人民的种族等级划分和变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那虚假的教义（达尔文自己从未声言的说法)“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被投射到所有民族。

各个主要交战方都推销自己的军事成就或者“军事种姓”，名义上总是“防御”，推销者是帝国主义战略家，企业“说客”，保守政党、 一个沙文主义新闻社和一个致力于“男子气概”的男性神秘军国主义。

在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他们王国统治者的神授权力时，把战争是治国的合理媒介和净化全民健康的关键力量的说法，通过学校及大众文化和讲坛散布开来。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战争是作为一个尝试来临的，它试图清算民族主义的旧账 — 像法国的那些资源丰富的省份，如被普鲁士在1871年扣押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另外，它不过成了多个强权长期争夺战中的一个确定回合而已，强权进行了一连串的长期争夺，目的是控制东欧、中东、非洲、高加索地区和黑海及里海地区 — 这些地区至今仍然令人觊觎，因为其具有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富有碳氢化合物和其它“至关重要的”资源。

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这场战争的原因，还有各交战方都尝试解决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动荡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的基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转换和日益严重的周期性危机。并不是各个统治阶级都一致地把战争看成一条通向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的路。但是，肯定有人把帝国的扩张设想为补救国内阶级动荡的一种办法。

此外，许多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企业金融公司，不受国界限制，插手破坏长期的既成结构，破坏帝国内部关系准则的稳定。正如霍布斯邦指出的：

“…资本主义积累的典型特征，恰恰是它没有节制。标准石油公司、 德意志银行或德比尔斯钻石公司的 ‘自然边界’是宇宙的尽头，更确切地说，是其扩张能力的极限。”(帝国时代，318)

先是两场巴尔干战争和北非及其它地方帝国主义内部的争端，导致1914 年的强权阵营形成，大战则接踵而至。还有，大战之前，早些时候的冲突和社会动乱，也改变了欧洲强权的看法和现实。

最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俄罗斯败在日本手中，导致俄国革命的“预演”，鼓励了维也纳执政圈把奥地利当成地区强权，牺牲俄罗斯的“南方斯拉夫人”塞尔维亚表亲 — 这成了巴尔干紧张的一个关键原因。

全面战争，全面恐怖

中产阶层年轻人— 来自法国、德国、英格兰、奥匈帝国和其它地方 — 执着于民族主义热情，相信他们将“在圣诞节之前”回家，成群结队的在8月份迅速地从军。其它人，尤其是工人阶级，表现了较少的热情，而在俄罗斯和其它地方，动员起来的炮灰，大部分是装备不良的农民募兵。

1914年11月，毁灭性的陆地战激斗到东面，法国东部僵持不下的军队已经深挖战壕，为了超过四年的结局不定的互相残杀而挖掘。

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可怕，受害者主要是大众阶层。总的统计资料肯定是低估了，但传达出某种意义。被动员参战的人数估计有 6500 万人。其中，估计有 680 万人的死亡与战斗有关，同时也许还有 300 万人死于疾病。另外失踪的 770 万人，估计已死亡，而且大约有 800 万人落下了终身残疾。

由于一连串可怕但无结果的战斗，西部战线的战争成为一个人间地狱，德国士兵会称之为“榨血机”（blood mill），英国士兵“汤米们”，称之为“大型香肠机”。

单是一个无结果的相互残杀，1916年7 月至 11 月第一次索姆河战役，估计造成了 120 万人死伤。在接仗的第一天，单是英国就遭受了约 60,000 人的伤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在总共400 000 人的伤亡中居第一。德国人的伤亡者约 50 万人、非死即伤。

经常被忽略的是，总的伤亡人数，包括军人和平民，在东方 — 奥匈帝国，俄罗斯、 巴尔干半岛和奥斯曼帝国 — 就更高了。

 战争国家资本主义

对于那第一次真正国际化的“全面战争”，一个人要如何开始把握它的性质呢？最新近的大战史学家之一，约翰· H·莫绕，总结说：

“这场战争造成大规模的肆意屠杀。各条战线成了屠宰场；军官即屠夫；而文官政府，无论独裁或民主，成了炮灰的动员者和屠杀的执行者。企业家和科技大师们提供和创建了数量令人惊叹的破坏工具；知识分子、新闻、 电影和艺术为屠杀准备心理上的题材。合资格的男性人口成为炮灰；其余的成年男子、妇女和青年成了劳工，生产屠杀他们的工具；孩子们，是未来战争的潜在参与者，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交活动。这场战争使整个社会深陷泥沼。”（大战 — 帝国主义历史，The Great War — An Imperial History,72)

所有交战各方诉诸于某种形式的战争国家资本主义，也即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所有权仍在在私人手里，但国家购买战争物资，支付方式主要是贷款、信贷和通胀，那时及以后，这些费用都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因为经济服务战争，于是由军人或者文人领导的规划机构，或者两者一起，做各种协调，对资源作分配。

