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声明，于2015年2月24日在阿姆斯特丹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上通过。

形势

1）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2014年的特点是过去20年运动的深化。以色列加强了其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控制。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在继续并加快了速度。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没有间断，并伴有经常性的、针对性强而极端暴力的军事攻击，这种攻击，在2014年夏季对加沙地带的最新血腥行动中，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由于以色列社会与政治激进右倾化，对巴勒斯坦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绞杀仍在继续。

2）在1993-94年奥斯陆协议之前，这些动态就已经显示了出来。长期征用巴勒斯坦土地和进行种族清洗，这个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很久，在不同的关头，其规模不同，节奏也不同。但今天的情况，只可以考虑采用 '巴勒斯坦自治'所做的改变。在这个期间里，以色列对主要的巴勒斯坦人口中心的直接军事占领已经结束。直接占领已由巴勒斯坦政治-行政压制性机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巴勒斯坦以外的巴勒斯坦难民被边缘化。

3） 和平进程，进而分配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任务，都充斥着内在的矛盾。那意味着，以镇压作为后盾，通过国际援助的分发，遏制巴勒斯坦的要求。但由于缺乏任何真正的政治进展，矛盾在2000年9月爆发，爆发了第二次起义。然而这场反叛表明，面临所谓的和平进程，广泛的巴勒斯坦各社会阶层拒绝保持沉默，因为还面临前所未有的加速殖民化：在现实中，以色列的占领几乎不加掩饰地卷土重来。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一方面，有人主张试图在反占领斗争和同占领当局合作之间保持令人难以置信的平衡，另一方面，有人支持勉为其难地融入殖民制度，起义进一步张显了权力机构高层间的分裂。

4） 以色列镇压起义，清除逮捕数千名抵抗战士，其中大多数来自法塔赫。这个暴力镇压让巴勒斯坦领导层中最软弱的投降派得以加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死亡和阿巴斯的继任，表现了力量的新平衡。2005年以来，在阿巴斯及其新旧同事的领导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充分发挥了辅助以色列占领军的作用。在美国监督下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门的重组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此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高官，现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推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加快了把巴勒斯坦经济融入并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程，而其要融入的主要当地代表是：以色列。虽然，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部，仍有来自法塔赫的民族主义分支敌视与占领者合作，但他们正变得越来越边缘化。

5） 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在2006年立法选举中的胜利，是巴勒斯坦社会多数人意愿的一个新表达，尽管是曲折的表达，却表明多数人拒绝服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命令，拒绝给投降而腐败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层任何政治支持。然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层与法塔赫等同起来： 虽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统治者在个人选举中失败，但法塔赫作为一个组织，在全国党派名单投票中获得的百分比只是略低于哈马斯。

6） 哈马斯胜利后，紧接着，在加沙地带，针对法塔赫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兰（Mohammed Dahlan）的未遂政变，哈马斯反应的结果是完全掌控加沙地带，尽管哈兰有美国、埃及和以色列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但这把哈马斯暴露在奥斯陆协议的矛盾前。哈马斯内部有日益明显的分歧，有人主张抵抗以色列，包括武装抵抗 — 进而与阿巴斯领导层对抗 — 有人支持与阿巴斯领导层和解（因而与以色列'冷和平 '相处）。

7) 哈马斯面临的问题，同法塔赫在巴勒斯坦自治第一年面临的问题一样：纳入占领系统的共管结构，同时继续反对占领的斗争，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张。到目前为止，哈马斯已经设法维持其团结，把其微型国家机器的庇护式管理同其保持在加沙地带的武装斗争（与其它巴勒斯坦组织一起，这些组织的知名度较高，规模较其它者更大）方向，特别是对以色列的侵略作出反应，两相结合。这使得哈马斯可以保持其合法性，无论是直接受益于该运动制度化（通过挪用一些微型国家机器的收入）的那些人 — 支持与以色列有较和平的关系 — 还是那些最边缘化阶层的人们（特别是在难民营)，他们反对与以色列有任何形式的和平关系，在这两者中间，哈马斯都可以保持其合法性。

8） 这不稳定的平衡也取决于话语 — 巴勒斯坦伊斯兰国家的反动乌托邦，其时空范围仍然是有意未作具体说明的 — 这使得它能够团结不同社会范畴的人，甚至其物质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人。哈马斯没有垄断宗教意识形态，在巴勒斯坦政治中，这不是分裂的主线。但宗教是哈马斯的中心，体现在运动的计划和实践中：妇女的边缘化，宗教取代政治、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之间的混乱、等等。展望以后，建立让各个巴勒斯坦抵抗派别团结斗争的包容性框架，这个需要是明确的，这突显出替代哈马斯政治领导的另一种领导的必要性。

