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生先生離開我們已十個年頭了，他慈祥的音容笑貎、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他為人的光輝形象，深深印入我的腦中，永遠不能磨滅。他是一位忠誠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者，終生堅持無產階級革命信念；又是一位品德高尚、學識淵博、精通英語、語言生動、誨人不倦的傑出好老師；更是一位才華橫溢、博古通今、文筆優美、嚴謹、清晰、流暢的一位翻譯家。

        他絶頂聰明、又勤奮好學，在溫州中學上學時從初一到高三六個學年段，他的成績是六個第一名，是溫州中學校史上絶無僅有的。他不僅專心學習功課，還博覽群書，眼界開闊，思想進步，愛國愛民，心懷全世界窮人的疾苦和命運。1942年他受從蘇聯留學歸來在浙江大學任教的安明波教授的托派思想影響，從而積極宣揚馬克思主義和托派觀點。當時托派被斯大林誣之以托洛茨基匪幫的惡名，中國共產黨的王明、康生之流陰謀家揑造為“漢奸”、“間諜”。這麽聰明的周仁生為什麽在革命道路上選擇了托派呢？其實並不費解，但說來話長。這要從托洛茨基這個人物說起。托洛茨基是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傑出的理論家和領導者，他領導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被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當時列寧為躲避被捕，不在現場，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湼夫又反對武裝起義。是托洛茨基領導了彼得格勒工人，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後，國內反動勢力在國際資產階級支持下掀起內戰，蘇維埃政權岌岌可危。在這緊急關頭，他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要職，組建了紅軍。在兩年半的內戰烽火中，親臨前線、身先士卒，粉碎了鄧尼金、高爾察克等英法支持的叛亂，拯救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內戰結束後，經濟建設的命脈鐡路運輸徹底癱瘓，又是托洛茨基兼任鐡路人民委員職務，用鐡的紀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恢復生機。因此托洛茨基當時的威望很高，是僅次於列寧的蘇聯領導人。而十月革命中的斯大林黙黙無聞。(根據普金政府制定的《俄羅斯歷史統一教科書新教學法總體構思框架》大綱在涉及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一章中，列出以列寧為首的11位黨政軍要人名單中卻沒有斯大林。)

        在內戰中斯大林操縱的軍事反對派嚴重干擾了紅軍的戰略部署，列寧說他沒有理論和原則，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他有強烈權力慾，利用職權，安揷親信，想建立聽命於他的集權統治。特別利用列寧患病的機會，獲得中央委員會指派他為患病列寧的監護人，千方百計限制列寧的活動，還指示在列寧病榻前所發生的一切都要向他本人滙報，連醫生的處方都要由他處置，甚至在電話裡對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進行無端辱罵和威脅，引起列寧極大憤怒。當列寧發現斯大林在對外貿易權問題上的錯誤和在格魯吉亞民族問題所採取的粗暴和典型的大國沙文主義態度，考慮決定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徹底改變黨的建制，擴大中央委員會的規模。1923年3月5日，列寧授權托洛茨基為格魯吉亞事件辯護，以及給斯大林的最後通牒。列寧把有關撤換斯大林的文件交給托洛茨基，要他在黨的十二大上宣佈。列寧逝世後，托洛茨基顧慮黨的分裂，仍希望斯大林能改正錯誤，使最高領導層能竭誠合作，而沒有公佈列寧的文件(即所謂列寧的遺囑)，這正好給斯大林為獲取最高領導權而清除最大障礙的托洛茨基提供了絶好機會。結果政治局全體六人中，除了列寧病逝，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季諾維也夫、加米湼夫、布哈林先後被槍斃，斯大林從此獨攬大權，但還不放心，派人於1940年8月21日將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用冰鎬暗殺了。