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运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工程和科学专长服务于这场战争。结果，这是一个先兆，更糟的还在后头，国家资助的研究与开发，导致那个时代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上，出现一连串快速的技术进步 — 改进的机枪、长程火炮和火器、引进了火焰喷射器和坦克、战机、潜艇和毒气。

如果说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么战争国家资本主义则孕育了灾难的最高阶段。

最初，战争需求拉动了工作，至少带动了英国 法国和德国那些与战争相关的技术和半技术行业。在美国，战争生产帮助把“大迁徙”中的黑人工人拉到北部工业中心。由于大规模的伤害仍在继续，数以百万计有经验的产业工人受制于战争草案。他们在战争工厂的位置被非熟练者代替，其中有妇女，年轻和老年工人，战区难民、殖民地义务兵和战俘。

工厂越来越军事化，这时工厂业主重组并加速适应美国式的大规模生产技术，而所有人都在忍受剥削率的增长， 这就是 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谓的“福特主义”。

国内战争也把新的约束纪律强加给整个人民。交战各方立法，或颁布“国土安全”措施，把持不同政见者定为刑事罪犯。国内监视和审查激增 — 听起来不是很熟悉吗？—  因为国家不仅扩大了它的控制镇压机构和机制，还有募招的线人及爱国团体举报“可疑行为”并强推思想一致性。

自然减员及其成本

作为其“全面战争”的另一部分，英国和法国利用军队和从其殖民地征集来的劳工，并且从整个非洲、印度、印度支那和加勒比地区征集来有色男人，为“文明”参加他们的战争。

有时，在西部战线，法国和英国的指挥官把他们用作可牺牲的攻击部队，以便白人士兵不会“浪费”掉，在后方，这些殖民地居民依次经历各种等级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歧视，无论他们是从法国非洲殖民地运来的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是120 万左右的印度战斗人员及在每个战区为英国人服徭役的劳工，都是这样。

当法国和英国动手攫取德国在整个非洲的土地时，殖民地军队也付出了代价。英国也牺牲了一些男子，这些人来自后来所谓的“白色统治”地 —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南非。

由于没有一方能赢得一场决定性的“突破”战斗，全面战争成了消耗战，旨在削弱敌人的战力和斗志。因此，各条战线的战争经常抹杀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平民成了攻击目标，如果不是直接的目标，就是经由贫困和苦难的攻击而遭到伤害。

早期，英国海军封锁德国的北海各港口，部分原因是为了封堵德国战争舰队，但更多的是为了制止任何与战争有关的物资包括食品的进口。德国人用潜艇战对付英国商船，但西方协约国汲取巨大资源 — 来自于他们所有财产和美国的金融、 原材料、农产品和人力 — 的能力最终提供了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封锁造成的消耗影响加深了，因为大批农村男性和牲畜尤其是马，都被征召。他们的缺乏，导致整个中欧和东欧的农业生产、特别是谷物，大幅度下降。剩下来可用的东西，首先供给忙于糟蹋整个东西部农业地区的军队。

在对战争生产至关重要的工业城市，由于食品供应减少，于是实行配给。到1916年-1917年，黑市兴盛，价格膨胀，大众阶层的购买力被削弱。

在这场战争的第三年，整个德国每周人均基本食品消费量暴跌。其结果是，妇女和儿童的死亡率达到 50%；死亡归因于结核病增加了 70%以上。出生率下降了 50%，而德国卫生局把约730,000 人的死亡归因于“饥饿封锁”。奥地利，尤其是在维也纳的条件则更加糟糕。

营养不良成为普遍情况，饥饿并非不寻常现象，而传染性疾病、斑疹伤寒和霍乱，横扫整个东欧的弱势群体 —在俄罗斯有超过300万人，而其它数百万人在罗马尼亚、 波兰、 塞尔维亚和小亚细亚。

奥斯曼帝国的25%人口，多达 500 万人丧生。绝大多数是平民，死于疾病或饥饿；其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和土耳其种族清洗的希腊受害者。

革命的后果

条件继续恶化，征兵或监禁的威胁再也不能阻止罢工和群众的示威活动，活动的领导者越来越多地是遭受重压和低工资的劳动阶级妇女，她们常常是单独养家的负担者，常常不得不每天花费额外的数小时寻找食物。

1918年1月下旬，在柏林开始了全国性群众罢工，涉及人数超过 100 万人，要求的不只是食物，还有和平与政治变革 — 未来事件的前兆。国内动乱，伴随着疲惫士兵们发起的大小不同的兵变，被形容为工业化战争的群众罢工。