9） 巴勒斯坦左派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和巴勒斯坦人民党（PPP），和穆斯塔法·巴尔古提派(Mustafa Barghouti)) 今天无法形成必要的另一种选择。主张完全（巴勒斯坦人民党（PPP））或部分（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融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者，和主张（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哈马斯与阿巴斯领导之间全民团结的人，他们是分裂的。因此，左派对和平进程的暧昧态度举足轻重。与巴勒斯坦人民党（PPP）不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表面上反对奥斯陆协定。但其领导人坚持巴解组织的合法性，这使得他们的一些批评失声。他们未能建立第三势力，把唯一可信的反对派外衣留给了哈马斯，先是反阿拉法特，然是反对阿巴斯。由于这种远见的缺乏，很多左派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逐渐转向非政府组织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往往必不可少，但只要它与另一个政治选择的构建无关，它就在帮助把巴勒斯坦社会非政治化和非政府组织化。

10） 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继续激进右倾化。最近，由种族主义、反民主的极右势力控制的以色列政府，继续并加速定居点、压迫和种族清洗政策，不仅针对西岸（除去定居点)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而且还针对1967年前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派，对这些事态的发展也有责任，他们要不参加联合政府，要不就对这些政策保持沉默。和平运动因为转向工党而付出了代价。现在只有小型反殖民主义者团体正在进行斗争，全面反对以色列殖民主义，和团结巴勒斯坦人。不幸的是，今天，他们在以色列社会中是少数。他们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以色列政府和极右团体的压迫和骚扰。

11)整个来看，这些事态发展以及力量关系转变得不利于巴勒斯坦人，对此要获得充分的理解和分析的话，就要把它们置于其区域和国际背景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以色列国其实是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得益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公开或间接的支持。奥巴马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之间存在的紧张局势，不会对以色列有任何压力；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削弱了，不能与他们的以色列盟友进行公开对抗。有些国家，像巴西、土耳其或甚至中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比较关键，这些国家正在继续加强他们与以色列的军事和商业联系。几个欧洲国家最近的投票，建议承认巴勒斯坦国，可能表达了对以色列暴力、傲慢自大和固执的恼怒，以色列国变得越来越明显的孤离，但在外交的力量平衡方面，这并没有导致任何真正的变化。阿拉伯革命的进程，提出了打破巴勒斯坦区域隔离的可能性，但正处在退却阶段，原因是，不同形式的反革命，专制政权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两者都在兴起。这一进程还没有被击败，而该区域是很不稳定的，新事态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特别是在叙利亚和埃及，它们可能对巴勒斯坦局势产生影响。目前革命的起落，有利于以色列政府，因为阿拉伯国家之间有极端形式的竞争，以及几个阿拉伯国家日益加强与以色列的合作：埃及、约旦、海湾国家等。同以色列所享有的广泛有力的支持相比，巴勒斯坦人的隔离，更加突显出国际团结的至关必要性，因为那是改变力量关系的关键。

任务

12） 近三年来，我们目睹了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战术改变：它已决定直接向国际机构求助，因而部分地离开了奥斯陆协议框架的约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因而要求加入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分支，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 (ICC)，试图使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撤离的时间表，等等。这最后一次尝试的失败，表明战术转变的局限。于是，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寻求把其上诉到国际刑事法院，主要是以色列和美国的金融制裁威胁，就笼罩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会瘫痪巴勒斯坦机构的运作。

13）不过，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即：这些举措揭示出巴勒斯坦领导层日益认识到，美国监督下的和平进程和双边谈判，已走向一条死胡同。即便如此，当时阿巴斯和他的同事并没有明确地设想与奥斯陆协定做正式决裂。相反，他们的目标是改善与以色列的力量关系。尽管以扭曲的方式，这些举措也反映，比例稳步增长的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渴望逃出和平进程的笼子，因为这个进程的每一天，都使巴勒斯坦人民族权利得以满足的前景更遥远。

14） 正是这种特别的认识，引导巴勒斯坦人在2005年7月发动了杯葛、撤资和制裁的民间社会呼吁。他们没有采取长期解决办法的立场，他们注意到谈判战略的失败和力量的不平衡关系，因而设定的目标是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孤立以色列，直到获得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BDS（杯葛、撤资和制裁）于是意味着摆脱双边谈判及可接受之妥协的逻辑。其目的是要建立机制，迫使以色列改弦易辙，因为直到现在，除了实力语言，以色列一直顽固地拒绝说任何其它语言。军事对抗是巴勒斯坦的死胡同，但有其它方法可以打破同以色列军事对抗的逻辑，并在国内把外部压力与人民运动的新发展结合起来。