        中國赴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親身經歷了蘇共黨內的鬥爭。他們最關心的是1925 – 1927年中國大革命。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要中共參加國民黨。當時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就多次反對加入國民黨，孫中山只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要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許出版共產黨的報刊，這等於扼止了黨的喉舌。斯大林武装國民黨，陳獨秀要求給共產黨5000支步槍，斯大林都不答應。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斯大林通過在中國的顧問迫使中共向蔣介石妥協，特別是北閥軍已到達南昌，陳獨秀組織上海工人舉行武裝暴動，趕走了佔據上海的軍閥軍，但斯大林却認為這會影響與蔣介石的關係，要中共解除工人武裝，將勝利果實交給蔣介石。結果蔣介石順利進入上海後，馬上下手屠殺大批共產黨員和工人，即“四‧一二”事件。但就在“四‧一二”前一個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還說蔣介石是遵守紀律的，是最革命的。四‧一二慘案後，斯大林認為汪精衛代表國民黨左派，是革命的，要中共參加武漢政府，結果三個月後，蔣介石和汪精衛寧漢合作，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對共產黨人大屠殺，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斯大林不僅不為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人頭落地、大革命失敗負責，反而掩蓋事實，嫁禍於人，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身上，給他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投降主義帽子，並撤掉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唆使新任總書記瞿秋白在“八‧七”會議上說大革命失敗，我們黨有責任，但要全黨承擔，對革命不利，那就讓獨秀一人來承擔吧！這樣顛倒黑白，陳獨秀能服氣嗎？留蘇學生當時在莫斯科親身見到和聴到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主張，他反對中共參加國民黨，建議共產國際援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裝，在革命高潮時要建立蘇維埃。但托洛茨基的正確主張被斯大林封鎖，不讓中國共產黨人知道。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當時分成支持斯大林與贊同托洛茨基兩派。隨着這批贊同托洛茨基主張的留學生歸來，並帶回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當陳獨秀讀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文件時，恍然大悟：“這就是我所主張的中國革命道路”。於是堅決與斯大林路綫決裂。由於陳獨秀當時在黨內威望很高，一批黨內高幹如時任宣傳部長的彭述之等人也都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張，在黨內形成反對斯大林派的左派反對派。斯大林知道後命令將他們開除出黨。陳獨秀還是要革命的，他聯合了當時從蘇聯歸來的留學生們成立托派組織，組成了以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為指導思想的中國托派，進行中國革命活動。

        周仁生在浙江大學學習期間，在安明波教授指導下，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知悉十月革命和蘇共黨內鬥爭史，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接受了托派思想，至1946年4月，毅然加入托派組織。1946年7月，周仁生先生離開溫州，去上海參加彭述之、劉家良領導的托派多數派，擔任宣傳工作，並參加《青年與婦女》編輯部，1948年8月參加托派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建黨大會，繼續擔任宣傳工作。斯大林在世是不會放過托派的，1952年冬至，周仁生先生與中國大陸所有托派同時被捕，他被判無期徒刑。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死亡，而周先生却被關押27年，直至1979年6月5日才恢復公民權。

        周先生回到溫州，在溫州教育學院擔任外語教師，深受學生歡迎，並在他教的畢業學生強烈要求下舉辦英語進修班，要求跟他學的學生越來越多，教材越來越深。他們學完外國語學院的英語教材和四冊《新概念英語》，周先生繼而自編教材，例如選自《讀者文摘》等英美文章，不斷提高水平。這批學生跟着周先生每周學習兩個晩上，一直堅持22年，這在外語教學史上是空前的。周先生更把主要精力用於翻譯革命文獻，為《十月評論》等刊物供稿，翻譯法文版的《彭述之回憶錄》第一卷、英文版的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第二卷。這部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發行的《先知三部曲》三卷集，贏得1999年全國十大好書的榮譽。周先生深厚的中文和外文的功底和涵養，對原著的歷史背景和政治事件的透徹理解、文字表述的準確、流暢、清新、優美躍於紙上。

        周先生一生清貧，節衣縮食，高風亮節，每日勤奮鑽研學術至深夜。對學生熱心關懷，諄諄教誨，為人楷模。自年青獻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身處逆境，始終樂觀堅持革命信念直至離開我們，深感痛惜！

        一個革命者不能以個人壽命的尺度去衡量歷史進程，否則就要犯急性的左派幼稚病。從十月革命至今一百來年，國際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不斷增長，創造了大量物質文明，表明它還有生命力。而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就指出：“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 在資產階級社會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它不斷為自己制造危機，2007年的金融危機至今仍未消退，使整個歐洲一蹶不振。這表明財富極大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矛盾就越尖銳。難道金融巨頭有一天會自動變得不再貪婪？不論資本主義還能延續多久，它終究不是終極的社會形態，1991年蘇聯解體，只能表明斯大林主義的失敗，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終結。歷史的使命鞭策一批又一批走在前頭的人，不斷去提醒人們新的更合理的社會形態終將來臨，周仁生先生就是其中一批中的一員，嚴肅而認真地認識社會所發生的一切規律，並在這規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也是他選擇這條艱辛的道路，成為不把自己的任務消融到現實生活中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崇高的滿足。

        我崇信歷史唯物主義，正如中央編譯局施用勤先生等人在《托洛茨基自傳》譯者前言中所指出：“歷史(畢竟)是公正的，它不會永遠任人篡改，遲早會做出它的莊嚴宣判，嘲弄歷史者必將受到歷史的嘲弄！”