其中一个在 1917 年 4 月， 由俄国二月革命发出声音，集体拒绝继续发动无谓的屠杀攻势，涉及44个战区的军队，有一半是法国军队，并且要求“停止屠杀”，要求“正义”和“和平”。

历史学家认为，在西部战线，新鲜的美国军队和物资的大批到来，是德国战败的决定性因素。但主要的同盟国已经筋疲力尽。各条战线上的士兵实际拒绝忍受杀戮，整个欧洲一联串争取面包与和平的平民罢工，显然发挥了其历史性的作用。当1917年-1918 年俄罗斯和德国军队从内部垮台时，当战争令人厌倦得“用脚投票”时，那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

这场战争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大规模混乱，迎来了1917 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俄罗斯专制主义死亡，取而代之的临时政府愿意继续这场战争，协约国的措辞改为伍德罗·威尔逊 重新定义的战争目的，“使世界有民主的安全”。然后在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夺权。

面临着巨大的革命挑战，并决心拯救年轻的革命，在 1918 年 3 月，布尔什维克同德国在布雷斯特缔结了一昂贵的单独和议。虽然俄罗斯统治阶级的被剥夺，向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发出了革命希望的信息，该协议加上对私有财产的革命征用以及国有化，同时诱发俄罗斯资本主义盟友的永久仇恨。

这以后，十月革命立刻使得各地统治阶层的最首要目标是反对革命，协约国的一个主要目标，即刻就变成了战争，目的是要使他们的世界免受布尔什维克“细菌”的传染。

受到革命承诺的鼓舞，但也被可怕的条件和可能的历史性转机推动， 1918年-1919年世界各地的阶级冲突都点燃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战争破坏催化造成的自发起义，都被反动势力击退。最灾难性的，是1918年 - 1923年德国革命的命运。（这个故事显然过于复杂，无法在这里详细说明。关于背景知识，请参阅‘查理邮报’评论保罗·利未著作的论文，http://www.solidarity-us.org/site/n....)

当然，如果德国革命和意大利、匈牙利和其它地方工人阶级的起义成功，就能为俄国革命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这样的话，世界本来就会不同的。然而，在那些地方，来临的是反革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纳粹主义的种子，因为在凡尔赛宫施加的报复性条件，确保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怨恨持久，从而滋生了纳粹主义。

与此同时，协约国武装干预1918年-1920年的俄国内战，早期由隐蔽的美国资金资助，让伍德罗·威尔逊关于自决的战时说法成了谎言，使得苏联涉及敌对的“包围”中，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回响在后冷战时期的美俄关系中。

与此同时，在东欧的废墟之上，新的国家兴起或旧的国家复兴，其中有波兰、 立陶宛、芬兰和天生不稳定的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估计有 3000 万人伤于新边界上的错误一方，成了几十年来摩擦的一个根源。

胜利者，法国、 尤其是英国，极力重排帝国地盘和重绘地图，不只是在欧洲，还要在中东、非洲和其它地方这样做。

阿拉伯人民曾被引导，使得他们期望，因为他们的战时努力，其民族性会得以承认，可是英法否认了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性，瓜分了奥斯曼中东。他们划定边界，界定了今天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及外约旦的最终“托管”，他们不理会种族、宗教或小区的关注，至今这仍然是个问题。

该区域的主要对抗的种子，已经通过‘战时贝尔福宣言’ 种下了，英国承诺促进“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的家园”，规定“......任何可能损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小区的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都不应做......”

战争的教训激发了正在进行的结束欧洲殖民主义的斗争，来自印度、非洲、东南亚和加勒比的军队回国后，要求权利和“自决”。那些来自巴黎的人中有年轻敢斗的越南人胡志明和南非泛非大会的成员，凡尔赛宫无视他们，自由主义的民主言论和帝国主义现实之间的鸿沟，教育了他们。

协约国的盟友日本，试图在凡尔赛宫的《国际联盟盟约》中加上一条谴责种族歧视的条款，遭到英国和法国的拒绝后，突然离开。在战争期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它很快就寻求扩大帝国在中国大陆的利益。意大利否认了加入协约国的领土的承诺，也离开了会议，并且很快转向了墨索里尼，“纠正”凡尔赛宫的“错误”。

美国在这场战争之后上升，转向确保未来全球金融动荡的经济措施。非常简单地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提供贷款给德国，努力把动摇年轻的魏玛共和国的战后经济危机稳定下来。柏林用这笔钱支付赔款给法国和英国。这些付款然后被后者用于偿还大规模的战时美国贷款。

一路赚取利息，当黄金跨过大西洋，以及直接投资流入德国时，相对稳定和信心得以恢复。那就是“道威斯计划”的工作 — 也即，直到 1929 年美国股市崩盘迫使银行要求收回贷款时，发生国家债务违约，以及国际信贷枯竭。

正如他们所说的，其余的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