15) BDS（杯葛、撤资和制裁运动）为国际声援运动提供关键工具，不仅是对以色列，也对其他暗助其占领的国家，进行谴责和加压，还对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巴勒斯坦领土做经济剥削的大型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加以谴责和施压。在过去的十年，尤其是紧接着2008年-2009年冬天的加沙大屠杀，BDS（杯葛、撤资和制裁运动）的国际规模取得了稳步进展。它已成为声援运动的中心活动，在抵制和撤资的方面，赢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

16) 巴勒斯坦BDS（杯葛、撤资和制裁运动）的启动，依靠的是国际声援运动的创造力和战术感，他们考虑每个国家可能的不同方面和适用于特定国家和区域现实的BDS运动。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突出不同的要求，有利于对以色列可能有真正影响的要求：中止欧盟-以色列协议，立即终止埃及对加沙地带封锁的参与，并且开放拉法过境点、武器禁运、结束与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合作（例如，地中海中的燃气提取），释放囚犯 — 尤其是儿童囚犯，等等。除了对战术做适应化修改，关键的事情，还有拒绝在基本要求上做任何让步，坚持BDS（杯葛、撤资和制裁运动）停止的前提是，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整体，巴勒斯坦民族的权利，包括在1967年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以前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历史巴勒斯坦境外流亡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

17） 通过BDS运动，在此之外，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加强不同的社会劳工运动 — 工会、农民运动、女权运动、LGBTI运动、人权运动、进步基督教运动等等 — 同其巴勒斯坦同行之间的接触、连结和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直接让巴勒斯坦人受益，打破对他们的封锁，启动声援运动，使自己更深地植根于全国和区域的社会政治运动，扩展他们的社会基础和观众。反革命在该区域造成的混乱，特别加强了大批巴勒斯坦难民趋向欧洲的理由：考虑这个新的事实，应该是相关的捍卫移民及难民权利的声援运动的当务之急。把BDS运动刑事罪化，此外，更大程度上，特别是在法国，把声援运动刑事罪化，也是一个新的事实，在我们进行尽可能广泛而统一的动员时，应当注意这个事实。

18）当然，在声援巴勒斯坦人运动内部，我们应该打击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拒绝与极右势力有任何形式的协作。最近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发生犹太人民被蓄意杀害的事件，突显出需要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以宗教或种族为基础的诬蔑，也突显出犹太人反占领运动的出现和声援运动内部网络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要发展坚持原则的声援运动。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这并不排除对阿拉伯或穆斯林文化采取包容性和积极主动的态度，因为后者经常为声援运动提供一些主要的支持依据。与此相反，声援运动应努力或深化与代表这些群体的力量的合作，包括回教运动和基层组织，团结是可能的，只要不放弃基本原则，比如拒绝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忏悔解决法和宗教服务中的任何工具主义化的声援。

19) 最后，是重要的是，按照巴勒斯坦左派力量的多样性，不加任何先决条件，建立和培养与巴勒斯坦左派力量的联系。一方面，这种对话应集中在联合工作的形式上，后者可能在国际声援运动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对话聚焦于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反帝左派的重组，聚焦于我们能够对这个过程所作的贡献，尤其是在捍卫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面。在这方面，阿拉伯地区的革命左派组织举行联合会议和发表声明，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即使我们有时可能会觉得他们不完美或代表性不足。我们的任务是树立他们，加强他们和扩大他们，同时尊重多元化并允许战术分歧的存在。在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运动中，我们应该打击把区域革命进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对立起来的任何企图，特别要反对唤回该地区政权对巴勒斯坦人要求的历史敌意，并强调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与反对政权的斗争是互补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其它争取解放的斗争，两者的结合，也应特别在我们的教育制度里，特别包括在国际研究和教育学院（IIRE）的课堂里加以强调。

20） 在所有这些斗争和讨论里，我们将坚持第四国际2010 年世界大会决议中的要求: 以色列军队立即无条件地从其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撤出；拆除自1967年建立的所有殖民点；销毁隔离墙；释放以色列扣押的政治犯；立即和无条件地解除对加沙的封锁 --- 这些是作为基于平等权利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初始步骤。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所有形式的斗争，以便获取他们的权利：不受任何外来干预的自决权；难民回家的权利或要求赔偿的权利；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此外，我们重申，必须解放阿拉伯人民，必须拆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代表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项目，支持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能在一起生活的权利完全平等的政治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