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上海約一小時車程的浙江海寧市，常標榜出了兩位近代著名作家：徐志摩和金庸。其實它還是已故托派元老王凡西的故鄉，他的筆名「雙山」便是源於海寧市中心的兩座山：東山和西山。但托派一直批判和揭露中共的專制獨裁，王凡西的名著《雙山回憶錄》至今尚且不能在大陸正規出版，海寧就更不會有紀念他的設施。筆者月前到訪海寧，有緣找到王凡西的長子王宇平，他已年屆八十五，中共五二年「大肅托」後，就被下放到海寧生活。年近花甲，才有機會到英國，與分別近四十年的父親重聚。

王宇平一九三○年生於上海，是王凡西與首任妻子葉英所生的長子。他說，父親一九二五年進北京大學唸書後加入共產黨，與母親同是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熱血青年，於一九二七年一起被中共派到蘇聯留學。至於父母的婚戀經過，他並不清楚。父親在英國時曾不經意的向他提及：「王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其貎不揚，在蘇聯時卻想追求你母親。」

王凡西在蘇聯期間，因看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於一九二八年參加了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其後稱為托派)，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九年回到上海後，他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翌年，因托派身份被發現而遭中共開除黨籍，其後與陳獨秀一起推動左派反對派的發展。於三一年當選為統一的托派中央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編輯。

但一個月後，王凡西、樓國華等一批托派中委遭國民政府逮捕下獄。鑑於形勢兇險，王宇平被祖母帶回家鄉撫養。監獄的惡劣環境，令王凡西染上嚴重肺病。一九三四年出獄時，留在上海的妻子葉英已帶同幼子改嫁，他無奈回到家鄉海寧，租住西山上一間小屋養病。期間，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馬裕生。

一九三五年，王凡西到上海參加新成立的托派全國中央臨時委員會，並創辦論政刊物《鬥爭》及《火花》，繼續追求他的革命理想。翌年，他與馬裕生結婚，一年後誕下女兒鳳崗（翌年夭折），女兒出生不足兩個月，王凡西再次被國民政府拘捕，關押在南京監獄。日本空炸南京時，監獄被毀，國軍敗退．王趁機逃脫，輾轉避難到香港，於一九三八年二月返回上海，繼續托派的工作。

此後幾年間，儘管飽受斯大林派的誣蔑和種種打擊，中國托派不但再度活躍起來，還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員。當中王凡西作出很大貢獻，尤其文字宣傳方面。他出任公開的《動向》月刊編輯和撰稿，並翻譯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俄國革命史》等。

一九四二年，中國托派因政見不同分裂為兩派：彭述之與劉家良領導的多數派，以及鄭超麟、王凡西、陳其昌、樓國華領導的少數派。二戰結束後不久，少數派在上海創辦《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執筆人之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進駐上海前夕，由於擔心中共打壓托派，王凡西與樓國華由上海遷移到香港建立聯絡站，幾個月後，王因托派身份被港英當局逮捕，驅逐到澳門。

王凡西在澳門以教學和寫稿維生，不斷思索和評論中國的問題。在一九五七年寫成極具史料價值的《雙山回憶錄》，其後又發表了《毛澤東思想論稿》、《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著作。王凡西原名王文元，「雙山」是他眾多筆名之一，因在四十年代常用「連根」這筆名發表論證文章，跟他交往的後輩都稱呼他為「根叔」。一九七五年，他得到朋友幫助移居英國，至二○○二年，在英國利茲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

王宇平表示，自小由祖母養育，與父親聚少離多，跟後母的關係則並不融洽。生母改嫁後，在抗戰期間帶同幼弟到了重慶生活，起初有書信往來，後來便失去聯絡。因為生活貧困，王宇平十多歲就到杭州打工謀生，他記得父親臨離開上海往香港前，曾到杭州探望他，叮囑他好好照顧自己和祖母，道別時還輕撫了他的頭。

王宇平在五○年參加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財務管理，幾個月後就獲分配到杭州的政府部門工作。但到了五二年的十二月底，毛澤東為討斯大林歡心，大舉整肅境內的托派分子（稱為大肅托），連同托派的同情者，逾千人被逮捕或判刑。王宇平因父親的關係也受牽連，無法留在杭州政府機關工作，五四年被下放回家鄉海寧當小學語文教師。

王宇平稱，可能少時已投身社會工作，知道世途險惡，須低調實幹做人做事，所以雖經歷了連番政治運動，總算沒有受到嚴重的迫害；但大肅托期間，王凡西的兩個侄、一個內弟及他們好些朋友，都受到牽連而被捕，一個侄更死在獄中。有關父親的事，王宇平長大後才逐漸有較多了解，明白父親追求的理想很美好，但這個理想能否實現，實行起來又是否如他所想像的？王宇平表示：「難說了！」

王凡西到澳門初期，仍與兒子保持聯繫，其後中斷，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恢復通信。其後王宇平見政策較為寬鬆，便主動向父親提出到英國會面，最終在一九八八年成行，由於當時經濟拮据，只夠錢買一張往英國的單程機票，回程費用由王凡西支付。

父子分隔了三十九年重逢，問他當時感受，王宇平帶點感慨說：「很平淡，我們都是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人，沒有激動的心情，就像見到一個熟朋友的感覺，我連『父親』兩個字都叫不出口！他那年已八十一，年紀大，沒來接機，他的朋友把我從倫敦機場送到長途汽車站，我獨自坐車到利茲，他在車站等我。」

王宇平此行與父親相聚了四個月，他形容父親是一個十分隨和的人，喜歡跟年青人交往。他在海外一直過著獨居簡樸的生活，但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好些學生和學者都愛跟他一起聊天飯聚。父子倆的話題卻甚少涉及政治，多是閒話家常，只記得父親曾提及中共黨內最壞的兩個人是王明和康生。

自小缺乏父母關愛的王宇平表示，長大後逐漸體會到母親當年帶同幼弟離去，以及父親遠走他方，都是為勢所迫，心中已無怨憤。既嚐過骨肉分離之痛，便不想留在大陸的妻女有著自己同樣的經歷，而且父親在英國的生活也非富裕，所以沒想過要留在英國。

回程時為了省錢，王宇平經香港坐火車回大陸，在香港逗留的幾天，由父親的托派朋友接待，其中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長毛」梁國雄。王宇平說：「他為人熱情，照顧周到，陪我到山頂遊覽，離開那天，還親自送我到紅磡火車站。」

隨著前蘇聯為托派平反，中國對托派也轉趨寬鬆，被指為「托派反革命案」主要領導人的鄭超麟一九七九年出獄後，中共給他「上海市政協」的虛銜；從人民出版社分枝出來的東方出版社，在二○○四年亦以只供內部流傳、半公開發行的形式，出版了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然而，托派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深刻尖銳，王宇平估計在未來數年，中共對托派分子的態度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王宇平還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王燕祺居於上海，但彼此沒有聯繫。王凡西去世後，朋友把他的骨灰運返香港寶福山安葬。到二○○五年，王凡西的妻子馬裕生亦離世，王燕祺來港把父親一半骨灰帶返上海與母親合葬。這對分離了逾半世紀的夫婦，終於可在人世間以外的地方再續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